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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重道远 13  作者:Kyle

发表时间: 2017-03-12 字数:10161字 阅读: 130次 评论:0条 推荐星级:0星

 

13

 

就在我要向她告辞时,江青又一次地向我重申:

“美国对台湾的‘霸占’是中美建交的唯一障碍!”

无疑,这话对我的震撼更大。

见我一脸惊愕的表情,江青复述道:

“就算中美能克服眼前的这道障碍建交了,但如果美国依旧对台湾存在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中美关系也是不可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的。”

此时此刻,我眼前的江青宛如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让人肃然起敬。

真的,我觉得我此行的目的不是为某个人写个人传记。我真想对她说:

“我不想为你写传记了,但我会从你的角度来写一部革命史书。因为你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活生生的革命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

但我嘴里说出来的却不是这番话。

说了些什么?

我全然记不得了。

只记得当我的辞别词说完之后,是很长一阵子的沉默,令人难受的沉默!

“你是写作的专家,”江青打破了沉默:“而我只是一个普通的革命者!”

握手后,她转向离去了。

 

实话实说,在我中国之行的潜意识里(当局者迷),总认为这个有着几百万监视者和告密者的国度,只保护那些顺从其制度的人。

我想说的是,他们对中国以外的认识仅限于马克思所描绘的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怪胎,这当然要让他们产生恐慌。

其实,我错了。

大错,特错。

是江青同志让我对中国有了全新的了解。

是江青同志让我真正地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感激的话,在这里我就不说了。

在广东会见的后期,江青的助手和我都开始焦虑起来,不知道在穿越中国边境时,我的笔记、照片、文件和我自己会有什么样的遭遇?

他们不会在香港抓捕我,并对我所写的材料肆意歪曲?

为了安全起见,我是否应该这些东西都留下,等回来美国后再让他们给我寄过来?

这害怕失去这些个文件(哪怕只是暂时的),我知道,这些材料是我赖以完成心愿的关键,也可以说它们是我的命根子。

我决定“孤掷一注”,豁出去了。

通过助手,江青知道了我的担心,也知道了我的决心。

或许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江青对我说:

“埃德加.斯诺第一次会见毛泽东后,说有一些笔记被中国人扣留了。其实,这是一个误会。这些笔记(和你的类似)中的错误和含糊不清之处可能会被无知或恶意者利用。这只是有关部门的担心而已。”

我笑着向她保证:

“我可以保护自己,并且‘随遇而安’”。

我很得意在这段日子里学会的中国成语。

我不知道这些成语中国人是怎么造出来的,只是感觉这句成语中“无可奈何”的成分比中国人更强烈一些。

显然,我俩对“风险”的感觉明显不一样。好在从一开始我俩的会面,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的。

第二天,我正在房间里收拾东西。

沈若云来了。

她提到了前一天我和江青同志之间所谈及的“安全问题”,并建议我采用“游击”战术。

她说:

“如何打发贪婪的香港记者,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实就虚’。他问他的,你答你的。能答的就答,不能答的就不回答。”

显然,对于我这位老牌的资本主义记者而言,她的担心是多余的。

我担心的不是如何面对香港的记者的“围剿”,更不害怕直面中国安全部门的“审查”。

我担心的只是自己随身携带的笔记和资料能否同我本人一道平安抵达太平洋彼岸?

更担心我费尽心血完成的著作能否顺利地与中国读者谋面?

沈若云特别提醒(警告)我:

“‘江青同志’这个字眼,今后不能再出现在你与任何人的谈话中!”

对她的“警告”我没放在心上,老实说当时也没回过味来。

我此次来中国的目的就是为江青同志写传记的,为什么不能跟人言及“江青同志”呢?

她的话倒真是提醒了我,并促使我想好了书名。

书名就用《江青同志》!

至于后来中国人为什么要将我的书翻译成《红都女皇》?我无法回答。最好,你们还是直接去问中国人好了。

几天下来,沈一直陪同在我身边。

陪同我在嘈杂的汽车里一边游览,一边领略着广东五彩缤纷的街景。

一路上我们谈及的都是一些轻松的话题。

与沈分手后,一位为广东友协工作的年轻的云南籍女人陪同我登上了广东开往香港的火车。

我们之间很少说话,在与她的接触中我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是了解我此行的目的的。

我将江青同志送给我的一朵兰花(十分精致的标本)作为礼物转送给了她。

从她那感激的目光中,我猛然醒悟过来,火车车厢里为数不多的旅客的面孔都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因为这些面孔已经跟随了我几个星期。

我相信,其中有公安局派来“监视”我的,也一定有江青同志派来“保护”我的。

在深圳边境,我被“移交”给了消瘦教练的赖先生。

赖入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际情报员。他曾多次护送过埃德加.斯诺和其他外国友人出境。

按计划,我们各自通过罗湖桥。

中国海关没有任何“刁难”动作,让我顺利通过。

一辆等候已久的小轿车将我们带到了先前住过的那家宁静的旅馆。

房门外、电梯旁和餐厅的灯柱后面不时可见身着蓝色西装的“勤杂人员”。他们个个身材魁梧,目光炯炯有神。只是我很少与他们的目光交流。

混杂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残留余味的香港,既混乱又喧闹。

在我眼里,既熟悉又陌生。说不上喜欢还是讨厌。

第二天,我在香港被一路护送上环球航空的班机。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江青事先对我说过:

“放心,周总理亲自负责你的安全!”

我知道,这是江青同志给我的特别礼遇。

后来才得知,因为我的迟到,周总理不得不调换了另一架满员飞机上的一位乘客。

 

 

 

 

-完-

2017/2/27,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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