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 27》--Kyle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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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27
发布日期:2021-02-20 字数:2594字 阅读:391次

  27

  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和结束时间出自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文革十年的来源,也是目前官方的统一说法。

  目前国内存在着文革十三年、文革十二年、文革十一年、文革五年和文革三年等不同的观点,皆因对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时间和结束时间存在着争议。

  文化大革命的起始时间

  以1963年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开端。

  支持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

  1962年9月24日至2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毛泽东发表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并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会议批判了“单干风”(指包产到户)、“翻案风”。

  1963年文艺界提出的“大写十三年”,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禁演《李慧娘》、《四郎探母》、《孟丽君》等鬼戏或投降戏剧,把现代戏的创作和演出提到了首要的位置。正是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红旗》杂志一九六四年第十二期社论《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提出“京剧改革是一件大事情。它不仅是一个文化革命,而且是一个社会革命。”这是文化大革命概念的首次提出。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陈伯达在“首都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的文艺革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的开端。”这是把八届十中全会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端首次出自官方之口。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一九六七年元旦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九六三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这是1963年是文化大革命开端的又一例证。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曹禺在《人民日报》发表《一场文化大革命》一文,称:“一场惊天动地的革命正在我们眼前进行着。那就是,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是一次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同年十月十七日,曹禺还在《人民日报》发表《文化大革命万岁》一文,称:“这是中国文学艺术界的一件有历史意义的大事,是文化战线上一场大革命。”文章最后是:“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万岁!”。

  1965年10月30日,身兼文化部长的陆定一和副部长周扬主持起草了“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的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该报告第一部分第一段写道:“毛主席的两次批示,中央和各级党委的督促和领导,全国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深入开展,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这份报告被刘少奇和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一线领导向全国批转并加了批语。这是文化大革命首次见于中央正式文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日,中共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说:“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现了新的形势,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出的代表。”这一点也说明文化大革命在1963年就开始了。

  一九六六年四月十八日,《解放军报》社论《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社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出现,一个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正在兴起。”

  中共九大政治报告说:“在毛主席的号令下,无产阶级首先在京剧、芭蕾舞、交响音乐这些被地主资产阶级看作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域,发动了革命。”

  以上事例说明,把1963年京剧改革和随之开展的学术批判活动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具有充分的依据和理由。

  之所以不承认1963年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目的是撇清刘少奇、邓小平等一线中央领导与文化大革命的牵连与责任,也使一大批曾经整人的文艺和文化界名人脱罪。

  以中央成立文化革命领导小组为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

  随着京剧改革和文艺战线文化大革命的展开,不仅文化界各派论战的内容也从文艺作品、文艺理论、文艺思想的批判,发展到对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学术批判,由此不仅引伸到社会各个领域的检讨和批判,而且社会各界包括许多国家领导人都卷入其中,形成了相互对立的政治派别。

  在这种情况下,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了一个以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为组长,陆定一(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长)为副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组员包括中央政治局后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康生、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新华通讯社社长兼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下设胡绳为主任的学术批判办公室,成员包括许立群、吴冷西、姚臻、王力、范若愚。这是从组织上认可了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展。

  在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领导下,点名批判了电影《李慧娘》、《北国江南》、《早春二月》、《林家铺子》、《不夜城》、电影文学剧本《亲人》、京剧《谢瑶环》、历史小说《柳宗元被贬》、《陶渊明写<挽歌>》等,一大批文艺界知名人物和学术界及领导人如夏衍、田汉、阳翰笙、邵荃麟、齐燕铭、杨献珍、冯定、周谷城、孙治方、翦伯赞、邵荃麟等受到批判或被撤销了职务。

  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由于1966年2月3日的《二月提纲》受到批评而寿终正寝。

  1966年4月24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名单。

  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组员:谢镗忠、尹达、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姚文元。顾问:康生;

  就组织而言,把1964年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以彭真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有其合理性,也符合历史事实。

  后来为什么没有把这一标志当作文革的开始,主要原因是文革结束后重新上台的执政者们从自身考虑,如果以此作为文革的起始日,则前文革小组成员就成了文革的领导和发起者,全面否定文革就等于否定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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