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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水經注疏》定稿本的下落(陳橋驛)  作者:杨守敬

发表时间: 2018-04-14 字数:18199字 阅读: 61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0星

 


                         陳橋驛

吳天任教授從香港寄給我香港《明報月刊》一九八六年十一月號中劉孔伏、潘良熾二先生的大作《水經注疏定稿本的下落》一文,謝謝吳教授的關心,因為我平日極少閱讀香港報刊,由於他的寄贈,讓我知道了劉、潘二先生對拙作《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二]、《熊會貞酈學思想的發展》[三]諸文中提及的關於《水經注疏》最後定稿本的下落問題,提出了不同看法,這是值得歡迎的。

說實話,在酈學界討論這個問題是非常不幸的。不管經過討論以後所獲得的結論是肯定的抑是否定的,都會令人嘆息。因為問題不僅僅是原稿本是否被出售和不知下落,圍繞與《水經注疏》各種版本的探索,還存在學術界的一些很不光彩的事件,從而增加了問題的復雜性。當然,事情既已發生,我們無法回避,只好鼓起勇氣,進行深入地討論,把問題弄個水落石出。所以我在拙作《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的末尾說:「我們希望,在經過不長時間的探索和討論以後,這些問題都能早日廓清」。

現在看來,在《水經注疏》的各種不同版本之中,需要廓清的問題,主要有下列幾個:-3486-

第一,拙稿認為《水經注疏》的最後定稿本,在熊會貞生前已被楊勉之出售,而至今下落不明。現在,臺北本的底本,是否是此書的最後定稿本,尚無的證。

第二,汪辟疆先生《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四]一文中述及:稿「凡數本,其一本,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謄清正本,則仍在李子魁處。今余所及覽者,則李君所藏之正本也」。這裡,汪先生所目擊的所謂「謄清正本」,到底是從「稿凡數本」中的何本謄清而出?汪先生為何稱它為「正本」?

第三,李子魁先生曾於一九八二年七月五日由其親戚湖北省恩施地區農業機械公司的黃勇先生代寫一信給我,信內附有兩張照片,其中一張是一個裝書函,上有《校補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影印稿》字樣,署名是「李子魁校補」。這部書令人生疑,到底是什麼?

上面列舉的幾個問題,假使李子魁先生身體健康,而又願意合作的話,或許是比較容易解的。但不幸的是情並不如此,當我於一九八二年得到日本藤真澄教授寄給我的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後,開始我是十分同情李子魁先生的。我曾經根據武漢大學石泉教授提供的索,寫信到李先生所在的湖北恩施,告訴他臺北出版了此書的消息。當然,我的目的,同時也想通過他了解一下有關此書原稿出售、運送、儲藏、校訂等問題。李先生長期在恩施這樣一個閉塞的山區執教,對於我告訴他的這個突如其來的消息,大概也是很興奮的,所以不久就請人代寄我上面已經提到的那封信,並且還加了若干附件。這些附件,目的都在於證明他在此書上所下的功夫。

我對李子魁先生的同情,並不是言不由衷的。直到我在一九八三年第一期《杭州大學學報》(哲-3487-社版)發表《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一文時,還表達了我的這種同情,盡管我當時已逐漸了解到他在此書上的不少作偽問題。當時我還認為此書中的不少刪節和改動之處,都是曾經整理過臺北本底本的傅緯平先生做的。我也和當年的汪辟疆先生一樣,只憑李的一面之詞,認為他「是接受熊會貞的遺命而致力於《水經注疏》的整理工作的」。雖然我在那篇書評中,已經指出他的某些篡改熊會貞《十三頁》[五]的做法「是一個錯誤」。但是我仍然以為「對此稿有頗大貢獻的李子魁教授,在此稿影印時,竟被抹去了他的名字,這是令人不勝遺憾的」。我把這篇書評的油印本寄給李先生,同時又向他提出若干問題,我很想與他坦率地討論一些有關此書的掌故。但我的幾次去信,從此就石沉大海了。或許是他的健康情不好,或許他從我的書評和信中看到我已逐漸了解了事情的若干真相,就不便再給我復信了。李子魁先生的沉默,就使得上述這些問題的解變得更因難起來。

我之所以幾次寄信給李子魁先生,因為我認為他畢竟與熊小固及楊勉之相處過一年多,也算是個知情人,假使他願意坦率地說清一些問題,顯然要比我們在汪辟疆、向宜甫、劉禺生等先生的著述中去摸索要好得多。由於種種原因,我早已發現上述幾家的資料並非一定可靠。例如劉、潘文所引武昌亞新地學社鉛印本《水經注疏》卷首向宜甫《序言》中的一段:

  日本森鹿三,極服熊氏以一生精力成此絕業,乃于一九三〇年夏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

其實,向氏《序言》在此下尚有幾句:

  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副,熊氏以大夫無域外之交,因拒之,卒不為奪。若熊翁-3488-者,此寧可求諸今世士大夫耶?

《明報月刊》劉、潘文所引的向宜甫的這一段文字,是從民國三十六年《國史館刊》創刊號中汪辟疆所撰《楊守敬熊會貞合傳》中抄下來的,文字幾乎相同,該文說:

  日人森鹿三,極服熊氏的一生精力,成此絕業。民國十九年四月,遣松浦嘉三郎走武昌求其稿,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副,會貞以大夫無域外之交,固拒之,卒不為奪,嗚呼,若會貞者,此寧可求諸今世士大夫耶?

劉禺生《世載堂雜憶》[六]中《述楊氏水經注疏》一文也重復了類似的話:

  會貞在日,日人森鹿三極服其學,遣松浦嘉三郎走求其稿,不獲,又兩謁,許以重金,乞寫副本,會貞固拒之,卒不為奪。

從文字上看,上述各條記載言之鑿鑿。我要是不在日本聽到森鹿三的高足船越昭生教授提供的信息和森鹿三的另一位高足藤善真澄教授陪同我去到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親自閱讀了此書的另一部抄本,上述錯誤的記載將一直延續下去。事詳拙著《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這裡不再贅述。正是因為我在這個問題上親自做了實地調查,所以才能確實無誤地否定汪辟疆、向宜甫,劉禺生等以訛傳訛的記載,這種記載乍看起來是非常可靠的。例如劉、潘文在引用了劉禺生的另外一些資料後說:「劉氏是熊氏的同鄉,又生活在同一時代,上述記載當不致有誤」。的確,我原來何嘗以為日本無《水經注疏》抄本的記載竟會出錯。因為記載出自酈學權威汪辟疆,而又為與熊氏同鄉兼同時代人的向宜甫和劉禺生所引用。但事實都否定了我原來的想法。這說明對於這類問題,熊夠找到-3489-知情人討論和實地調查,確實比單憑文獻資料和揣摩文字要好得多。

在日本親自閱讀了熊氏當年讓森鹿三過錄的這部抄本以後,再回過頭來看看汪辟疆《合傳》中的話,其傳訛就一望而知。我不想再花時間去追索「大夫無域外之交」一語出自何種典籍,即使此語確有掌故,也絕不會為熊氏所取。因為熊氏尊敬其師楊氏無以復加,而楊氏生平都甚重「域外之交」。據吳天任《楊惺吾先生年譜》[七]光緒八年壬午下云:「是時與日本文人往來最密者:岩谷修、日下部東作,岡千仞」。其中岡千仞在楊氏於光緒十年從日本返國時隨楊同來,楊並陪同他到蘇州覯李梅生、顧子山兩家藏書。又據《年譜》宣統三年辛亥下云:「九月初,有日人水野疏梅來謁先生,願受業為弟子,學書法及金石之學。先生初以老辭,嗣憫其誠而許之,使其教兩孫日語。水野呈詩申謝,並李先生詩。先生亦勉賦二絕句,分酬翰臣、水野。十月,先生應水野疏梅之請,作《書學邇言》,雜評碑帖及諸家書法。歲暮,水野歸日本,先生以草稿付之」。後來,楊氏又應水野之請,自撰《鄰蘇老人年譜》。水野在楊氏滬寓時,每日均在楊宅午餐,時會貞亦在座,則會貞與水野,必然過從無疑。故熊氏不會出如此矛盾之言,也不會行如此矛盾之事,汪氏引熊氏此語,必出附會。

我當然不是說汪辟疆、向宜甫、劉禺生三位先生的記載是弄虛作假。這是因為他們記載的資料,有許多是從學術界聽來的。而活動於學術界的人物,也和社會上其他領域一樣,是各式各樣的。有些一心一意做學問的人,常常容易受騙上當,這叫做君子可欺以方。因為這種人名聲大,有些心術不正的人,往往鑽空子,用自己編造的一面之詞,去打動這些專心做學問的人,讓他們在文章中不知不知覺地把這些一面之詞寫進去,使學術界信以為真。在《水經注疏》這部著作中,不僅汪辟疆、賀昌群[九]-3490-等先生都曾受人之欺,而如上面所述,幾年以前,我自己也重蹈了他們的覆轍,在不可靠的資料干擾下作了錯誤的論斷。以後由於繼續深入地研究,才算基本上弄清了事實的真相。

汪辟疆先生當然是一位學識豐富的正派學者,但是如上所述,在《水經注疏》抄本流入日本一事上作了完全錯誤的述。汪先生的這項資料從哪里來的,現在無從知道,但是絕對不會得自另外一位正派人物熊會貞,這是無疑的。因為上面已經指出,熊氏絕不可熊墨守「大夫無域外之交」這種毫無道理的教條。在汪先生關於《水經注疏》的著作中,除了這一項錯誤資料顯然受人之欺以外,另外還有一項無疑是某些人的一面之詞,汪先生竟以之寫入了他的著作。因為汪先生名聲大,這件實際上很可能是響壁虛造的事,因利用了汪先生的大名而欺騙了許多人。這段一面之詞是作為一種《附記》的形式,寫在汪先生的一篇傑出的酈學名著《明清兩代整理水經注之總成績──楊守敬熊會貞〈水經注疏〉》之後的。該文載於一九四〇年一月二十八─二十九日重慶版《時事新報》副刊《學燈》六十九─七十期。文中說:

  李君(按指李子魁)追隨熊固之先生最久,私淑鄰蘇,而又親佐熊先生`稽群籍,襄此鴻業。熊先生于民國二十五年逝世,臨卒,又手草《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凡四十條,交李君賡續整理,以竟完功,則今後整理全疏,非李君莫屬也。

汪先生的這些話包括所謂《遺言》云云,很可能就是李子魁在重慶面告他的。由於汪先生把原原本本地寫入了自己的著作,很多人就相信了。而且,既然有這樣一位名人動了筆墨,李子魁自己也就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在湖北師范學院唐祖培教授主編的《史地叢刊》第二、三合期刊載了他的-3491-所謂《水經注疏》(一共只刊了二卷,實即一九四九年亞新地學社所刊印者),前有《自序》一篇,其中有云:

  顧天不假年,熊先生逝世,易簀之前,曾致余書,謂「《水經注疏》初稿已成,惟舛駁處多,急當修改。年華已暮,深悲不能勒為定本,望即南旋,以續整理之業」。且手寫《補疏水經注疏遺言》如干條,囑余助其未竟之功,子魁受命整理,朝夕其事,爰其經過,以告海內君子。

在所謂《遺言》的問題上,講究考據的胡適先生到底沒有汪辟疆先生那樣容易受欺。他於一九四八年從臺灣中央圖書館所藏的今臺北本的底本中,把熊氏親筆《十三頁》抄出,與往年在重慶發表的被胡氏稱為「李子魁本」的《遺言》作了核對,指出了李的刪改,並在李抹去「與岑香孫世兄」六字處寫上:「李子魁抹去此六字,是有意要暗示《遺言》是為他留下的」[十]。這裡,胡氏一言中的地戳穿了李的意圖,這是胡氏的精明之處。但在另外一點上,《十三頁》根本沒有「遺言」的字樣,李子魁擅稱《遺言》,顯然是為了突出他「受遺」的意思,胡適居然有此疏忽,被李所蒙蔽,也稱為《遺言》。可見小人欺君子之方甚多,真是防不勝防。胡適在《論楊守敬判斷水經注案的謬妄──答盧慎之先生──》[十一]一文中說:

  民國二十五年,熊氏也死了,熊氏病中立有《遺言》三十九條。

這樣,熊氏的《十三頁》,經過李子魁的竄改,就由汪辟疆、胡適等名流按李的一面之詞定為《遺言》。要不是熊氏的親筆仍然留在臺北本的底本之中,我們怎能知道,熊氏根本沒有委托過李『以續整理之業』。而所謂《遺言》,我在拙作《熊會貞酈學思想的發展》一文中已經詳,真是一-3492-場極不光彩的騙局。

我在前面所說的令人嘆息的事情就在這裡。《水經注》一書,由於趙、戴公案,已經論戰了二〇〇多年。學術界為此而浪費了大量寶貴的精力,影響了酈學研究的發展。在《水經注疏》的撰述中,楊守敬早已吸取了趙戴公案的教訓而在生前作了妥善的安排。熊會貞也兢兢業業,謹慎從事。又因他人插手而發生了這樣的事情,真是不幸之至。

我寫上面這些看來似乎拉雜的話,主要是為了替討論《水經注疏》的各種版本提供一些我所知道的背景材料,以供討論時的參考。這中間需要注意的是,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有關這個問題的文獻資料,包括出於正派的知名學者的或是出於某些別有用心的人的,都是既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必須從多方面進行調查核實。否則,就會象汪辟疆、胡適、向宜甫、賀昌群、劉禺生等先生一樣,也會象我幾年前曾經做過的一樣,受人之欺而不自知,反而增加了後人研究的困難。

我覺得,對於上述這個問題,在酈學界說來是茲事體大,確實必須認真研究。事情或許是我的判斷錯誤,也或許是別人推論不對,也或許是另外還有節外生枝的問題,現在都不能過早地作出結論。說實話,從感情上說,我很希望將來得到的結論能夠證實我的判斷錯誤,這樣就算排除了一件酈學史上十分不幸的事件。但感情到底不能代替事實,最後還得讓事實來說明真相。

我曾論述提及「今天流行的《水經注疏》,並不是熊氏本人最後認可的本子」。我認為這句話肯定沒有錯,用不花時間去討論。道理很簡單,假使今天流行的《水經注疏》,無論是北京本或臺北本,曾是熊會貞最後認可的本子的話,那末,他何必要在病中寫下《十三頁》,指出:「此全稿復-3493-視,知有大錯」,而要求「繼事君子」進行修改呢?事實上,現在流行的《水經注疏》,包括北京、臺北兩本,都不是遵照《十三頁》修改完整的。這就顯然不是熊氏最後認可的本子。

為了考證一個問題,從字句上進行推敲這種方法當然是可行的,但正如前面已經指出的,盡管劉和熊是同鄉同代之人,但其記載並不一定不誤,森鹿三求副本一事可以為證。這中間,特別是把「圖斷會貞生計」一句,解釋作「在生活上給熊氏製造出一些困難」,而熊氏「顧瞻日後生計,困難重重,因而鬱鬱寡歡,最後終竟自裁」。把熊氏自殺的原因說成是他當時和日後的生活困難所致。此說恐怕很難自圓其說。因為熊氏受楊守敬遺命繼續撰述《水經注疏》,這是當時舉世共知的事,熊氏本人在當時也已經是學術界名流,假使他真的生活拮据,只要他開一句口,許多書局(即今出版社)都會向他預付優厚的稿費。當時也確有不少作家(例如魯迅)接受書局的預支稿費,因為這是有書籍的版權作為代價的,絕非無功受祿,作者自可心安理得。何況,熊氏初至武昌,曾在菊灣楊氏故宅撰稿,晚年移居到西卷棚十一號自宅,生活上並不受楊氏後人節制。而且據我所知,熊氏在當時確非富有,但絕不至窘於衣食。因此,說他因生活困難而自殺,是缺乏根據的。

有人認為,熊氏在世之日,楊勉之只是意圖私售稿本,而其實並未出售稿本,楊氏出售,乃一九三八年七月的事。假使撇開熊會貞自殺的事不論,則這個推論也不無道理,可以進一步研究。但假使這個推論成立,則不僅熊氏自殺無法解釋,而且另外一個問題隨即就會發生。因為賀昌群先生在北京本卷首《說明》中說:「同一書手,同一時期抄錄兩部,一部為前中央研究院所得,……另一部即此稿」。當然,賀氏的說明現在看來並不完整,因為抄出的本子絕不止兩部,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3494-究所收藏的一部,據我親自閱讀,抄寫的體例格局,與北京、臺北兩本完全相同,就為賀氏所未悉。這些暫且不論,必須指出的是,按照版本學的觀點來說,賀昌群所說的各本都屬於「抄本」,「抄本」的底本才是「稿本」。那末,《水經注疏》的稿本到哪裡去了呢?按照一般作者的習慣來說,修改自己的著作,總是先在稿本上手。抄本因為有先抄後抄之別,內容或許不全,但稿本的內容,必然是最完整的。根據汪辟疆所撰《楊守敬熊會貞合傳》:「書凡六七校,稿經六次寫定」。我在拙作《評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一文中,曾引李子魁寄給我的材料,推算今北京、臺北兩本的底本,抄成於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之間,距熊氏棄世尚有三四年時間。則汪氏所說「稿經六次寫定」之中,必有寫定於此二抄本以後的。而最後一次,即第六次寫定的稿本,或許就在他生了一大病幸而康復以後,也就是他在《禹貢》三卷六期(一九三五年五月)發表《關於水經注之通信》一文的時候。當時,他正為自己身體的康復而高興,用不再求助於「繼事君子」,而可以由他自己按他病中所寫的《十三頁》要求給此書定稿。這項工作,在他的《通信》發表以前已經開始。而一年多以後,估計他的定稿工作也完成了,可他竟突然自殺,假使事情沒有劇變,他又何至於輕生呢?一九三八年七月由楊勉之出售的今臺北本的底本,並非是熊會貞的最後定稿本。該本的內容都並未按《十三頁》的要求修改完整,與熊氏一九三五年在《禹貢》發表的《通信》也互相徑庭。所以我推斷他的定稿本已為楊勉之於一九三六年五月熊自裁以前所私售,因而使熊萬念俱灰,終至自裁。假使當時此稿尚在熊手上,熊氏不可能因迫於生計而自裁,那麼,揣摩劉禺生的文字,應作「人亡稿在」,怎能說「與稿俱逝」呢?-3495-

此稿由楊勉之出售給何人,至今流落何處?當然還值得研究。因為售稿以後,戰火連年,所以存亡堪虞。史念海教授在幾年前曾語我以一類似事件,張國淦先生以方志研究著名於世,著作等身,其中於方必部分(自秦漢至元代),身後已由中華書局出版《中國古方志考》,內容既完備精湛;而明清方志為數更多,其稿達數百萬言,由其家屬收藏。十年難之初,有一人自稱造反派,徑入張家,勒令其家屬交出此稿,家屬自不敢抗拒,聽其劫取全稿,揚長而去,至今不知下落[十二]。此事至今不過二十年,而熊稿至今已有半個世紀,每念及此,未嘗不憂心忡忡也。

也有人認為楊勉之當時並未出售此稿,而只是竊取此稿,私藏別處,待價而估。熊氏竟因此而自裁,惹出如此大事,故事後不得已仍以此稿交其子熊小固。但熊小固不諳此道,所以又不得不請李子魁協助。抗戰開始,武漢喫緊,熊、李二人即此稿並熊氏撰述此書所用之全部參考書一百數十種出走重慶。這就是汪辟疆先生所說的:「宜都楊守敬,枝江熊會貞《水經注疏》四十卷稿,今由熊先生哲嗣小固及李子魁君運渝」。也就是他所說的:「稿凡數本,其一本為中央研究院所得;其謄清正本則仍在李子魁處,今余所及覽者,則李君所藏之正本也」。汪先生以「其一本」三字說明今臺北本的底本,而以「正本」二字說明李子魁所藏之本。因為中央研究院所得之本,即汪氏所謂「其一本」的,比「正本」早一年運抵重慶,所以這兩本,汪辟疆都曾先後過目,而他如此不同地稱謂此二本,當非偶然。汪先生是一位受人尊敬的飽學之士,雖然在學術以外的其他問題上,他難免受小人之欺,但對於學術本身,是不能在他面前蒙混的。他已經看過中央研究院所得之本,一年後又看了被他稱為「正本」的本子,他願意把這個「正本」推薦給章士釗先生出版,或許是值得深思的。因此,「正本」是熊-3496-會貞最後定稿本的說法,雖然尚未見諸文字,也是值得考慮的。

我寫上面這些,因為考慮到問題比較復雜,所以把我所看到、聽到和想到的東西和盤托出,以供對這個問題繼續研究作參考。我能夠多提供一點索,在研究和調查中就能多一條路徑,有助於廓清存在於這件事情中的許多疑竇。

另外,我非常贊同劉孔伏、潘良熾兩位先生之文所建議:

  我們研究其版本的問題,……這並不是我們的最終目的。隨時代的進步,科學技術的發達,我們應該不斷地推動酈學研究的加速發展,在切實繼承《水經注疏》的研究成果的堅實基礎上,通力合作,力爭盡早編纂出在廣度、深度和科學性諸方面,都超過《水經注疏》的新的《水經注》版本。

對我來說,這一段話是正中下懷,不勝欣喜。我於一九八二年曾發表《編纂水經注新版本芻議》[十三]一文,一九八六年又發表《編繪出版水經注圖芻議》[一四]一文,建議編纂《水經注》新版本和繪制新的《水經注圖》,至今已經獲得國內外的不少響應和支持。一九八五年我在日本講學時,讀到了日本文部省教科調查官山口榮先生的著作《關於胡適的水經注研究》[十五],文中引述拙作《論水經注的版本》[十六],並附和拙見,指出編纂《水經注》新版本,已是當務之急。去年三月,寓居香港的國際著名地理學家陳正祥教授來信向我建議,成立一個國際性的《水經注》研究會或學會,並且謙遜地說:「實應由吾兄主其事」。去年四月,上海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所長鄒逸麟教授來信,敦促我「登高一呼」,成立一個《水經注》研究會。去年十月,雲南省測繪局來-3497-信,熱情地表示願意承我所建議的《水經注圖》的編制任務,並且隨即派遣該局工程師扶永發先生專程趕到杭州,與我討論這項工作的進行。現在,我又看到了劉、潘二位先生在這方面的高明見解,真使我不勝雀躍。我在一九八四年與已故的南京師范大學段熙仲老教授合作,已經完成了《水經注疏》一書的點校並匯合北京、臺北二本的工作,正在排印看樣。一九八六年已完成了武英殿聚珍本《水經注》的點校工作,其書也已經發排。《水經注研究二集》及《酈道元與水經注》二書,均已製定紙型開印,不久就可問世。今年,我又先後與出版社商定了編纂《水經注全譯》、《水經注辭典》和《水經注新注》等書的協議,正在全國范圍內組織力量,做好進行這幾項酈學研究的準備工作。由於任務十分繁重,而我個人學力淺薄,每念及此,確實不勝惶恐。希望學術界給予大力支持,讓我能夠厥盡綿薄,完成上述各書的編纂任務。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於杭州大學歷史地理研究室

          本文原載《中國歷史地理論叢》一九八八年第二輯

注:

[一]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四年三輯。

[二] 《杭州大學學報》哲社版,一九八三年一期。

[三] 《中華文史論叢》,一九八五年二輯。

[四] 原載於一九四〇年一月重慶版《時事新報》副刊《學燈》,轉載於臺北中華書局影印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卷首。-3498-

[五] 這是熊會貞晚年親筆寫成的關於他《水經注疏》未成稿的修改意見,一共十三頁,影印附列於臺北本《楊熊合撰水經注疏》卷首,因為有人篡改熊氏親筆內容,並冠以《熊先生補疏水經注疏遺言》的題目,欺世惑眾,造成學術界的誤解。原件並無題目。故以《十三頁》名之。

[六] 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

[七] 臺北藝文印書館,一九七四年。

[八] 賀先生在北京科學出版社影印《水經注疏》卷首《說明》中引用此書持有者徐行可的話:「抗戰期中,武漢淪陷時,日人多方搜求此書稿,向徐氏施加壓力。他百計迴避,保全了此稿,未落入日人之手,言下感慨系之,不禁泫然」。我在拙作《關於〈水經注疏〉不同版本和來歷的探討》一文中已經指出,徐氏的話未必可靠。

[十] 《胡適手稿》第五集中冊。

[十一]同[十]下冊。

[十二]此事略情,已由史念海教授寫入於他的大作《方志芻議》卷末的跋語中,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六年。

[十三]原載一九八二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古籍論叢》;收入拙著《水經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十四]載《地圖》,一九八六年二期,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3499-

[十五]載於佐藤博士還歷紀念《中國水利史論集》,東京國書刊行會,一九八一年。

[十六]《中華文史論叢》,一九七九年三輯。-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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