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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之交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  作者:李东海

发表时间: 2017-10-15 字数:21262字 阅读: 123760次 评论:10条 推荐星级:5星

 


 

要致力于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就不能不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而研究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态环境,首先必须研究中国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

从纵向比较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将近70年里,世纪之交的1989年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这一时期,是官场政治生态最为恶化的时期。当然,说这一时期官场政治生态的恶化不是对这一时期整个官场所有官员的全面否定。官场政治生态环境再恶化,照样有好官流芳百世;官场政治生态环境再优良,照样有贪官遗臭万年!从横向看,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域的官场政治生态的优劣又往往与这个地方或这个领域官场的权力核心人物的个人品质密切相关。“社会风气看官场,官场风气看首长。”权力核心人物清正廉洁,会直接引领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的官场的风正气清;权力核心人物昏庸腐败,往往会导致某个地方或某个领域的“塌方式”腐败。所谓“权力核心人物”可能是官场的“一把手”,也可能是某一时期某一领域的幕后实权人物。如果在一个社会政治腐败时期内,一个特定地区或领域的官场核心又被一伙政治流氓或社会败类掌控着,那么这里的官场政治生态环境就会迅速恶化,成为一个典型的腐败黑暗的官场。本文所说的“官场”主要指的是这一时期我国一些地区或一些领域的官场。


一、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特征之一:官员不讲科学,不讲实证,不讲逻辑,不讲实事求是,只讲惟上是从。

科学和学术的规则就是讲究实证,讲究逻辑,讲究实事求是。而在中国某些官场,这些说法只能作为口号,喊喊而已,绝不会当真的。

逻辑具有客观性、普遍性和工具性三大特点,是正确认识客观事物、“利用已知求未知”的推理论证科学,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严复曾强调逻辑是“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但逻辑到了世纪之交的中国官场就行不通了。这一时期中国官场的反逻辑现象比比皆是。中国的腐败官场是最不讲逻辑的地方、最不讲实证的地方、最不讲实事求是的地方、最不讲真话的地方,是最讲惟上是从的地方!这里经常发生一些荒谬的事情。“指鹿为马”的例子在这时的中国官场屡见不鲜。在这一政治环境下,一些人一旦当上官,就会自觉地放弃科学理性,放弃科学精神,甚至无视逻辑,无视实证,敢于公开地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因为他们清楚地知道:在这些官场上,关键是要“跟人走”,而不是“跟真理走”。

在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官场上,有很多法则与科学精神、实事求是精神是背道而驰的。在政治清明的官场上,都是讲真话比较容易,既不需要多大勇气,也不需要承担风险,而讲假话则需要很大勇气。因为你骗人是要承担后果的,搞不好就要身败名裂。可在腐败官场正好相反:讲假话很容易,张口就来,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脸不发红心不跳;而讲真话却需要极大勇气,甚至需要冒坐牢的风险。所以中国的一些官场上充斥着瞎话、假话、套话、大话,就是不敢说真话!

在中国的这些官场上,喊得最响的东西往往不是他们真正践行的东西。譬如中国官场常常把“实事求是”喊的震天价响,但是,如果你在这个官场上真要实事求是,那你可能真的混不下去。例如,秘书为领导写了一份年终工作总结报告,其中引用到很多统计数据,在某些官场,这些数据并不是越准确可靠越好,越实事求是越好,而是领导的认同度越高越好。为了领导的“认同度”,数字是可以改来改去的。一个副职领导去处理一件事情,并不是你处理得实事求是就好,处理得合情合理合法就好,而是你处理得符合一把手的意图就好!这里根本不允许实事求是!这时候秘书或副职领导若埋怨一把手“不懂逻辑”“不讲实事求是”,一把手会骂你“不懂政治”,“不懂官场规矩”。

中国人民大学东门正门口放着一块巨石,巨石上镌刻着“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要进入学校就要从这块巨石的左边或右边绕过去,一座座教学大楼当然就在这块巨石的后面。前来进修学习的深谙官场潜规则的党政干部们根据他们的“理解”对此做了说明:遇到“实事求是”,要么从左边绕过去,要么从右边绕过去,如果直接奔“实事求是”而去,保证你撞得头破血流。那么应该怎样对待“实事求是”呢?他们用了四个警句来回答:“迎着实事求是来,绕开实事求是走,背着实事求是学,离开实事求是干。”

这就是中国某些官场中大家对待“实事求是”的真实态度!这就是官场中大家心照不宣的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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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东门口的“实事求是”石

                                             

二、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特征之二:官员践踏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权力大于法律 ,法律成了权力的婢女。



对于鬼神,中国人有人害怕有人不害怕,但对于权力,中国人是没有不害怕的;对于上帝,中国人有人信有人不信,但对于权力的力量,中国人没有不信的。所以,中国的有些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往往就会逐渐褪化了他们孤傲、清高的思想品格,也褪化了他们独立、敏锐的思想能力,褪去了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本色和爱憎分明的政治操守,再也不敢具有“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了。他们在“书生气”逐渐减少的同时,其身上的政客气、市侩气也就一天天增多。他们会逐渐学会看风使舵,学会谄媚取宠;学会“对下级哼哈,给上司下跪,给老领导挠痒,给新领导捶背”。我们不是常常见到某些知识分子当上官之后在上司面前那种受宠若惊的寒伧相吗?这是被官场“驯化”了的结果。学会随机应变,看人下菜,看风使舵,是官员的“入门课程”,是官场修炼的“基本功”。

如果法律高于权力,人们遇到问题就会向律师求助,通过法律解决;如果权力高于法律,人们遇到问题就会向权力求助,运用“关系”解决。在世纪之交这二十年里,中国人有了冤屈往往首先不选择打官司而是选择找熟人托关系,找不到熟人就选择上访。这二十来年群众越级上访的规模之大为中国史上所罕见,原因就在于他们不相信法律而相信权力,他们相信在中国权力大于法律。你不要埋怨他们没有法律意识,他们的这种认识是从无数个鲜活的实例中得来的!君不见在某些官场上的官员们占山为王,践踏法律,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甚至勾结黑恶势力,欺压百姓,玩弄法律于股掌之上,何其霸道,何其嚣张!官员不守法,你只要求老百姓守法,有用吗?

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前有一尊不锈钢雕塑,雕塑的下部是一本巨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书本模型,在书本的上方有两跟支架,支架上是一个偌大的地球模型。地球的正中,是中国的地图。雕塑的工艺虽然粗糙,但它要表达的意思却也直白清晰,它形象地表达了宪法的非凡地位和作用:宪法支撑着整个世界的文明和进步。

世纪之交,有人给这个雕塑命名为:“宪法顶个球!”。

这一恶搞的“命名”既令人震惊,也令人扼腕。这种黑色幽默的表达不仅形象,而且深刻,切中了这一时期中国宪政困境的诸多要害,包括宪法的价值、宪法的地位、宪法的效力等等宪政的基本问题皆被触及。雕塑被恶搞命名后产生的实际效果与创作者的初衷完全背离,而且一经流布,便迅速传播,根本无法控制和逆转。据说,西北政法大学领导闻听此雕塑被如此恶搞后,已经把雕塑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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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北政法大学图书馆外的“宪法顶个球”雕塑



对于权力的无条件敬畏,对于法律的漠视,这就是这一时期中国的“权本主义”!这就是人治社会的典型现象!

这一时期,由于司法失去了公信力,司法机制运行行政化,执法权力边界不清晰,导致在社会治理方面积累了一系列深层次的矛盾与问题。城管、上访、拆迁,成为这一时期执法乱象的高发区。在某些地区和领域,官员们也很无奈,也难以依法行政,因为他们的做法、说法都必须遵循“领导的看法、领导的想法、领导的讲法”。法律成了权力的婢女,权力“强奸”法律的现象比比皆是!各级司法部门摆脱不了各级行政的制约和干扰。法官判案遵循什么原则?法官们说:大案讲政治,中案讲影响,小案讲关系。就是不讲依法办案!在这一时期里,某些法官们的评判标准无关乎公平正义,无关乎法律,无关乎道德,无关乎信仰……只关乎权力!

在法治不彰的社会环境下,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既然官不以法行政,民自然也不依法律己。贪官们胡乱执法,老百姓自然也会审时度势与之博弈:你高压,他当顺民;你宽松,他成刁民;你失控,他为暴民。这是法治不彰的社会环境官与民博弈的必然结果!但刁民的不断缠斗会削弱党政机关的执政的权威性,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号召力、动员力,影响力,增加国家治理成本,也诱导着老百姓朝着“痞子化”的方向发展。“公民”是法治的产物,“刁民”是人治的产物。走出这一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径是法治。只有在法治的阳光下,让官员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刁民才会转化为公民。如果我们继续走“人治”的老路,谁也解决不了中国老百姓的大规模上访问题!

法治兴则国兴,法治衰则国乱。什么时候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法治,才是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最可靠的方式。依法治理才是最可靠的治理。道德引导民心,导民向善;法律规范社会,调整行为。“盛世”的特点就是法治与德治的融合。“乱世”的特点就是司法与道德的全面溃败。

目前,反腐败浪潮正汹涌澎湃,惊涛拍岸,已形成压倒性态势,老百姓拍手称快。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砸碎产生腐败官员的“生产流水线”才是反腐败的治本之策。这个生产流水线不拆除,你把中国官场的官员换完了也不行!大家都知道痛恨腐败官员,岂不知那条“贪官生产线”才是祸根!“权力反腐”只能是权宜之计,只能解决“不敢腐”的问题;而“制度反腐”“依法反腐”才是长远之策,才能解决“不能腐”的问题。

中国的威权政治导致社会治理体系中监督机制先天不足,监督机制先天不足又必然导致权力腐败。监督机制疲软,谁掌握了权力谁就会贪污腐败。打掉一百只“老虎”就会新生一百只老虎,因为有一百顶“魔力官帽”。魔力官帽戴在谁的头上谁立马由人变成老虎。“武松”在,他老老实实;“武松”一走,他立马变成老虎,马上贪赃枉法,敲诈勒索,无恶不作。难道我们能为每一位官员配备一名“武松”?况且,打老虎的“武松”也是人,他头上也有一顶魔力官帽,他自身也是只老虎。“武松”无法无天时,谁来打他?!

可以预见,中国数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已势在必然。这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势所趋,我们没有退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完全有能力、有信心对社会政治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中共“十八大”以来的司法体制改革就是中国走向法治社会的重要一步。民主与法制的道路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走向,也是改良中国官场生态环境的治本之法。


三、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特征之三:官场的逆向淘汰。

世纪之交中国官场恶劣的生态环境严重扭曲了国家吏制,产生了巨大的腐蚀力。在这恶劣的官场生态环境中,谁要真心想反腐败,就会遭到集体围攻。一个清正廉洁的官员一旦进入这样的官场环境中,马上就会被视为异类而被边缘化。所以中国官场政治生态环境的恶化导致了官场上一个奇怪现象——“逆向淘汰”:平庸淘汰杰出、坏官淘汰好官、腐败的淘汰清廉的、低劣的淘汰优秀的、霸道的淘汰亲民的、忽悠的淘汰干事的……官痞子、官油子、官混子在这里如鱼得水,具有真才实学和道德操守的官员在这里遭到冷遇、排挤、打击和压制。

官场“逆向淘汰”不仅驱逐了部分清正廉洁的干部,而且迫使越来越多的干部走向违法乱纪、贪污腐败的歪路。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是容不下执政为民的好官的!

如果人们发现,很多官员靠贪腐获得金钱,再以金钱开路去跑官、买官,这些官员不仅没有因为腐败受到惩处,反而越腐败越升迁,这种官场生态环境会倒逼一些正派官员变节以求生存。前几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相关专题调查结果显示,65.3%的受访者认为“腐败蔓延让官员身不由己”是导致官场逆向淘汰的原因。“不跑官买官,只靠政绩不管用”列受访者选出的官场潜规则首位。57.8%的受访者认为,必须建立官场正淘汰机制,净化官场政治生态,改变小圈子文化。

官场“明规则”本应发挥净化政治生态的功能,然而,在恶化的官场生态环境中,“潜规则”往往使明规则形同虚设。官场的“圈子文化”会迫使官员们主动向某些势力集团靠拢,以免在圈子林立的官场被边缘化。并不是所有官员都先天缺乏党性原则,而是在这恶化的官场生态环境中党性原则很难与这套潜规则相抗衡。这与我们历史上形成的人身依附、裙带政治、惟上是从等官场文化有关。这些几千年沉淀下来的官场文化糟粕为官场逆向淘汰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温床。

大多学者与官员们认为,中国官场腐败的原因主要在于一些党员干部经不起权利、金钱、女色的诱惑等个人品质上。我不完全赞同这一观点,因为这种分析没能基于生态学的特有观点来看待中国政治生活中的问题。

要论中国的官员,我们决不能以偏概全。把官员都看成唯利是图之辈,那肯定是偏颇的。公正地说,中国官场既有社会精英,也有社会败类;既有治世良才,也有政治流氓。在求官者的队伍里,也有一些人的动机非常纯正和高尚:想施展聪明才智,造福百姓,造福社会,报效国家,也实现个人价值。但是,官场的潜规则常常让那些正直无私的官员无可奈何。很多官员慨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大环境如此,不得已而为之”。正派官员常有被绑架感,难以独善其身。他们经常被潜规则吓得胆战心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些有操守、有良心的人们一旦进入这样的官场,他们可能一天到晚都在做着令他们痛苦不堪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在煎熬和痛苦中,他们变得无所适从。这往往导致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最终不敢坚守自己的原则,渐渐失去了自我,甚至被“逼良为娼”。曾有官员说,在官场上,你不贪,不色,也不加入领导的帮派,那就没人敢把你当作亲信,而在官场上没有亲信,你什么事都干不成,更不用说升迁了。官场上的人对此称之为“没有政治资源”。有人把这样的官场形容为:

做人的不如做狗的受宠爱,

做事的不如告密的受信赖;

当好人不如当坏人升的快,

忽悠的比敬业的更豪迈。

于是,一些好人们也就慢慢地也变成了潜规则的俘虏。

官场的逆向淘汰就是这样形成的。

正象培育一种农作物的新品种一样,首先要确定育种目标,如果培育的是高杆品种,就得不断地选取长的高的植株,拔掉长得矮的植株,一代一代选择的结果,使作物后代越来越高。如果要培育的是低杆品种,就要选取长的矮的植株,拔掉长的高的植株,一代一代选择的结果,作物的后代就变得越来越矮。那么,中国官场一代一代逆向淘汰的结果会是什么呢?大家可想而知。难怪这一时期官场出现那么多的政治流氓、政治恶棍,那么多的鸡鸣狗盗之徒!


四、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特征之四:好人斗不过坏人,好官斗不过坏官,君子斗不过小人。

无论在电视剧、电影的故事情节还是现实社会中,君子常被小人打败。君不见,德才兼备者困厄于僻野,鸡鸣狗盗者得志于官场;君子屈于小人,小人凌驾圣贤。在职场上或者官场中常常见到有能力的被束之高阁,平庸之辈青云直上。为什么在官场上会常有好人斗不过坏人的情况呢?为什么那么多的坏人在官场上混得如鱼得水呢?好官为什么反而不容易升迁呢?道理很简单,因为小人什么手段都使得。我们不妨加以分析。

“小官不使坏,上司不垂爱。”这句话在现实中虽然还不是普遍规律并有夸大其词之嫌,但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因为,坏人谋求升迁的办法的确比好人的办法多得多,也有效得多。

小人的特点是:脸皮厚,心肠黑,胆子大,善于撒谎,善于投机,不太受道德约束,花招诡计多多。他们往往把利益看做唯一的价值追求,他们会把信仰、理想、道德看的一钱不值。这些阿谀逢迎之徒是官场上的虱子和臭虫,而腐败官场这块政治土壤非常适应这类生物的滋生、发育、生长和繁殖。

“君子”开始追求升迁之前会有一定的责任感,他会考虑这个官位对应的责任。所以目前条件不成熟的他不会去追求,不大适合自己个性的位置他不愿去追求,自感能力不及的位置他不敢去追求,要低三下四向上司献媚的,他羞于去追求……思想顾虑较多。好官的出手概率就比坏官小!而小人则不同,他反正也没打算负责任,只要有升迁机会,他会无所顾忌,一概先追到手再说。他们绝对有这种胆量!有人说:“无私者无畏”,而我说:“无耻者也无畏”!

好官往往难以成为领导的心腹,尤其难以成为坏领导的心腹。你和领导一起做过好事,不一定会成为领导的心腹,但你和领导一起做过坏事,则一定会成为领导的心腹!你和领导“一起扛过枪,一起下过乡,一起开过荒,一起同过窗”,都不一定成为领导的心腹;但你只要和领导“一起分过赃,一起嫖过娼”,则一定成为领导的心腹!坏官不仅自己做坏事,而且善于引诱领导做坏事,更喜欢和领导一起做坏事。于是,他就很容易成为领导的心腹。前几年曝光的上海法官集体招嫖事件暴露出至少三个令中国司法蒙羞的细节:一是法官结成死党集体招嫖;二是很多律师贿赂法官,包括性贿赂;三是纪检干部参与其中。试想,我和你们纪检干部、律师、法官一起嫖过娼,我以后去嫖娼不是更胆大吗?

好官相对比较诚实,羞于自我吹嘘,也羞于对上司露骨地恭维,肉麻地吹捧。好官都有一些正义感,原则性较强,做事都会有底线。哪怕是上司,如果突破了他的底线,他也会争辩、拒绝。一旦遭到昏庸上司的无端责难时,常表现出抵触情绪或不满情绪。而小人已经习惯了对上司花言巧语,一有机会就把上司伺候得舒舒服服。他们常做的事就是:“领导讲话,带头鼓掌;领导唱歌,调好音响;领导洗澡,搓背挠痒;领导泡妞,放哨站岗。”他们能做的事就是:“领导不在时当好看家狗,领导被围时当好猎狗,领导在任时当好哈巴狗。”他们信奉的是:“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只要自已能爬高,那怕百姓戳断腰。”他们对上司的“负面形象”会主动地帮助遮掩,上司一旦工作中出点纰漏,这些人还会毫不犹豫地为领导擦屁股。这样,他们与领导的亲密程度大大增强,这很容易成为上司的“贴心人”。他们也就在无形之中多出很多操纵上司行为的机会。上司一旦被这些小人粘上了,他就必须重用这个小人。再者,小人往往脸皮厚,能够轻易在领导那里自轻自贱。他们总是心想:反正我没有真才实学,当官不过是做一场游戏,被骂一句也没有什么损失,只要他能给我升官的机会,我何必得罪他,生个什么气啊?——心态更“平和”。他们的这种圆滑反而显得更加“成熟”。坏官要的只是眼前的个人利益,当然更容易为达到目标而迎合上司。

小人讨上司欢心的经验通常比好官多得多。一批混迹官场的“官油子”一有机会就出手,即使不成功也积累了经验,时间长了就逐渐了解了上司的心理,摸透了上司的脾气。有时候上司反而会对小人一再让步,甚至彻底沦为小人的玩物。小人凭着大量的“实战经验”在上司能看见地方把表面工作做得八面玲珑,而好人只会采取光明正大的手段,讨领导欢心的机会十分有限。而小人可以不择手段,死缠滥打,威逼利诱。上司一般容易向无赖而又强势的人妥协,常常摆脱不了小人的下三滥手段。

曾经听说过,那些喜欢“团结”女人且混到好多女人的男人都曾经被女人斥逐过,但人家不在乎,继续厚着脸皮往女人身上贴,结果人家最后总是“收获颇丰”。那些喜欢拍马屁的小人也都被马“踢”过,但人家不在乎,继续拍,结果人家就“成功”了。官场上这样的小人“成功”的几率也相当地高。

小人能做到的,君子为什么做不到呢?很简单,因为君子受伦理道德约束,十分在乎道德与责任,顾忌太多。有的上司对一身正气的干部不敢随心所欲,觉得难以驾驭,有时上司做了不符合原则的事,正直的官员往往敢于犯言直谏;有些同僚们呢,既感到这些正直官员与自己不是一路人,不敢在他们面前放肆,又觉得他们是“另类”,可能成为相当一些人的威胁与障碍。这就是好官在一些官场上受孤立的原因。他们不是在群众中孤立,而是在官场中孤立。于是,他们不得不在夹缝中艰难挣扎。

提拔干部是很有导向性的。用一贤人则群贤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用一小人,则小人就会像苍蝇逐臭一样蜂拥而来。一个人买官买成功了,就会有十个、二十个人去买;一个人跑官跑成功了,就会有十个、二十个人去跑。实际上大家也都清楚,一些人以不正当的手段谋取到职位,被提拔重用,表面上看谁也说不出什么,什么程序都是合法的,但是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这种现象带给官场的必然是一种懈怠散漫。认真干工作的难以升迁,不干工作的却飞速提拔,大部分人的积极性也就被瓦解掉了!这是腐败官场的常态。

在腐败的官场上,攀登权力之峰的竞赛常常是既缺乏科学的规则,又缺乏公正的裁判,政坛恶棍们的卑鄙龌龊、残酷歹毒的阴谋诡计往往能够大行其道。在这里,正应了北岛的两句诗:“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卑鄙,那你就可以在官场上畅通无阻;你高尚,那你就为你的高尚殉葬吧!

所以,有时候你在官场上得不到升迁,并不是因为你不够优秀,而是因为你不够卑鄙!


五、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特征之五:官员没有政治操守,没有政治信仰,他们不效忠国家,不效忠百姓,只效忠提拔他的人。

在成熟的民主政治国家,那些官员们有时宁肯得罪某些权贵,也不愿得罪选民,他要向选民负责,也就是向老百姓负责。因为他的官是老百姓选举的,他如果不对老百姓负责,老百姓还可以把他选下来。但在中国就不同了。中国几千年来官员的任用一直采用的是“上级任命制”。中国官员的晋升之道不是“民选”而是“官选”。特别是世纪之交这20年来的某些地区或某些领域,官员的任用提拔常常是“少数领导钦定”,其他的程序都是“走过场”。正是这种官员选拔机制使选拔上来的官员和人民群众没有多大关系,所以“官选”上来的官员只效忠提拔他的人,只向提拔他的人负责。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上级派来统治管理人民的,他也就没有服务的观念,没有公仆的意识,这种观念实际上就是这一时期官民矛盾频发的主要原因。这就难怪这些官员没有政治信仰,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操守,也没有政治担当,只有政治伎俩!只有政治权术!他们只懂得惟上是从,惟权是从!这些官员既不向国家负责,也不向老百姓负责。哪怕国家亡了,只要给他官做,他还是照样做他的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哪怕你全县的老百姓都不满意他这个县长,只要领导喜欢他,他这个县长就可以照当不误。正像乾隆时期的和珅,全国的官员都知道他是个贪官,但是因为乾隆皇上喜欢他,他还是照当他的官,上上下下的官员和老百姓对他无可奈何。到了嘉庆时期,嘉庆皇上不喜欢他了,他也就完蛋了。因为和珅的官不是老百姓选举的,老百姓又罢不了他的官,这种“机制保障”使他不必效忠国家,更不必效忠百姓。那么他效忠谁呢?理所当然,他只效忠那个能给他官做的人,只效忠那个曾经提拔他和可能继续提拔他的人。因为他能当上这个官与老百姓无关,他能不能继续升官也与老百姓无关。对一个官欲薰心的政治爬虫来说,你能给他一点做官的希望,就像给了哈巴狗一块骨头似的,他就会对你服首贴耳,言听计从,百依百顺,甚至一天到晚跟在你的脚后跟摇尾乞怜。

在某一具体的官场,谁能给下属们升官的希望呢?答案很明确:就是某一地区或某一领域的官场核心人物,尤其是“一把手”。在中国,官场的“一把手”就是他管辖范围内的土皇帝,除了他的上级,谁也制约不了他。不但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权力分立的制约,没有选票制约,没有独立媒体制约,什么有效的制约都没有!一个官员,只要搞定了“一把手”,只要不“站错队”,他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他即便没有政治立场,没有政治操守,但只要有“跟定一把手”的意识,他在领导眼里就算“政治可靠”了。中国的老百姓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而现在的贪官们把它换了一个字:“当官“若”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就是中国官场某些官员们的内心独白!

凡一个政治问题或者社会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甚至愈演愈烈,根源很可能是体制性原因在起决定作用。哲学上有这样一条道理: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事物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我国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缺陷,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官员不效忠民而效忠官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官场政治生态恶化时期,这一问题表现的尤为严重。


六、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的严重后果:官场山头林立,权力网络盘根错节,贵族利益集团坐大,党风政风败坏,导致整个社会肌体的溃烂,也瓦解了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

从上世纪最后十年到本世纪最初十年,中国经济粗放型发展,社会粗放型管理,贵族利益集团十年形成,十年坐大;对贪官污吏,十年放任纵容,养虎遗患,十年“虎患”成灾,不可收拾。官场山头林立,权力网络盘根错节、纵横交织,吏治、司法被大大小小的“山头”所控制,大批官员忙于寻找自己的政治靠山,巩固自己的政治堡垒,热衷于权力寻租,无暇顾及国家与社会的治理。这一时期的某些官场成了腐败黑暗而又神秘的社会层面。进入这些官场,就像进入西游记里的盘丝洞,蛛网密布,洞穴幽幽,每一根看不见的蛛丝都通向一个秘密所在,蛛丝纵横交织,哪怕是一点点风吹草动,都会触及某个蜘蛛甚至引起整个巢穴中蜘蛛们的骚动。那里有特殊的游戏规则,大家一个个对这里的潜规则心知肚明,但又心照不宣。那些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贪官污吏们结成一个又一个顽固的堡垒,他们会充分利用潜规则,将权力的作用在交换中发挥到极致,扩大权力的边际效应和叠加效应,使权力最大限度地服务于个人或小集团利益。这些官场的人际关系被权势、金钱严重污染和异化,官员对国家和社会没有责任意识,官场的政治原则、政治纪律等明规则形同虚设,潜规则大行其道,甚至形成权力机构与社会黑恶势力相互勾结的一个个坚固的利益共同体。

这一时期内的某些地区,在党内、军内、政府内、司法界及企事业单位,形成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政治山头”,山头的官员们丧失了政治信仰、政治立场和党性原则,无视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置国家利益于不顾,肆无忌惮地滥用职权,甚至勾结社会黑恶势力,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明目张胆地结党营私,买官卖官,其党政军的腐败程度和规模史上罕见!

官员对社会风气的引领十分关键。官场缺德,社会就缺德;官员缺德,公民就缺德;官风不正,民风就难正。在世纪之交这20来年里,官场政治生态环境恶化,导致我国全社会的世风日下:社会道德体系崩溃,社会价值系统瓦解,相当一大批国民没有了信仰,没有了敬畏之心,大家唯一追求和崇拜就是权力和金钱。

这一时期,社会腐败从官场蔓延开来,如恶性肿瘤细胞迅速扩散到社会各个领域,引起整个社会肌体的溃烂。由于“上行下效”的社会运行规则的作用,这一时期社会上“三百六十行,行行出腐败”,各行各业都曝出贪腐丑闻。社会上众口一词,都把官场腐败看作各种社会乱象的源头。以致妓女们都会公开对警察说:我不偷不抢,不贪污不受贿,我以自己养自己,我比贪官们高尚多了!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贪官!?小偷们也公开对警察说:我们小偷当然应当受到鄙视和惩罚,但“大偷”呢?贪官们可以在一个堂堂正正的签字仪式上把几百万人民币赚到手里,这些江洋大盗比我们小偷危害大多了,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贪官!?贩毒者公开对警察说:“我贩毒无非危害到一小部分人,而贪官污吏则是危害到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嫖娼者也公开对警察说:“贪官们三妻四妾,养小三,包二奶,他们包养多名情妇,一包几年,而我只不过包了一个女子一小时,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贪官!?”倒卖火车票的“黄牛”们说:“我买几张火车票,然后加价卖了,获利几十元或几百元,而贪官们常常占有房产几十套待价而沽,等房价涨了,然后加价卖了,获利上千万,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贪官!?”赌博者说:“我赌博遵守赌场规矩,输赢都是我自己的钱,而那些证券行业的高管们,那些金融大鳄们,用非法技术手段,违规操作,违反证券交易规则,破坏金融秩序,动辄就把几十万、几百万收入囊中,坑害股民,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人们再次惊呼:长此以往,国将不国! 腐败不除,将动摇国本!中国面临亡党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社会下层怨声载道,民怨沸腾。各阶层的有识之士忧心如焚,顿足捶胸,又一筹莫展!而社会底层人民更是发出愤怒的吼声:“绞死贪官,铲除腐败,为国除奸,为民除害!”

这一时期内,官场腐败超出了老百姓的容忍底线。吏治腐败导致人民群众对各级官员尤其是对基层官员失去了信任,司法腐败导致社会纲纪不彰,乱象丛生,政弊百出,贿赂公行。法治既约束不了官员,也就难以约束百姓;官员敢徇私枉法,老百姓也就敢无理取闹。官场上充斥着政治流氓,社会上也就充斥着地痞无赖,社会下层一些真正蒙冤受屈的冤民裹挟夹杂着一些社会流氓无赖合流为汹涌的“上访”大潮,源源不断地涌入各级党政机关,提出各种各样的利益诉求,让那些处于权力与法律摩擦地带的地方官员束手无策,难于应付,只好以“维稳”的名义,用临时性“和稀泥”的办法“花钱买稳定”,以求“守住摊子”,息事宁人。官员们都心知肚明地在“拖”,拖一天是一天,拖一月是一月,只要不在我的任期出大乱子就行。结果是越“维”越不稳,反而使“维稳经费”不断攀升,社会的治理成本不断增加,这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号召力、影响力,从而导致整个社会治理处于瘫软无力、混乱无序的状态。这种危机局面一直到2012年“十八大”以后才得以遏制。


七、结语:如果身处恶化的官场生态环境,我们的官员们需要拥有灵魂的定力,需要敬畏之心,需要“慎独”的境界。

党的“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受任于社会溃乱之际,奉命于党国危难之间;挽狂澜之即倒,扶大厦之将倾;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以猛药去疴,以重典治乱,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掀起中国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反腐大潮,把追逃贪官的大网撒向全球,将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绳之以法,才遏制了腐败蔓延的势头。但是,目前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惩腐反贪的压倒性态势虽然已经产生了强大的震慑作用,但要达到“不能腐、不想腐”的目标仍然需要时日;治理恶化的官场生态环境虽然已大见成效,但要彻底廓清二十年形成的官场阴霾仍然任重道远。冰冻三日非一日之寒,冰化三尺也非一日之暖。我们毋庸讳言,如今的某些地方或某些领域,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依然险恶。身在官场的朋友们,请看护好你曾经的政治激情和政治理想,不要忘记了你为报效国家、为报效社会、为造福一方、也为实现自己人生价值而来到官场的那份初心。其实,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能否真正改变你自己,主动权毕竟还是握在你自己手里。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做人的底线,为官的本分,工作与生活的终极目的,都是值得你叩问心灵的严肃问题。如果心无敬畏,内心的闸门被撞开,乱心智,弃操守,纵欲念,那就难免像江河溃堤,浊浪斜出,恶水横流,那么最终底线失守,人格沦陷,就势在必然。如果身上捆着名缰利锁,脑中想着进退去留,眼里盯着功名利禄,那么最终翻船落马也是势在必然。

官场政治生态环境能够影响官员的思想和行为,官员的思想和行为也能够影响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又有反作用。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就官场的政治生态环境而言,每个官员又都是这个生态环境的一部分。身处不良生态环境中,你被生态环境改变,这个生态环境就会恶化一分;你抱定操守,能够出淤泥而不染,这个生态环境也就变好一分。

处在恶化的政治生态环境中,我们尤其需要灵魂的定力,需要敬畏之心,需要“慎独”的境界。定力让你守住底线,敬畏让你知道羞耻,而“慎独”的境界就是:独自一人时也有一双慧眼观照自己,在别人不能看见的地方也慎重行事,在别人不能听到的时候能保持清醒。如果在恶化的官场政治生态环境中你感到了良心的折磨,那是你良心未泯的最好证据!请让我们的良知如同刚刚走出校园时一样新鲜而单纯。

  身处恶化的官场政治生态环境中的朋友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我们依然需要信仰!人们敬重你的不是你的“适应”,而是你对良知的“坚守”!官场不缺少有智慧的人,但缺少有骨气的人!不缺少有能力的人,但缺少有信仰的人!不缺少高情商的人,但缺少大情怀的人!我们不用在意聪明的人说你不够“明智”,不用顾忌圆滑的人说你不够“成熟”,我们需要选择对良知的坚守,选择倾听自己内心的呼唤。如此,我们才能在官场上拥有灵魂的定力,才能在官场上迈开潇洒从容的步伐,才能拥有最饱满、最豪迈、最无愧的仕途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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