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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札记——汉武帝  作者:小猪笨笨

发表时间: 2015-08-01 字数:6368字 阅读: 651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4星

 

《史记·孝武本纪》原名《今上本纪》,是《史记》十篇“有录无书”者之一。原篇中书汉武帝之恶甚多。武帝怒而削之。致使原著的《今上本纪》逸失。今本《孝武本纪》是录自《封禅书》。对于汉武帝的事迹,除了借助《史记》中的《封禅书》和《平准书》外,还需参阅《汉书·武帝本纪》。

若要彻底读透汉武帝,必须对法家、儒家和黄老学派有深入的研究。下面就作一一解析。


一、嗜杀无度

汉武帝为什么会嗜杀无度。只有在法家思想中能找到答案。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敌、奴、臣,即大臣是国君的死敌和奴才。

《韩非子·内储说下六微》有曰:君臣之利异,故臣利立而主利灭。

《八经》有曰:知君臣之利异者王,利同者劫,与共事者杀。

韩非子用大量的故事,将君主死敌之说诠释的淋漓尽致。在《说林》中,有一则卫人教女的故事:

卫人嫁女前,教之曰:“为人妻被休者,乃常有之事。与丈夫白头偕老者,甚为少见。故出嫁之后,要私攒财物。”卫女便依父之言为之,并因此被休。卫女带回娘家的财产,是其嫁妆的数倍。卫人不以为教女不当,还自以为聪明,生财有道。

故事之后,韩非言道:“今人臣之为官者,皆卫人之类也。”

韩非在《难四》中称,群臣皆有阳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既然群臣皆似阳虎,随时准备谋反叛乱,那诛杀之便是天经地义:

元光四年冬,魏其侯窦婴有罪,弃市。

元狩元年十一月,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诛。党与死者数万人。

元狩五年春三月甲午,丞相李蔡有罪,自杀。

元鼎二年冬十一月,御史大夫张汤有罪,自杀。十二月,丞相青翟下狱死。

元鼎五年九月,丞相赵周下狱死,乐通侯栾大腰斩。

天汉三年春二月,御史大夫王卿有罪,自杀。

太始元年春正月,将军敖有罪,腰斩。

后元元年夏六月,御史大夫商丘成有罪,自杀。

 

除了群臣外,就连国君的夫人、儿子也是其死敌。

《韩非子·备内》有曰:万乘之主,千乘之君,立嫡子为储君后,夫人和太子便希望君主早死。夫人、太子欲君之死,非爱非憎,利在君之死。利君死者众,则人主危。故人主之患,在于信人。信人,则制于人。

在《八奸》中,“同床”、“在旁”、“父兄”被韩非视为最大的威胁。这些法家思想决定了汉武帝的另一大嗜好——屠戮自己的骨肉至亲:

元光五年,张汤查出陈皇后施巫蛊之邪术,祝告鬼神,祸害他人,属大逆无道。陈皇后被废,三百多人被诛连。这仅仅是巫蛊之祸的前奏。

征和二年秋七月,韩说、江充等在太子宫发现巫蛊。太子认为,若听之任之。皇族将被天子赶尽杀绝,自己与母亲更是必死无疑。于是,先发制人。武帝命丞相刘屈氂平叛,死者数万人。太子、皇后皆死。初置城门屯兵。更节加黄旄。御史大夫暴胜之、司直田仁坐失纵,胜之自杀,仁腰斩。汉武帝下诏,将丞相公孙贺逮捕入狱。在狱中,有司穷尽其罪,公孙贺与儿子公孙敬在受尽折磨,双双死于狱中。汉武帝更下旨,将公孙贺全家灭族。

汉武帝利用巫蛊之祸,将自己的妻子、儿子、女儿、儿媳、孙子、孙媳,几乎满门抄斩。长安城中数万军民也命赴黄泉,连没有参与镇压的任安等人也被腰斩,太子门客基本上都被灭族。不久之后,汉武帝又开始重新调查巫蛊之祸,从而开始新一轮屠杀,江充已死,这回杀他全家,苏文被烧死。就连平定太子叛乱有功的刘屈氂等人也全部被杀。死于巫蛊之祸者,达数十万人。

韩非子有曰:刑不避大夫,近爱必诛。大夫和近爱皆是君主的死敌。在法家看来,汉武帝嗜杀无度是英名之举。法家之邪恶、反人类可见一斑。

 

二、重用法家张汤,践踏法制。

汉武帝重用法家张汤,张汤罗织罪名,制造冤狱。甚至定腹诽之罪。

汉文帝时,已经废除暴秦的毁谤罪,夷族连坐。至汉武帝时,法家又死灰复燃。

汉武帝重用张汤,立见知之罪——不告发他人,同罪。

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罗织罪名,制造冤狱。

定腹诽之罪:汉武帝与张汤谋划,造白鹿皮币。武帝问与儒家颜异,异曰:今王侯朝贺以苍碧,值数千。而其皮值数万,本末相称。天子不悦。张汤见颜异嘴角微动,不应答。张汤奏颜异不言而腹诽,论死。自是之后,有腹诽之法。

唐代的来俊臣可谓张汤转世。张、来二人的命运也必然相同——不得好死。

元鼎二年,张汤欲罗织罪名,诬陷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李文与朱买臣先发制人的告发张汤,汉武帝明知真相,假装糊涂,诛杀张汤。之后,天子又突然清醒,查办诛杀御史中丞李文及丞相长史朱买臣。

司马迁虽然对张汤这位法家人物深恶痛绝,但依然书其廉,没有贪腐。作为一个官员,没有贪腐,并非功绩,而是天经地义之事。就如一个工人没有监守自盗的行为。并不值得大肆赞颂。

张汤是无功无德,罪恶滔天。如果说他有功,那就是捍卫君权的大功。

在儒家看来,张汤无疑是奸恶之臣。但韩非的视角完全不同:臣子就是君主的狗奴才——“从主之法,顺上之为。专心于事主者,为忠臣。”原来,张汤、秦桧和来俊臣,皆是忠臣呀!

 

三、重用法家桑弘羊,大肆敛财,卖官鬻爵。

汉武帝为敛财,重用法家桑弘羊、张汤等人:发行白鹿皮币;施行盐铁官营;实行算缗法;实行平准法;卖官鬻爵。

天子苑有白鹿,武帝命王侯宗室朝觐必有白鹿皮荐壁,鹿皮方尺,值钱四十万。前文已经有言,因白鹿皮币,大夫颜异触怒汉武帝,被酷吏张汤以腹诽罪处死。

盐铁专卖在《管子》札记中有详细论述,不再赘述。

实行算缗,对商人、手工业者和车船所征收的赋税。元狩,初算缗。及至‘算缗钱’,一时商人破产者数十万户,蓬蓬勃勃的商业资本势力遂一蹶而不振。使经济的发展遭受沉重打击。

在汉文帝时,若发生饥荒。则允许民间爵位买卖。如张三有军功爵,饥荒之时,可以将军功爵出售给他人。汉文帝此举,是人道的救灾之举。但汉武帝时,政府官方出售爵位。不但卖官鬻爵,甚至可以财赎罪: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捐募奴婢,为郎者可以升官;有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请置赏官,命曰武功爵。

元丰年间,为进一步搜刮民财。桑弘羊推行平准法,天子许之。桑弘羊有请令吏得入粟补官,及罪人赎罪。

汉武帝时,买爵、贷假、榷酤、算缗、盐铁之事无所不举。致使经济凋零,民不聊生,官吏选拔制度败坏。

 

四、巡守封禅。

汉武帝巡守郡国,东渡河,河东太守侍奉不周,被迫自杀。西行逾陇,陇西太守被迫自裁。

武帝北出萧关,从数万骑,田猎新秦中,勒兵而归,新秦各级官吏不知天子突至,没有接待。于是北地太守以下,尽诛之。

汉武帝认为自己的功绩盖过三皇五帝,欲封禅泰山。武帝欲重用儒生执礼。儒生认为武帝之封禅,不符合礼制。于是,天子罢黜群儒而不用。

没有儒生,武帝深知封禅难以施行。便以侍中儒者主持封禅。封禅泰山终于完成,汉武帝终于圆了汉代“尧舜”之梦。

详尽的封禅过程,详见《史记·封禅书》。

 

五、寻仙求长生。

汉武帝寻仙求长生,比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详细内容以及对其评价参照鄙人拙作《史记》札记——秦始皇。

 

六、儒家、黄老、法家

有一种十分普遍的说法,汉武帝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伪儒家作为统治思想。此论大谬。

其一无论是孔子,还是董仲舒,都反对盐铁专卖,反对政府与民争利。而汉武帝则施行盐铁专卖。

其二,汉武帝重用法家张汤,罗织罪名,大兴冤狱,夷族连坐。甚至定腹诽之罪。谁肚子里骂皇帝,就诛之。而儒家提倡疑罪从无的无罪推定论——大辟,疑,赦;五刑,疑,赦。以及不罪无辜——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其三,儒家认为各行各业平等,所谓农夫赴时,百工制器,商贾趋利。法家视工商为国家的蛀虫,必须铲除。秦朝是采用暴力手段,将工商直接没籍,充为奴隶。黄老学派则介于法家和儒家之间,在经济上打压工商,在政治上歧视他们。视工商为贱民。显然,从汉代直至清朝,皆是采用黄老学派的主张。

汉代法家更是吸取了黄老学派的两点主张:一是视工商为贱民,在经济上打压他们,在政治上歧视他们;二是发生饥荒时,也救济饥民。法家的妥协,使的法家与黄老学派难以区分。其实,二者有质的区别——君主关系:

儒家认为君臣关系是师、友、臣,即大臣是国君的老师和良友;法家认为君臣关系是敌、奴、臣,即大臣是国君的死敌和奴才。而黄老学派则认为君臣是相报关系,豫让和智伯便是典型的代表(详见本人拙作《战国策》札记——刺客篇)。

汉武帝滥杀大臣及骨肉至亲,刘彻骨子里推崇的,不是黄老,更非儒家,而是法家——群臣、太子、夫人都是国君的死敌。

在儒家看来,汉武帝的罪恶是桀纣的万倍。但在法家看来,汉武帝则是圣贤明君。

 

七、汉武帝与桀纣始皇之不同

汉武帝与商纣有两点不同:

一是作恶害人更多。汉武帝所杀的无辜之人,将相公卿、骨肉至亲和军民。多达数十万。商纣所杀无辜者,最多只有几十人。这一点上,汉武帝之恶,比商纣大一万倍。

二是制度比人可靠。商纣是偶尔作恶,并没有使其制度化。而汉武帝借助法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邪恶制度——作恶害人,制度比人更可靠。这就是法家的使命。

汉武帝与秦始皇之不同:

秦始皇是谁说话,谁死——毁谤罪!汉武帝不但谁说话,谁死。谁不说话,谁照样死——腹诽罪!

伟大领袖在诗歌中称,自己比秦皇汉武更加风流,真令人不寒而栗,头皮发麻呀!

后世儒家对汉武帝的评价:穷奢极欲,横征暴敛,嗜杀无度,内侈宫室,劳民伤财,迷信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弊,起为盗贼,其所以异于秦始皇者无几矣。武帝后期,饿殍遍野,人相食,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儒家认为暴虐无道之君,诛杀之是替天行道。汤武伐桀纣是天理。鄙人借董子对无道之君的描述,作为我对汉武帝的评价: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犯亲戚,侮父兄,罔顾百姓……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三天三夜也讲不完。总之,罪恶滔天,罄竹难书! 为法家和汉武帝歌功颂德者,可谓不折不扣的、100%的、纯粹的狗奴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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