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长篇> 童年杂记 三

童年杂记 三  作者:傅生祥云

发表时间: 2017-03-31 字数:3609字 阅读: 234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0星

 

  三

  我父亲虽然读过几年老书,毛笔字写得好看,珠算盘拨得飞快,在乡下算是知书识礼的先生,他却不懂世事,更不懂国事、时事。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口号他不知道,红军在井冈山、瑞金闹土地革命他不知道,连日寇快打到家门口来了他也不知道。我出生前他是樟树一家大商店的店员,外出采货时自己也顺带做点生意,赚了些钱。他怕钱财存放不稳当,祖上遗下十多亩田,他又添买十多亩;本来有房屋住,他又在我出生前不久冒着全民抗战的炮火动工建造新房屋。新房没装修成,日寇就打过来了,他也失了业,家庭从此陷入困境。

  我家解放时有多少土地,我不知道,父母在世时没问。前几年我问还健在的当年我家的佃户长根,他说水田有二十五亩多,还有几亩旱地。那么一共三十多亩罢,这就被划作“地主”——土地的主人。我们这里人多耕地少,土地不集中,大概是按毛主席的“不超过户数的百分之八,人口的百分之十”这个比例划定的。我家不是最小的地主,别处有十二亩地就划为地主的。我在书上,报上、戏台、电影上常见某某地主有耕地几百几千亩,我家同他们比,相差怎这么大!我曾问母亲:当年能收好多租谷吗?她说哪里有许多,年成好收的租谷交了公粮和各种费用可以落些吃,歉收的年头不够交给政府。

  东郭村的水田大半在低处,常常水浸,村前那一大片稻谷就是一个大水洼。每当久雨内涝,邻村的人总是笑话我们:“看啦,白水牛又在吃东郭人的禾!”天干禾苗又旱死。我还记得快成熟的禾苗的样子,稀稀疏疏没见几根稻穗;立在田边可以看见田中间禾苗下的土地。这样的薄田农民能打多少谷?地主能收多少租?——村西南的路口有时出现几个生人,还有背枪的,我要妈妈快躲。她到门口一看,说这不是兵,是催粮的乡丁。她焦急起来,年成不好,佃户尚未交来租谷。妈虽不躲,却怕这些政府中的人。无粮交账,不好打发他们。

  几十亩田养不活一家人,上百亩田也养不活一家人。有一户邻居,土地几乎是我家的三倍,日子却过得很穷,因为亡故了当家的男人。一个我叫婆婆的寡妇带着几个孩子艰难度日,家里没有一点地主气象。大儿子未成年就出远门去别地药店做学徒。小儿子比我大两岁,还不会种田,没有活路,便寄住在出嫁了的姐家,为姐夫放牛混碗饭吃。我还入学读过“子曰学而时习之”,他连学门都没进,始终是一字不识的文盲。与其说他是小地主,不如说他是小长工。寡妇婆婆同我爸一样没远见,不卖土地过日子。他怕卖了祖业上对不起先人,下对不起后代,更怕闲人指责她败家。

  我家的日子,早年算富裕,那不是租谷收得多,是父亲在城里有事做。他一失业,坐吃山空,就不好过了。从我能记事起家里就很拮据,常常缺柴少米。母亲与村上的妇女一样,一天到晚抓紧纺纱织布,夜深了还不睡。限定几天做成一匹布,结伴起早去永泰卖给前来赶集的布商,又买回棉花来再纺再织。手工纺织一天能挣升多米,妈妈却纺织得很起劲。

  把棉花纺织成布匹要经过很多道工序,而纺和织是最主要最费时的。我们这里的纺车是用两只脚踩车担转动车轮的。纺车上装三只锭子,一般人纺两支,同时抽出两根纱来。纺车不打,可以随便移动。白天放在明亮处,夜晚在车边立一个灯柱,柱上挂一盏菜油小灯。妈妈还年轻,在昏暗的油灯下纺出的纱与白天纺的同样粗细均匀。织布机比较大,几家共用,用时请人抬来。纺纱时好像很从容,因为快不了,其实分秒必争的;织布时又像手忙脚乱,其实有条有理、有板有眼的。我总担心妈妈会把掷来掷去的的梭子卡主或掉到地下去。我见女孩子学纺纱,也要试试,妈妈却不准许,说:“伢子家学这个做什么,没出息!”她很怕我爸铁锭子拉弯。纺纱织布都在屋内,而有一项事要在屋外场地上进行,还要请好几个人来帮着。这时也是我们小孩子凑热闹的时候。

  这种纺织法据说是我国元朝女发明家黄道婆所创。不但在旧中国兴盛了好几百年,温暖了无数穷人;新中国建立多年后我们这里的妇女还这么纺织着。不过后来不是织了布卖钱,是织了布缝衣一家人穿。

  我兄妹俩是母亲纺织的直接受益人。不但卖布买米让我们有口饭吃,织出的布还留下一匹去洋湖墟染青染蓝;又自己裁剪、缝纫成单衣、棉衣,让我兄妹俩寒冬不冷。到了年夜,我俩就穿起妈妈抓紧缝成的新衣,初一日到邻居家去拜年。看着自己一身光鲜,很高兴,很荣耀。我家毕竟是地主,又有一个心灵手巧的娘,而有些贫农人家的孩子,连这样的粗布衣裳也穿不上。他们家里织的布,匹匹都要卖钱。落后的战乱频发的旧社会,地主穷,贫农更穷。

  自家织的土棉布,虽然没有花钱去店里扯的洋布细致好看,但厚实耐穿。尽管妈妈为我缝衣时特意大一点,也往往没破就穿小了。我穿不得也不丢,由妹妹接着穿;破一点补补还得叫她穿。男孩的上衣是对襟,胸前缝扣子;女孩的大面襟,右肋下缝扣子。妹妹幼时不知,后来知道就不肯穿我的了。不穿也得穿,哭也得穿。别家也是这样。这不光是节省,实在是缺钱扯布,自家织的又要卖钱。父亲长久失业,他又不会种田,积蓄眼看花光,一家四口的衣食从哪里来!

  在我的记忆中,家里的饭菜也很清淡,菜园里自种的蔬菜就是每日的下饭菜。农民家里常吃鱼。我爸不脱赤脚不会打鱼。有时邻居送一点小鱼,我们就很欢喜,因为这是难得的荤腥。爸要我们把鱼头也细细嚼碎了吃下去,说鲫鱼头上有三分人参。猪肉极少买,偶尔买一斤必分做几餐吃。素菜里面放一点,我们说好吃。妈妈说:“猪打个屁都是香的。”我们晓得这话的意思,却不断的追问:“怎么猪屁香人屁丑?”家里不离鸡,早晨在饭上蒸一个打烂加水的蛋,就是我们两个孩子下饭的佳肴,分得不匀还要争吵。鸡蛋打开后剩下两边蛋壳,妈妈也不丢弃,用火钳夹了放在灶膛红灰上略烤,就把里面残留的蛋白烤熟,我和妹妹一人掏吃一边。——这么丁点儿食物,如今的孩子绝对没吃过,也不屑一顾,会笑掉大牙。零食是莫想的,只有我着凉感冒或害疟疾,躺在床上发嗲,妈妈才会去公路边茶棚里买一个烧饼。这种便宜饼早已绝迹,因为没人吃了。米也节省着煮,煮一次吃三餐。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傍晚剩饭不多,菜又没有,妈妈在锅上用小火烤两个加点盐带些锅巴的饭团,给我和妹妹充饥。妈妈却不吃。她不吃晚饭还要纺纱到深夜。我家解放前几年的生活,不但与电影、戏台和书本上驱奴使婢的真正地主人家有天壤之别,即使与当今低保农家和五保老人相比,也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住房很新,既宽敞又明亮。

  父亲在城里有事做,全家的日子就好过。不幸抗战爆发后因为战争,人民贫穷,老板减员,他两次失业居家,一旦失业,父母就慌张,靠租谷过不了几日。抗战胜利时,积蓄几乎花光。一九四六年初,借亲友一点钱,父亲与四个熟人合伙在永泰街上开了一家杂货铺子,不到半年就亏本倒闭。一九四七年他被几个人拉扯,在保里当经济干事,年底就坚辞不干那个事了。一九四八年,为生计所迫,他接受蛟湖溪人的邀请,在那里办了个私塾学堂,当了教书先生,教二三十个孩子学文化。我和妹妹也是父亲的学生,并且全家搬到那里去住,先住彭家后住张家。蛟湖溪本来人多房屋少,我们在彭家借住的是窄小的原先圈养牲畜的矮屋。屋里的地比外边低,一下大雨即全家动员,把屋内地面的渗水舀出去。为了一点糊口的“束脩”,不惜舍弃自家高爽的新屋去住当地穷人都看不上眼的牛栏、猪圈。

  这些就是我记忆中的地主生活。

  我们在蛟湖溪住了一年。如果这样混下去直到解放,那一家人的日子就别过了,我也不可能坐在窗下写什么“回忆录”。天无绝人之路,一线生机来了,由二伯父举荐,父亲停了蛟湖溪的塾学,与一九四八年底离家赴湘,在家乡人开的中药铺里做事,这才又找到了一条生路。

  话说回来,有土地出租还是很风光的。首先,父母不必去井上挑水,我和妹妹也不必去抬,佃户每天会为我们挑一两担水来。我家在村后,水井在村前,很远的。到了年底,打扫舍宇的事又是佃户做。不仅扫,还要爬梯登高楷抹。亲戚家里有喜事,地主人家去祝贺,或者平日走亲、春节拜年,应由佃户推独轮土车送、接。男人虽不坐车,佃户也要推车跟随。不是防匪盗,是带仆人摆脸面。不过我父母走亲不叫佃户,他们不摆这种脸。妈妈娘家人不在清江,她只有一个姑母在腊头村,常常带我兄妹去,算是去外婆家。腊头不远,妈年纪还轻,又不是小脚,外出从不坐推车。

  只记得有一回过年,妈妈打发我和妹妹去福城村给姑妈拜年,喊了佃户的长子长根用土车推着我俩去。东郭距福城十多里,妹妹年幼走不得那么远,我俩也不识路。长根去过福城,认得姑妈家。那年我十岁妹妹八岁,长根十九岁,他力气还不大,路又小,常常要我俩下车走。路宽或者铺了石板才坐上车去。——这是我亲自奴役佃户的一次,也是我记忆中真正的地主生活。

  所谓地主剥削是封建性的,这些大概是典型事例。

编辑点评:
对《童年杂记 三》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来消息了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