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庄逸事》--大弯山遗民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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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 2016-02-20   共 0 篇   访问量:1055
中庄逸事
发布日期:2016-02-20 字数:9969字 阅读:1055次

  中庄逸事 ---下姑舅


  我生活在黄土高原上的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有许多人和事,总是萦绕在我的胸怀,于是在每个静静的夜晚,我总想把自己所熟悉的身影通过敲击键盘,记录在案。

  中庄逸事之下姑舅

  下姑舅,是渭河源头对姑妈儿女的称呼,对舅舅的儿女则称上姑舅。我的下姑舅和我在一个村子,三年困难时期被姑妈逃荒带到了陕西,后来姑妈在陕西那边又成了新家,下姑舅的父亲没有儿子,在我父亲的帮助下,下姑舅被从陕西又带回了我们村子。     刚回来的下姑舅一口的陕西腔,所以被同村的伙伴们称为“陕哥”。其真名倒被人们渐渐淡忘了。陕哥刚刚从陕西回来的时候,只有六七岁大小,因为那边生活好,人长的白白胖胖,穿着华达呢的上衣,蓝毕几的裤子,特别那一件白白的衬衫,让我们村的伙伴眼馋了好长时间。可陕哥的好日子没有过多久。     陕哥的父亲娶了一个再婚的女人,那女人原来住在我们相邻的村子,带着一个比陕哥小一两岁的女孩,前夫因为偷了生产队里的羊,被队里的基干民兵抓住打了个半死,一条腿也被打跛了,伤好后人就不知道去向了。有人后来说在新疆见过他,但这人终究再也没有回来。两三年后,这女人就嫁给了陕哥的父亲。做了陕哥的后妈。陕哥的后妈在邻村的时候名声就不太好。生了一个女儿后就不再生养了。为了不绝后,抱养了我们村四奶奶家的老五做儿子。一次四奶奶去看儿子,结果发现小儿子浑身是伤,有掐的,有咬的,屁股还被炕烫的紫一块青一块的。四奶奶看着自己的儿子被折磨的没有人样子了,就含泪把自己的儿子又抱了回来。从此,尽管男人还想抱养一个男孩子,但别人一听是她家要孩子,就谁也不愿把孩子往火坑里送了。这也是那男人走的原因吧,听大人们讲。陕哥摊上这样一个后妈,日子过的可想而知。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我们的那个村子十分贫穷,人们连正常的温饱都无法保证。陕哥在这样的家庭当中,经常饿肚子就成家常便饭了,更别说吃好穿暖。陕哥刚来时穿的白衬衫,新衣服早已不知去向了。冬天经常穿着一件黑布棉袄,黑布棉裤。一双条绒的布鞋大拇指总是在鞋外探头探脑。两挂像葱根一样的鼻涕经常挂在上唇。在家受气挨骂吃不饱,就哭哭啼啼地到我们家里找舅舅。那时我们家人口多,我们姊妹五个,还有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一家九口人。好在爸爸妈妈都是当时生产队的壮劳力,大姐二姐也参加了劳动,一家人还能勉强维持温饱。尽管能吃饱,也没有多余的粮食。那时候吃饭最怕家里来客人,并不是这家人小气,主要是来了客人后,父亲和爷爷陪着客人吃饭,总能吃饱,母亲和我们五个孩子就常常就只能吃个半饱。记得有一年家里来客,母亲做了一锅“米棋花”(一种小米汤里下了面叶的汤饭),我们姊妹几个数着大姐往厅房里端饭,三姐数到第七碗的时候,看见锅里只剩下一点汤水了,就忍不住喊了一声“吃了七碗还吃啊!”。结果在客人走后被爷爷狠狠地揍了一顿。  那时的陕哥中午放学总是吃不上饭,就常常来我家蹭饭。大姐和二姐都知道这个习惯,在吃饭前让三姐拿一小块馍馍在门外打发陕哥。陕哥有的是办法:用两个被鼻涕搽的发亮的袖管在眼睛上左擦一下,右抹一下,然后眼泪就会哗啦啦流下来。陕哥一边哭,一边着喊妈妈,这时爷爷总会第一个听到,总会拖着长长的声音问道:是刊刊回来了吗?赶紧来,还有饭里!(刊刊是陕哥的小名)。妈妈在这个时候会从大家的饭碗里匀出一勺饭来,给陕哥满满一碗。饭后,陕哥会用亮亮的袖管擦擦嘴巴,但仍然一脸委屈地,在姐姐们不满甚至愤怒的眼神中悄悄离去。      日子在不知不觉中悄悄地溜走了,陕哥也一天天长大了,尽管像一株生在地埂上的俾草,但总有阳光雨露的眷顾,陕哥日复一日地壮实起来,初中毕业的他尽管个头不高,但已经出脱的黝黑结实,活脱脱一个庄稼汉的摸样。由于没有考上高中,陕哥的书也就读到了尽头。父亲和爷爷也就对陕哥的父亲和继母也就无话可说了。辍学后的陕哥,倒是一天比一天精神了。首先他在自家的果园里挖了个土坑,人站在里面往外跳,每天挖深一点点,是来练轻功的,又在几颗果树间拉起了铁丝,上面挂了许多用破布封制的沙包,陕哥总是打了这个击那个,在沙包中间跑来串去,有时会被沙包撞的皮青眼肿。再用一根长长的木棍,每天在木棍两头涂抹一把酸泥增加重量,像现在的举重运动员一样,举着来练臂力。不久陕哥又拜了中庄的罗铁头为师,正式习练武艺。那时候的陕哥在中庄同龄人中的影响简直就像现在的孩子崇拜成龙一样。不论农忙农闲,晚饭后陕哥总要在自己家的果园里练拳,陕哥练拳的时候是不允许别人看的,只有我沾了上姑舅的光,是破例的。那时我上初中,晚上不用上自习,有的是时间,一有空就往他家的果园里跑,帮陕哥挖一下练轻功的土坑,往练臂力的木棍上涂些酸泥,陕哥练累了,我就乘机在园子里比划一下,这时候陕哥会非常严肃地给我指拨指拨,并常常告诫我不要在外人面前显摆,弄不好会买陕哥的臊呢。后来我去县城上高中,没有了时间回家,跟陕哥练武的事也就不了了之了。而陕哥一练就是好多年,裹了泥巴的木棍也有百十斤重。陕哥有力气,又练了拳脚,所以在大几岁和小几岁的孩子中很有些威望,我自然也成了陕哥的跟屁虫,并且常常引以为荣。      因为有一身的力气,陕哥的父亲又是一个长病汉,家里的大多数农活都是陕哥操持,陕哥在家里也有了地位,陕哥练武后,他继母也不敢再给陕哥脸色看了,在家里也是说了算的角色,中庄的大人都喜欢把陕哥叫尕掌柜,陕哥听见甚感自豪,走路也要把头扬的高高的。陕哥十八岁那年,由我父亲和陕哥父亲做主,准备将陕哥继母带来的女孩嫁给陕哥,就在那年正月初八要给陕哥和那女子圆房的前几天,那女子跟着一个来中庄唱戏的戏班里拉板胡的男人跑了。那时间的陕哥就像霜涮的茄子,成天蔫蔫的,老是找我诉苦,说他命不好。后来,父亲托人在后南山给陕哥说了一门亲事,陕嫂是个相貌一般的女人,在定亲后的第二年就嫁给了陕哥。尽管陕嫂相貌平平,但她善良本分。结婚后的陕哥对生活很满足,嘴边常常挂着“蔫牛丑妻家中宝”之类的话。陕哥的家庭这时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陕哥的继母因为女儿跟人跑了,觉得丢人没脸再在家里呆,就跑到离中庄不远的一个小镇上,一个人支起了锅灶,买起了油饼,再也没有回到陕哥的家中,几年后病死在了异乡。陕哥的继母死后,陕哥请了庄上人把她抬回了家里,买了棺木,披麻戴孝地做了一回孝子。这件事为陕哥赢得了不少的声誉,后来陕哥每每对我说起这件事,总是面露得意之色。      农村包产到户后,人人都想办法挣钱改善家庭生活。陕哥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学习“毛山”的。(中庄人把风水先生称“阴阳”,把跳大神的叫“师公子”,把抓神弄鬼的叫“毛山”。)陕哥最初拜后南山他丈人家附近的“二杨二”为师,“二杨二”是我们那山前里后有名的杨师,据说杨师捉鬼的手艺很是了得,短艺(搞恶作剧的一种法术)也不少,会“闭枪”“闭窑”“闭灶”,(据说闭枪是能让打猎的人枪不过火,闭窑是让烧砖的窑点不着火,闭灶是让人家厨房烟囱不冒烟的法术)。如果杨师在哪家做法事招待的不好,他走后那家人的厨房烟囱就几天不通气而无法做饭,害的用过杨师的人家总要破财好好招待他。陕哥跟杨师一年多杨师就病死了,陕哥也就出师了。陕哥的记性不好,总是记不住捉神弄鬼的咒语,记得有一次我跟陕哥给庄里的一家人捉鬼,陕哥拿着一把筛子正大呼小叫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看了起来,事后我问陕哥是怎么会事,陕哥不好意思地对我说他忘了咒语,没办法只好看自己抄在本本子上的咒语,还告诫我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几年过去了,陕哥在中庄的名气总是不大,请他捉神弄鬼的人也不多,没办法,陕哥就又拜了南平的“程背锅”为师。据说程背锅是我们那里最好的毛山,捉神弄鬼一把好手,最绝的是会五鬼抬轿,每次替别人捉鬼完事回家,如果是在夜间,就会念起咒语,招来五个小鬼抬着他一路如飞的回到家中。据说有一次做完法事回家太迟,五鬼抬着程背锅快到家的时候,庄子里的鸡突然叫了起来,五个小鬼撇下程背锅就不见了,结果程背锅被摔在了地上,变成了现在的罗锅样。我是见过程背锅的,他是一个严重驼背的小老头,身高不到一米二三,又瘦又矮,像一个十多岁的小孩,走路时脸几乎会碰到膝盖。但两只眼睛阴森森的,巴掌大小廋的像瘪了气的气球一样的脸庞一脸鬼气,看你的时候会盯你好长一段时间,孩子们都非常害怕他,看见他来,都躲的远远的。听父亲说程背锅天生就是那个样子,五鬼抬轿的说法纯属子无须有。但陕哥对此却深信不疑。     陕哥师从程背锅两年多后,名声渐渐地就大了起来。那时我已经在另一个乡上当了中学老师,和陕哥见面的机会也越来越少,每次回家,陕哥总要请我到他家坐坐,让陕嫂炒上几盘菜,弄一两斤酒,拉拉家常。说的最多的还是他捉神弄鬼的事。陕哥对我总是实话实说,有一次他对我谝起了他捉鬼丢人的事,陕哥说在他为邻庄一家人捉完鬼回家的路上,月亮麻麻糊糊,西风一阵一阵,走着走着,突然看见路的中间有一个黑影在晃动,陕哥心头一惊,于是就先掐诀念咒,但念了几次,那个黑影依然在路上晃荡,没办法,陕哥只好掏出了程背锅传给他的降魔杵,朝着黑影打去,结果黑影依然晃荡。陕哥吓出了一身冷汗,只好夺路而逃,狂奔回家。第二天陕哥寻思究竟是那路恶鬼如此厉害,把程师和杨师教的法门都用上也没有都斗过它,弄的陕哥失魂落魄。但程师传给他的降魔杵又不能丢,于是就原路返回去找降魔杵,结果在夜间斗鬼的地方发现降魔杵插在一垛蓬草上。陕哥才明白那晚的“恶鬼”只不过是一垛干蓬草,在麻糊糊的月光下,蓬草被风吹的到处飘动,才把陕哥下了个半死。于是以后我经常调侃陕哥说假鬼吓跑了真毛山,陕哥就会讪讪地笑着说千万不要告诉别人昂。      每次酒越喝越多,陕哥的话也就越来越多。于是我问陕哥现在捉鬼是不是还忘咒语,陕哥说不会的,即使忘了,谁又能听出他念错,更不会掏本本出洋相了。我又问陕哥常常捉鬼,但究竟有没有鬼,见没见过鬼的样子,陕哥哈哈笑道,谁见过啊,只不过相信鬼神的人心里就有鬼神。听完陕哥的话,我不禁哑然。     这几年的陕哥越来越富态,名气越来越大,出师走艺的地方也越走越远,中庄和附近的人都叫他陈师,捉神弄鬼的生意也十分红火,一般人还请不动他。他现在有手机,有摩托。每次出门前,总要精心打扮一番,把大背头梳的整整齐齐,披上半新的二茬羊羔皮大衣,最后还要戴上一副茶色的圆框水晶眼镜,背着装有程背锅传他的降魔杵的黑皮包,跨上摩托,朝着目的地一路绝尘而去。一有机会,他还会叫我到他家喝两盅,酒的档次也越来越高,一些甚至是我这个在县城当老师见过却没有喝过的好酒。陕哥在中庄的威望也越来越高,庄间的红白喜事,都请陕哥当“总理”,每每这个时候,陕哥总是穿着他出门的行头,坐在东家的厅房门口,无论是结婚典礼还是丧葬仪式,陕哥总是张大嘴巴,拖着长长的余音,喊着那几句“看客”,“请”,“叩头”,“礼毕”,而且总是喊的有滋有味。完事后,陕哥会盘腿坐在炕上,接受东家敬烟敬酒,然后吆三呵五地大声划拳,陕哥划拳也有特色:一心敬,两家好,三朵梅,四季财,五子魁首六六顺,七巧来财八大仙,九长富贵十年年,总是半唱半喊,一气呵成,陕哥酒量甚大,喜欢打通关,有多少人,他都要和每人划十二拳,美其名曰一年圆满。酒足饭饱,满面红光的陕哥会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只牙签,一边剔着牙,一边眯着眼睛看着别人划拳,时不时说两句笑话,打一个圆场,在场的人也总是附和着哈哈大笑,听从陕哥的调节。      回到乡下和母亲说起陕哥,母亲说现在的陕哥把式大着呢,时不时会有小汽车来庄上接陕哥走艺。陕哥也很满足自己的生活,女儿已经出嫁,儿子初中没有毕业就辍学了,我问陕哥为什么不让孩子把书读完,陕哥说儿子不想读书,再说就是读了大学,还不是给人家打工,也挣不了几个钱。陕哥通过关系,让儿子在一家私人的建筑队当材料管理员,每年也有万数元的进账。陕哥对我说,过两年给儿子定一门亲事,一结婚他就要当老太爷了。一脸的满足,一脸的得意。     在中庄这片和我息息相关的土地上,总有那么多的事让我牵挂,让我难以释怀,爷爷和父亲都去世了,和他们同龄的程师,杨师也已经作古好多年,陕哥现在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打了半辈子交道的陕哥,儿时拖着鼻涕,总爱哭的形象在我的记忆中还是那么鲜活,可现在打扮整齐,满脸福相的他,却又莫名的多了几分陌生。     前两天,陕哥打电话给我,说是存了一瓶好酒等我这个上姑舅,我痛快地答应了他,因为我还想听他说那些总说不完的故事,想把自己再次融入中庄的暮色,做一个长长的梦,回到和陕哥一起的童年。


  中庄逸事之社戏


  去年回到故乡过春节,热闹了几十年的社戏却无疾而终,终于在一片萧索中拉上了大幕,最后一场演出是什么,最后的谢幕词是什么?没有人告诉我。

  中庄最早是没有社戏的。只有每年在正月才能热闹一番的社火,中庄人都叫它“耍秧歌”。父亲告诉我,中庄的秧歌在解放前就已经在四邻八乡很有名。有名的秧歌把式有安老汉的“旦”,张家把的“丑”,黄老冠的“吼”,尕先人的蛮腰“扭一扭”。这些秧歌把式大多都已老去了,但在我的记忆里,总是不能把他们和戏曲中的生旦净丑联系起来。这些秧歌把式给我的记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古装戏非常时兴的时候。这一群半杆子老汉一个个又粉墨登场,再次拾起了消失多年的古装戏。安老汉的“旦”有点恐怖,他的保留节目是折子戏“杀庙”,上了戏装的安老汉,涂得厚厚的脂粉总是遮掩不住满脸的青胡茬,沟壑纵横的皱纹在他一颦一笑时,就像粉嘟嘟的桃子突然变成了秋天风干的梨。但安老汉的嗓音却没的说,站在人群围成的地场子里,不用喇叭不用麦克风,隔上一条沟一道梁也能听见他的一声“哦(我)叫叫一声大爷啊大爷…”。张家把的丑其实就是一些插科打诨的小把戏,但那时是我们最欣赏的艺术表演。黄老冠那时已经七十多岁了,他唱大净,因为满口的门牙已经脱落,他的道白听起来就象狗叫一样,汪汪汪的,因此我们就把他叫黄老狗。尕先人是这一群半杆子老汉中最年轻的,因为他排行最小,许多侄子都比他年龄大许多,因此小一辈都称他尕先人。尕先人入赘邻庄,后来老婆跟人跑了,就又回到了中庄,住在生产队饲养院的高房上,一杆唢呐,一根烂布腰带,过着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日子。尕先人个子不高,但跳“高爷”,耍灯笼,扭妖婆惟妙惟肖,常常能逗的观众捧腹大笑。

  中庄的社戏开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正是革命样板戏唱红大江南北,红遍全国的时候。那时中庄有三位高中毕业生:适才、随随、左瘸子。适才识简谱,写的一笔好字,一手好文章。随随有一口好嗓子。最令人称奇的是左瘸子,他天生就是一个残疾人:近视,瘸腿,两只手上只有不规则的几根称不上手指的肉棒棒。但他拉的一手好板胡,到现在我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在正常人的手底下很难拉出的那些悠扬悦耳的曲调,而在他那残缺不全的手里,挥洒自如。三个年轻人在没有任何人的帮助和指导下,陆续排出了《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白毛女》、《沙家浜》等大型样板戏,演出的当天,小小的社址院被围的水泄不通,那天晚上演《白毛女》,人太多,结果拥挤的人推翻了舞台后并不牢实的围墙,压伤了一个演员,弄的演出逼迫终止了好几天。父亲,几个姐姐都唱样板戏,我记得父亲唱李玉和,大姐主演《白毛女》中的喜儿,二姐三姐则是跑龙套的。那时我年纪尚小,因为父亲唱戏的原因,我总能被放在台上看戏。记得有一次父亲演《智取威虎山》中的坐山雕和杨子荣打斗的那场戏,我一看杨子荣那刀要看演坐山雕的父亲,急了,赶忙哭着跑上去抱住了杨子荣的腿,哭着求他不要杀父亲,结果弄的台上台下笑声一片,三姐把我拉到后台才算完事。到现在还是中庄大人们取笑的题材。

  在那个吃不饱,穿不暖的艰苦岁月,现在的我很难想象那时的人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精气神。每天挣几分工分,每年也就分几百斤荞麦玉米小麦洋芋混杂的口粮,只有到了春节才能吃一顿白面馒头,碗里多出几滴油水,平常都是洋芋汤汤加二面饼子,有的人家在青黄不接时往往会断顿。可一到春节,一个庄子上的人会聚在一起架秋千,打篮球,耍秧歌,热热闹闹,玩的红头火色,脸上看不出一点菜色的影子。不象现在的春节,要么一家人聚在一起看看电视,玩玩牌。要么几个朋友聚在一起喝的酩酊大醉。吃的好,但吃不出节日的味道,玩的多,但玩不出节日的特点。快过年了,你遇见朋友,总会抱怨说,烦啊真烦,又要过年了。

  中庄的现代戏演到七十年代末就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一股复古思潮又在中庄兴起。解放前,解放初的秧歌又被那些曾经的秧歌把式抬了出来。安老汉、张家把,黄老罐和我父亲,尕先人等几个人领头组建了秧歌队。中庄的秧歌队在附近不是最早的,邻近最早的秧歌队要数麻家坪的。头一年麻家坪的秧歌队刚一出马,就被我们大队的副支书甘老汉用铁锨把在麻家坪的马壕里打了个七零八落,并且大骂:谁要搞牛鬼蛇神,他就要砸烂谁的狗头。结果落下了:“麻家坪的秧歌不听话,甘支书一顿铁锨把”的顺口溜。但第二年各个庄子上的秧歌队如雨后春笋一般,以一股不可阻挡的势头发展起来,听人说公社的领导给甘支书谈了话,甘支书回来逢人就说:难道世道要变了。

  中庄的秧歌一般在正月初七、八出马,正月十七、八“歇降”。一个秧歌队一般由两个“高爷”(一种纸糊的大灯笼,下边有一根长柄)十二把灯笼,一面大鼓,一只舞狮,一条彩船和若干个“面壳子”(带着面具的演员)组成。一个秧歌队一般由一个大头人,两个副头人和几个小头人组成领导机构。秧歌上马的当晚,先要祭拜当地的山神土地,在本庄进行一些祭祀活动。第二天晚上才按照老辈人留下的规矩,正式出马。秧歌出马走神路,要求极其严格,行走路线和时间都按规定去做。不然会起冲突,甚至会酿成群殴事件。听父亲讲,这种事件在解放前时常发生。秧歌队每到一个村子,提着煤油灯的大头人先要和对方接秧歌的人焚香点烛,磕头祭拜,然后秧歌对才能进入人家庄院。进入院子后先要“演大旗”,在快节奏的鼓点中,旗手,高爷手,和其他人等围者院子跑几圈,然后面对着厅房大声地唱一些赞颂之词。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几个男人会晒葫芦破嗓子的吼:“这座庄子四四方,四股子银水往进淌,金盆养鱼的好地方”。演罢大旗,基本的礼仪活动就算告以结束。这时大头人和两个副头人就可以坐在人家的厅房炕上,吆五喝六地花拳喝酒了,而小头人才要开始组织演出。演出的节目年年雷同,无外乎就是“怕老婆顶灯”、“两亲家打架”、“下四川”、“织手巾”、“戏秋千”之类的秧歌小曲和一些“杀庙”、“放饭”之类的秦腔折子戏。戏曲表演完之后,便是“打狮子”,“跑旱船”。这个时候东家会端上一大盆子表面盖着几片肥猪肉的洋芋菜,到了所谓的“锣鼓一响,洋芋菜开抢”时候。这时候耍高爷的,搭灯笼的,扭面壳子的,还有唱曲子拉板胡敲锣打鼓跑龙套的会聚在一起,一人一双筷子,风卷残云般地消灭完一盆子菜,条件好点的人家还会给每人敬两盅酒,发一枝烟。吃完菜,秧歌也耍到了最高潮:烧狮子的时候。不是每个庄上都能烧的起狮子,只有那些条件好,在外面当工人干部多的庄子才能买的起烟花。中庄的秧歌队带着自己的烟花,在解放前上过陇西师范,当过保长的我们本家四爷专门是造烟花的高手,他用自己造的土火药,加入一些废铜,烂铁沫子,再用废书纸卷一个厚厚的筒子,两边塞上红泥,半尺多长,燃放的时间长,火焰猛,色彩艳丽。我记得那时四爷每晚出发总要担两小筐自己做的烟花,演出回来也就所剩无几。中庄的烧狮子,是把烟花对着狮子猛喷,有时十几管烟花一起喷射,不到半分钟的时间,舞狮用大麻做的狮毛就会被烧焦。因此中庄的秧歌队在出庄前,总要给狮毛淋点水。如果是去那些特别大且富裕的庄子,舞狮子的人就事先要在水里泡一泡狮身,免得被当场烧起火来。这个时候也是两个庄子较劲的时候,舞狮头的要眼齐手快,尽量躲闪不要让烟火喷到狮身,有时还会用狮头去撞持烟火的人的手,不让烟火靠近自己。等到烟火放完了,如果狮子完好无损,耍秧歌的一方就占了上风,如果狮子被烧焦或烧出几个洞,接秧歌的一方就获胜了。如果两个庄子以前有一些芥蒂,烧狮子会点燃两个庄子的战火,两个庄子上的拳棍手会乘机一显身手,但也只是点到为止,很少有流血事件的发生。最后由两个庄上的大头人出面,互相说些谦虚的话,恭维一番对方,然后哈哈大笑,握手言和。最后秧歌队重新列队,还是由几个男人领头塞葫芦破嗓子的吼一番:“初八十八二十八,多谢亲戚的好香茶,初九十九二十九,亲戚缓者我们走”。一出庄,锣不敲,鼓不响,各人拿着自己的家什,一溜烟的跑回庄了。这时往往会到午夜时分。

  在我记忆里,中庄的社戏秧歌总是和一些神秘的祭祀活动密切相关。即使在文革十年中,中庄人不论是在唱样板戏,耍文明秧歌的时候,庄子上最老的一些老人都会在晚上跑到被拆毁的山神土地庙址上,偷偷的焚香点烛,祷告上苍能够保佑全庄人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那时侯即使我们看到了,不能理解,回家告诉父母,他们都会告戒我们一番:不许多言多语,不许告诉外庄人。现在想想,那是一件多么正常的事呀。它不过是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对土地的一种虔诚崇拜,对上苍的一种敬畏乞求,更是在那些艰苦岁月里对美好生活的一种向往和期待。

  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中期,农业社,大队,公社都成了历史名词,随着包产到户,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越来越高,吃不饱,穿不暖已经成为中庄的往事。不少中庄的农民外出搞副业,赚外快,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起来。娱乐活动也随着发生了变化。走庄串乡的秧歌队已经不适应中庄人的生活节奏。几个在省诚打工的中庄人看了几场城里人演的秦腔后,回来就着手组建自己的秦剧团。那时安老汉还是庄上的队长,和庄上其他一些人一合计,卖掉了原来生产队的大仓库和饲养院,换回了剧团最初的一些戏装和道具,乐器。又发动全庄的人在原来饲养院的地址上建起了一座土木结构的戏楼。当年又请了邻村的张老海担任导演,在原来秧歌队的基础上,排练了几出秦腔折子戏。安老汉、张家把、黄老灌、尕先人都一一亮了相。但演出却没有人们期待中的效果,安老汉虽然嗓音不错,但扮相却吓人,正是人们说的后面看,还喜人,前面看,气死人。张家把的丑也因程式老调,再也吊不起人们的胃口。最可笑的黄老灌,演《二进宫》中的徐彦昭,出台一个亮相,一声“尔嗨”还未出口,竟被蟒袍绊倒在舞台上爬不起来,被人从台上抬了下去。最年轻的尕先人因为喝酒喝坏了嗓子,一句也吼不出来了。老一辈的中庄秧歌把势从此告别了舞台。第二年,张老海从年轻的姑娘媳妇小伙子中挑了一大批人加强演员队伍,让原来的老演员当了顾问,中庄的社戏从此面貌焕然一新。每年都有新戏排出,名声也越来越大。每年正月不但要在自己的庄上,还有一些庄子慕名邀请去演出。原来中庄的小伙子娶媳妇难,当了演员后,一些庄子上的姑娘倒掺着缠上了小伙子。中庄社戏最高的荣誉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县春节文艺调演,中庄的剧团代表镇上夺得了一等奖,这让中庄人自豪和津津乐道了好久。那时我刚参加工作,也特别喜欢秦腔,就是没有一副好嗓子,只好给剧团做些下手活,诸如画一副舞台的背景,制作一些刀枪剑戟之类道具,帮演员对对台词。但也乐此不疲。

  本世纪初,中庄社戏就开始走下坡路了,首先是一些姑娘嫁到了外地,而更年轻的又不愿意学秦腔。其次是原来的一些男演员有的成了包工头,有的成了尕老板,三天年过不完,就匆匆的赶往外地,致使许多本戏不能演出。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家家户户都有了大彩电,卫星锅,一到冬天,都围在暖洋洋的房子里看电视,再也不愿站在土台子下面受冻当观众了。没有了观众,中庄的社戏自然就走到了尽头。

  尕先人现在住在戏楼旁的化装室里,前一段时间去乡下,看见他坐在戏台子底下晒暖暖,便走过去和他聊起了天。尕先人吸着我给他点着的烟卷,浑浊的眼睛里没有了以往的一丝神采,嘴里喃喃自语地说着那些成芝麻烂谷子的事。而隔壁小林家的院里传来了铿锵有力的摇滚乐曲和不知谁声嘶力竭的卡拉OK声,干扰的尕先人说什么,我连一句也没有听懂。

  中庄的社戏,总是加杂着些许贫困和成旧的影子,常常出现在我的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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