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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存疑才有味  作者:龚敏迪

发表时间: 2019-06-02  分类:随笔  字数:5005  阅读: 926  评论:0条 推荐:4星

读书是学习,但读书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乏味了。清人李世垣在《西圃丛辩》序言中说:“书有可疑,能信难,能疑尤难,疑而释其疑,能使不终疑则尤难。”宋人罗璧可谓善疑,他在《识遗》说:“孔子在《春秋》,凡鲁失
 


      读书是学习,但读书被书本牵着鼻子走就乏味了。清人李世垣在《西圃丛辩》序言中说:“书有可疑,能信难,能疑尤难,疑而释其疑,能使不终疑则尤难。”宋人罗璧可谓善疑,他在《识遗》说:“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诗三百例录变风,鲁独著颂,与商周等。《论语》:禘,自既灌而往者,曰:吾不欲观之矣。或问禘之说,曰:不知也。知其说者至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春秋书孟子归,曰:夫人至自吴......”这段话提出了四个问题,且由易而难,论述了自己的读书感想。

《论语》中的陈司败问孔子鲁昭公是否知礼的对话,孔子的回答是“知礼。”随后,陈司败又去对孔子的学生巫马期说:“吾闻君子不党,君子亦党乎?”他要说的是鲁昭公娶了从吴国来的吴孟子之事,吴国是泰伯的后人,和鲁昭公都姓姬,娶同姓女人岂不是不合礼法?

    巫马期就把这话转告了孔子,孔子的回答是:“丘也幸,苟有过,人必知之。”很多人都以為是孔子接受了批评,也有人和陈司败一样,认为凡是说到鲁国不光彩的事,孔子都要包庇一番。比如宋人罗璧在他的《识遗》中就说:“孔子在春秋,凡鲁失多为讳护”,其中就包括鲁昭公娶吴孟子不符合礼的问题。但问题是吴孟子真的是姬姓吗?

   《诗经.衡门》说:“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取妻,必宋之子。”诸侯中齐宋地位高都是公爵,娶这两国国君一族的女儿可以显示自己的地位。《左传》说鲁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声子生了鲁隐公。”后来,又以夫人的名义娶了仲子,生了鲁桓公。鲁惠公娶的孟子、声子、仲子都来自宋国,还有“子见南子”中卫灵公夫人南子也是如此。

    孟子、仲子,是排行老大和老二;声子、南子与他们的贵族家族特征有关,有多种可能,但这个称呼已经表明,她们都是来自宋国的子姓。宋国之外,还有不少商人后裔曾被封为诸侯,比如商王武丁的后人子元,被封于权地(今天湖北境内)建立权国。鲁惠公之后,隔了十代的鲁昭公又娶了个孟子,同样是老大,但没有关于她身世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已经被灭的其他子姓诸侯的后裔流落到了吴国,也不能排除是宋国贵族后裔流落到了吴国,所以孟子前面冠之以吴字,说明鲁昭公并非娶自宋国而已。

    到了孔子的时代,诸侯的势力已经衰落,娶妻也不能不太讲究了。鲁昭公的母亲齐归就来自原来的胡国,胡国本是周成王所封姬姓诸侯国,她们却是归姓,齐归和她姐姐敬归一起成為鲁襄公的夫人,敬、齐,则是她们的謚号。问题在于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公羊传》鲁成公十五年说:“《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断发纹身的吴国,被认为是夷狄,所以诸夏与吴国盟会,要分开记载,先说诸夏之间盟会,另写一句“会吴钟离”。

    司败就是司寇,在陈国司寇面前维护本国国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虽然鲁昭公不是好国君,他被权臣赶出鲁国后对齐景公说过:“吾少之时,人多爱我者,吾体不能亲;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好则内无拂而外无辅,辅拂无一人,諂諛我者甚众。譬之犹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叶,秋风一至,根且拔矣。”但孔子说自己:“苟有过,人必知之”,显然不是承认鲁昭公不该娶吴国来的孟子,那么,他承认了“君子亦党”吗?

   观禘的问题也不能成立,因为孔子看了他们把酒洒于茅草上开始祭祀,就别传头去走了!并且再也不愿提起此事,这不是已经表明了态度?柳宗元 《非国语·不藉》说:“启蛰也,得其耕;时雨也,得其种。”与启蛰相对的是:“闭蛰,谓昆虫蛰伏,于时,当建亥之月,夏正之孟冬十月。”一年的农事,从启蛰开始,到闭蛰也就差不多结束了。二十四节气中惊蛰是最特别的,按照宋人王应麟说法,汉景帝名刘启,为了避他的讳,才把启蛰改成了中惊蛰,而且汉行太初历,将原先在雨水前的惊蛰改在了雨水之后。

   《左传·桓公五年》载:“凡祀,启蛰而郊。”这时还要举行重大的禘郊祭祀活动,祭祀关乎政治。可是孔子说:"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这是因为《礼记》说:“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礼也。”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是重要的统治手段,所以要加以垄断,鲁国是诸侯国,虽然祖先与周天子一样是后稷,但没有权力与之沟通,因此孔子见到祭祀的对象不对,就不欲观,不欲谈起了。《诗经》说:“殷士肤敏,祼将于京”,就是说亡国了的殷商贵族,来到周天子处,勤敏地为将要举行的祼礼勤敏地陈序礼器。祼与灌同音,古人的解释是,”祭酌鬯以灌地“,”受祭而灌於地,奠不飮谓之祼“,也就祭祀开始,酹酒于灵前地上。

    《左传》记载鲁僖公八年“禘于大庙”,至少从此,鲁国国君就不怕麻烦地开始了这种僭越性的禘郊区祭祀。鲁国的孟献子说:“吾乃今而后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是故啓蛰而郊,郊而后耕。今既耕而卜郊,宜其不从也。”这个祭祀首先要占卜通过选定举行的日期,和用作牺牲的牛。而这次遇到了问题,三次占卜日期都没有通过,时间就从三月拖到了开耕之后,所以需要降格从事,免去了用牺牲之牛。

   郊祭本身是定期的,不必占卜,需要占卜的是哪一个辛日举行。一个月可以有三个适用于郊祭的辛日,第一个不行就再卜第二个,以此类推。鲁宣公三年又出现问题了,《春秋》说,问题出在用来做牺牲的牛“口伤”,所以“改卜牛。牛死,乃不郊。犹三望。”用来做牺牲的牛很讲究,色纯为“牺”,体全为“牲”。《谷梁传》的解释是,“全曰牲,伤曰牛,未牲曰牛,其牛一也。”牛伤了嘴,虽然不能用了,但“免牲者,为之淄衣薰裳,有司玄端,奉送至于南郊。免牛亦然。”没有经过隆重的仪式免除其资格,伤牛仍然享有崇高地位,结果却是重新占卜后牛死了!太不吉利,所以“不郊”了。但活动没有完全取消,配套活动的“分野之星,国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 的望礼继续进行,所以说:“不郊而望,皆非礼也,望,郊之属也。不郊,亦无望可也。”鲁襄公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不郊。”占卜没通过,日期推迟了四次,农事早已经开始,就不必祭祀了。有趣的是,好容易选出来做为牲的牛,多次受到鼷鼠的生命威胁,这恐怕与牛脱离了自然环境不得自由活动有关。鲁定公十五年,“鼷鼠食郊牛,牛死,改卜牛。夏五月辛亥,郊。”这次没有因牛死而不举行,而是重新占卜,选用了候补的牛,以致延期到了五月还要举行。

    春秋战国,已经从殷商以来“绝地通天”垄断天地鬼神,开始转向重人事。人们渐渐地敬鬼神而远之,周的内史便断言虢国“虐而听于神”必亡。经过秦统一,再到汉景帝以后惊蛰与雨水换了位,惊蛰的禘郊祭祀,也成了远去的历史。 

     汉武帝独尊儒术,孔安国说了:“先君孔子,生于周末,睹史籍之烦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丘》。”撇去诸子百家和消失了的三坟五典,余下的都被他揽作孔门遗产了!孔子说过:“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至于说他删定了《诗经》则不可信,因为他早就说过:“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这也证实了《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到鲁国观周乐,鲁国乐工为他演奏了十五国风和雅颂各部分,其分类篇目、先后次序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雅、颂早已有“所”,而其时孔子才八岁。周初诸侯八百,这么多诸侯国,经历这么长年月,采集来的三千余篇诗中,很多被人遗忘,只留下少数是很自然的。《诗经》中有《鲁颂》并不能说明之前其他诸侯国没有《颂》,《商颂》其实也是宋国的作品。

      魏文侯曾对子夏说过:“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后来齐王也对孟子说:“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之乐耳。”孔子说自己把《诗经》濒临失传而紊乱了的乐曲部分重新找来对号入座了,可惜儒家六艺中的《乐》还是没有得到传承,那些沉闷的王官之乐,不可能象他那样,听《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如此,孔子何以不删《诗经·溱洧》等篇?

    《墨子·明鬼》说:“燕之有祖,当齐之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之所属而观也。”《汉书·地理志》称:“卫地有桑间濮上之阻,男女亦亟聚会,声色生焉。”颜师古注曰:“阻者,言其隐阸得肆淫僻之情也。”《诗经·墉风》说:“云谁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墉,在今河南卫辉、新乡西北一带。甚至《楚辞·天问》说:“焉得彼涂山女,而通于台桑?”各国都有这种供“中春之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的地方。其后《登徒子好色赋》中的章华大夫也“从容郑卫、溱洧”,被“群女出桑”中的美女吸引。《高唐赋》 也“游于云梦之台......望高唐之观”;“巫山之阳,高丘之阻”,甚至楚怀王、楚襄王父子都与巫山神女云雨。这种有关延续先民古老传统的内容,孔子也删不了。

    中外都一样,《圣经·出埃及记》中,耶和华就把埃及地所有头生的 ,无论是人是牲畜 ,都杀了。《墨子·节葬下》提到,越国的东面有一个輆沭之国,在这个地方,长子一旦出生便被解而食之。后稷也是长子,名弃,被抛弃了多次;《庄子·盗拓》:“尧杀长子”。楔形文字解读出萨尔贡王自述:“朕的母亲是一位大祭司,朕不知道父亲是谁。母亲怀了我,偷偷将朕生下。她把朕放入灯心草编织的篮子里,用沥青封盖,随后把朕抛入河中,但河水并未将朕淹没。”甲骨文中“弃”与代表长子的“孟”相似,抛弃长子是为了避免抚养了非自己血统的孩子。《列子》把遭弃而存活下来的孩子称作“蘭子”。                                                   

      孔子死了一百多年后,孟子才有一段名言:“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可是,何以之前一百多年无人提及孔子作了如此重要的《春秋》?如果孔子把 《春秋》它作为教学生的教材,又何以《论语》中只字未提?有意思还有《公羊传》、《谷梁传》中的《春秋》部分,都记载了鲁襄公二十一年孔子生,孔子曾说:“吾少而贱,故多能鄙事。”国史怎么可能记载一个尚为平民的出生!而且鲁昭公二年,韩宣子出使鲁国,受到观书于太史氏的礼遇时,已经“见《易》、《象》与《鲁春秋》”,那时孔子十一二岁。像孔子说获麟一样,捏造是儒家的一贯传统。

       孔子说:“吾犹及史之阙文”,就是后儒孔子修《春秋》的证据。问题是之前的历史都是“史之阙文”,与国史是两回事。《春秋》是未曾解密的国家档案,设立史官,也是贵族们各种势力平衡制约的制度,所以董狐、崔抒可以“直笔”,连国君、重臣都无权篡改。当时连史家都没有私人著作,孔子怎么可能堂而皇之地笔削国史?

       读书需存疑,不然就无趣。疑而释其疑是一件快事,然而随着读书的深入,之前释疑了的也会有重新认识,新的疑问又会出现。所以“能使不终疑则尤难”,而这却正是读书的可喜之处。

          原载《第三届‘书城杯’全国散文大赛获奖作品选》2018年12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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