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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札记  作者:小猪笨笨

发表时间: 2015-08-03 字数:10438字 阅读: 717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4星

春秋繁露 董仲舒 新儒家
 

《春秋繁露》是董仲舒的代表作,原名《董子春秋》,因第一篇原名为《繁露》,后世整理者拿出“繁露”二字,更其名曰《春秋繁露》。鄙人认为《董子春秋》之名更确切。余近日观之,略有心得,便作札记一篇,以求抛砖引玉。

     

    一、新儒家的产生

    孔子是先秦儒家的代表,董仲舒则是新儒家的代表。先秦儒家=真儒家=儒家;而新儒家=伪儒家≠儒家。新儒家的代表作就是《董子春秋》。

从表面上看,董仲舒的思想是80%的儒家学派+20%的阴阳五行学派。但董子是借助阴阳五行学派,以宣扬儒家思想。故从根本上说,新儒家大致是80%的儒家+10的墨家+5%的法家+5%的道家思想。

新儒家的产生,有其历史必然性。

先秦时代,百家争鸣,但主要是法家与儒家之争。儒家代表了人民的利益;而法家则代表了君主的利益。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视万民如蝼蚁,丝毫无视百姓的权益。最终秦朝成为最短命的王朝。

于是,君主都不愿意以儒家思想治国,因为儒家是把国君和卿大夫的关进牢笼。但若用法家思想治国,秦朝的覆灭则是前车之鉴。

其结果是,黄老学派代替了法家。而伪儒家代替了儒家。法儒之争演变为黄老与伪儒之争。黄老学派大致是以80的儒家+20%的道家思想哄天下,以80%的法家+20%的儒家思想治天下。即道德规范、公序良俗以儒家为主;统治思想则以法家为核心。汉代法家更是吸取了黄老学派的两点主张:一是不再采取暴力手段,将工商没籍,充为奴隶。而是视工商为贱民,在经济上打压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二是发生饥荒时,也救济饥民。法家的妥协,使的法家与黄老学派难以区分。其实二者依然有质的区别,其实汉武帝真正推崇的不是黄老,更不是儒家,而是法家(详见《史记》札记——汉武帝)。

与法家相同,儒家也作出了妥协,于是,新儒家和《春秋繁露》应运而生。

 

二、儒道与黄法之争

汉代真儒家与伪儒家和谐并存,合称其为宽泛儒家或大儒家。大儒家与道家结盟,以对抗法家和黄老的同盟。儒道与黄法对抗的代表之一是《盐铁论》。

从汉武帝起,至汉昭帝时,御史大夫、众大夫主要是以法家和黄老为主。博士则主要以儒家和道家为主。这就好比今天的国家总理、政治局七大常委、政治局几十个委员,十之八九是法家和黄老。而中国科学院的1100位院士中,主要儒家和道家构成。

自汉武帝时,施行盐铁专卖。至汉昭帝时,在大将军霍光的建议下,汉昭帝下诏公开讨论盐铁酒类专卖。

御史大夫桑弘羊携众大夫坚决支持盐铁和酒类专卖。而以儒家和道家为代表的博士诸生反对官营盐铁和酒,反对政府与民争利。

最后,汉朝依然采取法家和黄老的主张,施行盐铁专卖,但放开了酒类。

此外,汉武帝重用法家张汤掌管刑狱,大兴冤狱,罗织罪名,夷族连坐,滥杀无辜。儒家主张的疑罪从无、不罪无辜等法治思想都彻底抛弃(详细见《史记》札记——汉武帝)。

汉代儒道与黄法之争的结果是:自汉武帝始,以儒道思想哄天下,以黄法思想治天下。

 

三、董仲舒的政治主张

前文有言,在汉代,儒家的政治主张完全不能实现。即便如此,也要简略概括一下董仲舒的主要政治主张。

1、以德治为主,以刑罚为辅。反对滥杀无辜。儒家并非不重视刑罚,而是国有重刑但无可用。因为人民生活富足,民风淳朴。道德是公民行为准则的上限,而法律则是行为准则的下限。人们都尊守了道德,法律自然就遵守了。

2、均调。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收入再分配。对富人收税,对穷人减免收税。避免两极分化。

3、不与民争利。一是君主、丞相和卿等当权者及其家属不得经商。二是反对盐铁官营。三是反对压榨盘剥百姓。

4、执政者应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道义与功利的区别是:道义是为人民利益计,功利是为自己利益计。

5、行仁政。例如:国家不能侵占人民的土地,薄赋敛、省徭役,使民以时,减轻人民负担。废除专杀奴婢的特权。

董仲舒虽然是伪儒家的代表。但政治主张都是不折不扣的儒家。董仲舒的妥协,只是为了迎合汉武帝,是为避免再一次的焚书坑儒,是为更好的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鄙人谓之,真成伪,伪亦真。

当然,董仲舒的政治主张,被汉武帝完全彻底的抛弃。还是那句话——以孔圣人哄天下,以韩非子治天下。

 

四、天志

先秦时代,儒家以礼法把君主和卿大夫关进牢笼;而道家是以天道无为思想限制君权;墨家则是以天志思想限制君权。经秦一朝,周礼湮灭。董仲舒只得以天志思想限制君权。

董仲舒宣扬天志思想,也有其必然性。因为墨家天志思想源自周礼。在此,需先捋清周礼与儒家的关系。

儒家思想不等于周礼,但儒家却源自周礼。孔子对90%的周礼完全照搬照抄,再对10%的周礼进行改造,使其与时俱进。这90%的原味周礼+10%的改造周礼=儒家思想。

在改造的周礼之中,有一点就是对于天的理解:周王朝的天,是有意识的,即上帝。而孔子所谓的天,则是指自然法则和客观规律。

董仲舒天人感应的思想,显然与孔子不同。

《春秋繁露·二端》有曰: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

《五行顺逆》又曰:人君惑于馋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弃法令,赏罚不当。则必大旱,有火灾。

董仲舒认为,明君必听忠臣之谏,更应敬畏上天的示警。若发生各种天灾,君主就必须检讨自己的过失。

董子天人感应的思想其实源自墨子的天志。

《墨子·尚同》有曰:天子不尚同与天,则天降寒暑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灾祸瘟疫起。此天之降罚也。

《天志》又曰:天子为善,天能赏之;天子为暴,天能罚之。

墨家的天志思想,便源自《诗经》和《尚书·洪范》。不在赘述。

 

五、君民一体·汤武伐桀纣。

先秦儒家代表了人民的利益,法家和黄老学派代表了君主利益。而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儒家,则兼顾君主与人民的利益。

《春秋繁露·玉杯》有曰:以人随君,以君随天。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子此论,与墨家思想一脉相承。

《墨子·尚同》有曰:天子之所是,必皆是之;天子之所非,必皆非之。天下百姓皆尚同与天下。天子者,天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天子尚同与天。

其实,天志思想根植于神州大地,在董仲舒之前的汉文帝之时,每当发生日食、自然灾害,文帝都检讨自己的过失。而汉武帝恰恰相反,每有灾异,就逼迫丞相自杀。

董仲舒的天志与法家主张完全不同。韩非子有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韩非子甚至认为 ,国君无论多么暴政虐民,荼毒生灵,都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主而诛臣,焉有过?!”他批判儒家和墨家歌颂汤武伐桀纣,认为汤武是乱臣贼子。而明君的唯一标准,就是以刑罚捍卫君权,奴役臣民。

董子不但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思想。更继承了荀子“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是为民也”的主张。即人民要服从君主,但君主必须是一心为民仁君。

《为人者天》有曰:君者,民之心也;民者,君之体也。心之所好,体必安之;君之所好,民必从之。故君民者,贵孝悌而好礼仪,重仁义而轻财利,而万民听。

儒家和墨家歌颂汤武伐桀纣,而法家和黄老则批判汤武弑君。为何?因为法家和黄老代表了君主的利益,尤其是法家,主张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在《尧舜不善移汤武不专杀》一篇,董子对于法家的“汤武弑君之说”给予猛烈批判:

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与尧、舜并为圣王。然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其德足以安民乐民,天予之;其恶足以贼民害民者,天夺之。夏无道而殷伐之,殷无道而周伐之,秦无道而汉伐之。有道伐无道,此天理也。

董仲舒虽然揣摩了汉武帝的心理,但其“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是有前提的,君主必须是必须一心为民仁君,对于桀纣之类的暴君,应当诛杀。

对于批判董子“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者,鄙人反问一句:请问,哪个工厂是经理服从车间主任,车间主任服从工人的?!哪个军队是团长服从营长,营长服从士兵的?!只要领导尽职尽责,下级必须服从。古今中外皆是如此。

 

六、人性论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即人之本性是大致相同的。人有至圣大贤与大奸大恶,是后天教化和环境造就的。但孔子只言性相近,而未言人性是善是恶。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荀子则认为,人性本恶。董仲舒则提出了性未善的思想。

在《深察名号》篇中,董子批判了孟子的性善论:

董子先正名:对性、心、民命名。然后以圣人之言指出,孔子从未言人之本性善。

又言:“人之诚,有贪有仁。仁贪之气,两在于身。”

董仲舒还以禾与米作喻:“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可全为米。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

董子还认为,人民本来是愚昧无知的,儒家的使命就是启民智,立民德:“性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今万民之性,待外教然后能善,善当与教,不当与性。”

董子又言:“茧有丝,而茧非丝也;卵有雏,而卵非雏也。心有善端,童子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质与禽兽之性,则民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谓,故曰:性已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为,故谓性未善。”

董子虽认为性未善,但又承认人性有善质。既吸取了孟子的性善论,又吸取了荀子的“化性起伪。”其初衷是强调后天教化的重要。

无论是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论,以及董子的性未善论。皆符合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思想。

在《实性》篇中,董仲舒提出了“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莦之性”的性三品论。后世学者皆认为这是对孔子“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观点的继承,其实不然。

董子此论,是混淆了性与智。人之性是相近的,这点孔子已经言明。但人之智则有巨大的差距。如:阿甘的智商只有75,介于正常和弱智之间。老子和孔子的智商肯定超高,估计在160以上。韩非的智商堪比孔子。但一个教人作恶,一个教人为善;一个愚民,一个智民;一个是把人民关进牢笼,一个是把君主关紧牢笼;一个大奸至恶,一个大圣至贤。

孔子与韩非子,可谓智相近,而性相远。

故董子的性三品之说,应当改为智三品。人有“圣人之智”,包括老子、孔子和韩非子。但老子和孔子成为华夏文明的代名词。但韩非子为了施行法家的愚民思想,不惜教唆君主,毁灭华夏文明。人亦有“中人之智”。还有“不才之智”,不才之智其善者如阿甘,其恶者如持刀抢银行的弱智劫匪(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c3MTE2MDg0.html?from=s1.8-1-1.2  )。无论是智如圣人、众人、不才,皆可善可恶,全凭后天教化和环境使然。

(孔子所言不移之“下愚”,应当比阿甘更加愚昧。是智商60以下思维逻辑混乱的弱智。)

提出性未善的观点——董子有大智;混淆智与性——董子有小愚。智者千虑必有一失,董子是也;愚者千虑必有一得,鄙人是也。

 

七、法家思想

在《春秋繁露》中,还有少许法家思想。

《韩非子·八经》有曰:“事成则君收其功,事败则臣任其罪。”董子为了迎合汉武帝,继承了这一思想。

《春秋繁露·天地之行》有曰:功成事就,归德于上,所以致义也。

《阳尊阴卑》又曰: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

《保位》亦曰:为人君,虚心静处,聪听其响,明视其影,以行赏罚之象。功出于臣,名归于君。

《韩非子·二柄》有曰:明主之所以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故人主用刑德,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

董子在《春秋繁露·保位权》中,亦有类似主张:德不可共,威不可分。德共则失恩,威分则失权。

《春秋繁露》中少许的法家思想,完全是董仲舒为迎合汉武帝而作。若儒家不作丝毫妥协,暴虐的汉武帝再搞一次焚书坑儒,那华夏文明就彻底灭绝了。董子此举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是以退为进。

 

八、其他

1、华夏观。

董仲舒的华夏观与孔子一脉相承。《春秋繁露·竹林》有曰:《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晋变而为夷狄,楚变而为君子。《诗》云:驰其文德,洽此四国。

儒家思想认为,华夏与夷狄不是由地域和血缘决定。而是由文明程度决定。例如:《春秋》曰:杞,夷也。杞国是夏朝的后裔,依据血缘是最正统的华夏。但孔子却视其为夷狄,是因为杞国的文化落寞了。再如匈奴亦是夏后氏之后裔,是炎黄子孙。依然被视为夷狄。而今天的回族和蒙古族同胞并非炎黄子孙,但他们接受了华夏文明,他们都属于华夏,都属于中华民族。

众所周知,成吉思汗是蓝眼睛。那他是否属于华夏?在成吉思汗和忽必烈时代,蒙古不但血统上不是炎黄子孙,更不接受华夏文明。成吉思汗及其儿孙都不是中国人。当时,西夏、辽、金、宋、大理都属于中国,唯独蒙古不属于华夏。

2、福祸观。

在《竹林》篇中,董子称,齐顷公骄奢无礼,大国往聘,轻慢使者。致使晋国伐齐。在齐晋鞍之战中,齐国大败。大辱身,几亡国,为天下笑。但齐侯知错必改,自是之后,顷公不听声乐,不饮酒食,内爱百姓,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是福本生于忧患,而祸起于喜。

董子此论,与老子的“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相关,又与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密不可分。

但董仲舒观点与老子同文而异质。儒家和道家都认为祸福之间是辩证的,可相互转化。但道家认为祸福的转化是由天决定,而儒家则认为祸福转化则有人决定。在这一点上,儒家与法家思想一致(详见《韩非子·解老》),而与道家针锋相对。这是极其少见的,儒家的绝大多数观点,与法家水火不容,而与道家异曲同工。

故董子“福兮祸之所依,祸兮福之所伏”的观点,并非源自老子。而是与孔子、孟子、荀子一脉相承。

3、求雨。

《求雨》和《止雨》两篇描述了古代祭祀求雨、止雨时的仪式,详细记载了对于祭祀人员、祭祀物品的各种规定。共产主义者视其为封建糟粕。但鄙人一直认为,评价历史人物和事件,必须遵循两大原则:最低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不能捏造事实,栽赃嫁祸。违背了这一原则,是犯罪,可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原则是要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即不能以今天的思想和认识,对古人的行为进行评价。正如《淮南子·泛论》所言: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擒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

鄙人收藏的《春秋繁露》注释者,是张世亮先生。张先生在题解中称:从祝辞中可以看出儒学顺天应民和重农爱民的进步思想,是十分可贵的。求雨活动反应了古人试图把握自然,并使之为人类服务的强烈愿望。

求雨祝辞: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实,敬进清酒、脯肉,再拜请雨。

止雨祝辞:天生五谷以养人,今淫雨太过,五谷不和。敬进肥牲清酒,以请社灵,幸为止雨,除民所苦,无使阴灭阳,阴灭阳,则不顺于天。天之意,常在利人。人愿止雨,敢告于社。

鄙人拥有的几十部诸子经典中,大多是中华书局出版的,还有岳麓书社和上海古籍。如此赫赫有名的古籍出版社。注释者或者是国学盲,或者是历史盲,或者是思维逻辑混乱的弱智。真正的令鄙人敬仰的大方之家凤毛麟角:《列子》的注释者叶蓓卿先生;《公孙龙子》的注释者黄克剑先生。还有一位是《春秋繁露》的注释者张世亮先生。鄙人要给这三位先生点赞。

 

九、董仲舒思想对后世的影响。

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汉武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此论大谬。

其一,无论是孔子,还是董仲舒,都反对盐铁专卖,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而汉武帝则施行盐铁专卖。

其二,汉武帝重用法家桑弘羊,搜刮民脂民膏。夺民之财,这其实就是法家的贫民主张。董子是极力反对的。

其三,汉武帝重用法家张汤,罗织罪名,大兴冤狱,甚至定腹诽之罪。谁肚子里骂皇帝,就诛之。董子谓之杀不辜,这样的君主就是桀纣再世。

其三,法家视工商为国家的蛀虫,必须铲除。以法家思想治国的秦朝则是采用暴力手段,将工商直接没籍,充为奴隶。儒家认为各行各业平等,所谓农夫赴时,百工制器,商贾趋利。黄老学派则介于法家和儒家之间,在经济上打压工商,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使工商为贱民。显然,从汉代直至清朝,皆是采用黄老学派的主张。

在《春秋繁露》中,所有无道之君之恶行加在一起,就是汉武帝——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犯亲戚,侮父兄,罔顾百姓……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

以董子的观点,汉武帝的谥号若改为汉幽厉帝,更加名副其实。

当然,董仲舒作的思想虽然被汉武帝彻底抛弃。但在唐宋时期,完全接受。确切的说,隋、唐、宋时期是以95%的新儒家(95%的新儒家≈80%儒家)+5%的黄老学派思想治国。这一时期,不但用儒家思想哄天下,更以儒家思想治天下。采用董子思想的唐宋更是造就了华夏文明的巅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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