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445544554 乡村里的一缕阳光_生活散记_扫花网
《回望乡土》--李现森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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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里的一缕阳光
发布日期:2021-04-23 字数:4670字 阅读:386次

爹遵从医嘱,起居、饮食、活动,一切良好。阳光从窗户外斜照进来,打在床上,打在地上,打在爹的身上。

手术是安排在一周后。医生说,爹炎症大,需要输上几天液、消下炎。输液、雾化、备皮……春日里气温暖暖的,我陪爹辗转在各个辅助科室做各项术前检查、去医院食堂吃午饭、去住院部楼下的草坪坐着享受午后阳光。

我们不紧不慢,边走边聊,聊到这儿、聊到那儿。

又是一天黄昏,捏着当日的住院清单,爹表情复杂,但没吭声。那一刻,我发现,爹老了,像个孩子,眼神里充满着无助,没有了我印象里的那种一贯的威严。

凝视着窗外,爹悠悠地说了句:你喜娃哥活着就好了!

我没有接茬。我知道爹是啥意思。平日里他洗个脸都嫌浪费水,看着这一天近千元的治疗单,又咋会不想起那个只开“小处方”的喜娃哥呢?

一条木凳,一张方桌,一个药箱,带着这简陋的行头,从赤脚医生到名家名医,喜娃哥在黛眉山脚下的那条山沟沟里行医了40余年。

“喜娃哥”,叫刘长喜。我们是一个村的,按村里人的辈份来论,我管他叫哥。他是爹的发小,一起砍柴,一块捡粪。上卫校读书时,他俩曾用半条麻包片儿凑合着睡了一个冬天。

后来学校停课了,爹回家种地了,而喜娃哥则跟着村里的一位老郎中跑腿打杂。那时谁有个头痛脑热、擦损外伤等小病,都是请这位郎中治病。

“治疗靠银针,药物山里寻。”郎中除了让喜娃跟着他辨识草药,也教他“望闻问切”给村里人看病。久而久之,喜娃哥慢慢地学会了给人治病。

郎中走后,喜娃哥继承了他的衣钵,成了村里唯一的、合法的赤脚医生。记得小时候,我吃过的最贵的零食就是糖豆。那是喜娃哥当了赤脚医生后发给我们的。每个孩子两粒,滑滑的,放在嘴里,还没来及咬破,就进肚了。糖丸可以预防脊髓灰质炎。

当赤脚医生很辛苦的,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没有固定的薪金,每月从大队拿一点补贴,更多的是以生产队记工分代酬。这微薄的补贴和工分,根本解决不了他们的生活。所以,喜娃哥在田间地头上一边劳动,一边行医。

那时农村没有卫生室,喜娃哥就在家里给人看病。除了一个药箱,几片普通的药片,一支针筒,几块纱布,别的少得可怜。因而,银针和草药是便成了他的两件宝。尽管难苦,但不管是深夜还是风雨交加的日子,只要病人一敲门,他就会出诊,会认真地为病人号脉看病、打针服药。

喜娃哥学的是中医,最拿手的是用中草药治疗疑难杂症。姨父过世后,姨一个人拖儿带女,积劳成疾。一遇到阴雨天或干活累着了,嗓子眼儿就像被棉花堵了般,“呼噜呼噜”地扯风箱。实在喘不出气来,姨就靠手臂支在膝盖上,身子向前微倾来缓解,在家里捱着。

有天,姨又犯了病。喘得满脸通红,下气不接上气。表弟火急火燎拉着姨来到喜娃哥家。就在架子车上,喜娃哥让姨伸出手腕,眯起眼以右手三指,按住姨的“寸、关、尺”。过上三、两分钟,又让姨换了一只手,再按。之后,说了一些脉沉脉滑之类术语。

见表弟听不明白,便拉开中药橱子,将里面的中草药一味一味的抓了,用草纸包成大包,让表弟拿回家熬成极苦的药汤让姨喝……还别说,十几副药下去,姨的病竟然奇迹般地痊愈了,前前后后也就花了四、五十块钱。

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是喜娃哥家里的常客。

每次生了病,或受了惊吓,大半夜的,只要爹一敲门,或在门口喊上一嗓子,喜娃哥便会披上衣服背起药箱往我家里赶。

记得有年冬天,不知咋的,我腰上、腚上长了好几个大脓疮。先是出现一个大红地盘,然后再鼓起一个个又红又亮的尖形大包,慢慢再出现个白顶,白顶一破,里面就挤出许多脓液,还有硬棒棒的脓疙瘩,从肉里面向外蹦着痛。

去了医院,医生开了一大串单子,别说买药了,光检查费就得好几十块钱。爹翻遍了衣兜也就几块钱,那还是他刚卖了家里的那只下蛋的鸡子。

叹了口气,爹背着我去了喜娃哥家。

喜娃哥不在家,到隔壁村子里出诊了。清楚记得,那天下着雪,在他家里等了很久,喜娃哥才斜背着一个药箱,头戴一顶旧棉帽,穿着一件绿色军大衣,衣摆垂至膝盖,深一脚、浅一脚地回来……眉毛上结了一排小冰珠子。

“不碍事的,这是腰缠龙……”喜娃哥漫不经心拍打着身上的雪花。趁我不注意时,他用小刀猛地一戳,疖子破了。于是,在我哭叫声里,喜娃哥麻溜地挤出了脓血,接着用布条粘上一些黑色药面,塞进疮口。然后又剪块破布,摊上膏药,糊在疮口上,一句话“好了”,说完便和爹又聊起了天。

不打消炎针,不清理疮口,所用器物也不消毒,用现代的眼光是实在看不下去的。但如此这般,过了三、五天,疮疖渐渐地回缩结痂了。

找喜娃哥看病的人多,能从他家门口排到马路边上,连县城里的一些病人也慕名而来,见家里实在是坐不下。他便在村东头的马路边上开了间药铺子,以中医为主,辅以西医配合治疗。大约就是从那时候起,喜娃哥给人看病也用起了听诊器、体温计,所用药品,中、西皆有。

这时,中草药的药性慢,似乎已经不足以抵抗病毒的侵蚀。若有了头疼脑热、感冒发烧,就常常要内服西药或打个小针了。而西药,无非是庆大霉素、安痛定之类。

打小针最常用的消炎针剂,除了青霉素就是庆大霉素,后来庆大霉素不让用了。因为容易致残。那时还没有吊瓶这种东西,只有小针,扎下去,还疼得要死。

小孩子怕打针,因为怕疼。疼痛是我们年幼时最深刻最不能理解的一种体验。童年打针的记忆里,让我们惦记最多的是喜娃哥的那个药箱——那里面,既有针筒,更有糖果。至今仍沥沥在目:

“吃糖不?”

“吃。”

“想吃,给你一颗”。

……

伸手去接糖果,注意力刚一分散,一针落下,刚反应过来还没“哇”地哭出声,针又拔出来了。这般一来,小孩见了喜娃哥,既爱又怕。以至于每次哭闹时,爹娘总会吓唬:喜娃来了。于是,哭声便戛然而止。

说实在话,赤脚医生不好当,虽说是打个小针,吃个西药片,但仍然是担着责任的。

我二舅爷家的孙子狗蛋就是被注射了庆大霉素后耳朵聋了的。刚出生时他是个特别可爱机灵的孩子,但常常生病,一生病,就要看病,就要花钱,日子穷,他爹娘就吵架。后来让村里的郎中打针,结果把耳朵给打聋了。

后来,医院有了吊瓶,很快也走进乡下药铺。但喜娃哥却很固执,在他这里,能吃中草药的就不给开西药,药片儿能解决的就不给打吊瓶。除非是万不得一。

在他的眼里,吃西药、打吊瓶是来得快,也省事,对医者来说还能挣到钱,便毕竟“是药就有三分毒”,加上西药贵,挂个吊瓶、开个几顿药,稍稍一拨拉,就得十几、二十几块钱。

虽说中草药来的慢,但“拦”的宽,且无毒副作用。何况老家那块也不缺这个,山谷、路边、溪边及林下,遍地都是铺地莲、络石藤、穿山龙、鬼针草、淡竹叶、仙鹤草……有消炎、杀菌的,有清热、散瘀的。开一副中草药,杂七杂八算下来,不值“三核桃两枣”,也就是块二八角的。

明眼的人都清楚,“救护车一响,一头猪白养”,谁家都不富裕,挣个钱不容易,能帮着乡亲们省下一分是一分。

事实上也确是这样,在农村有不少人是小病拖着,大病捱着。实在捱不过了,就到药铺里包个几天药。有时,即便是十块八块的药钱,也有不少欠账的。

有钱没钱先治病再说”,喜娃哥宅心仁厚,每每此般,他也总是说,有钱了给点,没钱先欠着,这谁家没有个难处呢?何况这草药都是自个儿到山坡上挖来的。

经年累月,光赊账的欠条喜娃哥就积攒了厚厚一摞子。都是账上数字,少说也有个七、八千块钱……但他从未向赊账治好了病的村民催账。

喜娃哥行医一辈子,小处方,看大病,给人治病无数。直到他走了多年,仍有家住偏远山村的村民,趁着赶集时找上门来还钱,说是当年欠下的药钱。而他们殊不知,喜娃哥在临走的时候,特意交待了儿女们:将药铺里的欠条全部烧掉。

……

医生的职业就像一缕阳光,给病人带来的总是希望。喜娃哥走了,他给儿女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医者仁心。

“你喜娃哥活着就好了!”爹的感叹,有伤感,更多的是怀念!

 (2021.4.22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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