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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颐的固执与刚方  作者:苦丁茶

发表时间: 2021-05-24  分类:闲闲书话  字数:4183  阅读: 424  评论:1条 推荐:4星

 

程颐,字正叔,世称伊川先生,与其兄程颢俱为宋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程朱理学奠基人,后世并称“二程"。

二程兄弟虽然都是旷世大儒,但性格却大相径庭:程颢待人一团和气,使人“如坐春风",处事亦圆润而有节,八面玲珑。而程颐则不然,待人严厉则方,处事循礼而固守。一个如“和风甘雨",一个似"烈日秋霜"。

据说程颐少时生性好动,活泼贪玩,常常沉不心来读书。一天,他外出游玩,拿回几个四四方方奇怪的鸟蛋给程颢看。程颢一见,吃惊地说:"这是丁郎蛋,窝主贵,可遇而不可求,蛋不值钱,可惜你没把它的窝拿回来″。程颐惊问道:"你咋知道这些?″程颢说:“古书上讲‘丁郎,丁郎,栖在檀香树上。窝是灵芝草,下蛋四方’。你成天不读书,光知道玩,怎能懂得呢!"程颐听后,羞愧满面,自此开始发愤读书。不意长大后学有大成的程颐却尽改少年性情,寡言肃容,严厉刚方,为人行事,多用古礼,其“非礼勿动"竟达极致。

程颐不像乃兄那样,二十四岁即高中进士,有着十数年仕途生涯的历练。他二十六岁时考进士未中,从此便绝意仕途,长期以处士身份潜究学问、授徒讲学。面对诚敬求学的弟子,程颐的严厉刚方、尊严师道固然使人不置藏否,反倒成就了他的盛名。一则"程门立雪"的千古佳话,纵然盛赞的是游酢、杨时尊师重道的可贵精神,于程颐的声誉形象也并无丝毫的折损。但程颐的严厉、固执一旦丢进复杂险恶的宦海之中,就会使他手忙脚乱、沉浮无奈、身心疲惫甚至招惹是非了。任崇政殿说书一年多的经历,就足以印证了这一点。

元丰八年(1085年),宋神宗驾崩,年幼的宋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三月,在司马光等人的力荐下,高太后谕召“力学好古,安贫乐道,言必忠信,动遵礼义″的河南处士程颐任崇政殿说书,辅导教化年幼的宋哲宗。时年程颐已五十四岁,一向不求仕进的他再三推辞,朝廷不准,无奈之下只好赴京就职。

一到任,一向“动遵礼义"的程颐就给高太后出了一个难题:要改过去老师的立讲为坐讲。理由是:皇上年幼,自宜从小培养其尊师重道之心。如果老师立讲,学生坐听,则与礼不合。司马光、吕公著等人自然明白程颐的良苦用心,但觉得皇上毕竟不同于一般的弟子,要改立讲为坐讲的话,怕是难免遭致朝中大臣的非议与反对。果然,高太后让大臣们议决,立马就遭到谏议大夫顾临等人的强烈反对,认为坐讲有违君臣礼仪,是不尊君的表现。但程颐却引经据典、据理力争,说什么"过礼则非礼,强尊则不尊"。既然讲官坐讲是祖宗传下来的尊师重教传统,不仅子孙当以为法,万世帝王亦当为法。并说:"此风不革,非兴隆之象,乃陵替之势也",听得原本不置可否的高太后也觉得他未免言之过甚,心里很不畅快。结果,只程颐给皇上讲课时坚持坐讲,其他讲官仍是立讲,"坐讲之议"最终算是不了了之。

程颢曾说过:"异日能使人尊严师道者,吾弟也。″我们说程颐坚持改立讲为坐讲,无非是觉得这样有利于辅养圣德,也是想借此让皇上为天下人树一个尊师重道的榜样。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程颐固守礼仪、尊严师道的刚直性格。接下来,在主持司马光葬礼一事上程颐的一些做法,更充分体现出他过于拘礼和固执的一面。

元祐元年九月,接任宰相之职不久的司马光病逝,程颐奉高太后之命主持司马光的葬礼。刚好这时安放神宗皇帝灵位的吉礼在南郊隆重举行,大臣们因此都来及在第一时间去祭奠司马光。待吉礼仪式一结束,他们就换上孝衣赶去吊唁。程颐见状,赶紧着人前去阻拦,说是依礼则庆吊不能同日,要大家次日再来。许多大臣一听都不乐意了,说我们在南郊吉礼上心里早就盼着来吊唁司马温公了,所以坚持一定要进去哭祭。但程颐的态度也很坚决。他正色地对大家说:他既然受命主持司马光的葬礼,一切就要依礼进行。孔子说过“是日哭则不歌",那今天你们就不能哭祭。这时,当初反对他改立讲为坐讲的谏官顾临站出来反驳他说:孔子是说过"是日哭则不歌",但并没说过“是日歌则不哭″啊,我们先前参加了吉礼,再来参加丧礼,有何不可?程颐执拗地说孔子说的"哭则不歌",也同时暗含了"歌则不哭",反正庆吊同日就是违礼,万万不可!一向豁达、不拘小节的苏东坡见这位道学先生如此拘泥古礼、不近人情,也十分生气,就加棍带棒地出言对程颐大大地嘲讽了一番。在一些洛学弟子心中,早已将程颐看成了不容亵渎的圣人,苏东坡的一番嘲讽,自然被他们看作是轻浮狂傲的行为,心里非常不满。事情好象还没有完,"歌则不哭"所造成的不愉快还没来得及消散,程苏二人又在司马光的国祭日这天杠上了。

司马光的葬礼结束后不久,作为葬礼的一部分,朝廷又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国祭仪式。高太后传旨,司马光的国祭礼仍由程颐主持。在商议祭祀的供品时,古板固执的程颐认为葬礼期间不能喝酒吃肉,祭礼既是葬礼的一部分,就应以素食为供。当程颐正指挥人摆放素食供品时,一旁的苏东坡又忍不住出言相讥:说正叔先生本不信佛,司马温公也不信佛,为什么要上素食呢?程颐则不冷不热地回敬道:根据礼法,守丧期间应忌酒忌荤;国祭既是丧礼的延续,自然应供以素食!苏东坡见程颐话中带气,犀利的言辞不由脱口而出,说司马温公也不是吃素的,你不必拿那套古板的礼仪来压制我们!说着,他一面命人准备荦菜,一面招呼黄庭坚等人随他一起去喝酒吃肉,并扬起左臂吆喝道"为刘氏者左袒"!程颐见状,自然非常生气,一帮洛学弟子也个个怒目而视。

程颐和苏轼都是当时思想学术界的名流。一个洛派领袖,一个蜀学魁首,一个死板固执,一个狂浪不羁,由于性情及处事风格的不同而言行相抵,自然在所难免。当然,还有一个误会,也使苏轼对程颐产生了成见、造成了一定的心理芥蒂。一次,程颐在对弟子的讲谈中,总结历史上一些士子的人生浮沉时说:年少登科,为一不幸也,易使人少年得志、失去进取心;袭父兄之势为高官,二不幸也,恐有凭依、折却己才;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易恃才傲物、盛气凌人。按说程颐关于"三不幸″的总结饱含人生哲理,是很有见地的。不料却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传扬开去,并拿苏轼的情况作了恰如其分的对号入座,从而加深了两人之间的隔胲。所以两人这次在司马光葬礼一事上狭路相逢、短兵相接,也算事出有因了。虽然这种交锋无关人品德,纯属性情和行事风格的冲突,但也足以影响到两人的关系。加上分属于两个学派的未流难免不借此意气用事、引发出许多争端,就使得洛蜀之争的气氛越发地紧张了起来。

但真正导致朝廷罢除程颐崇政殿说书之职的,还是他对朝政议论的无所顾忌和直言谏诤。他从"人君有过,当格君心之非"的思想出发,曾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这在当时的封建君主专制时代,无疑是真灼见。但如此以"道"匡君、限制君权,朝中大臣难免不反对,高太后也心生不悦。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由于程颐罔顾皇权而直接冒犯了高太后。

一次,程颐在皇宫后苑见到皇上洗漱用的水桶是金制的,不免皱起了眉头。这在皇宫大院中本是见怪不怪的现象,但程颐认为这有违圣德的养成,就煞有介事地对高太后说:为辅养圣德,服侍皇上用的器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丽之物不得置于圣前。后来高太后虽然着人撤换了金桶,但心里却很不乐意,觉得他管得未免太宽、为人也太迂阔了。还有一次,程颐进崇政殿为皇上讲书,却不见皇上在座,只有高太后一人端坐在里边,说是皇上抱恙不能前来听讲,让程颐单独给她讲书。程颐心中老大不快,心说我是给皇上讲书的,皇上在时你皇太后可以来旁听,若单独给皇太后讲书,是与礼节不符的。他虽然碍于情面和威权坚持给高太后讲了,但事后又对大臣们直言指责太后的不是,惹得高太后非常生气,觉得他这人既固执迂腐,又狂傲放肆,心里更加反感。

我们说皇权至上,宫廷险恶,争权夺利,官场诡谲,即令豁达豪爽的苏东坡等人尚不能成功突围,程颐以固执与刚方行走于宫廷宦海之中,又丝毫不注意防范与自保,随时都有垒丸之危。所以在任崇政殿说书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虽然依礼行事,恪尽职守,"竭诚尽辅养圣主之责,每次讲书,必沐浴更衣,潜思存诚",最后还是被人狠狠地参了一本,说他"汙下佥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并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型″。高太后得此奏本,干脆就借机免除了他的崇政殿说书之职,改为管勾西京国子监。

程颐对被罢免崇政殿说书一事,并未表示出不满。对别人奏本中罗织给他的罪名,也无意驳斥与辫解。他虽然对"辅养圣德"宏愿未酬有着莫大的遗憾,但想到所提谏言无一得以实行,对宫中生活也就了无留恋。可以说,以程颐的秉性而论,他根本就不适合在宫廷和官场中留存。罢职还乡,继续潜心研道、聚徒讲学、著书立说,于他正是池鱼故渊,终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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