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 短篇 > 杂文 > 历史> 《韩非子》札记

《韩非子》札记  作者:小猪笨笨

发表时间: 2012-02-01 字数:16334字 阅读: 13566次 评论:14条 推荐星级:5星

   《韩非子》是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著作。其地位等同于道家的《老子》,儒家的《论语》,以及墨家的《墨子》。自汉代以后,儒家独尊,《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似乎远不及《论语》。虽然大部分国人没有真正研读过它,但其自相矛盾、守株待兔等故事家喻户晓。“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等言论更是人人皆知。
  当今的中国正处于由专制独裁社会向民主法治社会过渡的转型期。诸子百家的学说就更加被关注。有识之士们希望通过对其研究和探讨,弃其糟泊,取其精华。以对当前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有所裨益。笨笨今献《韩非子》的札记一篇,以求各位方家讨论交流,批评指正。
  
  一:韩非思想的形成
  韩非师从荀卿,荀子是继孔孟之后的又一位儒家大师。相对于孟子这位孔子思想的“正统继承者”而言。荀子的见地更为独到,思想更加先进。再加上其生逢战国后期,使他能够批判地吸收诸子学说。荀子思想集百家学说之大成。并且,与其他儒家大师相比,荀子应当更注重弟子独立思想的培养。若无荀子之教,韩非思想恐难成也。韩非的人性本恶,世异则事异,以及唯物主义等思想皆师承自荀子。
  老子也对韩非思想深远影响。韩非是第一个为《老子》作注之人。其无为、愚民、辩证法以及小国寡民,《韩非子》中均有涉及。因此,司马迁称韩非思想“归本于黄老”,并将其与老子一同列传。
  另一个对韩非思想有重大影响者是商鞅。韩非以刑去刑,立法为君,重刑轻赏等诸多观点,皆继承自商鞅。
  此外,《韩非子》中的《说难》篇,讲述的游说者如何揣测君主心理,然后投其所好,进行有目的的游说。韩非显然还精通《鬼谷子》。
  《韩非子》中“君主诛杀臣民,天经地义”的观点。则源自《墨子》中极端专制独裁的思想。并借助老子之道,将这一观点上升到哲学的高度。
  韩非对先前法家流派进行归纳总结,将商鞅的法派、申不害的术派和慎道的势派加以融合,最终成为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由于以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作为理论基石,又借助老子思想,使法家思想更加系统,完善,内容丰富,博大精深。韩非不但集法家思想之大成,还是法家学派中,唯一一位大哲学家。
  (在荀子弟子中,最有成就这当属韩非,张苍,李斯与浮丘伯四人。除韩非外,张苍则是政治家,思想家,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他制定天文历法,修订《九章算术》。在张苍建议和支持下,废除秦代的夷族连坐,抽筋扒皮,下油锅,五马分尸等酷刑。官至汉朝丞相。而李斯则是秦朝丞相。浮丘伯则继承荀子衣钵,广收门徒,传授儒家经典。此外,《吕氏春秋》中的诸多内容与思想,颇具荀子遗风。荀子的弟子应当是此书儒家思想的主要作者。通过荀子之弟子,可知荀子学识之渊博,教育之成功,丝毫不逊色于孔子。)
  
  二:以法治国
  世人皆知,诸子百家中,最提倡法治的是主张“以法治国”的是法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
  商鞅曰:“善治者,塞民以法。使民之见战,如饿狼之见肉也”,“怯民使以刑,必勇。勇民使以赏,必死。怯民勇,勇民死,必王。”最终是“赏使之忘死,威使之苦生。出死而为上用。”以让人民致死为君主尽忠,使“苦生忘死”的人民皆死于法令。
  韩非更是认为,君主必须牢牢掌握住赏赐和诛杀的权柄:“主握度量,所以操生杀之柄。”
  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以法作为捍卫君权的手段,与“依法治国”虽然“以”字之差,却有天壤之别。“依法治国”是法治,而“以法治国”却是极端的人治。与法家思想截然不同,他学派反而有诸多的法治思想:
  老子在《七十四章》中,对“代司杀者杀”给予批判。反对“代司杀者杀”,就是反对政府干涉和钳制司法,是在宣扬司法独立。
  孟子也积极响应老子的号召,明确指出:“唯士师可杀人。”支持老子司法独立的主张。
  在诸子百家中,提出较为完善法治思想的,当属儒家。儒家思想的显著特点之一,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孔子谓之“子正,孰敢不正”,“上者,民之标。标正,何为不正?”,“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君君,臣臣。”首先君主称职,然后才能要求臣民。执政者首先守法,才能要求人民守法。
  儒家经典《尚书》中,还有明确的疑罪从无,利与被告的无罪推定轮。孔子曾引用了《尚书》之言:“大辟,疑,赦”,“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儒家思想已经具备了法治的基本雏形——立法为民,司法独立,疑罪从无,不罪无辜。
  而法家所提倡的,是当权者不受法律约束,仅仅要求人民守法。还有疑罪从有,宁枉勿纵。甚至刑用于将过,连坐夷族。这些主张和思想显然与法治背道而驰。是极端的人治——王法。所以说,在诸子百家中,最最反对法治的,恰恰是法家。
  
  三:刑不避大夫
  《韩非子》中,最有名的言论,便是“刑过不避大夫,赏善不遗匹夫。”很多人认为,法家的“刑不避大夫”比儒家的“刑不上大夫”思想更先进,更能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果真如此吗?且听韩非之分解:
  《二柄》有曰:“明主制臣者,二柄而已。二柄者,刑德也。何谓刑德?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故人主用刑德,群臣畏其威而归其利。”此为“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理论之纲。
  然后,韩非又以“田常徒用德而简公弑,子罕徒用刑而宋君劫”的实例警示君主,一旦失去诛杀和赏赐的权柄,不但无法驾驭群臣,甚至会被其所弑。
  《爱臣》又曰:“人臣太贵,必易主位。千乘之君无备,必有百乘之臣在其侧”,“昔纣之亡,周之卑,晋之分,齐之夺,皆群臣太贵也。”韩非言之凿凿,使君主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除了群臣外,君主还面临另一个巨大威胁——王子。在《外储说》中,讲述了一件弑父夺位的故事:
  楚成王先立商臣为太子,后欲改立公子职。商臣探知后,发动兵变,围攻父王。楚王祈求吃了煮熟的熊掌后再死,以拖延时间,等待救援。但被太子拒绝,楚王无奈自杀。
  通过商臣弑父的故事,以及“主妾无等,必危嫡子”(甚至危及国君自身)等言论,可知韩非之意——“为捍卫君权,王子亦在可诛之列。”但王子毕竟是国君的骨肉至亲,韩非唯恐自己触及“龙之逆鳞”,故不敢直言“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仅用“近爱必诛”概而括之。究竟“近爱”中是否包括王子,则由君主灵活掌握:
  仅对怀有商臣之心的王子,适用“王子犯法,与民同罪”。”而没有弑父夺位野心的王子,则凌驾与一切法律之上。“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实质是“为捍卫君权,至亲亦可杀!”但韩非此意却与“刑不避大夫”之言一同,被后世曲解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由上可知,君主最大的威胁不是平民百姓,而是群臣和王子。唯有“一心效忠君主者,贱民必赏;其忠心稍有不及者,近爱必诛。”方能巩固君权。
  韩非谓之曰:“赏罚不信,士民不死,谋臣不尽其忠也。霸王之名不成也。”韩非自己揭示了其“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的本质——它并不是为了宣扬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不是为了保障匹夫阶层的合法权益。而是通过诛杀和赏赐的权柄,使臣民为君主尽忠。
  至此,韩非也将“以法治国”的本质,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其所谓的法律,仅仅是实施赏赐和诛杀的载体,是君主制衡臣民的工具。是极端的人治——王法。
  韩非不仅要通过赏赐和诛杀使臣民为君主尽忠。甚至要控制和剥夺其思想和情感,使群臣和百姓生存的唯一价值,就是成为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有智不以私臆,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而上尽制之。”
  为了君主利益,无所不用其极,真不负秦王对韩非的肺腑之言:“嗟乎,寡人得见此人,死不足恨!”
  言至于此,若君再闻韩非之“刑不避大夫”等言论,是否觉得头皮发麻,不寒而栗?!
  
  四:儒以文乱法
  《商君书》有曰:“诗、书、礼、乐、廉、修、孝、悌、仁、智。国有十善,上无使战。”韩非谓之:“儒以文乱法。”法家此论,寓意深刻,需要层层解析:
  法家只允许青年男女就近结婚,反对娶外乡女子。商鞅谓之:“废逆旅行,绝私交。”韩非谓之“民不越乡而交。”在法家眼里,婚姻的唯一职能,是生产下一代的耕战之民。(君主为道,臣民为万物。此之谓万物循道而生。)为下一代君主致死尽忠。若与外乡缔结姻亲,难免探亲,民越乡而交。就会耽搁耕战,就影响专心为君主尽忠。
  而《诗经》中的《关雎》、《卷耳》篇,无疑是在告诉人们,致死为君主尽忠并不是人类生存的唯一价值。人世间还有美好的爱情。人民便会有一颗“不安分”的心。
  试问,扼杀人性与爱情的,是儒家还是法家?!
  另外,《尚书》中疑罪从无,利用被告的无罪推定论。显然与法家宁枉勿纵的思想针锋相对。儒家不罪无辜法治思想,也与法家的连坐夷族等人治主张水火不容。这无疑是煽动人民质疑法家推崇的是恶法、王法。
  儒家十分重视音乐,认为音乐可以明礼仪,善民心,养民性,讴歌爱情,陶冶情操,移风易俗。而法家对此极力反对。在李连杰主演的电影《狼犬丹尼》中,丹尼原本是黑老大巴特手下的一条狼犬,一个杀人工具,没有思想,没有情感,唯有凶残。后来无意间遇到了盲人钢琴调音师山姆及其女儿维多利亚后,开始接触音乐。终于使他从行尸走肉,回复了人性。明白了世间有爱,有更美好的生活。
  剧中丹尼的生命最终被音乐拯救,这便是“儒以文乱法”,而导致“愚民”措施失灵的一个反面教材。
  唯有阉割掉一切诗书礼乐,道德廉耻,才能有效地预防“国有十善,上无使战”和“儒以文乱法。”杜绝《狼犬丹尼》中的一幕上演。最终使人民成为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致死为君主尽忠。
  从这个意义上讲,《韩非子》可谓是不折不扣的《葵花宝典》——欲成霸业,必先自宫!
  
  五:自相矛盾
  在《韩非子·难一》中,讲述了一则故事:
  有卖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誉其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弗能应也。
  在《韩非子》中,自相矛盾的故事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韩非在《孤愤》中称,“法术之士远见而明察,坚毅而劲直。”是捍卫君权的忠诚卫士。而当涂之人“投其所好,谄媚惑主,饰辞以便私,多被君主宠信。”并称:“法术之士与当涂之人,不可两存之仇也。”韩非作为法术之士,为了君主利益,居然主动挑当涂之人,并与之不共戴天。明知自己必然结局——“死于吏诛”,依然勇往直前,真是可歌可泣。
  在《奸劫弑臣》中,韩非称当涂之人为奸臣,“顺人主之心以取亲信之势:主有所善,从而誉之;主有所憎,因而毁之”,从而欺其主,以成其私。
  但在《说难》中,韩非不再是坚毅而劲直的法术之士,“君有所矜也,而灭其所耻。有私急也,必以公义而饰之。君有邪意也,必以美名而饰之。”韩非又曰:“有与君同污者,则必以大饰其无伤也;有与君同败者,则必以明饰其无失也。自多其力,则毋其难抑之;自断其勇,则毋以其过怒之;自智其计,则毋以其败穷之。”唯有像当涂之人那样,“主有所善,从而誉之;主有所憎,因而毁之”,方能获得君主的信任——亲近不疑。
  在《说林》中,韩非讲述了一则卫人教女的故事:
  卫人嫁女前,教之曰:“为人妻被休者,乃常有之事。与丈夫白头偕老者,甚为少见。故出嫁之后,要私攒财物。”卫女便依父之言为之,并因此被休。卫女带回娘家的财产,是其嫁妆的数倍。卫人不以为教女不当,还自以为聪明,生财有道。
  故事之后,韩非直言道:“今人臣之为官者,皆卫人之类也。”笨笨在此言之后,再补充一句——“韩非者,今人臣之类也。”
  韩非入秦后,遭李斯嫉妒,陷其入狱。又遗毒药于韩非,使其自杀。司马迁“独悲韩子为《说难》,而不能自脱。”对此,笨笨不禁感叹——“李斯者,韩非之类也。”
  
  六:善恶相易,忠奸相生
  在先秦诸子中,儒家的子思和墨家的墨子都提出尚贤的主张。尚贤任能的主张,对于打破当时社会的世袭垄断,具有积极意义,是进步思想。继儒家和墨家之后,韩非也在《八奸》中,提出了任贤能为官,赏军功以爵的主张。因此,今日学者一致认定,具有进步思想的尚贤是法家的主张之一。其实不然。法家主张的不是尚贤,而是尚奸。
  商鞅曰:“以善民治奸民,必乱至削;以奸民治善民,必治至强。”韩非尚贤的主张继承自商鞅,而非墨子。换言之,韩非之贤,绝非墨子之贤,而是商鞅之奸。韩非深知,若提出尚奸的主张,太过于反动。于是将商鞅提倡之奸恶易名为善贤;将善贤易名为奸恶。从而实现“善恶相易,忠奸相生。”
  (这侧面反映了商鞅与韩非相比,性格上巨大的缺陷——实话实说,不知变通。这也是商君唯一的可爱之处。)
  在法家看来,衡量善贤与奸恶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符合君主利益。宣扬天赋人权的杨家,追求自由的道家,都与君主利益背道而驰。皆是大奸大恶。
  若按法家标准,秦桧便是大忠臣:谋害了岳飞,就无法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就不会对当今君主构成威胁。可见秦桧是“处处为君主利益计。”而岳飞应回了二帝,就严重危害了当今君主的利益,绝对是大奸大恶。
  除了秦桧外,李连杰的成名作《少林寺》中,还有一配角秃鹰。秦桧、秃鹰之类者,便是商鞅所言之奸,亦是韩非所言之贤。此类统治者之忠实爪牙,佞臣与恶棍,便是法家重用的对象。
  
  七:阴谋诡计
  对诸子百家,有如此称谓:儒家学者为文士,墨家为侠士,道家为隐士,而法家则为法术之士。法者,刑赏也;术者,阴谋诡计也。
  韩非在《定法》中,将法比作衣服,术比作食物:“人不食,十日则死;大寒之隆,不衣亦死。”对于君主来说,同等重要,缺一不可。从这个角度看,法家学派还有另外一个名称——术家学派,即阴谋家学派。法家之名如同西红柿,术家之名如同番茄。一物二名也。但由于“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家之名便被公诸于世,术家之名便隐遁于无形。
  法家之阴谋诡计,内容丰富,博大精深,无所不在,无孔不入:
  最低境界的阴谋诡计,是“课群臣之能,察群臣之心。循名则实,因人而授官。”韩非在《内储说上》中,举以实例:“韩昭侯握爪,而佯亡一爪,求之甚急,左右因割其爪而献之。韩王以此察左右之诚否。”韩非所讲此类小诡计,仅用来察人。并无太大危害。而害人的阴谋诡计则丰富多彩,无奇不有:
  在《内储说下》中,列举了栽赃嫁祸的诡计一箩筐,三天三夜也讲不完,不在一一列举。
  在《内储说上》中,还有指示通奸,安插卧底,以窥隐情之计:“卜皮为县令,其御史污秽而有爱妾,卜皮乃使少庶子佯爱之,以知御史阴情。”
  在《八经》中,有更令人发指的投毒暗杀:“生害事,死害名,则行饮食。”所谓生害事者,此类人存活与世,对君主统治不利。所谓死害名者,并未触犯王法,且在人民心中颇具威望。若直接将其诛杀,有损君主名声。岳飞便是典型的代表:岳飞若直捣黄龙,迎回二帝,不利于当今皇帝。但岳飞并未违法,并且威望极高。赵构和秦桧直接将岳飞斩首,此举失败之极。此君臣二人肯定未读过《韩非子》,若以韩非之计,悄无声息的在岳飞饭菜中投毒,将其暗杀。赵构与秦桧则不失威名,更不会被后世唾骂。
  《韩非子》的阴谋诡计理论,对后世影响深远。
  香港TVB电视广播公司制作有武侠剧《英雄贵姓》,剧中有名震武林的三绝庄:庄主星龙长老有三大入室弟子:大弟子夺命刀诺英;二弟子烈火枪慕容白;三弟子君子剑夏侯淳。星龙长老归西之前,自知时日无多,便让三位弟子比武,胜者继任掌门之位。君子剑自知无胜算,便退出竞争。在比武中,烈火枪一枪划伤了夺命刀的手臂。夺命刀发觉枪头上有毒,便当机立断,斩下自己的一条手臂。最终的结果是大师兄成为残废,二师兄同门相残。被名门正派追杀。君子剑理所应当的成为新任掌门。其实是君子剑在二师兄的枪头上偷偷下毒,以栽赃嫁祸,一箭双雕。君子剑夏侯淳可谓深得韩非真传,并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将栽赃嫁祸与投毒暗杀完美的结合。
  不仅仅是《英雄贵姓》,在《笑傲江湖》、《圆月弯刀》等诸多武侠剧中,阴谋诡计都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元素。
  将阴谋诡计展示的淋漓尽致的,并非武侠剧,而是大红大紫的宫斗剧《甄嬛传》。如果说《韩非子》的地位等同于《鬼谷子》,那《甄嬛传》的地位就等同于《战国策》。一个是理论大纲,一个是具体实践。
  《八经》中投毒暗杀的阴谋诡计,理论基础便是韩非子“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主张——“主而诛臣,焉有过?!”君主诛杀臣子的理论依据则是韩非对老子之道的理解:君主为道,臣民为万物,万物皆循道而生,循道而死。
  
  八:法家之信
  儒家提倡仁、义、礼、智、信,把信当做最低的行为准则。认为,人若无信,他就失去了做人的资格。孔子谓之:“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民无信,则无立。”
  与儒家不同,法家视信为法术之士和君主最高的行为准则。远在韩非之前的商鞅,在推行变法之前,徙木立信,取信于民。以此揭开了变法的序幕。可以说,秦若无信,变法弗成也。
  在《韩非子》中,信亦被着重阐述。《外储说》中,就有一则晋文公弃原守信的故事:
  晋文公攻打原邑,与朝中群臣约十日之期而归。至十日,原邑不下。欲罢兵。有人劝阻道:“原邑粮草将尽,三日即下。”文公曰:“吾约十日之期,不去,亡吾信也。得原失信,吾不为也。”随罢兵而去。原人闻后,主动归降。
  之后,韩非又假托晋文公与臣子之言:“信者:信名,信事,信义。信名则群臣守职,百事不怠;信事则不失天时,百姓不逾;信义则近亲劝勉,远者归之。”
  韩非又讲述了子春守信的故事,歌颂了乐正子春不畏强权,坚守信用,拒绝为鲁君做伪证的事迹。最后,韩非又以吴起期食,魏斯期猎,曾子杀猪等故事,来论述“小信成则大信立,明主积于信。”
  韩非认为,诛赏是君主驾驭臣子的两个重要权柄。威信则是明君必备的基本素质和最高的行为准则。只有具备威信的君主,才能掌握好诛赏的权柄,进而驾驭臣民。
  至此,我们从法家之信的角度,再审视一下阴谋诡计之重要性。若直接诛杀无罪臣民,君主便失信于臣民,失信于天下。只有通过栽赃嫁祸,投毒暗杀,除掉无罪臣民。便可保全君主之名声与威信。
  
  九:诛杀臣民的唯一依据和标准
  法家的商鞅与韩非,都捍卫极端的君权。在这一点上,商鞅做到了99%,韩非做到了100%,这1%的差距,就是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即“主而诛臣,焉有过?”
  刑法并非君主用来诛杀臣子的依据,仅仅是一种手段。诛杀的唯一依据,便是是否利于捍卫极端的君权。韩非认为,君主即使祸国殃民,肆意践踏法制。只要君权稳固,就依然是明君。如后世的武则天和朱元璋。
  在武则天的支持之下,来俊臣捏造罪状,网罗无辜,践踏法制,制造冤狱;在朱元璋支持之下,蒋瓛利用蓝玉案,连坐族诛达一万五千人,把开国功勋几乎一网打尽。
  此二君虽大肆屠杀臣子,肆意践踏法制,但却有利于维护君权。武则天与朱元璋之举,是法家支持和倡导的。
  除了臣子外,还有士民。《外储说右上》有曰:“赏之誉之不劝,罚之毁之不畏,四者加焉不变,则除之!”即使你没有触犯刑法,但若不为君主致死尽忠,那你就失去了生存的价值,诛杀之则是替天行道。此之谓万物循道而死。
  至此,再联系第二段“以法治国。”在诸子百家中,法家确确实实是法治的死敌。
  
  十:只问责臣民,不问责君主
  《八经》有曰:“事成则君收其功,事败则臣任其罪。”这一思想对中国深远影响,直至21世纪,余毒未尽:
  在投资数十亿的某重点企业落成典礼上,主持人说:“在市委市政府的英明领导下,在集团公司总裁的直接指挥下,本项目终于如期建成,并顺利通过验收。”闻得此言,德国工程师对身边的同事说:“主持人说谎,集团公司老总只来过这里一次,而市领导从来就没来过。我才是这个项目的总指挥。”同事告诉他:“在我们中国,什么事情都要和领导联系在一起。”“哦!”德国工程师如梦方醒。
  正式投入生产后不久,该企业发生了一起重大安全事故。在事故总结大会上,这位德国工程师如是发言:“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在集团公司总裁的直接指挥下,终于发生了这起安全事故。” 会场所有国人皆愕然。
  在这则故事中,所有中国人,皆是法家思想——凡是上级收其功,下级任其罪。而傻头傻脑的德国工程师,则是儒家思想——君主地位最高,获得的荣誉最多。与之对应的,是君主所担任的责任也最大。孔子谓之:“自上下下,其道大光。”
  
  十一:代言人孔子
  韩非曰:“儒以文乱法。”认为儒者是国家的蛀虫,必须除之。他鄙弃儒家的仁义:“世异则事异:“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故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并在《外储说》中,以“宋襄公的仁义之师”的事例,来证明仁义之祸。
  韩非还鄙弃儒家的孝道,并在《五蠹》中,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
  鲁人随国君作战,三战皆背。仲尼问其故。答曰:“吾有老父,身死莫养之。”仲尼以为孝,举荐其为高官。韩非对此怒斥道:“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儒家的民本位与法家的君本位;儒家的孝与法家的忠,在此势如水火。
  韩非虽然反对孔子提倡的仁义和孝道,甚至认为儒者是国家的蛀虫,必须除之。但在其著作中,孔子的言行、事迹,远远高于老子,吴起等人。若不论思想内容,只看孔子言行之多少,《韩非子》完全可以称为是《论语》第二。
  在《外储说》中,孔子成为其“以罪受诛,人不怨上;以功受赏,臣不德君”的有力论据:
  孔子相卫之时,弟子子皋为狱吏,刖人足。刖足者守门。当孔子遇难逃离卫国时,刖足者并没有乘机报复,而是帮孔子师徒脱身。脱险之后,孔子变身为法家大师,言道:“概者,平量者也;吏者,平法者也。治国者,不可失平也。”
  韩非为何让孔子为其代言?唯有一种解释——韩非之言若从圣人孔子口中讲出,会更有分量,更具说服力。
  为了证明刑罚的必要性,在《内储说》中,孔子再次相助韩非:
  鲁国失火,借助风势会烧到国都。此时人们都在打猎,无人救火。鲁君便求于孔子。子曰:“逐兽者乐而无罚,救火者苦而无赏。此火无救也。”又曰:“事急,不及赏。若救火者尽赏之,倾国库之资不足以赏。必用刑罚。”孔子遂即下令:“不救火者,比降背之罪;逐兽者,比入禁之罚。”火势即迅速被扑灭。
  就连圣人孔子都推崇诛杀。可见,善用刑罚者并非夏桀商纣,而是尧舜禹汤啊!
  韩非为了证明用孔孟之道治国是行不通的,在《五蠹》中的一番言辞,说的儒生们无言以对,君主们心悦诚服:
  仲尼,天下圣人也。周游列国宣扬其德,世人赞美其仁。但能够追随他的,仅有七十人。鲁哀公,一个平庸的君主。境内之民,莫不臣服。是因百姓都屈服于权势。
  君主治国,用法家思想,还是儒家学说呢?
  若用我法家,只要不失威信,掌握住诛杀和赏赐的权柄。即使鲁哀公那样的平庸君主,也可以把国家治理的很好。若用儒家,就要求君主的德行达到圣人孔子的境界,平民百姓都达到其七十门徒的水平。这可能吗?!(观至此,吾不得不被韩非的雄辩之才折服。)
  《韩非子》中,孔子言行很多。其目的是为其观点和思想,提供更有力的论据。但从侧面却反映出其地位——孔子不仅仅是儒家的圣人,而是世人公认的圣人!
  
  十二:人性之善恶
  孔子在谈及人性时,言道:“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却没有言明性相近是善相近还是恶相近,孔子没有给人性之善恶下定论。而是给了后世留下了足够的探讨空间。后人便在其“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之下,探讨人性。
  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又曰:“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我固有也。”孟子认为,仁义礼智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只要通过教育,“尽心”、“知性”,“人人皆可以尧舜。”
  荀子对孟子的人性本善论给予批判。他首先给人性定义:“生之所以然,谓之性。”又曰:“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色而趋利。人生之有也,无学而成也,是舜桀之所同也。”荀子认为人性是人与生俱来的,不需要后天学习的自然本能。人性是恶的,仁、义、礼、智等善是后天教化的结果。人之性,生而好利,有耳目之欲。若没有良好的教养任其发展。其结果是道德沦丧,社会混乱。
  荀孟二人虽然对人性善恶的观点不同,但其向善方法一致。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挖掘和培养善的萌芽;荀子则主张通过教化,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变。通过荀孟二子对人性的探讨,进一步验证了教育之重要。而在百家诸子中,最重视教育的,便是被后世尊为“万世师表”的孔子。这场人性善恶之辩最终“异曲同工,殊途同归”。
  韩非继承了荀子的人性本恶论,以为群臣皆奸邪,万民皆刁恶。并以实例论述臣民之恶。
  在《说林》中,韩非通过讲述卫人教女的故事(见本文第五段“自相矛盾”),论述群臣皆奸邪。臣事君的唯一目的,就是从君主那里获得最大的利益。
  在《五蠹》中,还有不才之子的故事: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责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以索奸人。不才之子恐惧。变其节,易其行。故父母之爱,乡人之言,良师之教,皆不足以教子。必以州部之严刑也。
  韩非通过不才之子的故事,阐述万民皆刁恶。且劝责、教育皆徒劳。唯有设严法酷刑,才能使其望而生畏,从而安守本分。此故事还从侧面体现了韩非的教育无用论,这与《有度》、《喻老》中的愚民思想前后呼应,相辅相成。
  韩非的人性本恶论虽师承荀子,但并不是为了论证教化育人之重要。而是为其教育无用论和愚民思想服务;是为设酷法严刑之必要,提供理论依据。
  
  十三:曾子杀猪
  在《外储说》中,讲述了曾参杀猪的故事:
  曾子之妻去市集,其子随之而泣。曾妻曰:“汝还,顾返杀猪而烹食。”妻市集而归。曾子欲捕猪杀之。妻止之,曰:“吾与婴儿戏耳。”曾子曰:“婴儿非可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也,听父母之教。今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子不信其母也,非以成教也。”遂杀猪烹之。
  韩非讲此故事用意何在?单看此故事,显然是阐述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都影响着孩子未来的身心。父母必须一身作则,做好孩子的榜样。其实,韩非讲此故事的用意并不是论述父母教育子女之道,仅仅是宣扬“信”之重要。
  若断章取义,曾子杀猪故事的主旨肯定被曲解为韩非在宣扬教化育人之重要。这显然与韩非的教育无用论和愚民思想自相矛盾。同理,若对“刑不避大夫,赏不遗匹夫”,“以法治国”等言论断章取义,宣扬的便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维护“匹夫”阶层的合法权益。这也有悖韩非极端的君权思想。
  通过本段,以提醒读者以及所谓的大方之家,在读书为学时,切勿断章取义,更不要人与亦云。
  
  十四:儒家忠君被法家化
  几千年来,儒家倡导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深入人心,童叟皆知。故有此一说:杀害岳飞的真正元凶不是秦桧和赵构,而是孔子。并拿出了孔子谋害岳飞的铁证:“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更有甚者,说千古罪人孔老二不但谋害了我们的民族英雄,其“忠君”思想更是荼毒了中国两千年,至今余毒未尽。并成为在意识形态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绊脚石。而事实并非如此:
  孔子认为,“君君,臣臣”的原则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首先,孔子所提倡的“忠”本意为“与人坦诚相待,工作尽职尽责。”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与人某不忠乎?……”曾子所言之忠,便是与人坦诚相待。
  并且,君臣之间,上下级之间,都可以互相尽忠。在《左传》中,有一则曹刿论战的故事:曹刿问鲁庄公,你凭什么和强大的齐国作战?庄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曹刿所言“忠之属也”是指鲁庄公是尽职尽责忠于人民的合格君主。
  其次,孔子对君主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君使臣以礼”。有一则很好的例证:魏文侯外出回朝后,没有向臣子翟璜行“拜礼”,遭到翟璜的斥责,魏文侯赶紧道歉。因为他违背了“君使臣以礼”的原则。
  由此可见,当时的君臣是相对平等的。此时的法家先驱,无论是翟璜,还是李悝、吴起,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受儒家民本思想影响,他们并不致力于维护极端的君权。
  孟子对孔子“君君、臣臣”的思想则做了进一步的阐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为心腹;君视臣如犬马,臣事君为路人;君视臣如草芥,臣视君为贼寇。”(正因此言,孟子险些被朱元璋逐出圣庙。)
  荀子继承和发扬孔孟思想,提出:“从义不从父,从道不从君。”又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生君,是为民也。”
  韩非却将儒家之忠“法家化”——“赏罚不信,士民不死,谋臣不尽其忠也。”韩非甚至第提出“主而诛臣,焉有过?”的极端专制独裁的观点。就这样,孔子提倡的“忠”,从原本的“工作尽职尽责”被篡改为“君主的利益高于一切”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
  韩非不敢对君主有任何礼遇臣子的要求,毅然舍弃“君使臣以礼”。法家所推崇的,是至高无上,神圣无比的君权。(由此可见,说韩非思想宣扬人人平等,真是黑白颠倒,荒谬至极。可回顾“刑不避大夫”段落。)
  以“忠君”思想为基础,韩非炮制了出自儒家,更“超越”儒家的三纲理论,并传承于后世——“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
  韩非甚至在《外储说》中,伪造出一个儒家君贵民轻的故事:
  齐宣王问匡倩曰:“儒者博乎?儒者戈乎?”匡倩答道:“儒者即不下棋,也不射鸟。下棋是杀帅为胜,射鸟是以下射上。兵士杀帅,以下犯上,都有违礼义。故儒者不为之。”孔子此时也现身说法:“与其让君主为人民服务,不如让百姓为君主尽忠。”
  就这样,不仅孔子提倡的“忠”被韩非歪曲,其民本位也被完全倒置。后世所谓的儒家大师为了迎合统治者,积极响应韩非号召,移花接木。自此,孔孟之道从原本代表的人民的利益,被篡改为代表君主的利益。儒家的统治思想成了“徒有儒家之名,而行法家之实。”的伪儒。
  真正毒害中国两千年之久的,不是孔子。而是韩非“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忠君思想,以及其三纲理论。去伪存真,还儒家思想本原。对当今的精神文明建设,文化的繁荣,以及社会的发展进步,都具有积极意义。
  (至此,可回顾第六段的内容:若按法家之忠的标准,秦桧便是大忠臣:谋害了岳飞,就无法直捣黄龙,迎回二帝。就不会对当今君主构成威胁。秦桧是“处处为君主利益计。”而岳飞则是奸臣——不符合君主利益。若按儒家之忠的标准,岳飞则是大忠臣,作为将领,保家卫国,抵抗外敌,收复失地,是尽职尽责。)
  
  十五:老子思想被法家化
  《韩非子》中,老子之言虽多,但皆被韩非指鹿为马:
  愚民:
  老子曰:“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使民无欲无知。”又曰:“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此为老子的愚民思想。
  但老子的愚民不仅仅对人民,而是在愚民的同时,还愚己。:“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老子在愚己的同时,又愚君:“以智治,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
  老子之愚并非指愚昧无知。而是使人回归纯真质朴的自然本性,却被法家篡改为愚昧无知。并且,法家即不愚己,更不愚君,单单愚民。(韩非对老子愚民思想的“法家化”与对儒家忠君思想的“法家化”异曲同工。)
  老子愚民思想原本是十分精华,被商鞅全部剔除,又添加了一分糟粕——“民愚则易治”,“民愚,则君以智而王”,“民不贵学则愚,愚则无外交。”
  韩非又将这一分糟粕放大了十倍——“智者不以言教,而慧者不以藏书”,“民不越乡而交,贵贱不向逾,愚智提衡而立。治之至也”,“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
  在法家看来,愚民是比刑法更重要的奴役人民的手段。可以有效地预防“国有十善,上无使战”,和“儒以文乱法。”使人民成为“有目不以私视,有口不以私言,有智不以私臆”的行尸走肉,任由君主驱使。
  无为:
  《主道》曰:“明君无为与上,群臣惧乎其下。”韩非借用老子的无为,来阐述君主驾驭群臣之术。
  在《外储说》中,韩非以实例,来论证君主有为的后果:
  田婴任齐相国之时,齐王后死。齐王欲在十个宠爱的姬妾中选一位立为王后。田婴为探知齐王之意,特意制作了十副首饰,其中的一幅特别精美。并献与齐王。翌日,田婴见到一位姬妾戴着那一幅最为精美的首饰,便向齐王推荐立她为后。田婴的建议正中齐王下怀,当然被采纳。于是,新王后感恩于田婴,齐王也对其更加器重和信任。
  由于齐王见其所欲,被臣子玩弄于股掌,却浑然不知。韩非以此警示君主,去好去恶之重要——“君见其所欲,臣自将雕琢;君无见其所欲,臣将自表。”
  老子的无为,在此却被韩非用作驾驭群臣之术。是以无为之表,而行有为之实。其实质是用智术治国,这正是老子极力反对的。
  辩证法:
  韩非还在《外储说》中,借子产之口,述老子之论:“火形严,故人鲜灼;水形懦,故人多溺。”韩非以火比喻酷刑,以水比喻仁政。并列出严政、仁政实例各一:
  董阏为上郡太守之时,见有深涧,削入墙,深百仞。人畜皆不敢入。领悟道:“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深涧之必死。则人莫敢犯也。”此之谓“火形严,故人鲜灼。”
  游吉任郑相国时,推行仁政。结果郑人结伙为盗,祸乱郑国。此之谓“水形懦,故人多溺。”
  韩非以老子“柔弱胜刚强”的辩证法,来论证自己“刚强胜柔弱”的理论。为“设必死之刑”提供了理论依据。
  国之利器,不可示人:
  《内储说》中又曰:“赏罚者,利器也。君操之以制臣,臣得之以蔽君。故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老子之言的本意为国家的方针、政策不宜锋芒太露,要韬光养晦,厚蓄薄发。在此,却被韩非篡改为国君必须牢牢掌握诛杀和赏赐的权柄,以操之制臣。
  老子之道:
  韩非把儒家思想法家化:孔子提倡之忠,本意为“与人坦诚相待,工作尽职尽责。”却被韩非篡改为“处处为君主利益计”和“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老子与孔子亦同命相连。
  韩非在《扬权》篇中,从道家哲学的高度,提出君权至高无上的主张。韩非认为,道是独一无二的,是支配一切的。君主恰恰体现了这一点——“明君贵独道之容。”为捍卫极端的君权,无论采用法、术、势、愚民等任何措施,都是替天行道。
  君主为道,臣民为万物,万物皆循道而死,循道而生。唯有道是绝对的,永恒的。从哲学角度来看,臣民生存的唯一价值,就是致死为君主尽忠,为君主而生,为君主而死。故君主即使肆意践踏法制:对臣子投毒暗杀;秦始皇诛杀不计其数的南郡百姓虽然是肆意践踏法律,但都符合老子之道,符合客观规律与自然法则。
  将儒家思想“法家化”的《忠孝》篇,与道家思想“法家化”的《扬权》篇相辅相成,前后呼应,形成了韩非完整的、系统的天赋君权思想。
  综上所述,《韩非子》中,老子之言虽多,但大多是韩非在挂道家之羊头,卖法家之狗肉。若将韩非思想归本与黄老,是值得商榷的。个别学者将韩非归于道家,更是无稽之谈。
  
  十六:对后世的影响
  《韩非子·说疑》有曰:“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有了愚民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即使没有李斯的建议,秦始皇必然焚书坑儒。焚书坑儒使百家争鸣的局面就此终结,中华文明也遭遇空前浩劫。由于秦始皇只做到了“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行”。正因没做到“禁其心”,“苦秦久矣”的百姓才会揭竿而起。于是,秦便成为最短命的王朝。从而避免了中华文明的灭绝,使中华文明成为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延续至今的。
  但《韩非子》并未随秦朝一起灭亡,它对后世的影响仍在延续。明清时期的文化专制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化大革命,皆受韩非愚民思想影响。
  而伟大领袖毛主席与秦始皇有着99%的相同之处。二人唯一的不同,就是毛泽东做到了愚民的最高境界——“太上禁其心。”正因这1%的差别,秦始皇被咒骂了两千年,而毛主席却一致被歌功颂德。真可谓差之毫厘,去之千里。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给了我们共产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就是“毫不利己,无私奉献”,就是“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大公无私。”而马克思主义并非如此。
  马克思反对为了公共利益,而损害个人利益的。在《共产党宣言》中,称共产主义是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共产主义绝不牺牲个人的幸福与利益,恰恰是保证每个人的尊严与幸福。没有个人的幸福就不会有天下人的幸福。庄子谓之“去日无岁。”
  毛泽东提倡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并非马克思的主张,而是韩非子的思想:
  韩非子宣扬极端的天赋君权,认为百姓必须致死为君主尽忠。百姓必须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天下的利益,君主是天下利益的代表。伟大领袖毛主席与时俱进。将韩非思想现代化:
  (一):法家的主张牺牲人民利益,致死为君主尽忠。被现代化为“为了公共利益,牺牲个人利益。”
  (二):法家扼杀人权(针对杨朱学派)被现代化为“毫不利己,无私奉献。”
  (三):法家扼杀自由(针对道家学派)被现代化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四):法家的扼杀思想与言论(针对百家争鸣)被现代化为“统一思想,与中央保持一致。”
  (五):在法家愚民思想之下,秦始皇搞了焚书坑儒,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
  昔日是“借儒家之名,而行法家之实。”而今日却是“借马克思之名,而行韩非子之实。”今天,韩非子思想已完全实现——执政者可以不守法,人民必须守法;执政者的铁交椅不砸,只砸老百姓的铁饭碗;阻碍民主法治进程,推行极端的人治——立法不为民,司法不独立;还禁锢人民思想,限制言论自由……
  由此可知,韩非思想影响之深远。若谁再言“《韩非子》对后世的影响远不及《论语》”。吾定以菜刀劈之!
  天赋君权的法家思想毒害了中国两千年之久,致使国人至今奴性知足,并成为在意识形态上,阻碍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绊脚石。法家思想不灭,中华民族不兴!
编辑点评:
对《《韩非子》札记》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来消息了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