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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杂记 四  作者:傅生祥云

发表时间: 2017-04-01 字数:3808字 阅读: 151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0星

 

  四

  东郭村解放这年的秋天吧,妈妈常被喊去开会,回来告诉我们:乡下划分了阶级,我们家划成了“地主”。地主就是有土地自己不耕种而出租剥削农民的人。她开始紧张起来。我们两个孩子不知地主有什么不好,照常吃饭和玩耍。

  妈妈开会回来总要告诉我们一些新知识,比如现在不叫中华民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年不是民国三十八年,是一九四九年——她没说清是一千九百四十九年,所以过年后我以为是一九四十年;蒋介石、国民党被解放军打跑了,现在毛主席坐天下;毛主席叫毛泽东,还有一个总司令叫朱德;现在管老百姓的不叫官,叫干部……妈妈不识字,却是我的第一个政治老师。

  妈妈去开了几回会,本来好好的,没说什么可怕的话。不料某一日(好像是一九五零年春天),消息灵通的邻居突然告诉我妈:区里和农会干部要抓地主去审问,逼迫地主交出隐瞒的金银财宝,十余岁的孩子也会抓!我妈被吓着了,只好外出躲避。躲哪儿呢?暂且躲在邻居家。妈妈、妹妹躲没躲我忘记了,我是躲在对门龙苟家楼上。楼上堆着稻草,我在稻草窝里躲了一整天。饭也是龙苟送上楼去的。他比我大四岁。我家不种田,我又常常不上学,有时跟他去溪头放牛。也曾从溪头挖了滑石泥(一种灰白色的粘土)来塑小菩萨、小汽车等玩艺儿。

  我在龙苟家躲的时间不长,好像只有一天。大伯妈的儿子书成哥早就躲在另一栋房屋的楼上,只有夜晚才下楼来放风拉屎。他在楼上感到寂寞,叫我寻书给他看。他躲得都不耐烦了。我上楼送饭送书,他满怀希望问我:“走了吗?”我摇头,回回叫他失望。他是大人,四十多岁,不但是地主,还当过保长做过坏事。他躲了好多天,还是不躲下楼了。后来果真被抓,并且坐了几个月牢。不是为地主剥削是为别的事。

  我不但在自己村上躲,还跟了妈妈、妹妹躲到樟树街上去,又躲到离樟树不远的西竹庵去。不记得是从龙苟家楼上下来就去别处躲呢,还是隔了些日子才逃出去。

  有一户姓杨的邻居,男人叫金林,比我年长十岁,我叫他叔叔。他妻复姓欧阳,叫金媛。他们家很穷,村上没有房屋,他俩是借隔壁伯妈屋里结的婚,我吃过他们的喜酒。金林叔学过纸扎手艺,在樟树一条小街租间小小的门面,金媛婶伴着他。他们扎安放死人排位的灵屋,也扎载神鬼的舟、车、马、轿等迷信东西。到了春节变,还扎龙头龙尾和各种花灯。金林叔曾于除夕前捎来一架有柄克擎着的纸飞机给我过年玩。飞机腹内能插点亮的短烛,头上有风车如螺旋桨,迎着风或擎着快走风车会飞转,好玩得很。

  我们母子就躲在纸扎店里。店很小,前面做手艺、做生意,后面做饭。他们夫妇俩睡在楼上。楼上也窄小,主人睡在床上,我们母子仨在楼板上开铺。妈妈不敢下楼,除了做饭,终日不露面。我和妹妹则关不住。樟树,一个小小的城镇,我把它当作大口岸,平日很向往,不料这一回有幸玩了个够。小城到底不像乡下——街上铺着石板;店铺的迎面墙很高;码头上停泊着许多船;赣江那么宽阔,江面上跑着冒烟的洋船。这一切都很稀奇。

  我和妹妹形影不离,常去街上玩。两个人好亲热,总是肩并肩走,有时还互相把手搭在对方那边的肩上。旁若无人的,大人都要让我们。我儿时不肯长,比妹妹不高许多。也曾被东郭村人看见,回村传为佳话。

  纸扎店斜对面一幢大屋里是什么机关——后来听说是县总工会,县政府已从临江镇迁到了樟树镇。总工会里很多人玩乐,锣呀鼓呀敲敲打打欢天喜地,比办喜事还热闹。许多青年男女练习扭秧歌、打腰鼓。扭秧歌的人腰上系一条彩绸,两手持绸端舞着,进三步退一步。胡琴、笛子奏着秧歌调,锣、鼓、钹反复敲打。我们最爱去那里看,竟把秧歌调唱熟秧歌舞学会了,比东郭村的大人还在行。腰鼓就不会打,我们没有那个系在腰上的长长小鼓。

  看够了热闹回到纸扎店,妈妈还是愁眉苦脸。我觉得奇怪:怎么人家欢欢喜喜跳跳唱唱,妈妈却愁愁闷闷带着我们躲躲藏藏呢?不是一样的人吗?地主就不是老百姓不是好人吗?

  或者认为躲在城里不安全——我和妹妹遇见了蛟湖溪人,他们认识我俩;或者住在纸扎店里妨碍金林叔、金媛婶过日子,我们又躲到离城五六里元的西竹庵去。是玉芹婆婆(金林叔的娘)带我们去的。婆婆也是出家修行的人。

  西竹庵远离村庄,许多绿树簇拥着。庵里住着几个未剃去头发的吃斋念佛的中老年妇女。这庵没有南山寺大,房屋也没有南山寺好,庵堂里很阴暗。南山寺前殿立着高大的菩萨,西竹庵的菩萨隐在帐幔中,不知什么样子。庵边许多树,还有一片篱竹(一种小竹)。篱竹林里长出了纤纤小笋,我和妹妹就去拔笋。笋不多,一会儿就拔没了。这庵少有人去,东郭、蛟湖溪的人更没见。那里太清净,远没街上好玩。

  儿时的事好多忘了,在城里和庵里躲藏却没忘,是一九五零年四月底五月初。因为清楚记得,我和妹妹仔城里买过一回篱竹笋,在庵边也拔过。这种小笋发在暮春时候。现在我想:总工会里敲敲打打一定是排练节目,准备欢庆五一劳动节。可惜我们没有看到游行欢庆的场面。

  不记得在外面躲了几天,我们还是回到了家里。干部不抓小地主,大地主也不抓。只是有一天,好多人突然来到我家,责令我们收拾一点必用的东西,搬出屋去暂住。他们把房屋通外边的门都关紧贴上封条。又过了几天,来的人更多,把屋里的东西一齐搬走。这是剥削来的财务,要分给贫农、雇农。

  村上别的地主,封门时把自己要用的东西尽量拿出。我家是封门的第一户,我妈又胆小慌张,没拿出什么来。东西搬尽后仍让我们暂住原屋,结果做饭用具都缺少许多,别说桌子、凳子和床铺等等了。一个好心的邻居趁东西未分去农会讲:黄爱梅太老实,留的东西太少,是不是还给她一点?当时农会蛟湖溪人多,听了都说:那女人实在老实,是没拿出什么来,应当还一点。于是从东西堆里挑出一些小户人家实用的家什放在场外,叫我妈搬回家去,数量比别家留下的还多一些。

  我现在还继续实用的折脚小圆桌,就是搬去又归还的。这是我家新屋装修时叫木匠做的,涂了红漆,当时又新又好看。桌面背后有父亲写的四个毛笔字:傅惟善堂。这是我家过去的家庭名。小圆桌是我最如意认为最好的父母置办幸存的家具。它不是古董,但牢固耐用。这张小桌文革时亦免于难,因为它小,又放在暗处,搁着破东西,灰尘满桌,灰尘满桌,没被造反抄家的人看在眼里,认为它卖钱不到。

  还有一对小巧的木水桶,抹足了桐油,还很新,桶上写了姓名。我妈不敢要,说这不是自家的,怕日后原主人指责。农会干部和土改工作干部大声壮她的胆:“你放心拿去用。不管哪家的,没收了他就没权过问。”

  东西都是蛟湖溪人挑出来的。我们在蛟湖溪住了一年,我父母的脾性和为人,我家的生活状况,哪里的人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他们虽然贫穷,人心却很好。我爸离乡去湖南时,曾要我们母子三人住在那里暂时别回来;那里许多人也诚心留。

  后来分房屋,我家又分到了自己建造的新房子西边还没装修的一半,这屋在村上不是最大最好的,却是最新的。这也是妈妈的面子。善有善报,此话不虚。

  我家还分到了六亩多土地。我妈被土地吓怕了,不肯要。说男人不在家,孩子还小,有土地又要剥削别人。干部说:这点分内的土地可以出租,也不算剥削;贫农、雇农、下中农要分田,地主、富农也要分田,也要穿衣吃饭过日子。——这是共产党的政策。

  不仅还东西、分房子我家得了照顾,就是传去逼交财务,轮到我妈,蛟湖溪人都说:“她呀,没有没有。”没受苦就过关。二伯母家也错划为地主,她就吃了大苦头:很冷的天,过激农民提来半桶冷水,往她衣领内倒进去,冻得她全身发抖。她家幸喜后来改正为小量土地出租者,但抄去的东西没有归还,因为已经分掉了。

  土地改革时我和妹妹年小不懂事,家里的东西被搬走,土地、房子被分掉,不知道可惜。除了躲躲藏藏受些虚惊,未遇一点为难事。干部没传我去逼问金银藏在哪里。妈妈也没说一句心疼的话,她好像还很高兴,比起别的地主来她得了很多优待。特别是在农会逼迫地主交出金银财宝,地主们有的站着有的跪着,独有我妈坐着。是蛟湖溪人给的凳子,说:“你坐下,立久了好累。”

  还有让我妈高兴的事:有的恶霸地主逃亡,政府派人去捉回来;有的保长、保干事挨斗甚至坐牢,却没通知我爸回来受苦。爸寄回的钱,一分不少都能及时去邮政局兑取。有了这点钱,母子三人就可以节省着过下去。这比爸在蛟湖溪教书好,比坐在家里当纯地主更好。

  土地改革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当时我虽然受了一点冤枉的惊吓,回想起来除了好笑之外,并无丝毫后怕的感觉。据我所知,对于地主、富农和他们的家人,土改比文革温和十倍,我没看见也没听说土改时有侮辱地主、富农人格的事。个别农民的过激行为工作干部也会及时制止。除了民愤大的恶霸,一般地主、富农都没有登台跪斗,更别说全体挂牌、戴帽游乡示众了。

  土地改革是社会主义革命最重要的部分,无疑是伟大的、必要的和及时的。它让种田的人有了自己的土地。我儿时看见抄家、分田,不知为什么要这样搞。当我上学读了几年书,懂了一些道理,首先对土改举双手赞成;就是地主、富农本人,土改结束几年后我同他们接近,也未见有为失去土地怀恨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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