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短篇 > 杂文 > 历史> 嵩县的佛教渊源

嵩县的佛教渊源  作者:乐水

发表时间: 2009-01-11 字数:5294字 阅读: 6219次 评论:4条 推荐星级:4星

   河南嵩县建制古老,历史文化积淀丰厚。佛教自东汉时期由西竺传入东土洛阳后,嵩县便以其天时、地利、人和的独有魅力迅速成为佛教文化传播的热土,而嵩南的伏牛山更成为与五台山、峨眉山、少室山齐名的佛教名山,成就了许多高僧大德,对中原乃至整个中国佛教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佛教的传入
  
  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四世纪下半叶),南方政权相对稳定,歌舞升平,佛教发展如火如荼,正如杜牧诗中所云:“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酒旗风。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而此时在中国的北方,则是战火连绵,生灵涂炭,动乱与天灾相结,竟至于“人相食。”面对这样一种局势,北方的佛教领袖释道安法师(中国佛教历史上最杰出的僧人)为了守住刚刚建立的佛教基业,保存佛教的实力,于公元362年前后,率弟子慧远等四百余人的僧团南迁避乱。他们“入王屋女机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木食修学,俄而慕容俊过陆浑,遂南投新野。”(《出三藏记集传》下卷)。道安僧团在嵩县活动了大概2-3年时间,这是目前见诸史载的嵩县乃至整个伏牛山地区最早的佛教资料。嵩县的灵山秀水和善良淳朴的人们不仅给道安僧团提供了庇护的栖身之地,更为重要的是让道安在这里深深地思考了佛教的未来,悟出了“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又教化之体,宜令广布”这一中国特色的佛教真谛,并决定将僧团分散到全国各地传法,从而使佛教的影响呈燎原之势,传入到四川、扬州之地。所以说道安的陆浑之行不仅是道安佛教事业中关键的一步,更是中国北方佛教的转折点,使得嵩县伏牛山日后成为了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僧人修行与敬仰的圣地,在中国佛教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性的意义。
  
  二、佛教的发展及影响
  
  
  佛教传入中国后,因其适合当时上层统治阶级的主流意识形态和广大民众的心理,因而得以迅速传播和发展,唐时进入鼎盛时期。嵩县佛教的发展也是从唐代开始渐入佳境,明朝时期形成高潮。其间创建的寺院多达数百处,著名的有思远寺(后改为龙兴寺)、法华寺、竹林寺、吉祥寺、龙泉寺、庆安寺及伏牛山区的云岩寺、红椿寺、慈光寺、圣水寺、乌曼寺等。作为佛教文化传播的平台和载体,它见证了嵩县佛教发展的轨迹,这里撷取一二略作介绍,或许可以管窥一斑。
  
  
  思远寺:高僧的摇篮
  
  
  思远寺(后改为龙兴寺)位于嵩北阎庄乡境内的思远山上,约建于唐初。据《大清一统志》卷一百六十三载:“龙兴寺在嵩县北思远山,唐武后时尝幸此,建乘凉阁,后改为寺。”思远山下的鸾驾岭据说就是因当年武则天停放鸾驾而得名。唐时著名的嵩县籍高僧圆敬禅师(729-792)即在该寺出家,诵习《法华经》,二十岁时受具于白马寺本律师,由于学问渊博,律学成就极高,代宗时征入皇家内道场,不仅为临坛大德,而且历任大兴善寺、安国寺、宝应寺寺主,后“又充僧录”(即佛教僧官)。据北京师范大学徐文明教授考证,圆敬是唐朝第一位有明确记载的僧官,圆敬荼毗时,弟子僧人列队穿孝服排列,享受了佛教僧人葬礼中最高的等级。权德舆所撰《唐故宝应寺上座内道场临坛大律师多宝塔铭并序》(《文苑英花》卷七百八十五)对此有较详尽的记载。
  思远寺现存大殿3间,左右配殿各3间,为近年所修。
  
  
  红椿寺:皇室的道场
  
  
  红椿寺位于车村镇顶宝石村,据《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载:“宝刹霞张,纳流云聚。世宗时,荆璧和尚修之。印空和尚复修之”。也就是说,红椿寺为荆璧和尚所创建。荆璧和尚即楚山绍琦禅师,是四川无际明悟派的创始人月幻无际禅师最著名的弟子,后成为临济正宗二十六世法嗣,被当时的朝廷册封为“荆璧禅师”。《重修伏牛山红椿寺记》碑是为纪念慈舟上人修复寺院而立,碑云:“乃慈舟上人以中贵披剃,栖迹伏牛几星霜矣。企/荆璧踵印空殚心肆力,大振宗风……所以声彻慈宫,颁经赐镪,且奉懿旨建千盘盛会,讲演秘典……”该碑立于万历十七年,碑文为“赐同进士出身,翰林院修撰承务郎傅野肖及徐联芳撰”,“钦赐御马太监张忠、陈儒、李官……”等九名太监立石。由此可知红椿寺应是万历的母亲李太后亲自赦赐,是一座规格很高的皇家寺院,据原龙门石窟研究所所长温玉成教授考证,印空的弟子明海,号慈舟,是一个太监,后出家到红椿寺做了和尚。而参与立碑的九名太监中,有三人后来又参与了北京长春寺的建设。
  光阴荏苒,世事更迭。如今的红椿寺只剩下一片废墟,颓垣古道,没于幽谷荒草;残碣断碑,付与苍烟落照。
  
  
  云岩寺:修行的圣地
  
  
  云岩寺位于龙池曼下的嵩县白河乡下寺村,据传为唐自在禅师所创建。自在禅师是禅宗大师马祖道一的得意弟子,其师承往前追溯依次为马祖道一——南岳怀让——六祖慧能——五祖弘忍——四祖道信——三祖僧璨——二祖慧可——初祖达摩。也许是自在禅师的“名人效应”吧,云岩寺的创建,开辟和奠定了伏牛山佛教的基础,使佛教在这一地区迅速蓬勃地开展起来。到了元代,伏牛山已成为佛教名山,据《释海稽古略续集》载,元代杭州慧因寺盘谷禅师“志气超迈,博览经史,性耽山水之乐,至元中,游五台、峨嵋、伏牛、少室名山胜地。尝云‘足迹半天下,诗名满世间’”。说明至少在元朝时,伏牛山就已经成了与五台、峨嵋、少室齐名的佛教名山。到了明朝,以云岩寺为代表的伏牛山佛教进入巅峰,前面已提到的《重修红椿寺记》有这样的记载:“然伏牛者何?辟支隐居,野牛阻路,自在和尚降之,名斯著尔。详载禅乘,无容赘论。山之寺,环云岩,辖□百五十余区”。说明伏牛山是因唐自在禅师降伏野牛而著名;环绕云岩寺而建的寺院多达一百五十余处,则说明了云岩寺在伏牛山佛教中处于中心及统领地位。事实也确是如此,据明成化年间洛阳人兵部郎中乔缙《伏牛山云岩寺记》(《嵩县志》卷八)云:“云岩寺前横踊水,摄梁入寺,大雄巍峨,左伽蓝,右禅堂,钟阁在前,左藏乘居殿,后铅松茂卉,凌云蔽日。……远近高腊欲跻圣果者莫不以此为窟宅,霞庵云窦遍满陵谷”,并由衷地发出感叹:“夫伏牛,天下名山也;云岩,天下名刹也。野牛降服而山名,白云吐岫而寺号……钟鼓齐音,殿堂仑奂,心因境净,境逐心闲,可以修最上乘,解第一义”。又明正德十三年(公元1518年)所立的一块由嵩县知事王官之撰文的《伏牛山云岩寺记》碑石记载:“四方缁流托动,计数千余……僧舍散落,遍岩谷高下,陆下隐半见。……事农诛茅为庵者,不下数百墅”。云岩寺之兴盛由此可见一斑。
  以禅修炼魔为特色的伏牛山佛教的崛起,不仅成为嵩县佛教的主流,而且对全国其它各地的佛教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进入嵩县如入佛国。明人王士性在《广志绎》(卷三)记述道:“伏牛山在嵩县深谷大壑之中数百里,中原战争兵燹所不及,故缁流衲子多居之。加以云水游僧动辄千万为群,至其山者如入佛国,呗声梵响,别自一乾坤也。然其中戒律齐整,佛士庄严,打七降魔,开单展钵,手持贝叶,口诵弥陀,六时功课,行坐不辍。庚子足以引游方之目,感檀越之心,非它方刹宇可比。”明末最著名的高僧憨山德清则给予了更高的评价:“方今海内禅林,第一赖有牛山苦行,非诸方可及。”其时慕名到伏牛山修行的高僧大德多不胜数。如到伏牛山云岩寺参访独空和尚而不遇的四川无际明悟派创始人月幻无际禅师,明末四大高僧中的憨山德清、云栖祩宏、紫柏真可禅师,以及后来做了少林寺方丈的凤林桂公(元代)、幻休常润、古梅祖庭等。可以说当时著名的僧人大都把到伏牛山修心炼魔作为“欲跻正果”的必修功课和一种修行的境界,堪称佛教的“中央党校”,正如明代著名文人王士祯《赠照幻禅师一绝句》所云:“伏牛山下结精庐,炼尽群魔剩一如。谁信近来能所尽,贯休诗句梦英书”。伏牛山僧人不仅与少林寺有极深的渊源,而且在苏州北寺、南京瓦官寺、北京长春寺、杭州碧峰山白业堂等许多地方都留下了他们建寺弘法的记载。
  此外,伏牛僧兵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也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与少林僧兵不同,伏牛僧兵的功能主要是抵御矿徒。明郑若曾《江南经略》云:“夫今之武艺,天下莫不让少林焉。其次为伏牛,要之伏牛诸僧,亦因御矿徒而学于少林者耳。其次为五台,五台之传本之杨氏,世所传杨家枪是也。”那么矿徒又是什么来路呢?明万历五年进士王士性以亲眼所见,亲自考查而著述的《广志绎》里有明确记载:南召、卢氏之间多有矿徒,长枪大矢,裹足緾头,专以凿山为业,杀人为生,号毛葫芦。其技最悍,其人千百为群,……其开采在深山大谷之中,人迹不到,即今之官采亦不敢及……貂珰以狐假虎,杀人而吮其血,按抚袖手而唯唯。
  由此可知,矿徒就是在深山以采矿为业,兼杀人劫财,凶残成性的强盗。而伏牛僧兵敢以这些长枪大矢、千百为群、连官府也“袖手而唯唯”的盗寇为作战对象,可以想见其规模和战斗力是何等的壮观了。同时,也说明僧兵是受到官府肯定,被官府所认可的。
  
  
  三、佛教的衰落
  
  
  明代末年以后,如火如荼的伏牛山佛教却突然衰落了,就连盛极一时的云岩寺也几成废墟。残塔断碑伴古树,“数峰无语立斜阳”,只有当地代代流传下来的民间传说和二百五十多棵唐代银杏古树还在顽强地述说和见证着过去曾经的辉煌。由于伏牛山佛教衰落得太过急剧,衰落得无据可查,衰落得充满神秘,以至于有些专家学者把它作为一个待解之“谜”。
  然而,综合各方面的情况加以分析,我们还是不难看出一些端倪。首先,明末李自成义军对伏牛山佛教应是最具毁灭性的一次破坏。据《嵩县志》载,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义军数次在嵩县的伏牛山地区与追剿的官军激战,经伏牛山行走于南阳和洛阳之间。因为当时寺院都积累了一定的粮食和财物,有的寺院还是皇家道场,因此受到义军的洗劫。据民间传说,在云岩寺和红椿寺,义军曾和寺院的僧兵发生激战,初战义军失利,后义军从南召调集力量前后夹击,最终僧兵战败,连同寺院一同化为灰烬。在云岩寺遗址,至今仍随处可见散落的佛骨。除此之外,伏牛山其它寺院也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据清康熙十九年(1720年)《重修伏牛山演法坪佛殿碑记》记述:“流寇氛扰,佛像蒙尘,众僧奔散”。曾经繁盛千年的伏牛山乃至嵩县佛教从此几近覆灭,此后虽也屡有修复,但终难及当初之万一。
  其次,邪教的滋生和盗匪的藏匿作乱使得本已受到重创的嵩县特别是伏牛山佛教更加雪上加霜。清代嵩县地区各种会道门盛行,“每有游棍僧道,假挟治病符咒诸邪术,以行医为名,……求福免灾为词,哄动乡民,归依其教。”(《高宗纯皇帝实录》),更有如段文经、徐克展等人,“竟敢于光天化日之下,借邪教为名,……阴图叛逆,许封官职,谋占城池,实属罪大恶极”(《高宗纯皇帝实录》)。清廷当时还把伏牛山看作是盗匪出没之地,特别是逃犯一旦进入此地,便如虎归山,无法捉捕。“据称河南西南两路,频有匪徒蠢动。近闻首恶窜入伏牛……不急掩捕,恐其啸聚为患……并着左宗棠、谭钟麟、李瀚章、潘霨各添队伍,入伏牛山”(《德宗景皇帝实录》)。由此证明,其时伏牛山已成为清廷心腹之患。朝廷不安,地方虎视,佛教蒙尘,更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地区佛教衰落的进程。
  其三,文革浩劫,使幸存下来的一点点佛教根基再次遭遇灭顶之灾。嵩县是文革时期的重灾区,各种运动几乎一场没拉下。特别在宗教方面,许多古寺庙建筑被扒,造像、壁画、法器、碑刻等宗教文物被当作“四旧”毁掉。据白河上寺村姓蔡的一位老者回忆,当时云岩寺曾有四十多座砖石古塔,炼钢铁时被拆掉垒了炼铁炉,许多千年以上的古银杏树被伐掉,明代铁铸的十几尊罗汉和铁碑、大钟等也被炼成了钢铁。
  盛有盛缘,衰有衰因。昔日嵩县佛教的辉煌早已被雨打风吹去,兵事匪患也好,天灾人祸也罢,但最根本、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时局动荡、纲纪废驰和民不聊生最终导致了嵩县佛教的衰落。“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然国主衰微,法事焉能独荣?历史的发展规律是不可逆转的,佛教也没有超脱这个定数。
  时代的发展和社会文明的进步,赋予和丰富了佛教文化新的内函。佛教已不仅仅是一种宗教,更是一种融合了中国儒、道传统思想的文化。2006年,河南省政府把伏牛山环线生态旅游开发明确提上了议事日程。作为佛教文化的一个层面,2007年4月下旬嵩县召开了由国内佛学大家方立天、杨曾文、楼宇烈等四十余人参加的伏牛山云岩寺佛教文化研讨会,专家通过实地考查及论证,充分肯定了嵩县伏牛山佛教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的地位和贡献,并提出了科学的开发思路;2007年6月下旬,伏牛山云岩寺古银杏树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记录。随着嵩县对县域文化资源重视程度的提高,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这朵文化奇葩一定会以新的姿态绽放其盛世光彩。
编辑点评:
对《嵩县的佛教渊源》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来消息了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