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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岁月  作者:刘来军

发表时间: 2020-04-28  分类:散文  字数:22490  阅读: 356  评论:0条 推荐:5星

  生活的压力,是无法用文字完整描述的。每一个压力之下,倔强支撑着的,是前辈们的坚强臂膀。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一个个的坚强臂膀之上,一天天地前进着。  父亲,中等身材,皮肤微黑,一辈子的生产队长,心
 

美丽的嵩县之中,有一块富饶之地,两山夹一川原(也可说两山一盆地),古老的伊河居中流过,将其分为河南、桥北两部分。川长约四十多里,宽处十几里,窄处二、三里。川上尽肥沃黑土,人们傍山而居,世代耕种着万顷良田,与土地情意深深。我家就居住在这个地方。

  上世纪五十年代未、六十年代初,国家在此修建陆浑水库。有谁想到,一座水库,成就了下游的千村万家,也悄悄地改变着川之两岸、及两岸人们的未来。


  水库建设后,原来的万顷良田被划为了淹没区——田地说淹就淹,收成没保证。那时,国家穷,人们觉悟也高,淹没区就淹没区吧,淹没就淹没吧,国家没补助,人们也没向国家索要、闹腾,公粮还照交。由于那时化肥还没普及,地的收成都少的可怜;再加上解放后社会安定,人口爆增,一家兄弟姐妹少则三四个,多则七八个,都很平常。这个往日的鱼米之乡,家家日子过得急急的。每天早上、上午、下午,人们听铃声,听队长吆喝,随生产队集体劳动:劳力(指成年男子)一天12分工,妇女一天8分工,12岁,刚会劳动,一天2分工,稍大一点的一天4分或5分工。有劳力的家一年到头会多出几元的工分,叫常工;没劳力的家,是欠工,欠工你就要补出来。除此之外,每家每年还能用“恶水”(泔水)养头猪,卖几十元钱。一年总收入就这几十元,但人们总是乐呵呵的。

  一九七五年下半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我家进入了颗粒不入的几年,我的人生也从此进入了饥不果腹的时期。国家划个线,叫水库淹没线,然后,县开个会,公社开个会,大队开个会,生产队开个会,公布:淹没线内住户迁移,淹没线外住户留下。父亲是生产队长,我家又在淹没线内,没办法,只能自己将自己迁移。朦胧中听说,我家是军属,父亲又是几十年的老队长,若是以这事找找大队干部,我家还是能留下来的,但是,父亲做不出来。记得当时的铅笔是二分钱一支,我想买支铅笔,父亲说没钱。我知道里屋抽屉锁着的有生产队的钱,为此我缠着母亲,哭了一中午,闹腾得母亲也不得不替我说话,最终也没买成。父亲说:队里的钱不能私用。这就是老父亲。

迁移开始了,由大队组织,各迁移户户主,自备干粮,到落户地察看一番,返回,即开始迁移。至今,一想起往事,能引起我心房颤动的,仍然是那个时刻,刚从落户地回来的时刻,我眼中一向高大、坚强的父亲,双眼满噙着泪花。那是怎样的泪花啊,沉沉地滴在我幼小的心扉。

  当时,人们住的都是土墙灰瓦房,若有不同的话,也就是有的家山墙外面砌了一层青砖,能工巧匠者往往会在这里用白灰勾以若干图案以显风致。再好一点的,就是在前墙与山墙的交界处垒两个青砖柱子,这种情况下,人家的两个窗户一般也会用砖再包一下,看着美观,当时也是好房子了,美其名日:砖瓦柱子房。所谓迁移,也就是这头拆房子,那头再用拆下的东西盖房子,很简单。有时想想,这盖起的房子究竟算新房子呢?还是老房子?


  迁移在我们村大概持续了一个月左右,全村四十多户迁走了一多半。当四方安静下来时,再看村庄,残椽断壁,冷院空墙,偶尔还可看见几只因主人迁走而依然空着腹、无助地守候在旧门的家狗。母亲有时会吩咐我:去,端点饭,喂喂那可怜的狗。

  我的村庄,你往日的整齐威严呢,去了哪里?我的小伙伴们,如今空洞洞的门口,到哪里去寻找你们的身影?

  循着历史的痕迹,回头再看这次迁移,至少有两个层面值得反思。

  一是政府层面:谋划简单,动员乏力,缺少远虑。象这次迁移,感觉整个过程就是,这厢拆走,那厢接收,事情就了了。迁徒涉及民生,民生自古是国家大事,追溯往史,它小可惊邦,大可动国。中华民族五千年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人文情怀,错综复杂且富有序理。同时,七五年恰值文化大革命末期,经过前期、中期的阶级斗争洗礼,社会上的各种思想、潮流基本都统一在了贫下中农的认知上:务实、忠诚、肯干。那时的中国社会: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有伟人坐阵,一片太平盛世景象。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改造是成功的,但压的成份也存在,在压的力量之下,好多思想都被本体深深地埋藏在心的最底处,就是一棵种子。文革到了末期,软着陆,这种子已在村庄蠢蠢欲动了。新思潮的建立,必然要当先去打破旧的束缚。这种子要发芽,要争取权力,首先就要冲破社会最基层的把守者---生产队长。而生产队长,是全村老百姓投票产生的,有公心,正直,能将一碗水端平的领头羊。为全村老百姓操心,设计,保证社员人人公平地享受社会主义权力,践行贫下中农当家做主的国家思想。生产队长不可避免地要经常挡住一些其他的思想,芥蒂由此产生。一旦条件具备,这种思想会抬头,会起来,复仇式的将公私矛盾,转化为私私矛盾,而暗中使绊排挤。此起彼伏,文革后期的生产队中,这种思想已形成了一种力,这力可追着生产队长不放。


  这些政府本应注意的问题,迁移时,却被忽略了。政府仪器一测,淹没线出来了,然后说,线内搬迁,线外留守。迁到哪里呢?像现在先建好一个村,再迎候你去住,听都没听说过。若是这样,根本不会存在至今仍难解决的遗留问题了。当时就是填充式,政府在其他县市预先找好了一些地方,这村来几户,那村接几户,造个表,而后,将表再带到我们村,让迁移户自主结合报名,问题就出在这个阶段。在村里一抬头,追着队长不放的那股力量,他们明里暗里的挤兑,到我家和邻居家报名时,就只剩下了一个看着就寒颤的去处。人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你的头上便是一座山。最终,父母亲决定先不搬迁。

  二是个人层面。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的阶级斗争,净化了心灵,实现了改造,将人们的思想认识统一到了贫下中农主体中。但自我感觉,改造的某些过程还是残酷的,比如,批斗时的捆人,生生将一个大人捆成“肉团”。我想,对于被批斗者,这绝对是人生中的一个很难过的恐惧且痛苦的阴影,其间常能听到小孩被吓哭的声音。贫农,分子,地主共同完成了这一时期的交响曲。从而,初闻迁移时,一些人的眼中曾透出一层亮光,当发现自己不在淹没线内时,亮光就暗淡下去。树挪死,人挪活,到一个新的地方,重启新篇章,从来就是一种选择。这种现象是一种代表,表示着一种客观存在:一些人因为一些不同的原因还是想换换地方的。最终,这种想法有几个实现了,又有几个败给了一条线---淹没线。迁移之初就产生了矛盾:想走的走不成,想留的留不到。因而说,这次迁移,将重大问题简单化,是不能算成功的。

  再说说,已迁走的人家。无论你迁到哪个村,融入是一个问题。恰如一个人,在成年之前,只有在父母的照看下,才能健康成长。由一地迁到另一地,旧的习俗需改变,新的习俗要养成,最低也得十几年、二十几年,完全融入当地,至少要经过一代人的努力适应。而在融入过程的这关键十几、二十几年,国家政策却没有预制,空白了。自古强龙难压地头蛇,何况一般百姓。生活中,矛盾是自然的,但在弱者一方很容易理解为受了欺负,压抑感顿生,思乡情弥切。挨过几年,矛盾最终发酵,返迁---一个后来长期令政府头痛的问题发生了。



  不知从哪一天起,在这片祖祖辈辈世代耕种的热土上,一类新型的农民产生了---滴溜户。滴溜?谁见过,一根绳子,扯在树枝上,下端挂一个东西,不上不下,树上探不到,地面够不着,同时,又可四面乱晃,颇有危险和安全二重感吗?这就是“滴溜”。“滴溜户”就是:人没走,不算迁移目的地人;人还在本地住,但也不算本地人。生产队的一切与你无关,停你工分,断绝你分粮。天天只有危急感,没有安全感。起初,当村东头高地上的出工铃按时响起的时候,父亲总是习惯性地肩扛撅头,手掂铁锹,然后好像又想起了什么,无奈的放下东西,“唉”地一声发出轻轻叹息。

  失去了工分,失去了生产队。就象茫茫的大海上,失去了动力和方向的一叶扁舟,四周汹涌迷濛,该向何方?

  开垦荒地?在那斗私批修的年代里,你认为一个老生产队长会这样做吗?从旧的社会里走出,成长在新中国的初期,骨子里已经养成了对党、对主席的绝对忠诚,尽管父亲一辈子不是党员,但在父亲的人生字典里,违背政策的事,是坚决不会干的;政策内,各项农活却都是一把好手。

  必须承认,滴溜那几年的唯一例外是,我家的居住环境变好了。想一想,偌大一个村庄,被淹没线分为两部分,线外为驻留户不动,线内为外迁户,除了我们几家有原因的滴溜户,其他人家都迁走了。空荡荡的半个村庄,就留着我们这几家。驻留户组成新的生产队,推墙成地。我家,除了门口一条可走的小路,也就一米多宽点,四周全变为农田。一年四季,碧绿荟萃,金黄若染。静可听禾苗拔节叫,动能观谷穗弯头。饥肠辘辘的我常自觉不自觉地独自观察着这周围的世界。

  由于生产队人口减半,农田暴增,雨量丰沛,这一年驻留户收获了大丰收。当各个驻留户忙着添置粮缸的时候,我家的旧粮缸正逐日见底;当驻留户们因晒粮而汗水渍渍时,无耐的父母领着我们全家到麦茬地里、玉米茬地里,以拾粮食糊口。半天一人能拾一碗或半碗,一季下来,能拾两三篮——一百二十斤左右小麦或玉米,这就成了我们一家六口(当时哥哥还在部队上)一年的口粮。

  夏天过后,太阳更毒了,每当中午放学的时候,忙着向家跑去的我,总会时不时地瞅瞅烈日下的麦茬地,因为在汽浪蒸蒸之中,那里会有一个小小的黑影,那就是母亲。母亲坐在地上,身子蜷成一团,正一粒一粒地拾起或快要发霉或已经霉了的麦子,这已不知是母亲第几遍地在地里转了。“妈,咱回吧?”,母亲抬头看见了儿子,脸上瞬时绽开了笑容,母亲的笑容最温馨。母亲就是这样,饭前饭后,抽空就向地里,而地里哪儿还有些洒落的粮粒,母亲如数家珍,心里不停地念叨着。母亲不怕热,不知饥,母亲最会吃苦。

  生产队已不是我们的生产队,从那里,我们得不到一粒粮食,几年了。一日三餐,已到了白水煮红薯,白水煮野菜的境地。等到秋收之后,地里已没庄稼。每天,上午,下午,爸爸总是挑一副担子,手拿锄头,出门遛红薯,就是用锄头在已收过的红薯地里深深盘挖,以找到一些红薯。父亲很神奇,在别人已溜不到红薯的霜天里,父亲总能挑回一担筋筋瓜瓜的红薯。后来才知道,父亲那哪是溜红薯啊,他是在整快整快的翻地,因而,好多人还是非常喜欢父亲到那地里溜红薯的。父亲翻过的地,生产队不用再牛耕了。父亲翻出的碎块红薯,那是我家的主口粮。

  农闲季节,就是掐野菜,跟着父母亲,我认识了许多野菜,并都叫得出名。什么荠荠菜、灰灰菜、面条莱、毛女菜、刺角芽、小股秧、云蔷菜等等;吃过的树叶,什么椿树叶、大杨树叶、小杨树叶、槐树叶、柳芽、柳絮、槐花、杨树花、榆钱等等,味道特别美。至今,有时试着做了几次,已做不出当时的味道。日常是吃不到面的,更别提馍了,偶尔会有个窝窝头或红薯渣馍。因而,当时,非常想过年,过年了,我家会蒸几笼馍,黑馍多,白馍少,也就在这几天,我可以大吃一通。想那平时,只有眼馋,看着驻留户家的孩子,可随手竟将半块白馍扔掉,飞去的白馍愣愣地牵着了一颗心……虽然如此,我知道自己绝不会去拾那些馍的。

  生活的困苦,并没有阻挡住我成长的脚步,耳濡目染,父母教给了我做人的道理。生产队不属于我,但学校为了我热爱国家,爱护公物,不拿队里一针一线的教育,教会我又红又专、向雷锋叔叔学习、做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曾几何时,我家四周都是庄稼地,驻留户中,几位叔叔、阿姨,平时见面都笑意盈盈的,按队长吩咐看庄稼,防我们就象防贼似的,你就不知道,他们的身影,啥时候会在你家周围闪现,在你身边出现,仿佛不曾离开一样。猛回头,身后就会出现一个身影或一双眼睛,顿时浑身鸡皮疙瘩。为了不使人家做难,我父母要求全家没事少出门。想想,他们是一种责任,避免庄稼丢失。而庄稼地就在我家四周,我想拿,你真能看住?这是一个老生产队长的家啊!父母不去,也要求我们子女们不去,即使饿死,也不去做偷摸之事。父母的教育,深深地烙在我的心中,祐护着我生命的每一天。之后的生活里,面对这些见面依然笑眯眯的叔叔,阿姨们,我渐渐地敬而远之了。他们没错,我也没错。

  野菜和水煮,这是我生命中最苦的几年。我还是小学生,学校常请村里的老奶奶讲忆苦思甜。有时,在家里,端着野菜,我会问:“妈,咱现在的生活比旧社会好吗?”看到我家生活实在艰难,驻留户中有几个大人,会趁着夜黑给我家送袋粮食,接济我们。当时的我,虽小,但记事,直到现在,我见了他们,或他们的后代,仍心存感激。

  滴溜那几年,是我生命中最苦的几年。1979年的某天早晨,放学回家的我,突然感到村子里笼罩着一种神秘气氛,听了大人们的议论,才知道,昨天晚上,几年前迁移走了的某某,拉着一架子车的东西又回来了。接下来几天,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或临时搭个棚子,或占个坡洞,这就是返迁。


  一时间,在库区这片地方,出现了三类农民:返迁户,滴溜户,二者都羡慕驻留户。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又已来到,多种矛盾不时发生。忽一日,政府下来一道红头文件:滴溜户归队。这真是美好的一天。这一季,我家又分到了久违的粮食,暂时缓解了粮荒问题,母亲的脸上,也少有的露出了笑容。

  1980年代,改革的春风轻拂大地。联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中国农民彻底解决了粮食问题,顿顿有馍不再是奢求。让我惊奇的是:一把白面,在母亲手里竟能魔法似的做出多种花样来,父亲也常搭把手。我惊愕的双眼大睁:父母原来这么巧!


至今,陆浑水库移民返迁户的问题,在政府的多措并举下,已得到了妥善解决。国家又通过直接发放生活补贴,出台后期扶持政策帮移民村改善生活条件、发展产业经济等,使移民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沧海桑田,面对着家门口熟悉而陌生、浩瀚而美丽的陆浑湖,我常想:每一个压力之下,倔强支撑着的,是前辈们的坚强臂膀。我们的社会,正是在这一个个的坚强臂膀之上,一天天地前进着。


  2020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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