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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亲历“枪毙人”的回忆和思考  作者:李德晨

发表时间: 2021-10-11  分类:亲闻亲历  字数:8874  阅读: 4788  评论:1条 推荐:5星

当年枪毙人那些事
 

有些事情,因为一去不复返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行渐远,但还有一些事情,则由于印象深刻,每次回忆起来都如在昨天,似在眼前。

笔者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在公安局工作十几年,多次参与那个时代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任务。这些独特经历,使我终生难忘。

对死刑犯执行枪决,老百姓称为“枪毙人”。亲眼见过“枪毙人”场面的人现在已经不多了,而我现在回忆起来仍然感觉历历在目,记忆犹新。作为亲历者,我感觉有责任也有必要把这个真实的历史记录下来,其中诸多细节都是鲜为人知的。

当时死刑犯的执行,法律上规定应该由法警执行,但基层法院仅有几个法警,在地方不大的小县城内让他们几个人经常去枪毙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于是我们河南省法院系统就委托公安机关那些负责看守所工作的武警中队执行。

我在嵩县公安局当过三年多的技术员,照相是我的任务之一。所以每当枪毙人时我是必须到场,首先在看守所把活人拍照,死刑执行后再拍照尸体,最后把这两张照片贴到一张《死刑犯执行现场报告书》上,送给法院存档。

记得我第一次填写《死刑犯执行现场报告书》不知道怎么写,是当时的谢长合副局长告诉我,就写:“子弹从枕骨入,从前额出,一枪毙命”,这几个字我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我大概参与了十几次对死刑犯执行枪决的任务,后来我任职副局长时还做了一次刑场指挥,所以比较了解枪毙人的全过程。因为在政法机关对于“枪毙人”这样的事情毕竟是一项特殊的工作,当时对死刑犯执行枪决这种事件,令很多人感到神秘而恐怖。随着以后改枪决为注射毒针,这种事件已经 成为了历史。

为了写这一篇文章,我座谈了许多当年的同事,根据共同的回忆来重新恢复那个现场和全过程。遗憾的是经过再三寻找也没有找到当年那些我和同事们拍的现场照片,算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枪毙人每年一般选择在五一节前后和春节前,分两批进行,一改古时候的“秋后处斩”。

在确定执行的这一天,要把这些将要被执行的死刑犯及其同案犯从看守所号房提出来,公检法人员都在场,一个一个叫名字,应该就是“验明正身”吧。首先由法官当场向他们宣布高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命令,然后就把他们平时戴的手铐和脚镣去掉。那个时候的脚镣是用铆钉铆上的,需要用锤子敲打才可以去掉。在去掉脚镣前把罪犯用绳子捆绑起来。记得还要在他们的小腿处的裤子外用一根小绳子扎起来。一个老干警问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把那地方扎起来,我说不知道。他说是因为有的罪犯上刑场时胆子小,会吓冒肚(拉稀),顺着裤腿流下来,臭不可闻,用绳子绑住就不会流到地上了。

按照法院的要求,我们负责拍照的人员先去把死刑犯执行前的大活人拍个照片。记得那时候用的是挂在脖子上看取景器的德国产“120”型黑白照相机。拍照好以后我们就随主刑车出发到达“打击处理犯罪分子”的大会现场。

如果是平时,“打击处理犯罪分子大会”法院和公安局都是分别举行。法院举行的叫“宣判大会”,而公安局的举行的叫“依法逮捕犯罪分子大会”。而枪毙人这一天会把看守所里羁押的大部分犯罪分子分别用几辆大卡车押送到会场。法院首先宣布包括判处死刑在内的罪犯的不同决定。然后由公安局宣布对还没有判刑的在押人员依法逮捕的决定。目的是震慑犯罪分子,维护社会治安,那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的执法程序和名称都已经非常规范和明确,已经判刑的叫罪犯,没有判刑的叫犯罪嫌疑人。那个时候我们就一律称他们叫刑事犯罪分子。我也曾经代表公安局多次在大会上宣布处理决定。现在还清楚记得宣布词一般是这样的(以盗窃犯为例):

罪犯某某某,男,现年多少岁,家住哪里。该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好逸恶劳,盗窃成性,于哪年哪月哪日,在什么地方,怎么怎么作案,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经人民检察院批准对其依法逮捕。然后大喊一声把盗窃犯某某某押上来!两个准备好的干警推着一个罪犯带到台中央,当场把罪犯用“犁面绳”五花大绑捆起来。会场上会根据罪犯一个一个的宣布而出现一阵一阵的骚动。不时有人高喊:“捆紧一点!”等。

当时,这一根叫做“犁面绳”的法绳,也不知道震慑了多少犯罪分子。“绳之以法”,应该是名副其实。现在这一现象已经荡然无存,而一律由象征法律的手铐取代了。

好了,这应该算是一个小插曲,言归正传。

宣布完毕,对要枪毙的人,就把上面写着“枪决杀人犯某某某的“亡命牌”插在死刑犯的背后,在其名字上还用红笔画一个×。“亡命牌”其实是一块薄木板,插上亡命牌后汽车就开往刑场了,这也应该叫做绑赴刑场吧。对了,全部犯罪分子游街示众时脖子上都会挂着一块纸板,上面写着什么犯和他们的名字。

行刑队伍前面是警车开道,警笛长鸣。每一个死刑犯都是一个“专车”,这叫做“刑车”,是一辆大卡车。武警中队战士会把轻机枪架在这个大卡车引擎盖上。

从会场到刑场往往人山人海,有人咬牙,有人叹息,也有人流泪,但大部分人都是来看热闹看景致的。

到了预先设定的行刑地点,武警立马把死刑犯拉下车,拔掉“亡命牌”后就要开枪了。

我那一次当刑场指挥是最直接的亲历全过程。时间应该是1992年冬,执行的是三个杀人犯,还是我负责刑侦工作时抓到到杀人犯,记得其中一个叫王四章。

三个罪犯一字排开,跪下,负责行刑的武警战士都是戴着大口罩和墨镜,军装外面还穿了一个白大褂。戴口罩墨镜的目的是不叫别人看清楚是谁。穿白大褂是防止血浆脑浆溅到身上,因为距离太近了。以前我还真的看见有脑浆溅到执行人身上的,叫人非常恶心。

我怕几个小战士紧张,还跟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接着根据中队指挥员的口令:持枪,上刺刀。上刺刀是为了缩短瞄准的距离以保证一枪毙命,其实刺刀尖离他们后脑勺就只有几公分了。紧接着是子弹上膛,瞄准。指导员喊了声预备!就举起了小旗,意思是已经准备完毕。然后指导员看着我一起点了点头,他就把那小旗哗的一声放下,枪就响了,三个罪犯应声倒地。

然后就是查验,我见战士们都是猛的向尸体裆部跺几脚看看还有没有反应,以此来判定任务是否完成。这应该是一个规定动作,因为我多次见到的都是这样。

以前民间有一个说法:枪毙人只准打一枪。其实没有这个规定。绝大部分都是一枪毙命,好像仅见过一两次补枪的。

我县的刑场原来是在城东关,就是第一高中的外河滩。可能县里历史上砍头杀人都是这个地方吧。因为过去说谁想杀人什么的,就开玩笑说你是想“出东关”吧。

我第一次看见枪毙人就是在城东关,现在还清楚记得那四个犯罪人叫张相从、常古栾、郭有才和田天恩。对于这四个人的名字,我们现在年纪大一点的人应该都记忆犹新。前面两个是杀人犯,后面两个是“强奸下乡知青犯”,这两个人是外地人,是一个什么建设公司的,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在闫庄公社建桥时犯的事。“犯罪事实”就是和当时洛阳市区下乡的女知识青年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后来听说也不是轮奸也不是强奸。那个时候这个事情可不得了,说这是“破坏毛主席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伟大战略部署”。这样的情节就把人判了死刑,给枪毙了。还有不少人说怪冤枉的。记得我那时候十几岁,挤到人缝里看了一眼,看见一摊鲜血旁,那几个死人没有血色的胳膊上还绑着绳子,这个镜头吓得我回到农村家里晚上基本上一夜都没有睡着啊。

城东关这个刑场以后因为周围搞建筑,河滩被蚕食,在这里执行枪决已经不安全了,也不好警卫了,就改在了县城对面的菠菜沟,就是现在高速公路县城出口处。之后死刑犯一般都在这里执行。也有特殊情况另在他处的。比如八九年六月四号。那一次是枪决几个南召县穷凶极恶的流窜作案抢劫犯,就是在他们的犯罪地点车村镇执行。目的是震慑外地经常到车村镇骚扰的犯罪分子。记得那天在半路听到广播北京天安门广场开枪了,这里也开枪了,意外的巧合,当时真的叫人一头雾水。

死刑犯执行前吃“断头饭”这个事,上面从来就没有规定,应该算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一直延伸到现在。一般是在头一天晚上弄一碗肉叫他吃了,但没有酒。按道理也能说得过去,不论犯了什么王法,到死了也得叫人家吃一顿像样的饱饭吧。黄泉路上也不能叫人家饿着肚子啊。 

不过问题来了,这饭一吃他就明白了自己明天就是死期。看守所的干警就非常头痛,最怕这一晚上发生撞墙等设法自杀的事故。一般是把死刑犯移到大一点的号房,叫别的犯人在狱警的带领下坐着围成一个圆圈把他包围起来,谁都不准打瞌睡,叫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自杀。

死刑犯上刑场一般都表现比较从容。想想也是,有杀人的胆量就应该有上刑场的“勇气”。也因为他们自从在法庭上接到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宣判后,按规定回到看守所就戴上了脚镣手铐。以后的岁月就是等死,因为阎王爷已经为他打扫好了房间,正准备派小鬼去迎接他呢。在牢房里天天就是想着死呀死的,思想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那么多年好像仅见过一两个下来刑车不会走路的,一般都是老老实实跪下来等待那一声枪响,然后去向阎王爷报到了。好像还听到过一次一个死刑犯对执行人说:“活做好一点啊!”

那一阶段枪毙的死刑犯大多数都是杀人犯,也没有出现过在刑场上喊冤枉的。仅有一个叫万圈的人,是木植街人,因为抢了二斤多木耳,杀了人,判了死刑。我听看守所的同志说,万圈在号房里对别的犯人说感觉自己太冤枉,太窝囊,抢了二斤多木耳没有来得及吃也没有卖钱,还叫政府没收了,竟然因此丢了性命。他还说是他的名字起坏了,枪毙他的时候是28岁多一点。一年365天,算起来真的就是转了一万圈多一点啊。

愚昧的万圈在法庭上竟然不知道有律师,更不知道律师是干什么的。开了庭回到号房还对狱友说,那个人真是好人啊,我也不认识人家,我犯法了,他还敢在法庭上大声说,念我是初犯,要求法庭轻一点判刑。万圈就这样感动的不行。

也有一些人故作镇定,想表现一下自己再过20年还是一条好汉的“视死如归”,想当一回“英雄好汉”呢。

那是在车村镇枪决鲁山县那几个抢劫杀人犯。其中一个叫程麦贵,当我走到刑车旁,他看见我了说:李局长,我老渴呀,我看看别人都不认识,你给咱弄点茶喝喝吧。我笑着说,你真鸡吧捣蛋,咋不早一点说,你听,你听,人家正在宣判,晚一会你到那边好茶有的是啊。执行任务的干警们都是笑,他竟然故作镇定也能笑出声来。那么多年,像这样“有股子”的,我就见过这一个。嵩县方言中“有股子”这个“股”字我不知道怎么写,也就是有胆量的意思,不应该是“有骨气”。

也有在刑场哭哭啼啼的。老干警说,凡是哭的都是他看见了他家里的亲人了,应该是这样。

另外,在刑场上还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就是枪一响,罪犯一头栽下,撅着屁股不会倒的情况。记得有好几个都是这样。后来大家在一起议论,说应该是这个人跪在地上两腿叉的有点宽,再一个是枪口方向有点靠下,他头一栽挨着地,是一个支点,和两条腿形成了三脚架一样一个三角形。对了,学几何时老师就说三角形有一个稳定性,就因为这个三角形的稳定性当然就不会倒下了。

还有,被枪决的人为什么都是脑袋开花呢?有一次我和另外一个同志配合就在枪响的时候按下快门还真的拍到了脑浆飞在空中的照片,可惜现在找不到了。有人说使用的是“开花子弹”,其实根本就没有什么“开花子弹”。一个老干警说刚解放时候,枪毙那些罪大恶极的地主恶霸,都是把子弹头在石头上、墙上,甚至在鞋底子上摩擦几下,磨得粗糙一些,这样就增加了摩擦力,打在脑袋上自然就“开花”了。

对于那些无恶不作、心狠手辣、作案手段残忍狠毒、令人发指的犯罪分子,对于那些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杀人恶魔,对他们处以极刑,当然是大快人心,更有一些人真的是死有余辜。但也有一些杀人犯是受了欺负以后迫不得已杀人成了杀人犯的,准确的说是被迫犯罪。比如有一个人去睡人家的媳妇,人家男人胆小怕事,摄于淫威一直忍气吞声。有一次是大冬天,他钻到人家小两口的被窝里还把冰凉的腿放到人家男人的肚子上。真是欺人太甚!再窝囊的人也会发飙,于是在天快亮时,趁他正在酣睡拿锄头就把这个恶霸打死了。不过这个案件比较早,在乡人和当地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免除了死刑。对于这一类杀人犯,我们执行国家法律的人有时候也是痛恨被杀者,而去同情杀人者。但我们同样无可奈何,因为自古以来国法无情啊。
对我来说,多次参与“枪毙人”的事情,早已习以为常,感觉这些都是工作。那时我是技术组长,“犯罪痕迹”方面的技术员,当然经常参加勘察凶杀案现场,和死人“打交道”多了,也算是半个法医吧。枪毙人现场去的多了,一点都不害怕,对于那些血腥的枪毙人现场已经习以为常。

有人说开玩笑,你们这些人都是铁石心肠吧?其实不然。除了对付犯罪分子以外,自己感情就非常脆弱。那一年陆浑岭公路上坡那地方发生了一个大的交通事故,一辆大卡车和大客车相撞,死了四个人,伤了十几个,记得一个人的小脑就掉落在地上,是我拿起来又重新放到他的脑壳里。当时县委负责政法工作的副书记,大好人马国敏到现场都惨不忍睹,不敢看。大客车上一个人小腿在脚脖处断了。他穿了一双解放鞋,我十分小心地用指甲钳把鞋带夹断想把鞋脱了。但动一下他就惨叫,我就是脱不下来。一会县医院的外科医生去了,一下就把鞋脱了,那个人痛的乱叫。我说:“你们医生手可真狠啊。”他说:“那也没有你们公安局枪毙人手狠啊。”交警队的同志也说:“这都是工作需要啊,外科医生要是手不狠,怎么可以救人?应该都是一样。”

还有一些典型的案例,不过没有发生在我县。我感觉挺有意思的,一并告诉大家。

一个是发生在洛阳市区和洛宁县的系列杀人案,杀的人都是农村杀猪的和肉联厂的职工,一共杀了五个人。一个是发生在新安新五头乡的另外一起系列杀人案 ,莫名其妙的杀了三个人。这两个案件啊,可把市公安局和县局折腾死了,公安部的专家也都来过几次,几年破不了案。原因都是确定不了杀人动机,确定不了作案动机就没有办法划定侦查范围。古时候的“酒色财气”和现在的“财仇情谋”等等,这几种杀人动机都没有排查到。

结果破了案以后,这个作案动机啊,叫人瞠目结舌,大叫不可思议!原来第一个罪犯是驻洛宁部队的一个连级干部。他有一个观点:这个世界上啊,猪是最可怜的,一点没有危害社会,人为什么把它杀吃了,还剥皮抽筋。这些杀猪的人啊,太可恶了,简直是罪大恶极!所以就连续杀了五个杀猪的人。另外一个是新安县那个人,因为在村里是一个窝囊废,谁家办红白事什么的,都没有人去请他帮忙,他心理就不平衡了,感觉大家都是看不起他,就一连杀了三个他认为是村里会办事的能人。

后来公安部来了一个工作组专门进行了调研,最后把我们国家的刑事侦查教材,关于杀人动机里面又增加了一条叫“变态心理杀人”。

这样的杀人犯,真让人哭笑不得,不知道大家会怎么去评判他。

当然,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也会有一些意外的情况。令我别有感触。比如在1991年枪毙的几个抢劫杀人犯。那个时候法律还没有现在规范。一个当庭宣布“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叫袁院宾,是伊川县彭婆镇人。到了执行那一天,省高院下达的执行命令却改判为了“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事前竟没有通知罪犯本人。这个袁院宾啊,因为没有一点思想准备,感觉这个“幸福”来的太突然了,堪比“天上掉下个林妹妹”。那个高兴啊,用“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来形容是最恰当不过了。那个美啊,不是喜形于色,不是哈哈大笑,也没有喜极而泣,反正他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个高兴劲,我一直真的都没有本事用文字来表达!

当时我深有感触,不是当时,甚至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一直到现在,在我亲眼看见那些最高兴的人,莫过于这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的袁院宾了。有知足常乐的,但这样超级的知足者恐怕再难寻找。也许世界上能遇到这么突然“大喜事”者寥寥无几。去过意大利威尼斯的人应该都知道导游介绍的圣马可广场旁边,法庭和监狱之间的那一个“叹息桥”,所有被判处死刑的人都应该是叹息啊。

幸运,这个极好的反面教材叫我收集到了。后来我无数次的和朋友们谈论知足常乐的话题时总提到他。至于他以后会不会减刑甚至现在已经释放回家,就不知道了。在刑警队里一次会议上我就说过:“有的人因为没有当上县长还想掂一根绳去吊死呢,你看看人家袁院宾!”

这些特殊的经历,虽然是我工作的其中一部分,现在每每回忆起来的都会让人心情莫名地沉重,让人陷入深深地思索,内心难以平静。这些年由于犯罪和执法之间因为腐败的问题,人民群众的说法不一,甚至那些的徇私枉法和层出不穷的冤假错案,一定程度上掩盖和冲淡了这个最终的结果。现在正在进行的全国政法机关大整顿就进一步说明了这个问题。

“枪毙人”,毕竟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是一个带着血腥味的事情,它毕竟不是一个温柔缠绵的故事。但这种形式确实为那一时期震慑犯罪、稳定社会发挥了应有的作用。所以,不论现在各种各样的人不论怎么去评价结论应该都在常理之中,毕竟那是一段历史。

这几年我旅游去看过内乡、平遥和景德镇三个保存不错的县衙门。里面陈列了很多惩罚罪犯的刑具实物和图片。由此我知道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对死刑犯的惩罚是相当残酷的,比如凌迟处死、剥皮实草、腰斩、斩首示众、点天灯等,都叫人毛骨悚然,惨不忍睹。由此我又联想到当年国民党在重庆渣滓洞集中营中对共产党员惨无人道地刑讯逼供:有坐老虎凳、指甲缝中钉竹签等。相比这些酷刑。枪毙,还是相对文明的刑罚。据我了解,我们共产党从来就没有设立过“刑讯室”,至于过去司法机关在办案时出现过刑讯逼供现象,对犯罪分子采取过诸多不当行为,一旦发现,是要受到纪律处分甚至刑事处理的。

十几年政法队伍的亲身经历,我清楚地觉察到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在的刑罚也越来越趋于文明。这些改变应该是彰显了社会的文明进步。西方好多国家都取消了死刑,我们国家现在恐怕还取消不了死刑,这是由中国的国情决定的。当年的“枪毙人”是由当时的国情决定的;现在不用“枪毙”也是由现在的国情决定的。从对死刑犯执行枪决到现在的毒针注射“安乐死”,还有那一根小小法绳的取消,都体现了我们国家和社会正在现代文明的进程中稳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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