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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屈原之旅   作者:龚敏迪

发表时间: 2019-06-11  分类:随笔  字数:4127  阅读: 265  评论:0条 推荐:4星

流入日本的《十节记》载:“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和《西
 


    流入日本的《十节记》载:“五月五日荃缠。昔高辛氏子乘船渡海,急逢暴雨,五月五日没海中,其灵成水神,令漂失船。或人五月五日,以五色丝缠投海中。荃缠变化成五色鲠龙,海神惶隐,敢不成害,后世相传。”和《西游记》中的魔怪多半来自天庭一样,传说中的恶神也多半是古帝王之子,高辛氏帝喾之子成了作恶的水神,人们用能够化龙的荃缠驱赶这个恶神。五月五日也是后来屈原投江的日子,人们投粽子于江中,这应该是荃缠遗风的流变。司马迁说《离骚》:“上称帝喾,下道齐桓,中述汤武,以刺世事 ”,无论是屈原之前还是之后,荃缠、粽子,永远牵系着民众的情感。每逢端午多风雨,倾泪沅湘汨罗边。蒲艾流水角黍香,至今犹诵《天问》篇。时晴时雨中,发郢都而去闾,过夏首而西浮,上洞庭而下江......经鄂城过溆浦,然后到达了汨罗江,一路行走一路重温《楚辞》。

      路上见有人在玩端午斗草,一边在讨论着荃究竟是何香草。荃亦称荪也许是对的,陶弘景说:“东溪側,有名溪荪者,根形气色极似石上菖蒲,而叶无脊。”可是溪荪就是荪或者菖蒲吗?日本人称粽子为“茅卷”是因为最早是用茅草裹的,然后有“菰卷”、“笹卷”等不同材料裹的粽子。祭祀用茅草铺垫祭物表示慎重,是因为“茅之为物薄,而用可重也。”分封诸侯也要“分茅列土”。“卷”也就是“缠”的意思,那么荃就有可能是香茅草。《离骚》有:“索琼茅以筳篿”;“荃蕙化而为茅”的句子,茅的种类很多,琼茅用来占卜,香茅草脱变成的恶草之茅,外形和蕙兰有点类似。刘勰说读《离骚》:“故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而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认为:人们用动植物符号,表达思想,交流情感。如何解读楚地博远的香草符号,也不是后代的童蒙,乃至学者能够拾尽的趣味。屈原对于君王、变节的香草都毫不留情的予以批评,比如“荃不查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齌怒”、“哀众芳之芜秽”,荃蕙成为了恶草,就应该受到指责,这也是作为一个具有独立人格,以良知关注社会的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此同时,“哀民生之多艰”、“民好恶其不同兮”、“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屈原并不相信天命、权威之类,他说:“天命反侧,何罚何佑?”在他心中,民众始终占有不可替代的位置。

    来到岳麓书院前,见大门上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突发莫名感慨。《论语》:“唐虞之际,于斯为盛。”而《左传》说:“虽楚有材,晋实用之。”推敲起来也感慨颇多。伍子胥、申公巫臣、白起都是楚人,却都成了打击楚国的重要力量。 楚材之盛值得骄傲,令人胡思乱想的是,如果人才都是热衷于内斗弄权之才,“惟楚有材,于斯为盛”,对楚国来说,岂不更加糟糕?寻找发挥能力的机会无可厚非,然而,他们与屈原相比,究竟缺少了点什么?

       《左传》记载:晋楚争霸,蔡国声子,为了帮逃亡晋国的伍举重回楚国,回答楚令尹子木所问:“晋大夫与楚孰贤?”他偷换概念地回答:“晋卿不如楚,其大夫则贤,皆卿材也。”子木是大夫中尊贵的卿,所以晋卿不如楚,先让子木满足一下虚荣,然后就是“虽楚有材,晋实用之”这句话,还说晋国“用楚材实多”,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晋国有大才的大夫,都是楚国投奔过去了。

    伍举的岳父公子牟逃亡,楚人以为“伍举实送之。”于是他也只好逃亡去了晋国。但声子却把楚臣投晋的原因,归结为楚国“刑滥”,并举得四个例子。首先是绕角之役,晋楚军战于绕角,晋军将败,逃亡至晋国的析公出主意说:“楚师轻窕,易震荡也。若多鼓钧声,以夜军之,楚师必遁。”结果夜战中果然“楚师宵溃。”《国语》的记载是,楚庄王即位时未满二十岁,申公子仪覆为师,王子燮为傅。王子燮在争夺令尹之职中败给了成嘉,就趁令尹成嘉出兵伐舒之机,使人行刺成嘉而失败。权臣当道,楚王受人摆布,有人谮害站在王一边的析公,他见不妙就奔晋了。其次是晋楚彭城之役中将败的晋军,在雍子的策划下反败为胜。雍子是因为“父兄谮雍子,君与大夫不善是也。”而逃亡晋国的。再次是巫臣让楚国疲于奔命,他奔晋是因为魅力太大的夏姬所致。陈国亡后,楚庄王“欲纳夏姬,巫臣曰:‘不可。’”大臣子反欲取之,又被他阻止,楚王把她给了连尹襄老,连尹襄老死后,“其子黑要蒸焉。”而巫臣暗地里也在做周密的谋划,他指使她回郑国娘家,自己便随之娶了她而奔晋。要不是楚共王即位后,子反等人杀了巫臣族子,他也不会去“教吴反楚”。最后是鄢陵之战,楚军有晋国叛臣伯州犁任大宰,晋军则有叛楚的苗贲皇,晋厉公采纳苗贲皇的建议而使楚军受挫。四个例子都是楚国贵族之间为争斗所导致,令尹斗越椒起兵杀死了大司马蒍贾,楚庄王又杀死了令尹斗越椒,其子苗贲皇才逃亡去了争霸对手晋国的。声子的一套说辞,饶了个纵横捭阖的大圈子,可谓开战国纵横家之先河。其结果是楚王听了令尹子木的叙述,“益其禄爵而复之”地把伍举招了回来。楚国的问题不是“滥刑”,而是“众骇遽以离心”后的一潭浊水。

     《战国策》有一段苏秦对楚国的分析:“楚国之食贵于玉,薪贵于桂,谒者难得见如鬼,王难得见如天帝。”他还说:“今王之大臣父兄,好伤贤以为资,厚赋敛诸臣百姓,使王见疾于民,非忠臣也。大臣播王之过于百姓,多赂诸侯以王之地,是故退王之所爱,亦非忠臣也,是以国危。臣愿无听群臣之相恶也,慎大臣父兄;用民之所善,节身之嗜欲,以百姓。人臣莫难于无妒而进贤。为主死易,垂沙之事,死者以千数。为主辱易,自令尹以下,事王者以千数。至于无妒而进贤,未见一人也。”屈原的《天问》对以往天命之类表示了怀疑和否定,总结出“何罚何佑”的不确定性,世间万事相反相成,兴亡得失的根本在于贤才与民心向背的道理。但流失的楚才以及无助的楚民,显然也有他们自身的不足。

       宋人葛立方的《韵语阳秋》有一段对屈原的评说:“余观渔父告屈原之语曰:“圣人不凝滞於物,而能与世推移。”又云:“众人皆浊,何不淈其泥而扬其波;众人皆醉,何不哺其糟而啜其酾。”此与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异。使屈原能听其说,安时处顺,置得丧於度外,安知不在圣贤之域!而仕不得志,狷急褊躁,甘葬江鱼之腹,知命者肯如是乎!故班固谓露才扬己,忿怼沉江。刘勰谓依彭咸之遗则者,狷狭之志也。扬雄谓遇不遇命也,何必沉身哉!孟郊云:“三黜有愠色,即非贤哲模。”孙邰云:“道废固命也,何事葬江鱼。”皆贬之也。而张文潜独以谓“楚国茫茫尽醉人,独醒惟有一灵均。哺糟更使同流俗,渔父由来亦不仁。”张耒明白屈原投江的意义而批评“渔父由来亦不仁”,而刘勰所谓的狷狭,是他”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 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的坚定信念,所以他“欲变节以从俗兮,愧易初而屈志”,要受命不迁地“从子胥而自适”。鲁迅对屈原的评价是:“怼世俗之混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万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不敢言。”他也指出了屈原的不足:“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然而屈原不同于儒道的退守,拒绝淹没在浑浊浅滩,为惊醒世人,自爱自尊地作最后抗争,以独立人格的精神践履,将永恒融入了瞬间的自豪,却正是鲁迅所说的:“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这种穿越了时空的张力,终于“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

    坐船溯长江而上,经秭归江面时,岸上传来激扬的号子声:三闾呀大夫哦,听我讲哦,你的呀美名呀,传四方哦,年年呀一到哦,五月五呀,招你的魂魄呀,回故乡哦......

                                      原载香港《文汇报》2019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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