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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主义、贫富分化与良性社会  作者:李东海

发表时间: 2017-05-24 字数:17082字 阅读: 2940次 评论:7条 推荐星级:5星

平均主义、贫富分化与良性社会李东海一、中国人平均主义的意识源流及其社会影响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意识是源远流长的。孔子就曾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世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承续着一种大度能容的“中庸”
 


一、中国人平均主义的意识源流及其社会影响

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意识是源远流长的。孔子就曾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治世思想。中华民族几千年来承续着一种大度能容的“中庸”心理,主张缩小差距,摆平关系,总希望能维持一种社会财富分配基本均衡的状态。我国封建社会中历次农民起义的领袖也往往把“均”作为号召农民推翻剥削阶级的口号。从王小波的“我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到钟相、杨么的“均贫富、等贵贱”;从李自成的“均田免粮”,到太平天国的“有田同耕、有饭同吃”;从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到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平均主义的呐喊声此起彼伏。历朝历代的中国人对“杀富济贫”都是欢呼雀跃、积极拥护的。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痛恨贫富不均。中国人的仇富心理由来已久。中国历代文人们创作了成千上万个情节各异而主题相同的故事:那就是富人怎样为富不仁,最后遭到了惩罚;穷人怎样与人为善,最后得到善报。这是中国人传统观念的深层结构中平均主义意识的曲折反映。中国人从小都是听着这样的故事长大的。

承袭着中国人几千年来的这一传统思维,从上世纪的20年代起,以毛泽东为首的第一代共产党人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即代表穷人的利益,高举共产主义大旗,高呼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的口号,浴血奋战近30年,于上世纪40年代末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新中国,进行了土地革命和对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和资本家的工厂,把他们的财富收归国有,在中国彻底埋葬了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成功地实现了“化私为公”的无产阶级革命目标。

这是在中国现代史上进行的第一次社会财富大洗牌。这可以看作是一次“平均主义”的历史风暴。

新中国成立以后,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个30年。上世纪的50年代、60年代、70年代这30年里,主要是巩固第一个30年的“革命成果”。

建国初期,共产党的农村政策主要是进行土地改革,接着是建立互助组、合作社和人民公社。土地改革就是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再平均分给农民。公社化以后又追求“一大二公”,实行“一平二调”。所谓“一大二公”,就是人民公社的规模要大,公有化程度要高;所谓“一平二调”,就是平均分配生产资料和无偿调拨物资。人民公社化运动,否认公社之间、公社内部的合作社之间及社员之间存在着既有的经济差别,把原合作社集体所有的土地、农具等生产资料随意无偿调拨和分配,以实现生产资料占有的均衡化。同时把农民的房屋、农具、牲畜等都收归集体所有,否认农民的私有财产权;同时,对农民的个人生活资料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

成立集体食堂以后,更是到了平均主义顶峰阶段,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同吃一锅饭,每个家庭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解散集体食堂以后,农村开始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单位集体耕种土地、社员集体出勤、按出勤记工分、按工分分配生活资料的管理模式。这种模式似乎有“按劳分配”之意,但是由于社员的劳动工分工值过低,农民的收入仍然差距不大。在城市的工商界职工中,在全国的干部职工中,工资差别也微乎其微。加上实行生活物资供应的票证制,布票、粮票等票证的使用巩固了平均主义的物资分配体制。所以这一时期仍然基本维持着“均贫”的状态。

从土地改革到互助组,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从实行“一大二公”“一平二调”到刮“共产风”,从成立集体食堂“吃大锅饭”到“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都能看到平均主义思想在中国共产党的两个30年里的经济活动中所占的主导地位。

要追溯中国人的平均主义思想根源,我认为应源于儒家的“中庸”思想。“中庸”思想的本意是:“去其两端,取其中而用之。”中庸者,永守其中,常持其正也。“尚中”、“尚均”,是中庸的核心内涵。儒家赞扬“中庸”是最高的美德:“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中庸”应用在人伦上,就是父慈子孝、兄良弟悌、长惠幼顺、君仁臣忠这种上下协调的人际关系; “中庸”应用在政治上就是德刑并用,宽猛相济,宽严适度的“维稳”心态;“中庸”应用在行为上就是不偏不倚、张弛有度的折衷主义态度;“中庸”表现在经济要求上,就是平均主义意识。

客观地分析平均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它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影响。

每一个封建王朝的末期,往往都是贵族利益集团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而社会底层极度贫困的贫富严重分化时期,这时往往就是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尖锐和激化时期,如果不加调整,就很有可能引起底层社会民众的“造反”行动,甚至发生“改朝换代”的社会战乱。而每一个封建王朝建立的初期,往往都要抑制贵族利益集团和豪强势力,用适当的“劫富济贫”来缓和阶级矛盾和社会矛盾。由于平均主义主张缩小贫富差距,所以它有利于减少社会阶层间的利益冲突,有利于化解阶级仇恨,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有利于巩固社会的政治稳定。

平均主义意识对中国对社会也有明显的消极影响。

平均主义容易使人只斤斤计较于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而不重视社会财富的创造,所以它容易成为社会发展的一种惰性力量,从而窒息人们的致富欲望,压抑人们创造财富的积极性,妨碍经济体制中竞争机制的形成,抑制经济发展的活力。

平均主义会养成人们不思进取、不愿拼搏的懒汉态度,又衍生出了中国人的嫉妒心理和仇富心态。总有一些人觉得,要穷天下人都穷,要富天下人都富,大家才能相安无事;我富了你比我更富,嫉妒心就油然而生。所以,平均主义思想也正是中国人得“红眼病”的“遗传基因”。这种平均主义意识给中国人的经济生活和行为模式带来了很多缺憾,它曾使我国在经济发展的道路上显得步履蹒跚。

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不均”,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强求平均,既是违反自然规律的,也是违反社会规律的。人们只看到“平均”似乎显得很“平等”,很“合理”,实际上,平均主义也是不平等、不合理的;人们只担心“不均”会产生“剥削”,实际上, 平均主义本身也是一种剥削!而且是愚者剥削智者、懒者剥削勤者,那就更不合理了!我们应该认识到,在按劳分配的原则下社会财富分配的“适度不均”,往往能产生刺激效应,它能起到奖勤罚懒的积极作用,会形成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

在社会经济秩序正常运行的条件下,个人收人差距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没有物质上的贫富差别,很难设想会有真正的市场经济。古人云:“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就是说,事物发展的不平衡是一个普遍规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的30年里,我们吃“大锅饭”吃得心理变态,人们的劳动积极性也受到压抑,社会经济活动缺乏应有的活力。大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劳动报酬都相差无几。到了上世纪的70年代,这种平均主义的消极影响已经相当明显,农业生产普遍出现了社员劳动积极性下降,农业生产效益在低水平徘徊等问题;国有企业职工的劳动缺乏主动性和创造性,工农业生产普遍出现了效率低下,经济增长缓慢的局面。这是中国共产党前两个30年在经济上实行平均主义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的长期积累的结果。这不能不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

二、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贫富分化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三个30年,就是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本世纪的前10年,这是“改革开放”的30年。这30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共产党人又高喊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在农村把集体土地重新分给农民,实行自主耕种,在城市对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进行所有制改造,提倡发展私营经济,鼓励发家致富。这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对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对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是必要的。

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由于社会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一些政界高官、国企高管及其亲信便抓住这一“大好机遇”,政商勾结,把国有或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土地、工厂、矿产资源),以“承包”“改制”“转型”“收购”“兼并”等方式,动辄就把国家或集体的矿产资源或设备资产以低于实际价值十倍、几十倍的价格买入,顺手牵羊化为私有财富,装进自己的腰包。在“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为主体的“改革”中,为了推动市场经济,加快私有化,将多年来劳动人民流血流汗积累的资产,以“改建重组”“关停并转”“抓大放小”“民进国退”等名义进行改造,使大量国有资产化为流水,流到个人腰包中去了。他们利用我国市场经济初期法制不健全和经济政策漏洞大肆攫取非法利益,或贪污受贿,或欺行霸市,或强抢资源,或走私贩私,或偷税漏税,或贩毒贩黄,这些瞬间爆发的新型权贵们肆无忌惮地大搞权钱交易。他们卖一顶官帽,就有几十万的收入!他们倒卖一个批文,就有几百万元的“利润”!他们“兼并”一个国有企业,就有几千万元的利益!他们“收购”一个国有矿山,就有几亿元的外快!一夜之间,他们成了百万富翁;一年之间,他们成了千万富翁;10年之间,他们又成了亿万富翁!改革开放的短短30多年里,有成千上万亿的国有资产流入了高干子弟及其亲信的腰包!一批依靠贪污受贿、损公肥私而迅速致富的富豪迅速崛起!中国的贫富分化之迅速、分化严重举世惊叹!

这第三个30年成绩有目共睹: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的富裕程度大幅度提高,综合国力迅速增强。但同时,这30年也是我国贫富严重分化的30年。这种严重的贫富分化实际上也是在中国现代史上进行的第二次社会财富大洗牌。

第二次财富大洗牌的过程,以“化公为私”逆袭了第一次财富大洗牌中的“化私为公”,第二次财富大洗牌的结果也以“贫富分化”逆袭了第一次财富大洗牌的“平均主义”。

中国社会财富的第二次洗牌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有目共睹:严重的贫富分化;尖锐的社会矛盾;严重的阶级对立;空前的社会道德的沦丧;资源过度开发;环境、空气、水资源的严重污染。

我们看看中国新型富豪们的富裕程度吧:上海的一套房子卖到了1.5亿元的天价,40多万元一桌的黄金宴也在西安、深圳和广州纷纷登场。标价1188万的宾利轿车,在中国的销量居世界第一。从1993年始,中国取代了美国,成为全球进口法国高档葡萄酒的头号市场。世界任何品牌的名车、名烟、名表、名酒、名牌服装、名牌化妆品和高档珠宝在中国的销路都很好。中国大城市娱乐场所的豪华程度和消费水平绝不次于东京、巴黎、伦敦和纽约。

中国的不少高官们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手捧《邓小平文选》,大谈特谈共产党的宗旨,背地里却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大肆侵吞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原沈阳市常务副市长马向东、原重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宗海、原吉林市原交通局长蔡豪文等等一大批党政高级干部在澳门豪赌,一夜会输几千万甚至上亿。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原云南省委书记李嘉廷、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原公安部副部长李纪周、原湖北省省长张国光等等也都拥有足够他们儿孙花上几千年的惊人财富。中国银行哈尔滨分行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卷走10多亿元人民币逃到了加拿大!当地的媒体说他“富比王侯,情妇多达几百,花钱疯狂的程度无人能比,奢侈程度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中国银行广东开平支行原行长许超凡把40亿元转移到美国、加拿大等国并顺利出逃,在国外享受着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包养的情妇,雇佣的打手、保镖和厨师有几百人之多。他去珠宝店为情妇购物,半天之内就花了500万美元,当地人看得目瞪口呆。

一个还处于后发展地区的山西,近几年私人拥有的宾利、悍马、劳斯莱斯等顶级豪华车的数量已经突破100辆。山西煤老板邢利斌送女儿的嫁妆中仅法拉利车就6辆。富豪们拥有的房产成百上千套,遍及全国乃至世界各地,而穷人连基本的住房都没有保证,这样强烈的对比,让穷人怎能不愤怒!

畸形的财富分配让国家失去了前进的动力,社会分层严重,且固化加剧,财富流动极不正常。短短数年,这些蛀虫们赚到了天量财富,让那些做着实业兴邦、科技兴邦、教育兴邦的“中国梦”的人瞬间心碎。这种畸形的财富分配制度在毁灭了公平的同时也毁灭了这个民族的希望。这片令勤劳的知识分子和实业家屈辱的土地是高官们的天堂!一个勤劳的实业老板辛辛苦苦办厂一年还不如一个贪官在一个签字仪式上捞的钱多,他凭什么再去踏踏实实做实业?!

三、中国富豪的阶级特色

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都有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所以一个社会出现一般情况下的贫富分化本属社会常态。而中国社会出现的贫富分化之所以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原因有三:其一是中国富豪的成长速度令人惊叹。好多国家的富人从起家到成为富豪一般都需要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奋斗,而中国造就一个富豪往往只需短短数年;其二是,中国富豪的致富手段基本上是与权力联姻的非法致富;其三是,很多中国富豪没有贵族风范,富而不贵。不少中国富豪得不到人民群众的尊重。

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不在于社会财富的分配有多么平均,而在于它给全体国民提供的社会机会是平等的。那么,中国的富豪们是如何致富的?他们的致富机会我们老百姓拥有吗?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造就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们的致富途经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靠贪污受贿。一些党政高官及其亲属,使用手中的权力,卖官鬻爵,大肆受贿,还利用工程发包、政府采购、倒卖批文等寻租机会,在权钱交易中大发横财,以非法手段攫取国家和集体的财富。目前已经倒台的“大老虎”“军老虎”基本属于这一类。

二是靠黑社会强抢。中国的一些富豪买通地方公安部门作保护伞,勾结黑社会,或者直接组织黑社会,凭借欺行霸市、强抢矿山资源等非法手段暴富。黑龙江黑老大乔四、辽宁黑老大刘涌、贵州“青龙帮”老大赵元良、四川的黑社会老大刘汉等等数不胜数。有的地方老百姓愤言:这里只有黑社会,没有共产党!

三是靠走私和偷税漏税发财。一些企业老总利用走私、偷税漏税、骗取减税、免税、退税,大发横财。像赖昌星那样靠贿赂官员走私发家的富豪,全国不知道有多少。

四是靠工程承包中的猫腻赚黑钱。中国的建筑领域是腐败重灾区,从开始招投标到施工监理,再到工程验收,没有一个环节不存在猫腻!中国的高速公路工程承包中猫腻大了!河南省交通厅四任厅长接连落马就足以证明!

五是靠黄赌毒发财。中国的亿万富翁中,有相当一批人是靠组织卖淫、赌博、贩毒发的横财。查查沈阳从开洗浴中心发财的富豪,几乎个个都是靠组织卖淫发家。湘中第一黑帮老大刘俊勇,在当地有条完整的地下经济脉络,从组织卖淫到开发赌场,放高利贷、贩毒、串标、工程敲诈、一应俱全。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富豪有相当一批人,前身就是社会渣滓,现在也是地痞流氓!

另外,为攫取高额利润进行的犯罪更是五花八门。诸如:国企老板克扣员工工资,不还银行贷款,人为制造企业亏损假象,而将大量利润私吞;金融行业的实权者,利用手中权力制造呆账坏账,将国家财富转移到个人腰包;非法集资,骗取老百姓钱财;企业老板贷款时与金融行业当权者内外勾结,贷取大量资金按大比例给银行回扣,造成银行死账,从而侵吞国家资产;囚禁残障人做苦役、制造假冒伪劣产品等等。山西黑煤矿老板、黑砖窑老板在掠夺资源的同时,还制造出何等的人间地狱!贪婪、无耻和血腥,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有学者研究认为,中国大陆的富豪大多是靠权力寻租来敛财致富的,那些依靠知识、技术、勤劳而依法致富的本份的富豪在中国不能说没有,应该有一些,但为数不多,并不是中国富豪的主流。

试问:中国大陆的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中有没有敢于跪在毛主席像前对天发誓,说自己的发财绝没有违法犯罪记录,自己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干净的?!

相信会有一些,但绝不会太多!

中国富豪的形成紧连着血腥的犯罪。台湾人李敖说:中国大陆的富豪99%都是刑事犯罪分子!这个比例可能说得高了,但中国富豪的收入有相当大的比例是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

这些富豪的财富受惠于改革开放,但他们致富以后却没有承担“先富帮后富”的责任,而是掀起了规模巨大的海外移民潮。那么,这些富豪为么急匆匆要到国外去?最根本的理由,最见不得人的理由,最难出口的理由就是:他们攫取的财富都来路不正!都充满暴力、充满血腥、充满欺诈、充满腐败!富豪移民根本的原因就是逃罪!就是逃脱人民的制裁!

中国富豪阶层还有一些共同特色,这些相似点决定了他们很难得到人们的尊敬。

第一,一富就移民国外。中国富人移民数量在全世界第一。为何中国富人热衷于移民?有各种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因为近30年成长起来的富豪,多半都和权力直接间接联姻过。因为他们大多通过勾结权力掌控资源而一夜暴富,所以他们觉得权力也可以让他们的财富一夜归零。

第二,一富就骄奢淫逸,生活糜烂。有太多的富豪在养情妇,包二奶,拥姬抱妾,破坏社会伦理道德。

第三,富人阶层违法犯罪率高。中国富人不是遵纪守法的楷模。中国富人的发家史多数涉嫌违法犯罪,清清白白赚到亿万身家的富豪,中国很少。

第四,一富就炫富。建豪宅,开豪车,摆阔气,讲排场,挥金如土。

中国的富豪并未因为获取了巨大财富而得到社会的尊重,他们不仅在老百姓的心里没有地位,甚至遭到老百姓的蔑视。在地方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队伍里,我们看到了很多富人和老板,他们有了政治身份和社会地位了,可是仍然不能得到社会的尊重。为什么?因为他们可能是品行恶劣的富人!可能是致富手段不堪公布的老板!

中国大陆的富豪阶层成了藏污纳垢、滋生腐败的土壤。每抓起一个腐败的高官,背后都牵连几个富翁;每逮住一个犯罪的富翁,总要带出几个腐败官员。所以,中国富豪阶层的构成基本上是贪官和贪官的亲信。到了本世纪的前10年,中国大陆党政官员腐败已经成了全社会的恶性肿瘤,贪官已成为全社会的众矢之的,以致妓女们都会公开对警察说:我不偷不抢,不贪污不受贿,我以自己养自己,我比贪官们高尚多了!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贪官!?小偷们也公开对警察说:小偷当然应当受到鄙视和惩罚,但“大偷”呢?贪官们可以在一个堂堂正正的签字仪式上把几百万人民币赚到手里,这些江洋大盗比我们小偷危害大多了,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贩毒者公开对警察说:“我贩毒无非危害到一小部分人,而贪官污吏则是危害到整个国家和整个社会,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嫖娼者也公开对警察说:“贪官们三妻四妾,包二奶,养小三,你们为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官员腐败已成为万恶之源。中国官员的贪贿规模触目惊心!如果没有中国官员的腐败,中国的贫富分化不会这么迅速,也不会这么严重。贪污腐败、贫富分化已使我们到了亡党亡国的边沿。

四、第四个30年的目标:建立良性社会

2012年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昂首阔步跨入了第四个30年。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集体正站在过去和未来交汇点上,承载中国发展的历史担当,秉持改革创新的智慧勇气,力挽狂澜,重拳反腐,揪出了成千上万的贪官污吏和黑心富豪,把他们的非法财富又收缴国库。4年多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苏荣等上百个“大老虎”接连落马,100多万贪官因违纪违规受到组织处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这次反腐败的洪流比中国历史上任何一次反腐败都更加波澜壮阔,汹涌澎湃!

但是,反腐也衍生了新的社会问题:如经济增速放缓;各级干部懒政;富人藏富,担心自己的财产安全,害怕财富被洗劫;企业家观望,束手束脚,缺乏安全感,对未来没有明确稳定的预期;精英阶层找不到方向感……

风云际会,沧海横流。面对新的30年,中国共产党既拥有前所未有的机遇,也面临空前繁重任务,遭遇着全球深度嬗变的激荡格局。盼望中国共产党在新的30年里,致力于“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对过去那三个30年认真反思和总结,在反思总结的基础上,提出具有一种超越性的理念。这个理念应当体现出13亿人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应当体现出人类进步的共同方向。从而建立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

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呢?

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国人获得的社会机会应该是平等的。贫与富是不能固化的,一定要建立起贫与富的社会阶层间合理的流动通道。要让贫穷的社会下层人们通过自己的才能和努力流向富裕的社会上层,也要让平庸而又懒惰的社会上层人们自然流向社会下层。这种机制能有效地激发人的积极性和开拓进取精神,给社会系统注入活力,从而推动实现高水平的社会和谐运行。

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既不能以“革命”的名义随便洗劫富人的财富,也不能以“改革”的名义纵容一部分人依靠坑害国家、坑害集体、榨取穷人血汗而非法致富。

一个良性的社会,既不能让权力兑换财富,也不能用权力洗劫财富。

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不能靠“杀富”来“济贫”,也不能靠“坑贫”来“致富”,不能靠“洗劫财富”来调节贫富差距。当然,如果富人的收入是靠违法犯罪、鸡鸣狗盗得来的,那么,他们的财富中有一部分就是国家和人民的,我们对他们食其肉寝其皮也是理所当然!

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平均主义不是良性社会。一个社会中如果广大国民不敢致富、不愿致富、羞于致富、懒于致富、嫉妒致富、敌视致富、仇恨致富、甘于贫穷、安于贫穷、乐于贫穷,那只能是一个运行动力不足的社会。

在法律的意义上,在人格的意义上,人人都是平等的。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得承认,不同人的能力是不一样的。一个良性的社会得让最能干的这些人为自己争取到更多物质收益和社会荣誉,同时也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当然同时要规范他们,使他们的致富行为不能越出法律的轨道。

曾经有一个口号:不尊重企业家的民族是一个悲哀的民族。凭自己的劳动合法合规地富裕起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更应该提倡和支持。不管是企业家还是个体劳动者,不管是工人还是农民,只要他的收入是合法的,这样的收入就应该得到社会的承认;如果他为国家税收、为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他就理应得到全社会的尊重!我们要营造这样一种氛围:保护合法收入,尊重所有用诚实劳动富裕起来的人。我们应让勤劳致富者理直气壮!我们应让勤劳致富者自感:我的收入是正当收入,我怕谁!只有这样的氛围形成了,大家才能理直气壮地追求富裕。凭什么保护合法收入?法治!

在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里,我们的执政党和政府要鼓励我们的企业家要有历史担当和家国情怀。一个伟大的企业家要有对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企业家当然要挣钱,但不能仅仅为了挣钱。要鼓励我们的企业家多一点以实业报国的高尚追求,多一点对天下苍生的悲悯情怀,多一点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多一点强国富民的胸襟抱负。要鼓励我们的企业家做一个对国家对历史有贡献的、受人尊重的民族精英,不要让我们的企业家成为只知道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奸商和钱大气粗的土豪。我们应当鼓励像邵逸夫、比尔·盖茨那样的企业家。如此,也就会使我们的企业家成为受人尊重的社会群体。

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贫”,不是良性社会的标志;“富”,也不是良性社会的标志;“平均主义”,不是良性社会的标志;贫富分化,更不是良性社会的标志。尤其是当富人是靠权势非法致富,用一部分的富裕,埋葬多数人的理想与信仰,那更是恶政社会!

追求富裕,是一个健康的社会中全体社会成员奋斗的原始动力。假如不是为了致富,九江的橘子不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上海的大街小巷;假如不是为了致富,河北的农民不会三更起床带着鸡鸭奔赴北京街头;假如不是为了致富,上海人不会离开繁华的南京路跑到黑龙江去合资办厂;假如不是为了致富,自由市场上就不会有成千上万的小商小贩的奔走叫卖。所以,你要想让人努力创造社会财富,你就得让人们自觉自愿地把自己的潜力、能力、创造力统统释放出来,让人们自觉自愿地把血汗统统挥洒出来。这就是市场经济的“利益驱动”理论。一个健康的社会,一个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就应该是这样一个既能抑制非法暴富又能体现多劳多得的充满经济发展活力的社会。

一个良性的社会,应该提倡为弱者付出。评价一个国家的发达程度,判断标准不是强者的高度,而是弱者的地位。为弱者付出,就是社会强势群体为弱势群体买单。反之,由弱者为强者买单,则是社会不发达的表征。为弱势群体付出意味着整个社会的精神升华。当整个社会的强势群体涌现出大量愿意不计成本服务社会的弱势群体时,这个社会必定是良性社会。

2008年7月10日上午,郑州市伊河路与文化宫路交叉口东一家双汇连锁店内,巡警抓到一个小偷,这个小偷是中年女子,偷窃很特别,她进店转悠了有十几分钟就出来了。当走出门时,店员看她裤裆鼓囊囊的,就跟过去拉住了她,并把她扭送到公安局。经民警调查得知,该女子是位母亲,孩子在高中上学花了好多钱。她说家里很穷,孩子已经两个月没吃过肉了,又没有钱买,但还很想让儿子回家能吃好一点,才想去超市偷这些东西。就这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原因,让她当了一回小偷。怕自己被曝光后,儿子没办法正常生活她用撞墙来“反抗”。

这个发生在郑州的令人心酸的故事,让我想起了一件发生在美国纽约的一个故事。1935年,时任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曾在纽约贫民区的一个法庭旁听了一桩面包偷窃案庭审。偷面包的是一位老太太。在法官问老太太是否愿意认罪时,老太太嗫嚅着回答:“我需要面包来喂养我那几个饿着肚子的孙子,要知道,他们已经两天没吃到任何东西了。”法官说:“我必须秉公执法,你可选择10美元的罚款,或是10天的拘役。”10美元的罚金绝非这位穷苦老太太所能缴纳,因此她只能“选择”拘役。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审判结束后,身为纽约市长的拉古迪亚从旁听席上站起身,脱下自己的帽子,往里面放进10美元,然后面向旁听席上的人说:“现在,请每个人另交50美分的罚金,这是我们为我们的冷漠所付的费用,以处罚我们生活在一个要老祖母去偷面包来喂养孙子的城市与社区。”在场的每个人都默默地捐出50美分。令人欣慰的是,在情感与法律的博弈中,警察选择了“无罪释放”,超市选择了不加追究,而全社会选择了无语的同情!

这个事件说明:要建立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必须大力提倡和鼓励强势群体向弱势群体付出。

进入新世纪以后,由于贫富分化的加剧,部分人们开始怀念毛泽东时代,由此产生了一种浓浓的“毛泽东情结”。这是人们对贫富分化不满的曲折心理反映。只是他们没有别的思想库,对现实强烈不满时只能通过向后看寻找解决办法。解决现存社会问题的良方不是回到毛泽东时代,而是要吸取发达国家的现代治理经验和技术,借鉴世界文明的先进成果,真正做到“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建立一套科学、理性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把中华文明推向一个更高的境界。

无论我们国家的历史怎样的曲折和坎坷,国家的进步,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中国历史的巨轮虽然经历了迂回与颠簸,但仍将满载十三亿人民的希望,乘风破浪,向着体现公平正义的良性社会,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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