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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人评说 3  作者:Kyle

发表时间: 2017-03-20 字数:31341字 阅读: 143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0星

 

3

 

毛泽东凭借其政治韬略和家长式神秘可以不出席例行宴会、游行和机场迎送仪式。

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是出于政治的需要或对主席的安全负责。

江青却有责任出现在众多国家事务中。

偶尔缺席,通常会被外电报导为“失势”、“倒台”。其实,大多是因健康不佳所制成的。

无论作何解释,多年来她一直隐居幕后或官样文章中。

可以相信,她是掌握思想文化领域权力的人。

中国的民族文化从未比文革初更流行或更受人青睐。

同时,包括体育、舞台和银幕在内的行为艺术开始受到国家指导。

这种对思想、形象和大众行为的划一性也是史无前例的。

大众娱乐对每一个伟大文明——玛雅、古希腊、古罗马和美国,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基督徒与狮子搏斗到古罗马角斗士的竞技比赛都是例证。

可以说,直到二十世纪中叶,中国人才意识到这点,并加以巧妙发挥。

朱维诺尖锐评论道:

“罗马帝国的居民只对面包和竞技表演感兴趣。”

他的另一句名言是:

“死亡也是大自然赐予人类的恩惠之一。”

2000年后,北京人也许只会对“面条和大从娱乐”感兴趣。

北京的竞技场是工人体育场,

从古罗马到今日之中国,死亡游戏的规则早已改变。对罪犯和人民的“残酷”,被禁止在公众场合展示。合法的暴力、谋杀和残酷竞争,依然存在于现代文明中。

在中国,则被“大众娱乐”所替代。

红色歌剧和芭蕾舞剧中表现的暴力有些夸张,甚至是好笑,其中融合了武术和散打的元素。

同样,体育竞技场上人与人之间的搏斗也只是模拟式的攻击。

例如,拳击和摔跤是不被官方鼓励的。旧时的斗鸡、斗蛐蛐也都被禁止。

贵族趣味和男性统治的体育运动让位于大众体育和女性的参与,包括女子篮球队。

“乒乓外交”充满了政治韵味。

乒乓外交1971年期间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两国乒乓球队互访的一系列事件。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的友好往来,不仅推动了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也加速了新中国走向世界的步伐。

1960年代末,美国经过十多年的越战,耗费了至少二千五百亿美元军费,与苏联比较起来,美国的国际地位相对下降,客观上美国需要寻求抗衡苏联的力量。

而中国两弹一星的成功,使得其国际地位大幅度提高,成为美国争取结盟的对象。

另一方面,新中国也希望恢复对美外交,以求提高国际政治形象及争取恢复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但多年的政治意识形态的隔膜,使得两国缺乏一个合理的契机。

后来亨利·基辛格也说“尼克松总统入主白宫后,非常关心中国的发展,但却苦于找不到打通两国关系的渠道,无法跟中国联系”。

 “乒乓外交”起于1971年3-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在中断了两届后,中国乒乓球队在名古屋世乒赛上回归。

之前中国队收到国际乒联和日本方面的多次邀请。

当时的国际乒联主席罗伊·埃文斯宣称自己曾与周恩来接触,并对其称文革以后中国需要通过运动交流与世界联系。

由于当时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参赛将牵涉到“五国六方”的国际关系,所以国内许多人主张中国还是不参赛为好。

在这节骨眼上,是周恩来总理果断指出:

这次不去,将为以后出去参加比赛增加更大的麻烦。”

因此他立即向毛主席写了一份报告,阐述了我国参加世乒赛的政治斗争策略。

毛主席批示“照办”。

这样,中国乒乓球队终于在1971年3月21日踏上了赴日参赛的征程。

开赛前夕,周恩来召集有关人士开会时要求这次参赛“接触许多国家的代表队”,“我们也可以请他们来比赛”。

同时他要在座的人“动动脑筋”。

中国队在男子团体比赛中力克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瑞典,并最终战胜东道主而再次捧得冠军杯时,在日本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但大洋彼岸的美国白宫似乎并不关心这一点。

尼克松正在伏案研究的是国务院情况报告中提到的三件事:

第一,周恩来在上月会见日本前外相藤山爱一郎时说,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可能在某一时间突然引人注目地有所改善”;

第二,毛泽东和周恩来不久前接见了美国朋友埃德加·斯诺;

第三,北京已派出它的乒乓球队到日本参加国际比赛。就在尼克松全神贯注地分析这三件事之间是否有某种联系时,在4月2日日本乒协组织各国选手在美丽的三重岛海面观光时,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

那是美国选手格伦·科恩在游艇上热情地向不远处的中国选手打招呼:

哈罗!你们中国队的球打得真漂亮。找个机会,也和我们打几盘吧!”

中国的领队一时有些不知所措,但年轻的中国队员则笑着大声回答:

好,好!”

美国选手见中国选手笑着答应了,一个个兴高采烈,又进一步提出要求说:

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和英国队)去中国访问,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呀?”

中国青年也大方地答道:

会的,总有一天你们会去的。”

不过,真正与美国运动员发生联系的,是源于4月4日中美两国乒乓球手的一次偶遇:美国队员科恩在体育馆训练了太久,就快到比赛的时间了,她看到了外面还有一辆车,就上了车,但一上车却发现登上了中国队的车。

当时中国队员庄则栋主动上前和他握手、寒暄,并送他一块中国印有黄山图案的杭州织锦留作纪念。

当时在车上科恩想回赠点什么,但在包里只找到一把梳子。

他说“我想送给你点什么,但我总不能送你梳子吧”。

下车时科恩手持织锦的情景被在场记者抓拍,成为爆炸性新闻。

第二天,科恩准备了一件印有和平标记和“Let It Be”字样的运动衫,专门在中国队的必经之路上等待庄则栋,回赠他并与他拥抱。

记者问科恩是否想去中国,科恩回答:

我想去任何一个我没到过的国家,阿根廷、澳大利亚、中国。”

记者再问:

那特别是中国这个国家,你想去吗?”

科恩给予肯定。

……从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那里得知,当她为毛泽东念《参考消息》有关此事的报导时,老人眼睛一亮,不但让她把这则花絮再念一遍,还说了一句:

这个庄则栋,不但球打得好,还会办外交。此人有点政治头脑。”

虽然,庄则栋后来一直在干他的老本行体育,并未涉足外交,但是,这位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冠军对于中美接触所做的贡献,至今仍为人们所称道。

其实,关于是否邀请美国队访华的问题,早就在国家体委和外交部酝酿了,不过大多数人认为时机尚不成熟。

因此,4月3日,一份不邀请美国队访华的报告送给了周恩来,报告上指出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美国政府的球队访华乃是不合时宜。

周恩来又转给毛泽东批示。

毛泽东想了很久,才在4月6日犹豫地画了圈,表示同意两部委的意见,并将报告退给了外交部。

但是,毛泽东在反复思考中非常清楚:中美关系已到了一个重大转折点,如果现在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也许是最恰当和最及时的外交方式。

晚上11点多,毛泽东经过再一次的反复斟酌后,终于改变了主意,决定邀请美国队访华。

并催促马上通知外交部,“赶快办,要不就来不及了!” 

次日,美国国务院接到驻日本大使馆《关于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立即向白宫报告。

尼克松在深夜得知这个消息后,立即发电报给美国驻日大使,同意中方的邀请。

事后尼克松说:

我从未料到对中国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北京的形式得到实现。”

4月10日至17日,美国乒乓球协会运动员4位官员和科恩、雷塞克等9位运动员等和一小批美国新闻记者经香港抵达北京,科恩等成为自1949年以来第一批获准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美国运动员。

期间周恩来每天都有详尽明确的批示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如1971年4月12日11时周在批示中特意指出“可以安排他们去参观故宫”;4月13日晚建议“看样板戏的剧场,既然政协礼堂不太合适,应安排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等。

美国队在北京和上海进行了两场比赛。4月14日凌晨,美国、加拿大几名队员突然生病,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与中方翻译发生误会,以为中方有意把美国队员留下不让走。周恩来得知后批示迅速给予治疗,如能参与接见尽量安排,并保证美国队员的人身自由。当天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美国乒乓球队时说:“你们在中美两国人民的关系上打开了一个新篇章。我相信,我们友谊的这一新开端必将受到我们两国多数人民的支持。”在周恩来发表讲话的几个小时后,尼克松宣布一系列对华开禁措施。访问团还游览了长城,参观了清华大学等地。

作为回报,美国乒乓球队邀请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1972年4月11日,中国乒乓球队回访美国。队员参观了底特律的工业基地,游览了迪斯尼乐园。

中美两国乒乓球队互访轰动了国际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被媒体称为“乒乓外交”。

从此结束了中美两国20多年来人员交往隔绝的局面,使中美和解随即取得历史性突破。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终于走向了正常化发展的道路,并为后来新中国的国际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

2006年03月27日,庆祝“乒乓外交”35周年的“红杉树友谊之旅”在北京举行。

美国乒乓球代表团一行25人,包括当年到访球队的6人以及当时已故的运动员科恩的母亲,与当年中国队的成员及相关人员重聚。

2008年6月9日,一个为期三天的乒乓外交纪念活动在位于美国加州的约巴林达市的理查德·米尔豪斯·尼克松图书馆及纪念馆举行。

当年(1971年)的中美乒乓球队队员再度会面并进行了一场友谊赛。

以前在讲述“乒乓外交”来龙去脉的时候,神话其传奇色彩多、强调个人的突出作用多,这除了是由于“领袖崇拜”之外,过于推崇庄则栋的作用和过于听信庄则栋对事件的解读,也是因素之一。

现有的“乒乓外交”定义,一般被认为是一个关于中美关系的专有名词,但我始终认为这是错误的和不全面的——“乒乓外交”不应该是一个孤立事件而应该是一个系统工程,不应该仅仅用于描绘中美关系的改善。

这里包含的一个关键问题是:中国体育学术界应该对“乒乓外交”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有自己立场的研究和解读,而完全不必抄袭西方研究者、观察家和媒体给出的定义。

虽然不少当事人(如徐寅生(微博)、庄则栋等乒乓球界人士,一些中国外交界的人士,以及当年领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对“乒乓外交”有过生动的和有影响的回忆,但目前尚未看到一部在大众文化意义上有较大影响的中文研究专著,这是绝对不应该的。

1970年11月11日,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离开北京前往罗马尼亚、瑞典和南斯拉夫访问,队伍中包括了所有能集结起来的国内精英。

这是继1966年亚洲新兴力量运动会之后,中国运动员的第一次出访。

对于这次出访,目前人们谈论较多的是中国男队受到了瑞典、匈牙利甚至南斯拉夫等国选手的挑战以及打开“文革”后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图谋等等,但我却发现:事情可能并不这样简单——

在中国队出访前一个月,英格兰(微博)乒乓球协会放弃了1973年世乒赛的主办权,该协会主席查尔斯•怀尔斯说,“缺乏合适的场地使我们不能在我国举办有史以来最大一次单项国际体育比赛,这是极令人失望的事。”(这里的措辞很有趣:“最大的”,意思是说比足球世界杯和温网(微博)还大吗?恐怕是这个意思。)

之后不久,国际乒联(微博)经过和南斯拉夫乒协的谈判,决定1973年世乒赛改在南斯拉夫举行,比赛的提名候选地是贝尔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和萨拉热窝。

这里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六十年代中国参加的三届世乒赛,除了1961年在中国举行之外,另外两次分别是在两个友好国家的城市布拉格和卢布尔雅那举行的。

试想:在“文革”期间的七十年代初,如果连续两届世乒赛分别在和中国有着良好民间关系的日本、以及东欧集团中挑战苏联霸权的另类南斯拉夫举行的话,中国队为什么不去参加呢?

世乒赛的异地举行或许也是中国队决定访欧“试水”的原因之一。

而理想的“试水”对象,当然是关系比较良好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瑞典了——瑞典是第一个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斯堪的纳维亚锦标赛又是有“小世锦赛”之称的传统赛事。

此外在11月29日,瑞典首相帕尔梅接见了中国乒乓球队,是七十年代给予中国乒乓球最高礼宾规格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之中的第一个,这位后来遇刺身亡的政治家,既反对美国发动越战、又反对苏联侵略捷克斯洛伐克,按照中国“文革”年代的价值观,这样一位人士对中国乒乓球队给予的礼遇,或许也能增加中国通过乒乓球重返世界舞台的信心吧?

中国乒乓球队能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后藤钾二的奔波居功至伟,他在1971年1月下旬访华,并且在2月1日与中方签订了关于中国队参加世乒赛的协议,其中的基础与核心是“中日关系政治三原则”,即“不执行敌视中国的政策、不参加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不阻挠中日两国正常关系的恢复”。

“三原则”当然是中国外交的一个胜利,但后藤钾二为什么要执意邀请中国队参加世乒赛呢?

难道仅仅是为了使世乒赛不致于因为中国的缺席而不够完满、不能代表世界最高水平吗?

恐怕未必尽然——

后藤钾二当时的身份,是日本乒协主席和亚乒联主席,他之所以力邀中国参赛还有一个重要理由:

台湾不是国际乒联的成员。

国际乒联从1926年成立之后,毕业于剑桥大学的英国贵族蒙塔古即担任主席长达41年,他不但是一位著名的电影制作人和著名的乒乓球选手,而且是一位著名的苏联情报人员(服务于苏军总参谋部的情报机构“格勒乌”)。

在这位左翼人士领导下的国际乒联,早在五十年代就驱逐了“中华民国”,并且做出规定:

“未参加国际乒联的国家不能参加地区和洲联合会”。

根据这个规定,“如果亚乒联未能成功摒除台湾的亚乒联会员籍,则亚乒联将可能成为一个不受国际机构承认的区域性乒乓球组织,这样一来,今后亚乒联主办的一切比赛,将是不受国际乒联承认的比赛。”

1967年,威尔士人罗伊•伊万斯接替蒙塔古担任国际乒联主席,但他显然是一位秉持前任立场的继承人,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时,他和后藤钾二的配合非常默契:当亚乒联开会讨论是否允许台湾以“中国”名义进入国际乒联时,伊万斯明确表示,即使亚乒联做出这种决定(出席会议的十二个会员是台湾、日本、新加坡、柬埔寨、伊、印尼、南朝鲜、黎巴嫩、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南越,当时几乎都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立面),国际乒联也不会接受;而当这个会议通过了站在台湾立场上的决议后,身为亚乒联主席的后藤钾二立即宣布辞职,时间是1971年3月7日。

后藤钾二校长固然是日中友好的积极倡导者,但在中国问题上,他还是一个坚决维护国际乒联“游戏规则”的专业人士——他和伊万斯之间的彼此呼应不可能只是巧合,不可能只有他而一定还有伊万斯、也向中国方面传递过力邀参加第三十一届世乒赛的信息。

换言之,中国能参加1971年世乒赛,其中除了后藤钾二等日本友人的努力之外,决不能忽略国际乒联对中国问题的态度。

辞去亚乒联主席之后,后藤钾二表示:

“希望将来日本和中国成为亚洲乒联的中心”。

他还暗示说:

“现在立即做的不是应该以中国为中心建立新的亚洲乒联,而是应该通过把过去举行过的北京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发展成为亚非乒乓球锦标赛的方法来掌握主导权。”

 “举办亚非邀请赛”的想法绝不仅是后藤先生个人的想法,一定和伊万斯交换过意见、并且很可能也和中国有关人士(甚至可能和中国的领导人)交换过意见和讨论过其可能性,因为世乒赛在3月28日开始之后,中国的“近台快攻”也随即开始——

3月29日,中国邀请南斯拉夫队在世乒赛后访华;

4月1日,邀请加拿大队访华;

4月2日,邀请英国队访华。

这三个国家的一个共同点,是都和中国有外交关系(加拿大是1970年10月13日与中国建交的,是“文革”期间第一个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只不过中英关系是代办级——邀请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派队访华,好像还没有足够的勇气。

但在这个时候,中国有关部门一定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纽伯格太太(Leah Neuberger)!

纽伯格太太在美国素有“乒乓小姐”之称,在全美锦标赛上曾经9次获得单打金牌、12次获得混双和双打金牌,1956年世乒赛上她获得混双金牌,这是美国乒乓球历史上最后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纽伯格太太是加拿大队的教练,但她所持的美国护照上,有不能前往中国的明确限制

既然要邀请加拿大队,那么加拿大队教练自然也在受邀之列,有种说法谓当时中国外交部门拒绝给予纽伯格太太入境签证,但我想不管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她的特殊身份,一定让中国外交部门不能不思考类似的问题、不能不想下一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办吧?

纽伯格太太于1992年去世,据说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

“我是乒乓外交时第一个到中国的美国人”,的确,加拿大队是比美国队提早一天走过罗湖口岸的。

总之这里的问题是:

其一,如果让加拿大队访华却不让加拿大队里的美国人来,这似乎不合情理;

其二,如果让一个美国人来,那么让一队美国人来呢?

1970年代的中国,不会没人这样想。

经过无数人的描述,美国嬉皮士科恩(Glenn Cowan,1952-2004)身上充满了传奇故事。

有材料证明:他在1971年4月3日曾经和中国选手梁戈亮一起练过球。

北大体育馆和北大医学院体育馆总能见到拿着“一把抓”的自制球拍(不知道这种球拍有没有批量生产)教小孩儿打球的梁指导,他是乒乓球国手之一,是第一位连续在五届世锦赛上都获得冠军的中国选手(这一纪录分别在2012年和2014年被马琳(微博)和王皓(微博 博客)数据)超越,但此时世锦赛赛制已经改变多年)。

作为庄则栋的团体队友和双打搭档(他们一起获得了那届世锦赛的双打银牌),他们俩在名古屋会住在同一个房间吗?

不管他俩是否同居一室,他和庄谈起过他和科恩练球这件事(或者庄则栋目睹过这个场景)吗?

不管是否谈起过和目睹过,以当时中国队的政治氛围,和美国选手共同训练这事儿,能不在每天队里开会(当时的中国队能不每天开会吗)时引起大家的讨论或者思考吗?

不管是否议论过这件事,一个合理的推测会是:

梁戈亮与科恩练球这件事,一定让庄则栋在想——既然可以一起练球,那么干点儿别的(例如送件礼物之类)不是也可以吗?

对于和外国人打交道,庄则栋毫不陌生,按照当时的政治逻辑:“远东首富”哈同是庄家的恩人(哈同送给庄家的“北京哈同花园”据说有三百多间房),庄则栋应该算是个“有海外关系”的人。

当梁戈亮与科恩练过球之后,庄则栋心里不但会想“我遇到美国人的话怎么办”这样的问题,而且至少……

那一晚,庄则栋一定在想“怎样让自己做得比年轻的梁戈亮更好和更讲政治”这样的问题,这不但是人之常情,更应该是庄则栋这样不害怕和老外打交道、并且是队里头牌明星的人的思维逻辑。

所以,第二天再在大巴车上遇见的科恩,对于庄则栋以及中国队的其他人来说,其实已经不是“一回生”、而算“二回熟”了……

4月4日是个星期天。

庄则栋此时的心态很轻松,这有两个原因——

其一,他的混双比赛结束了,他和梁丽珍的组合在三日输给了日本的非种子选手古川敏明和井上清子。

这位古川选手在前一年11月和荻村伊智朗一起访问过中国(请注意:邀请日本选手访华和中国队出访瑞典等欧洲国家是同时的,两件事之间不可能没有关联),回国后古川写的这篇文章,很值得今天的人们读一读——“我是从小学五年级开始练兵乓球的,想当冠军的这种念头过去一直支配着我。这不就是没有正确地认识‘为什么打乒乓球’这个问题吗?

对运动员来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深深理解搞体育的意义,就是端正目的、使自己在精神方面和思想方面得到锻炼。

在和中国选手的接触中深切地感受到的就是:中国选手说话的态度非常谦虚,而且语气坚定。我们最缺少的品质,正是中国人所具有的品质。

一种坚定的精神的、思想的支柱牢固地存在在他们身上。

为什么打乒乓球和怎样才能具备精神威力这些重要的经验。

不管这场球是否有放水嫌疑,输给这样的对手、在某种程度上不是很“正能量”吗?

人家可是通过访华比赛大大提高了思想觉悟啊!

其二,庄则栋即将开始的单打比赛几乎肯定将提前结束。

他在第一轮遇到的可能是一位南越选手、第二轮则很可能是一位柬埔寨选手,而按照中国代表团早就制定的原则:为了表示对越南人民和柬埔寨人民的支持,遇到代表“南越反动政权”和代表“朗诺集团”的选手,中国选手是要弃权的。

后来,庄则栋确实和柬埔寨的科武在第二轮相遇并且确实弃权了,当然这位科武选手不久后就摇身一变,成为代表“民主柬埔寨”参加亚非邀请赛的选手了——几个月前在名古屋势不两立的敌人、几个月后成了在北京享受款待的朋友……

看来科恩是幸运的:幸运地上了这辆只开了半英里的车,幸运地遇到了心态轻松、胜负无所谓的庄则栋,幸运地遇到了很可能正希望遇到这样一件事的世界冠军,幸运地在一个缺少新闻的非比赛日成为了记者们正急着到处挖掘的新闻对象。

偶然吗?

好像确实偶然,但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很多偶然交汇在一起,那就不是绝对偶然、甚至包含着某种必然了——特别是在一个没有新闻的日子。

所有的回忆文章都这样描述:毛主席和周总理密切关注着在名古屋发生的一切,尤其关注中美运动员之间发生的一切,甚至说出“庄爷爷”之类的话。

但这“一切”就是一切吗?

当然不是!

这是因为,如果领袖们关注的仅仅是名古屋的比赛,那么他们就太像是中国乒乓球队的成员或者广大乒乓球爱好者、而不像国家领袖了。

就乒乓球而言,我们的领袖肯定看到:除了日本的媒体外,首先是路透社、之后是美联社和法新社报道了庄则栋和科恩之间发生的故事。

但同时,领袖们肯定也看到——

在科恩回赠庄则栋礼物(对这件运动衫法新社这样表述:“运动衫上有一个标志,科恩给庄则栋讲解说,这象征着反战的美国人民的愿望。”)的那天也就是4月5日,后藤钾二在国际乒联会议上当选为第一副主席——以国际体育组织的通常游戏规则不难推断:他当初辞去亚乒联主席、和当选国际乒联第一副主席之间肯定有关,说是伊万斯和后藤之间的某种默契和“交易”并不为过。

而且后藤校长当即表示:

第一,自己想为中国重新回到国际社会中去而做进一步的努力;

第二,过去主席等四个领导职务全由欧洲人占据着,如今有色人种终于担任了第一副主席;

第三,今后要为提高乒乓球在体育界的地位而努力,打算努力让乒乓球进入奥运会。

“让乒乓球进入奥运会”的这个想法,后藤钾二不会是第一个提出的,但考虑到一年之后蒙特利尔奥运会是在加拿大举行、与中国建交的加拿大拒绝“中华民国”以“中国”名义参赛等情况,这一想法的提出显然对中国相当有诱惑力。

我们睿智的高瞻远瞩的领袖们,所关注的绝不仅仅是西湖织锦和运动衫的交换,一定也关心后藤的上述三点表态——设身处地地想,其中每一点不都说到领袖们心坎儿里了吗?

我们不能认为领袖们眼里只有庄则栋和他新交的美国朋友,也要想到英国的和日本的朋友伊万斯与后藤钾二;我们永远不能相信只是一件事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而要寻找一连串事情对一个重大事件的影响。

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定是在观察了所有发生的一切之后,才在4月6日晚上做出了那个改变历史的重大决策——邀请美国队访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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