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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  作者:李东海

发表时间: 2017-05-31 字数:33173字 阅读: 1498次 评论:3条 推荐星级:5星

谈谈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李东海一、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官职是人们身价的衡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导致了中国人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积淀起了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已经通过文化遗传
 


一、在中国人的意识中,官职是人们身价的衡器

中国几千年的专制政体导致了中国人对权力的顶礼膜拜,也在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上积淀起了浓厚的官本位意识。这种官本位意识已经通过文化遗传和精神熏陶进入我们民族一代代人的心灵,制约着我们的思维方式,体现于我们的言行举止,成为我们民族文化性格和精神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

自从有了度量衡,人们才有办法计量和测算物体的重量、长度、面积、体积。但是,怎样计量和测算人们的“身价”呢?中国人有办法!在中国,官职的级别就是用来计量和测算人们身价的衡器。无论你是什么身份,只要知道你相当于哪一个行政级别,人们就知道你到底有“多大”“多重”了。

官职大小、官位高低成了衡量人的身价的重要参照系。于是在中国就有“官大一级压死人”之说。所以中国人对“官位”十分敏感,十分看重。

现在,虽然社会制度发生了深刻的变革,但官本位意识作为一种民族心理的“惯性”仍然存在。例如,现在时兴名片,但凡有官衔者通常总要在名片上印上官衔。如果该人有多项头衔,如行政职务头衔、学位头衔、职称头衔、社会兼职头衔等等,那么,他们总要把行政职务头衔放在第一行,更有用心良苦者,还要把这一头衔以大一号的黑体字印出以求醒目。还有人在自己名片上的专业身份后面加括号,注明自己享受什么级别的官员待遇。那么,他在括号了注明的内容就是要告诉你他的身价。

中国封建社会的各个朝代对各级官品的标志——官员服饰、官署仪仗、官员宅邸、官员车轿等,均有等级分明的规定。譬如坐轿子,明代景泰四年规定:三品以上的京官方可乘轿。清代又规定,三品以上官员在京内只许坐四人抬的轿子,出京才许坐八抬大轿。

当欧洲批量生产汽车时,中国的官员们正在为所乘轿子的形制规格是否符合其相应的级别而争论得面红耳赤。当英国人第一次把汽车送进中国皇宫时,慈禧太后曾因为汽车司机是坐在她的前面而不是在她后面、是坐着开车而不是跪着开车而大为恼火。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官阶不同,其婚丧礼仪的规格也就不同。如果超出规定,就被视为“僭越”“犯上”。丧葬仪式也分着严格的等级,连不同等级的人去世的避讳称谓也不同:天子去世叫“崩”,诸侯国王去世叫“薨”,大夫去世叫“卒”,老百姓去世叫“死”或“亡”,连丧仪用具也带有鲜明的等级色彩,如果丧葬的规模、形制、仪式、用具“超标”,轻则革职、刑罚,重则人头落地。明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就是因为超越自己的级别穿用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而被赐死的。

元朝时,民间根据社会职业将人分为十等: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最有社会地位的是官员,最有身价的是官员。

现在,我们经常见到组织部门下发的有关干部任用的文件中,对官员的级别表述从来都是毫不含糊的。譬如在一些副科级职位上的领导名字后面注明“享受正科级待遇”。这难道不是我们司空见惯的世相吗?

几十年来,中国大大小小的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 如正厅级企业、副处级企业、正科级企业等等。各级各类的学校、医院、科研院所的领导们,也都有相应的行政级别。什么级别的企事业单位,其单位领导就享受相应级别的官员待遇。可是,如果到了美国,你要问:微软公司的总裁相当于什么行政级别?哈佛大学的校长相当于什么行政级别?老外会觉得你在问“一公斤相当于几厘米”,他们会认为你问的问题愣头愣脑。

企事业单位领导套用行政级别,恐怕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它是官本位意识的又一明确体现。如果我们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看待这一现象,就很容易得出结论,它根本就是“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但是,这种根本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却依然存在,迟迟不能退出历史舞台。虽然在理论界“取消国有企事业单位行政级别”的提议已经酝酿几十年了,但距真正改革到位还遥遥无期。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因为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已经通过文化遗传而形成了我们民族的文化性格。而“文化性格”的改变是非常艰难的。

我们经常看到,很多国际性会议的会场形式是圆桌式,参会人员围坐在一个圆桌周围,座次往往按某国语言的字母顺序排列,人们从座次上难以区别参会人员的官阶,这种形式体现的是一种平等意识。中国人不喜欢这样的形式。中国人开会喜欢有主席台,先把参会者分为台上和台下两类,官高者在台上,官低者或非官员在台下。台上台下都分前后排,位高者居前,位低者居后。每排的正中间座位是“一号位”,其他位置有序排列,绝不含糊。中国人开会已经习惯根据自己的官职大小对号入座。这便于人们一眼就能在会场中分辨出与会者的级别差异。由于这种办法非常适合中国“国情”,所以被中国人普遍接受。于是,在民间,即使非官方组织的小型座谈会、小型宴席,人们也乐于按官阶就座。只有这样做了,大家才觉得合乎礼仪。如果你给他安排的座次不能对应他的官阶,他会坐卧不宁,浑身不自在。这种意识已经渗入到中国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譬如人们一块走路,大家会不约而同地、自觉地让领导走在前面;几个人坐车,大家也会自觉让领导坐在尊位;一群人集体照相,大家会自觉地让一号领导坐在前排的的正中位置;哪怕是几个人一块进厕所,大家也会礼让领导先进去。

我还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样的询问:

“教授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博士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博士生导师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院士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研究员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少林寺住持相当于什么级别的官?”

笔者是一名中学特级教师,偶尔和县乡的领导们在一块吃饭,饭局主持者常常因为不知道我的身份能“换算”成什么级别而无法给我安排座位,我常常因错坐了位置而令人尴尬。

在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无边无际的洁白的十字架,将军与士兵相邻,死而平等;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师军级上墙,兵团级入房”,死了也要等级分明。在这里经常看到因夫妻两个因级别不同而“死不能同穴”。这就是中国特色。

在不少中国人看来,无论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头衔,只有把你的身份头衔“换算”成行政级别,人们才能弄明白你“到底有多大”,否则人们就无法给你排座次。这充分显示了官本位文化传统的根深蒂固和深入人心!

二、官本位意识刺激了中国人的官瘾

长达数千年的封建专制的社会体制,催生了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官本位意识的不断强化,又加固了中国的专制体制。世界上恐怕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象中国人这样敬官、怕官、羡慕官、想当官,当不上官则又嫉妒官、恨官。这种全社会对官品的看重,时时刻刻都在刺激着中国人的当官欲望。

需求产生供应。由于中国人有强烈的当官欲望,所以中国的官员之多,官僚机构之庞大,在世界各国中首屈一指。200611月,已经退休的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在接受采访时说:“一个省有四五十个省级干部,几百个乃至上千个地厅级干部,一个县几十个县级干部,可以说古今中外没有过。更何况一个省、市除省长、市长外,还有八九个副职,每个人再配上秘书,个别的还有助理。解放初期,一般就是一个县一个县委书记,一个县长,或加一个副职,甚至没有副职。现在讲克服官僚主义,减少事务,减少应酬,就这么一种体制,怎么克服,怎么减少? 1

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学而优则仕”2的信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孔子说:“学也,禄在其中矣。”3那意思就是说,好好学习吧,高官厚禄就在其中呢。这种价值导向使中国的旧知识分子成为受官本位意识影响最深重的一个阶层。

古往今来,有多少读书人对当官心驰神往,孜孜以求。他们朝思暮想的就是“上京应试,求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无数寒门学子追求的就是“十年寒窗苦,一朝人上人”;老百姓做梦想的都是“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在中国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观中,做官,是自己终生追求的目标。他们认为,唯有这一追求才是自己最名正言顺、最光明正大、最能传名后世、光宗耀祖的人生唯一“正道”,而从事其他行当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旁门左道。他们认为:读书就是为了做官,不做官何必读书;要有所作为就得当官,不当官怎能算有所作为?所以初唐著名诗人杨炯就说:“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旦做了官,哪怕仅仅是名义上的官,仅仅是只有级别没有实权的官,他也往往希望世人首先视他为官员,否则他心里就不高兴。如果他是某专业领域的官,如科研院所的院长、所长,大学的系主任、医院的院长、中小学的校长以及各种层次作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摄影家协会、音乐家协会、诗词学会的会长、理事长之类的,哪怕他在专业方面实际上一点也不比其同行高明,他也会很看重他在世人眼里是否被看得高同行一等。因为在他们的意识中,学校校长的身价一定高于教师,哪怕你是名师;医院院长的身价一定高于医生,哪怕你是名医。要不我怎么会是你的领导?你怎么会是我的下属?这就是他的思维逻辑!如果他在某种场合被介绍,他当然就更希望别人先介绍他的官员身份。他认为这是相当重要的,这关系着人们对他的敬重程度。只要这最重要的身份介绍到了,其它身份就在其次了,介绍不介绍倒不计较了。我们的国人是非常善于由衷地呵护这一惯例的。于是,在专业领域里,人们也竞相争官。大家可以看看现在的学术界,具有行政头衔的掌门人,因为头上有个乌纱帽,他们就掌握着大量的公共权利和学术资源——课题、项目、经费,因此也更容易把自己“打造”成“学科泰斗”。在这种气氛下,不少的学者们朝思暮想的就是先弄一个乌纱帽戴上,从此每天琢磨如何让帽子更大、更威风。在某大学院系领导调整时,为了争一个系主任,几个教授争得面红耳赤,几乎拳脚相加。某省书法家协会换届,为了满足人们想当官的心理,搞出30多个副主席!你看余秋雨先生都名满天下了,在电视上还动不动自称是正局级干部,原来盛名天下尚不及正局级的大帽子唬人。难怪蒲松龄先生都71岁了,还要为小科长的位置奋斗不息。

19997月至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全国63个城市对259916岁以上的城市居民进行了关于职业选择的抽样问卷调查,在69个职业选项中,我国城市居民最愿做的职业是“当市长”;在“假如你能重新选择,你将选择什么职业”这个问题的回答选项上,总计排在第一位的是“党政机关领导干部”。4从国家公务员考试制度实行以来,报考公务员人数年年攀升。2013年度国家招录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149万,成历年之最。招录人数20839人。录取比例仅为1.4 %。当官,仍是不少年轻人求职的第一选项。以上种种世相充分说明了官本位意识对中国人影响之久远,影响之深广!

封建社会的官员的大小论“品”,现在官员的大小论“级”。 等级制度已经推广到了社会各个领域。于是有了局级公司、师级歌星、厅级和尚、副部级院士等等。除了一些民营企业外,举凡工厂、医院、银行、城市、街道、学校、科研院所、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甚至道观佛寺等一切社会组织都被划定了相应的等级,一切官员也都分成县管干部、市管干部、省管干部,等等。同级干部都有严格的座次顺序,不同级干部更有不可逾越排名及待遇——干部可以听什么报告,看什么档案,以及是否享受秘书厨师、保姆、警卫员、司机等等服务,全看他级别高低!

在西方发达国家,专家学者即使做了官,他们还是希望世人首先视自己为专家学者,其次再视自己为官员。如果他被介绍,他更愿意人们介绍自己的专家学者身份。因为在他的观念中,专家学者的身份是自己价值的体现,是自己终生自珍自重自爱的身份。而官员的身份,往往被他们看作附属性身份或临时性身份。当然,他相信世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们的名片上,自然把专家学者的身份印在第一行。这一纸名片,正是呈现于人们面前的被“物化”了的观念和意识。

中国许多民谣反映了老百姓想当官的心理。譬如:“大小当个官,强似卖水烟”。有些地方的民俗中,婴儿生下来第三天要洗澡,大人要一边洗一边念叨:“洗洗头,做王侯;洗洗蛋,做知县;洗腚沟,做知州。”表达了老百姓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当官的朴素愿望。

在旧中国,女子称丈夫为“官人”,店家称旅客为“客官”,说书人称观众为“列位看官”。羡慕权力的老百姓听了这样的称呼会有一种莫名的快感,因为它使自己在精神上能过过“官瘾”。

如果把中国官场想象成一座座雄伟的山峰,那么你就会看到一幅幅壮观的画面:成千上万的人竭尽全力往上爬,再往上爬!在他们上爬的道路边上,会有不少前行者的尸骸和骷髅,但他们会毫不畏惧,前赴后继,一往无前!在这支登山大赛的大军中,既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也有实力雄厚的壮年,还有白发苍苍的老年。有的人靠才华和政绩往上爬,有的人靠后台和金钱往上爬,有的人靠裙带和美色往上爬,有的人靠污蔑和陷害往上爬。在他们上爬的路上,留下一路的血腥和肮脏!留下一路的卑鄙和龌龊!

乌纱帽的诱惑,使太多的人迷失了本性,丧失了理智。

我们见到不少的中国官员们,宦海浮沉,仕途颠簸,上下照应,左右逢迎,强颜欢笑,虚与委蛇,逢场作戏,摧眉折腰,为讨要一官半职,给上司作揖磕头,舔痔吸脓。求之未得,则郁郁然,觉三餐之无味;一位既得,则飘飘然,乐一夕之安寝;一觉醒来,又惴惴然,恐权柄得而复失;此位一旦稳固,又跃跃然,求明日之再迁。人生即在此患得患失中惶惶度日。

其实,官员也真有不潇洒的时候!但是人们看到的总是当官的八面威风的那一面。所以,在中国,急于当官的人永远都是成群结队,队伍浩浩荡荡!

三、中国人官本位意识与儒家的人生价值观

中国人为什么对当官如此看重?官本位意识产生和形成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到底是什么呢?有人会不假思索地回答:当官能“捞”呗!这种回答体现了人们对官场败类的极度蔑视和厌恶。但是,这样的回答既不全面,也不深刻。能捞取物质利益,这只是中国人急于当官的一个最表面化、最浅层次的原因。除此之外,还有更深刻的原因。

中国人官本位意识的产生的哲学来源就是儒家的入世思想和“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

在几千年的中国思想史中,儒家思想一直雄踞统治地位。与主张顺应自然、清净无为的道家思想不同,儒家思想始终高扬“积极入世”的实践精神,儒士们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过程中,处处体现出积极的入世精神。“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5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儒家关注的是社会人伦,其思想是完全入世的。儒家把“志于学”和“志于仕”结合起来,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学而优则仕”的人生价值观。从孔子周游列国的行为也可以看出,儒士们总是期待进入并干预这个社会,介入国家政治生活,借助君主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有着一颗热切的救国治国之心,有着强烈的入世情怀。

孟子主张“仁政”,注重民本与教化的思想,荀子礼乐之统,管乎人心”的礼乐思想,无一不体现了治国安邦的政治目的。所以说,儒家的思想主要表达了一种协调社会关系以使之和谐的政治主张,其目的乃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安稳,是积极的、入世的。儒家的思维空间完全是关乎社会人伦的,主张积极的入世践行。修齐治平,就是儒家人生价值观的集中体现。

一个正统的中国知识分子,即使他没能为官从政,他也依旧不改入世情怀,对社会人生充满关怀。孟子扬言:“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6毫无逃世退隐之意。中国历朝历代都有大批的社会精英投身于治国理政事业,这都与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和人生价值观有关。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往往主张“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 7就是当国家政治清明时他就出来做官,国家政治黑暗时他便做隐士。孔子曾经说过:“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8意思就是说,如果国家社会公平,吏治清明,这个时候,你却混不出个人样来,那么你应该感到羞耻,因为这说明你无能;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社会黑暗,吏治腐败,这个时候你却混得有权有势,大富大贵,那也是可耻的,因为这说明你的权势和地位有可能来路不正。

可见,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认为:当国家政治清明时,社会精英出来做官是最正确的人生选择。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遗传基因: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到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是一脉相承的儒家入世思想。中国的很多社会精英们做官的欲望正是源于儒家积极的入世思想和人生价值观。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积极入仕的知识分子并不是为了“捞”,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这是我们通过对中国的文化土壤的化验分析,从思想根源上破解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

四、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与中国的人治传统

在任何社会形态中,“权威”都游走于“法”与“人”之间。人的权威大了,法的权威就小了;法的权威大了,人的权威就小了。对于长期习惯人治社会的中国人来说,“法治”是一种陌生的生活方式。中国人重人治,美国人重法制;中国人重人情,美国人讲法律;中国人遇事托关系,美国人出事找律师。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体现了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也由此衍生出两种不同的政治制度——中国的人治和美国的法治。

人治还是法治,取决于国人是信仰人的权威还是信仰法的权威:敬畏宪法,宪法就是治国大纲;崇拜权力,权力就能一言九鼎。法律不受尊重,权力天马行空,宪法就是一纸空文!对此,中国人太熟悉了。

法治的核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中国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人治思想,人治思想导致中国人没有平等意识,没有平等意识就必然要看重“身份”,所以《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们即便上山造反,也要排出108个座次。从国人的内心深处看,国人似乎并不期待法律制度,只盼望出个好皇帝。中国人认为“认法不认人”那叫“六亲不认”,是没良心的表现。封建社会一次又一次地次改朝换代,我们赶走多少皇帝,就迎来多少皇帝,从未想过换一种没有皇帝的活法。有了皇帝骂皇帝,没皇帝想皇帝,“国不可一日无君”,“三日无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龙庭,人民心里不踏实。这就是中国人的社会心理习惯!

在西方人看来,权力不是民选而希望它为民,靠道德,那是笑话!

权力不受约束而希望它不欺民,靠品德,那是屁话!

权力不受监督而希望它不贪婪,靠人格,那是空话!

权力不能问责而希望它负责,靠人品,那是鬼话!

权力不许反抗而希望它不独裁,靠明君,那是愚昧!

权力不能质疑而希望它不犯错,靠自觉,那是傻冒!

全世界人民都公认:靠自律是不可能有廉洁的!但我们中国人不这样想,我们历来都把社会的政治清明寄希望于“明君”和“清官”,而不寄希望于“制度”。这就是中国人的“明君情结”和“清官情结”。

中国人固执地认为,只要有了好皇帝和好领导,人们就能过上好日子,从不考虑政治制度建设。

由于中国人缺乏法治意识和平等意识,所以在中国,大大小小的官员就是大大小小的社会权威。每个地区和单位的一把手,都是他管辖范围内的土皇帝,除了他的上级,谁也制约不了他。不但没有反对党制约,没有权力分立的制约,而且也没有选票制约,没有独立媒体制约,什么有效的制约都没有!一个官员,只要搞定了上级,只要不站错队,他基本上就可以为所欲为。所以中国的官员们会不自觉地摆谱摆阔,称王称霸,耀武扬威,无所顾忌。因为这样做了大家似乎都觉得理所当然——当官的不摆谱,不霸道,谁敢摆谱,霸道?

所以,在中国,权力可以带来被人敬畏的“精神享受”,可以满足动物的统治欲。

秦始皇巡游天下时的威风使许多人眼馋心羡。当时只是泗水亭长的刘邦看到那壮观的场面不禁喟然长叹:“大丈夫当如此也!”9当项羽看到那壮观的场面后也脱口而出:“彼可取而代也!”10

当官可以出则车马,入则高座,堂上一呼,堂下百诺,见者点头哈腰,求者卑躬屈膝。有多少人终生追求的就是这种“人上人”的优越感!

一个国家的民众对官员的敬重程度与这个国家的政治文明程度成反比。11在政治高度文明的国度,民众并不会表现出对官员的特别敬重。而在中国,人们常常认为能和官员攀上关系是值得自豪和炫耀的。一个普通百姓如果和某个高干一起照过相、一起吃过饭、甚至一起上过厕所,都会成为他一辈子向人炫耀的资本。笔者曾多次亲见那些普通百姓眉飞色舞地宣称自己和某领导“有关系”时那种得意洋洋的神色。有时那种自我炫耀的表情甚至令人作呕!

中国人在“出事”时要么立刻想到找个当官的熟人帮忙,要么想到用“我是官”或“我有当官的做后台”来吓唬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荒唐可笑的现象?原因在于:中国老百姓认为,“官”的权威往往大于“法”的权威,依靠法律摆不平的事情依靠官就能摆平。这是人治社会老百姓的理所当然的思维逻辑。这也促使中国的官员们习惯称王称霸、耀武扬威,以权威自居。

20041018日下午1时许,重庆市万州区的搬运工余继奎途经太白路中段,其肩上的扁担撞了在他后面行走的曾庆容。随后两人发生争执,曾庆容打了余继奎一记耳光,后来曾庆容的丈夫胡权宗也冲上前,将余继奎的扁担夺过来,朝余继奎的脚部连续击打,并扬言:“我是房产局的局长,打死他也不过赔20万!”当即引起周围群众的公愤,大量群众围观,致使交通堵塞。最后导致群众示威抗议,示威民众围攻市政府,烧毁数量警车,酿成著名的“万州民变”。

可笑的是,后据警方调查,胡权宗的真实身份是昊盛房地产水果批发市场临时工。12

这里,我们做一个合乎逻辑的推理,假如胡权宗真的当上了局长,他能不称王称霸、耀武扬威吗?

20101016日晚2140分许,一男青年驾驶一辆黑色轿车,在河北大学校园内撞倒两名女生,造成一死一伤的严重后果。当群众拦住肇事车说理时,肇事车主口出狂言:“有本事你们告去,我爸是李刚。”说罢驾车扬长而去。

后经警方调查,该青年叫李启铭,是真的“官二代”,他的爸爸真叫李刚,不过官不大,是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局副局长。13

假如这个李启铭当了官,他能不称王称霸、耀武扬威吗?

2013年5月24日傍晚,在河南省济源市宣化街西关小学门口,一女司机撞到一小学生后,拒不认错,女孩的家长上前理论遭女车主殴打。其间,女车主扬言:“知道我是谁吗,我后台硬着呢!”围观的市民情绪激动,在警察带走女车主后,在场观众集体掀翻了肇事车辆。

后据警方调查,女司机毕娇是济源市北海办事处药园居委会人,无业。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后台”。

假如女司机毕娇当了官,她能不称王称霸、耀武扬威吗?

有太多的中国人一生都生活在“羡慕权力”的情绪和意识之中。这些情绪和意识的发展,可能趋向积极方向,也可能趋向消极方向。例如,“羡慕”这个情绪向积极方向发展的次序是:羡慕——亲近——学习——赶超。于是,“羡慕权力”就导致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加入浩浩荡荡的攀登权力高峰的大军。“羡慕”这个情绪向消极方向发展的次序是:羡慕——嫉妒——憎恨——仇视。于是,羡慕权力而得不到权力的中国老百姓就产生了仇官心理。这就形成了中国老百姓对官员的奇怪态度:又敬又怕又羡慕又嫉妒又恨。民谣“远了骂,近了怕,见面递烟说好话”,就是老百姓对官员态度的真实写照。所以我认为上述那些用“官”吓人的人,是既聪明又愚蠢。聪明之处在于:他们深知中国人敬官,怕官;愚蠢之处在于:他们忘了中国人还嫉妒官,恨官。

所以,中国长期的封建人治传统也是国人官本位意识产生的重要社会原因之一。

五、中国人的官本位意识与物质利益的杠杆驱动

物质利益,永远是人们职业选择的重要导向。由于中国长期的专制社会的文化影响,使中国社会对官员权力的监督和制约机制比较疲软,使得中国官员的权力过大,当官的“好处”过多。中国人当上官以后是成为清官还是成为贪官,不是依靠制度保障,而是凭借做官者的个人品德,他如果想贪污受贿做贪官,那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在公权力作用明显的地方,如土地、房产、矿产资源开发、工程的招投标、设备采购、企业并购等领域,都为权力寻租、权钱交易留出了足够的空间,这些领域的权钱交易尤为显著,各种方式的利益输送,或明或暗,无处不在。而买官卖官,则是权力的裸奔,是腐败赤裸裸的体现。原深圳特区第一任市委书记、市长吴南生说:“中国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河南省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因贪污受贿而下台就足以说明这个道理。你只要看看这几年爆料出来的贪官动辄就是贪污受贿数百万,数千万,甚至过亿,你就知道做贪官的“利润”有多大。难怪人们如群蚁附膻,如乱蝇争血,一窝蜂似地扑向官场。

中国人内心有一个逻辑:读书可以当官,当官可以富贵,富贵可以拥姬抱妾。那么人们当然就可以说:官中自有千钟粟,官中自有黄金屋,官中自有颜如玉。现在仍然有不少的家长以此来鼓励孩子读书,真是太现实了。

物质利益,是人类行为的一个重要杠杆。马克思说:“只要有10%的利润,它就会到处被人使用;有20%,就会活泼起来;有50%,就会引起积极的冒险;有100%,就会使人不顾一切法律;有300%,就会使人不怕犯罪,甚至不怕绞首的危险。”14既然当官的利润如此“丰厚”,那就难怪人们会蜂拥而至了。

在中国,官与非官的待遇差别、大官小官的待遇差别,不仅表现在生前,而且表现在身后:由于诸葛亮是蜀汉的丞相,所以当初的“南阳诸葛庐”以后就日渐宏伟起来,成了以后的“成都武候祠”。武候祠有山门、甬道、朱阁、回廊、殿宇亭台、雕梁画栋、碑刻题记,好不气派!而在南阳,还有一个历史遗迹——张衡墓。张衡是东汉时期一个世界级的大科学家,在当今国外一些著名学府里还有他的塑像。可是,在他的祖国,他不过是一个科技知识分子的形象,自然引不起人们格外的敬重。所以,死后有一堆黄土足矣──张衡墓至今仍寂寞地躺在南阳石桥镇的一方农田的角落里,只有庄稼和青草在陪伴着这位科学巨人。

张衡与诸葛亮身后“待遇”何以如此悬殊?恐怕重要原因在于张衡的官职与诸葛亮的官职存在着“级差”。幸在张衡也是做了官的科学家,不然的话,恐怕连这堆埋骨头的土丘也未必能延续到今天吧。有谁见过一生布衣的大科学家祖冲之和宋应星的墓冢呢?

专制国家中的官员比法制国家的官员不知要“实惠”多少倍、“厉害”多少倍,以致西方国家的官员惊羡:在中国当官真是太幸福了!在中国,人一旦当上了官,尤其当上了“一把手”,往往可以“为官一任,称霸一方”,可以在自己管辖的区域内呼风唤雨,对自己管辖范围内的人力、物力、财力任意支配,充分享有“以权谋私”的方便,甚至“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就连官员的亲属、秘书、司机都能“近水楼台先得月”。

在中国,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种现象:骗子们往往利用人们的敬官畏官心理冒充“领导”的亲属或亲信到处行骗捞取利益,且能屡屡得手。

我们不妨作一个合乎逻辑的假设:既然冒充领导的亲属尚能得手,倘若领导真的亲自出马,还愁不能得手吗?

捞取物质利益,这也是中国人喜欢当官的一个最表层的原因。

当官,既能体现中国精英人物“治国平天下”的人生价值观,又能给人带来“人上人”的权威感,还能攫取丰厚的物质利益,这就是中国人喜欢当官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

结语:当代知识分子,请走出官本位意识的泥沼

社会要正常运行,就得有官。社会需要官,小官要升大官。这是世界各国都一样的。中国的不同在于:我们国人的文化心理中官本位的意识太浓厚了!社会也似乎给予了官员过多的特权,这就使中国人一味求官,而轻视了当官之外的广阔的人生天地。这无疑会淹没民族的智慧,会压抑民族的创造力,阻碍社会的应有进步。

李泽厚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评论五四一代人时,说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人物,包括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钱玄同、刘半农、周作人以及傅斯年、罗家伦等人:“他们或终其一生或一开头并非重要政治人物”,“他们是一批职业的教授、学者、学生,即纯粹的近代知识分子”。正是在他们这一代,我们看到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分子阶层形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不再锁定在读书做官、依附政治权力上面,学问、文化、求真知本身即可以成为目的。他们中很多人都选择了教书、研究、撰稿、编书、办报刊等作为终生或相当一个时期的职业,大学、书局、报馆、银行、研究机构……这都是属于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些位置上发光发热……知识分子追求真理、推进文明、服务社会,而不是把自己毕生的才智“货与帝王家”,做官从政仅仅是无数选择中的一种选择而已。15

我们需要相信:官场以外还有学场,权术以外还有学术!目前在中国,“追求级别的越来越多,追求真理的越来越少;讲待遇的越来越多,讲理想的越来越少;大官越来越多,大师越来越少。”16这是国家之隐忧,民族之隐忧!

新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强大的动力是科学技术,尤其是高科技。这就更需要大批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大有可为的科研和学术事业,更需要从我们国民灵魂深处淡化官本位意识。

早在一个世纪前,严复在《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中就明确提出了“名位分途“的主张,有学问之名位,有政治之名位,希望彻底改变中国人以做官为中心的人生价值观。这是切中肯綮之言。

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不把攀权做官作为最高的人生前途选择,什么时候中国的知识分子不需要用官品来显示自己的身价,什么时候我们国人求知胜过求官,什么时候人们敬畏专家学者胜过敬畏官员,什么时候为父母者求子女成名成家胜过盼子女为官为宦,那时我们的知识分子才算依靠知识而自信自立了,我们的人民才算走出了官本位的泥沼。

人类已从洞穴石窟中走出,住进当今的星级宾馆;人类的双脚已从马背牛车上跳下,跨上波音飞机的舷梯;征战者手中的弓箭大刀已换成今天的洲际导弹;象形文字已经从龟甲兽骨上移到了今天的电脑显示器;嫦娥奔月的神话已经变成了王亚平的太空课堂……所有这些进步靠的是什么?主要靠的是科学技术的发展!靠的是科学理性的照耀!如果你想有所作为,想报效社会,除了官场之外,你可以选择科学报国、实业报国、教育报国、学术报国……如果你在官场之外的某些领域取得了成就,哪怕你衣衫褴褛,哪怕你形容枯槁,哪怕你无职无权,也照样可以气宇轩昂地傲立天地之间,何必因你无官无品而自惭形秽!

爱因斯坦、法拉弟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决不亚于一国之君!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奠基人王选的身价,也不亚于一省之长!中国的知识分子何必千军万马都拥挤在当官这座独木桥上?

                                                            

注释:

1http://tieba.baidu.com/f?kz=3270942326&pid=56819793961

2〕《论语·子张》

3〕《论语·卫灵公篇第十五》

4〕《领导文萃》2001年第四期

5〕《礼记·礼运》

6〕(《孟子·公孙丑》)

7〕《论语·泰伯》

8〕《论语·泰伯》

9〕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10〕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

11〕李茗公《官场怪圈研究》74页。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78月第一版。

12〕沙叶新《“腐败”文化——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132011328日,《河北法制报》头版《“我爸是李刚”是怎样炒起来的——李启铭交通肇事案的前前后后》

14〕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839页,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

15〕见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

16〕卢新宁《在北京大学中文系2012年本科生毕业典礼上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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