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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生涯(五)  作者:在下无言

发表时间: 2017-11-27 字数:10164字 阅读: 410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4星

朋友:这一章只要您耐心地读下去,包您会被一些荒唐的人和事笑掉大牙!也可引起您对那一段历史的回味和思考。
 

  【中心工作】原计划用半年时间就完成的清账工作,结果被拖了快一年都仍没完成,多半时间都被一个接一个的“中心工作”给挤占了!这会儿我便又接到了一项“中心工作”,说我已被抽调到区专案组了,那剩下的清账工作就由尤喜春一个人去完成了。并告诉我以后的事情,就是一门心事地去搞“专案”、搞“三大讲”,要出色地完成好这项“中心工作”,这一回可是“中心之中心”!上面还一再对我说,那个“三大讲”啊,是以英明领袖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最近才作出的一项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那意义极其伟大和深远!要我赶快去报到,这可是一个很严肃的“态度问题”哪!

  那所谓“专案组”,是区里才临时成立的。具体的任务,就是清理在“文革”中与“造反”有关的一些人和事。尤其是对那些在“文革”中跳得最高、影响也最大最坏的一些人和事,一定要彻底之查清;要把那些人集中起来进行“三大讲”。具体哪“三大讲”我记不全了,我只记得其中的有一“大讲”:就是“要讲清楚在文革中参加了哪个造反组织,做了哪些事”。

  我领受了这一新的任务后,一开始,我倒也蛮喜欢的。我以为,干这样一件事,比我跟尤喜春两人在一起要有意思得多!——与他俩在一起,每天就是光与一些数字打交道,实在单调而乏味!那些日子,每天要接触的人,又几乎就他一个尤喜春。他矮矮的个头,比武大郎高不了多少,又长着一张像泡柿子样的小圆脸,也实在让我看得有些腻烦了!这或许因为我们俩都是小男人,原本就存在着“同性相斥”的机理。这会儿我要去专案组了,要去从事一项全新的工作了,它肯定会给我以新鲜感。但凡是人,大抵有一样品性,只要觉得新鲜就有了兴趣,就跟是吃菜一样!我想象中的搞专案工作,每日里要打交道的,定是一群活蹦乱跳的人;要弄清楚的,是那一群人在“文革”中有过怎样具体的表现——不管是正面的或者是反面的,那都定将是一个个生动有趣的故事。众所周知,“文革”中有很多事情,本来就是十分荒唐而又滑稽的;也没准儿还牵涉到一些有趣的男女之事!就犹如是看一部部的电影大片一样,一定有着丰富多彩的内容,也一定生动而曲折,或许还会扣人心弦、惊心动魄呢!

  我很快就去了那个专案组,而且充满着极大的热情。它的办公地点设在离区公所不远的一个食品加工厂。说是加工厂,实际是一处屠宰场,是个专门杀猪的地方。它原归区里供销社所有,到了“三大讲”那会儿,就不知又归谁所有了,反正也还照常在杀猪,就没见有别的什么食品在加工的。

  那加工厂坐西向东,它的大门前有一条直贯南北的国道。它的建筑布局,很像是北京的四合院儿——正面是三米多高的院墙,其间有一扇大铁门,是那儿的唯一通道。后面三方都是房屋:靠南面的是一幢水泥平房,稍微现代化一点;靠西面的是土木结构的瓦房,只有楼桫,没有楼板,正面也完全没有墙壁,敞着,里面实际上是关猪的大猪圈;靠北的一面也是一幢土木结构的瓦房,是那儿的职工宿舍。

  北京故宫的太和殿,是明清两代皇帝专门接受文武百官的顶礼朝拜、以及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有很多的奏折都是在那儿御批的,也有很多的圣旨都是在那儿颁出的。加工厂靠南面的那幢房子,也是那里的一处最重要场所,就跟故宫的太和殿有着同样的功用:它也是加工厂的领导们,专门处理日常“政务”的重要场所——譬如当年有人想走走后门儿,想多称点计划外猪肉,要去找那儿的领导们私下批个条子,那儿就是必须顶礼膜拜的地方了。那些宝贵的“条子”,也大都是从那屋子里“御批”下来的!

  想起当年在那儿工作的一个主任或是一个会计什么的,那是风光之极,真像个皇上!他们对待那些杀猪的、做饭的、走杂的,或者是找上门去有求于他们批条子的,全都颐指气使、高高在上,显得八面威风!

  我去那专案组后,最大的感受是:那里的伙食真不错,吃得真好,几乎每餐都有猪肉吃,连那儿的两位大师傅也都长得油腻腻的!虽然时过境迁,然而还能看得出,那儿还一直延续着屠宰场昔日的辉煌。

  我那天去报到时,就是在那儿吃的早餐。在食堂里,我碰见了我已经知道的几个专案组的成员。有两个也是从我们教育上抽调上来的教师,一男一女,男的二十多岁,有些朴实,女的有近三十岁了,俨然一位大嫂!那男的姓龙,县师范毕业后刚教了一年书;那女的姓常,看上去,人也很平常,可是,她却是个很有故事的人……

  就餐时,我还跟专案组的组长同桌。组长叫施丛书,四十多岁的年纪,他是区里的组织委员,人们都管他叫施委员。他是位很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显得斯斯文文的。我们彼此打过招呼后,他还一边吃着早餐,又一边为我告诉过会儿要开会的时间和地点;等他放下碗筷后,并又给予我好一阵子的夸奖,说:“你是老师,有文化,又是军人出身,有你来参加这个专案组,那我们这堂人,就更有完成好任务的信心和把握了!”

  我也接着道:“多谢施委员的夸奖和信任!其实,我就是来凑数的,顶多也就是能当当跑腿儿的差!”

  吃完早餐后很快就开会了,也是专案组成立后所召开的第一个会。

  ——还别说,那儿虽说是从前的一处屠宰场和后来的食品加工厂,可它却有一间像模像样的会议室!屋子的正面墙壁上,粘贴着毛主席和华主席的画像;画像下方光滑的水泥地面上,摆着一张很大的长桌子,就跟现如今的老板桌很相像,其后,还备置了一把很别致的办公椅。它的对面,是摆放得很整齐的很多排的长条椅。屋子的另几面墙壁上,还粘贴着几方紧跟形势的标语直幅。不过在那天开会时,却把那些长条椅做了重新摆放,大都顺着墙根儿放着;把那把平时专供领导坐的太师椅也撤了,形成一个椭圆形的小圈子——据说英国五世纪时,亚瑟王的圆桌会议会场就是这样摆放的。因为参加这次开会的人毕竟太少,若是坐得太松散,就会像正咧着嘴笑的老太太,幸存下的几颗大黄牙,会显得稀稀郎朗的,那样太不中看!但凡是召开小型的内部会议,最好的形式是能像众星拱月一样,要半围坐在亲爱的领导跟前,看上去,才会有一种“重要”和“亲密”的气氛!这天,我们也就坐在那个小圈子里,很亲密地召开重要会议了!

  施委员以组长的身份,把这次到会的总共八个组员都一一作了介绍。最先是他很谦虚地自我介绍,再是他很详细地介绍专案组的副组长,第三介绍的是我们文教上的三个人,最后介绍的是别单位的几个人。

  其实,那位副组长是不消作介绍的。他可是全C区著名的人物。他叫胡传荣,是一位有近五十岁的中年汉子。但凡认识他的人,都亲昵地称呼他“胡同志”。打从我刚记事那会儿起,我就知道他是C区的公安特派员,叫“胡同志”。说他破案是很有一套的,即便是一桩无头案子,只要是他一到场,就没有不被告破的,及得上神仙!他不但有破获各类大案要案的丰富经验,据说他还能掐会算,简直神了!我确信,在当年全C区百姓们的心目中,他就是现代版的包拯和狄仁杰,甚至及得上英国人柯南道尔笔下的大侦探福尔摩斯!所以,他极被人敬畏。他中等身高,十分威严,尤其他的那张脸,望之愀然!两处眉毛凑起来呈“八”字形,眼睛不大,但目光像箭一般的蜇人,一幅黝黑的面庞上,长着一脸的横肉,就像是《水浒传》里郑屠和蒋门神的那脸。坊间盛传:说有正起劲儿哭闹的小孩子,只要大人说一声“胡传荣来了”,他或是她,便立刻停了哭闹!

  至于其他单位的三个同志,我们也是早就相识的。那个叫孔繁碌的人,四十多岁,是兽医站的劁猪佬。我还在孩子时,就常见他“二呜二呜”地吹着一只羊角号,是走村串户地到处寻猪劁。另一个叫曹义忠,他是粮管所的粮管员,肥头大耳,长着一张油黑的脸,体格很健硕,一看便知,他就是那种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不过,他却是他们粮站里扛麻袋的好手,听人说他力气了得,他能扛起两百多斤的麻包装汽车,而且不喘不齁,呼吸平稳,因此还评上过劳模!

  那最后一位,我只晓得他姓严,人们都管他叫“严矮子”,或是“严癞子”、“严瞎子”。他有五十多岁,一辈子都没找到过女人,老光棍儿一个。他来自于派出所,但早被开除了公职;他不光人长得矮,而且又癞又瞎。有人说他那一头的癞疮疤和一只瞎眼睛,都曾是被他一满脑子的毒气给毒掉的,毒瞎的!据说他最擅长用绳子捆人,他捆绑得又快又结实,比给人戴上手铐都管用。他因为捆死过人,所以被开除回了家。——当然他也没有家,虽然被开除了,他却仍赖在派出所不肯走。好在所领导看在他从前擅长捆人又积极捆人的份上,依旧给他派些杂事做,好有口饭吃。

  在前面提到过的那位常老师,其实我们是最了解她的——她可是颇有点知名度的人。她的大名儿叫常彩凤,是有两个孩子的妈妈。她是华中工学院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名牌大学毕业后,虽未进得某科研院所,但被分配到了本县的教育局,进了教育科,分管着全县中学的教学和教研工作。可是不知怎的,大概她原本是专研工科的,却不太会识文断字,更不擅长管理。有回局领导让她写个发言稿,她却写得文不对题,前言不搭后语;且错别字成篇,让领导们谁都看不懂!她写的东西有个突出特点:但凡不会写的字,她准会画上一个椭圆形的圈儿做替代;她若写出的是篇宏文,那画下的圆圈儿准会在百个以上!因此,她在教育局尚不到半年,却荣获了一个很美丽的绰号“常圆圆”!——跟明末大美女陈圆圆的芳名只一个字不同。

  看她教学是管不了了,局里就调她去管局机关的食堂。结果她这华中工学院毕业的理科生,却又到底不太会算伙食账!寻常,很少有人就餐的一个食堂,她却管成了一本糊涂账,总让不得不常去那儿吃饭的几个单身汉,要去找后勤科长厘清伙食账!这兴许她就跟大数学家陈景润一样,完全是大智若愚。听说陈景润去菜市场买菜,却时常把菜钱给算错了,结果,他夫人再也不让他去买菜了!结论:陈景润一样的人,是不适合管食堂伙食账的。

  在教育局她只刚待了一年,就又被安排到C区的一所小学来教书。校长想到她是从教育局下来的,又读过名牌大学,那得派上大用场,好钢要用在刀刃上!于是安排她带了该校最高年级——五年级的课,还让她当了班主任!然而,又不到一个来月下来,那个班却又差点儿让她给带垮了,是再也带不下去了!

  据说她上课的唯一不足就是管不住学生。她在讲台上讲课时,台下的打闹声、说笑声,凡所应有,无所不有;有的学生还甚至爬到窗台上去了!有几回,来学校给她带孩子的老妈见状,一时间,大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愤,便弓腰驼背地背着个小外孙,一步一摇地闯进教室,面对学生大声训斥道:“我姑娘跟你们上课——你们还不听哪!咹?她是贫下中农出身呢!你们日妈的,敢再闹,我去告,告你们校长!”那一派训斥后,老太太仍是义愤填膺的,仍背着个小外孙,转身慢慢地出教室门去了。可那班学生们,居然又鼓起了很热烈的掌声!

  据说她有次在厨房里,还跟一帮学生发生过一场龙虎斗。她在案板上切着菜,赶上下课了,一下子便涌进来了有十多个孩子。他们要用她的菜刀削铅笔,可她就是不肯!结果孩子们就和她抢。有个大点的男孩与她同时都抓住菜刀不松手,你拽过去,我拽过来,你拽过来,我拽过去!最后那孩子使坏,突然把手一松,让她着实地摔了个大马叉!孩子们便哄然大笑了!这下子,她是气急败坏了,便一个鲤鱼打挺就站了起来,用左手撑着腰,右手握住刀身,将另一头的刀把儿,直冲着孩子们!横向里使劲一挥,大声唬道:“看你们谁还敢再来抢?——老子的男人能挑得起三百多斤!”

  自那个事件后,学校就再没让她当班主任了,也没再让她教文字课了;而是让她教全校五个班的音体美三门课。她的教学内容是很专一也很固定的,不像现在的有些官员们,包了二奶还要包个三奶啥的!她每学期每堂课都是教唱《洗手绢》和《东方红》,前者教给低年级,后者教给高年级;她教体育,每学期每堂课都是带着孩子们到操场上去“丢手绢”和“击鼓传花”,前者给低年级教,后者给高年级教;她教美术,每学期每堂课都是在黑板上教孩子们画一些圆的东西,譬如一些瓜果或是鸡蛋什么的——因为她最拿手、最擅长的,就是画那种椭圆形的圆圈儿!后来凡了解她的人无论在哪里遇见到她,就故意打趣问她道:“常老师啊,您这学期教的是什么课呀?”她便坦然地回答:“那还不是音体美呀喂!”

  有幸遇上这样一帮同志们后,我不禁联想起曾读过的一篇元代散曲来,那是睢景臣的《般涉调·高祖还乡》,那曲里这样写道:“社长排门告示,但有的差使无推故,这差使不寻俗。一壁厢纳草也根,一边又要差夫,索应付。又是言车驾,都说是銮舆,今日还乡故。”在一个喧豗的市集上,王乡老拿着个陶托盘,赵忙郎抱着个酒葫芦,犹戴着新洗过的烂头巾,穿着新糨过的旧绸衫,充扮成有身份的阔人。忽然,瞎子王留叫来一伙稀奇古怪的男人和女人,胡乱地吹着笛子打着鼓,好像在迎什么人……

  我仿佛觉得,将这些同志弄来搞专案,就如是那曲里一些人去迎高祖归乡一样,两者间颇有些相似处。他们跟就要做的事情的本身,似乎都是些不靠谱、不着边际的人,也准会于事无功;让他们来介入掺和,怕会是“止增笑耳”!钱钟书先生曾讲,(三十年代)上海那地方,就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魔女岛,好好的一个人一去到那儿就会变成畜生。不过我在想,钱先生所讲的那两个地方,肯定是有人施了魔法;我所见专案组的这些同志,兴许是已通过了一系列的政治学习后,早已经提高了阶级斗争的觉悟和本领,确已变成了办专案的高手也不可知!此一时,彼一时也,不是说时势造英雄么?

  施委员介绍完组里的每个成员后,便开始讲到这次办专案的主题了。他道:“我们这次办案的主要方式,就是把那些在‘文革’中有问题的人要弄起来,办个‘三大讲’的学习班。啊!要他们讲清楚在‘文革’中说了哪些错话,干了哪些坏事,参加了哪些红卫兵组织。还要让他们背靠背地互相检举和揭发。啊!在这一步搞完后,我们在座的同志们啊,还要对他们所交代出的问题,进行一个一个地走访调查和核实,对那些有严重问题的人,我们要进行教育,甚至批判;对如果是构成了犯罪的那些人,我们就要整理好他们的材料,把他们交给胡特派和派出所去处理。啊!”

  到了最后,又说:“这次办案的‘梳辫子’和所有材料的整理,就由胡特派、小秦和小龙三个同志负责!”

  组长施委员讲完了,接着是副组长胡特派讲。我早就发现,我们中国人无论召开什么样的会议,大凡参会的领导人都有要喝茶的习惯。见胡特派先呷了一口例茶,再咳了一声例嗽,大概是又例行清了一下嗓子后,却突然对着我旁边的小龙开始发难,正颜厉色道:“你跟我抻起来坐着好不好?不要躺着!——说是挺尸,又没得门板;说是睡人才,又没得婊子!”

  我们这才注意到,那小龙刚才果真是斜躺在条椅上的。这下倒好,被胡特派那两句严厉的训斥后,使得他的一张小白脸硬是红到了脖颈,是难堪至极!也恐怕在场的几乎所有人,也是第一次亲见了这位“胡同志”的厉害!

  胡特派继续道:“别的我没什么要讲,我要讲的就是纪律。我们这个专案组也要按时作息,不能迟到早退,大家的住处都是现成的,不准有事没事地都往外面跑,往家里跑!万一有事,要跟组长施委员或是跟我请假。凡事情都要讲个规矩,开会就得有个开会的样子,站要有个站相,坐要有个坐相,连吃饭,都要有个好的吃相!”

  很明白,他后面这几句话,还在继续教训那姓龙的。难怪他向来令人畏惧的。

  第二天的十点钟光景,那些来参加“三大讲”的人,听说都到齐了,共有十八个。那些人都是男的,大都是四十好几岁的汉子。其中有一个是缝纫社的裁缝,有两个是供销社的老营业员,剩余的十五个全是来自本区的教师队伍。那里面有几个老师,曾在小学时还教过我的,但是他们这会儿都不认得我了。因为我前几年是在念书,再往前是在部队当兵;从教后,相互又还不曾有过接触。在当时,我是早在六九年就有了一米七七的身高,这在他们眼里,有可能像是贵州的老虎见到的那头驴——就不知是才从哪里突然冒出的一个庞然大物!

  我见了他们后,原本是应该保持有些距离的,因为我是搞专案的人,他们是被搞专案的人。然而在我的脑海中,却丝毫不存有那样的意识;只觉得他们是教师,是有“天地君亲师”之牌位的人,应该受到些尊敬!所以在那天刚见着他们时,就跟平时的学生见到先生一样,照样保持着应有的礼数。可是到了第二天的“学习班”上,施委员和胡特派都发话了:说是在这个学习班里,专案人员再不准对“学员”叫“老师”、“师傅”和“同志”了——那些个词,可都是有明确的阶级性的——只准叫名字!

  哦,我终于明白,那些被通知来的所谓“学员”,却原来跟我还不是一个阶级的!尽管现在还允许对他们叫名字,没像是民国时对牢房里的犯人那样,叫他们多少多少编号,就已经是法外开恩、是对他们讲了很深的“无产阶级的革命感情”了!于是在后来的一些日子里,我便对从前的礼数也讳莫如深。凡是在公开场合,又若是有事情要非叫那些老师来一下不可,我便一律改称谓叫“诶”“喂”“你”了;有时候要么干脆装做成哑巴的样子,只用一双眼睛对着他们,又要么挤眉弄眼的,嘴巴也不停地动,还配合着一些简单的手势,宛如讲哑语一般。但是于私下里,我是照样称呼他们为“老师”——譬如每天的夜晚,趁两位领导下了班回了家。有一次我还和几位曾教过我的老师聊起过十多年的别后情景。

  十点半左右,学习班开学了。我们把那间会议室恢复成了原来的状况。两位领导还先后在会场前面位置,发表了重要讲话,全体专案人员和学员还鼓起了热烈的掌声。等“重要讲话”讲完后,就是组织学员们认真地学习各种各样的政治文件了。那文件有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有省里的,有地区的,有县里的,也还有区公所的。那些文件被认真地学习了一整天。

  第三天,学习班的学习就进入到了主要议程:是学员们理论联系实际、要讲清在“文革”中的各种问题了。可是,在整个一个上午却没有一个发言(作交代)的!到了下午,施委员只在前面说了一句话:“下面,先请胡特派为下午的‘学习’讲两句话!”

  紧接着,就见胡特派站了起来,他原来,是早就在前面门边的一把椅子上坐着了。见他腋下犹夹着一个档案袋,手里捧着一个白瓷茶杯,兴冲冲地走向前面的讲台去,还好,没见有茶水荡出来!——当然,没有台,我在前面已说过,只是在那儿放了一张长桌子,也还有把椅子。

  他上去了,先是呷了一口例茶,再接着咳了一声例嗽后,就把茶杯照例放在了讲桌上。马上又从档案袋里抽出了一叠厚厚的什么材料出来;他拿在手里高高地扬起,就像是纳粹党人的卫队行军礼的姿势,还不停地上下抖落着,仿佛他手里是拿着的一枚原子弹!对着下面高声道:“我这档案袋里都装的是些什么?——这些都是敌特材料!——你们这些人的一些事情,我这袋子里,也装的有!施组长刚才要我跟你们讲的,那就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其实你们硬是不讲也可以,但是你们每个人的事情,我这里啊,是早就掌握了。现在就是看看你们的态度!——态度!”

  从这次会议起,常老师不会再到场了——在吃午饭时,就听说常老师到底干不了这事儿,结果跟她换了个工作,说让她以后就到厨房里去帮厨了。

  俗话说,鼓打千槌,不如雷吼一声。这天下午,胡特派的讲话极有震慑力。他们那十多个人都发言了,而且争先恐后!有位四十多岁的老师终于夺得了发言权——他是教高中的语文老师,所以特别能讲,一讲就是一个钟头又四十分钟。使得很多人就差点连尿睢泡都胀破了!

  他讲得尤其生动,有时间地点,有人物的刻画,有气氛的渲染,有环境的描绘,有故事情节的起因、经过和结果。只遗憾的是当时没人拿录音机录下来!若是录下来稍加整理后,那一定是篇精彩的叙事小说,我以为!他的这个发言,就连两位领导都听得着了迷,入了神。

  下午再有个老师讲道:“……许世昌那年开大会,头一天他还坐在台上的椅子上作报告,第二天就见他只坐在台上的一个小板凳儿上了,第三天就见他是站在台下的一条高板凳上了,还佝着腰,在挨批斗了!那其中的原因,就是我们有几个人,早就看不惯他那从前得志的样子——就给他罗织了一个罪名:说某时某时到他家去玩,硬是在他的一个书架的几本书中间,看到还保存着有两个东西:一个是‘三青团’的团员证,一个是国民党的党证!结果没过几年,他就真的因为那个莫须有的‘历史问题’,被开除回家了!——其实,我们也没想把他整得那么惨。那个事情,确是我们几个人造的孽!想起来,真对不起许世昌老师!也对不起党组织!”

  “他的那个‘三句半’是怎么回事?”听有人提起许世昌的事,我免不了有些好奇地问道。

  “那个事情,当时我们有很多人也都在场。我记得的,譬如这里的金老师、卫老师,好像还有你陶老师也都在场吧?”他脸朝着那几位老师道,“那纯粹是一个恶作剧,那是六七年的事情了。好像还记得那是在区公所开一个什么大会,那时又没得饭堂,都在露天坝里开饭。不记得当时是哪几个人说起了‘三句半’。有个人说了句‘吃饭没有桌’,有人接了句‘一人一只砵’,又有人说了句‘你抢我又夺’,只记得老许就接了那个最后半句——‘会泼’。其实,他被开除回家,被打成黑帮,还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半句’话,主要还是我们几个整的,说他有历史问题。唉——造孽呀!”说完,他眼圈都有些红了。

  第四天,胡特派又在会上说了:“你们交代问题不能避重就轻,还有很多实质性的问题,在昨天的交代会上,就根本没接触到。请你们要想清楚了,不老实作交代的严重后果!”

  接下来的会上发言,还仍像昨天一样的踊跃,但究竟是不是“实质性”的问题,我不知道。

  到了第五天的晚上,有位姓史的老师,在他们的住处单独递给了我一份交代材料。我一看,十六开的材料纸上,满满地写了五页!所写的内容,是说他在有所学校教书时,曾和那里的一个村姑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一共有过四次性行为。并说那姑娘还有了未婚夫,还在当兵。说那姑娘与他第一次发生关系的晚上,他坐在一把椅子上,那姑娘一屁股就坐在了他的腿上;他就搂住她,不停地用两只手去捏她的两个乳房。捏了好一会儿后,那姑娘说:“老有好大个捏场啊,就这么两个肉坨!快上铺搞哦!”

  我看后,忍不住笑了笑对他说:“您这个材料写得倒是蛮生动的,也还很彻底!”不过我却又马上想到,或许他这会儿还没真正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后果,正所谓“金风未动蝉先觉,暗算无常死不知”啊!因此无论怎样,我都得帮他一下。我下意识地往屋里扫了一眼,见只有我们两个,又见他那会儿一脸的苦笑。我便继续跟他道,“您这东西给别人看过没有啊?”

  “没有。还没给任何人看过!”

  “那您这个破事,过去有人晓得啵?”我继续追问他道。

  “也没有。从来就没让人晓得过!”

  我停了停,又稍事愣了愣后,再跟他很小声道:“史老师啊,我看您这个事啊,说得上是破坏军婚呢,您也真是糊涂!上面若是真的知道了,您准会要蹲几年班房的!”

  ——我们现在都还有很多人记得,在那个年代,但凡与现役军人的配偶有染,即或他们还是未婚,那都一概叫做“破坏军婚”!其罪行是很严重的,就跟“现行反革命”同罪,是至少都要被判处三年以上徒刑的。

  我顺便瞄了他一眼,见他更是显得一脸的哭相了!其实,我是早就动了恻隐之心,我便帮他出主意道:“我看这样吧,您这事啊,就只当是根本没跟我提起过的,我也就根本不知道您这回事!——您这材料呢,也就最好别交上去了,也不要再向任何人提起这个!——再说,您这事情又跟‘文革’挨不上边,您就再莫无事找事了!”

  他听了我的这些话后,只是不停地向我点头,显得无比虔诚,仿佛这会儿在他面前的不是我,而是佛祖!我又想了想,还是跟他说:“当然,您若真的觉悟高,执意硬要交上去,我也不能拦您,您若是硬要交的话——”我话说到这儿,便停了一停,“嗯,那就交给施委员吧!……”

  便如此过了半个月后,我是愈来愈感到,再待在那儿实在是没意思了!也再没听到过,还有哪位教师能继续讲出生动的故事来。我是颇有那《孔乙己》里小伙计在咸亨酒店的感受:“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于是我去跟施委员说我生病了,我要请病假。结果,他居然很轻易地就准了我的假!记得当时,我马上就在内心里默念起:“施委员真是个大好人啊!”

  又半个月后,他打电话到老一街学校问我的病好了没有,我说我根本就没生过病!我现在正给一个高中(当年的“五七高中”)毕业班上着课呢。他听了我的回答后没吭声儿,像是不置可否;他只是还跟我说,那第一批的“学习班”已经办结束了,现在是第二批又开始了。

  ——自传体长篇小说《三十功名尘与土》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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