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445544554 中国年 ———选自《伺候月子》_生活散记_扫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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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更新: 2021-01-29   共 0 篇   访问量:731
中国年 ———选自《伺候月子》
发布日期:2021-01-29 字数:24569字 阅读:731次


 

吃是人类的第一需求,从出生到死亡没有一天能够缺少。吃在中国的文化当中更是占据着一席之地,国人称遭受损失为“吃亏”,称费劲为“吃力”,称讶异为“吃惊”,称受罪为“吃苦”,称嫉妒为“吃醋”,称紧张为“吃紧”,称得势为“吃香”,称确定为“吃准”,称赴宴为“吃请”,称熟练掌握为“吃透”……即使现在,在很多农村,人们相遇时的第一句话仍是问:“吃完了?”

春节之所以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占据着十分重的份量,恐怕与吃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小时候,一进腊月,我们就开始背诵那段顺口溜:

廿三,灶王爷上天;

廿四,写大字;

廿五,烀猪肘;

廿六,烀猪肉;

廿七,杀公鸡;

廿八,把面发;

廿九,把油走;

大年三十熬一宿。

八句话,其中五句与吃相关。

记得12年的春节我是在你姥姥家过的。那时,你两岁半了。我为你买了个电动的手提灯笼,造型是一只大鹅。可惜你的胆子太小了,因为大鹅是发声的,你竟不敢提着玩。

那天晚上,你妈同你姥姥在厨房干活,你自己却不肯入睡,总是吵着要妈妈进屋陪你。为了转移你的注意力,我提起灯笼,给你说了一遍从廿三到大年三十的顺口溜。这个办法还真管用,你一次又一次地让我重复。当我重复到第五次的时候,你就已经睡着了。

我想,在一个家庭中,如果没有老人和孩子的话,这个年大体是不热闹的。

在生活还不算富裕的从前,虽说饮食的改善是国人盼望春节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餐桌上的热闹场景很难成为人们记忆中的精彩画面。如果要让人们从记忆中描摹下精彩画面的话,那么最先入选的恐怕还是老太太那笑得舒展开的皱纹和小孩子手中高高举起的灯笼。即使没有灯笼,有串糖葫芦也是好的。

老太太的笑容,如果是衬在窗花里面,那么看起来就会更生动。中国人的手很巧,他们总是用最简单的东西创造出最富有民俗风情的物事,即便是在物质极度匮乏时,也要创造出一种艺术,不论这种艺术有多高的价值。因此,穷孩子在过端午节时,母亲也会给他做一把小笤帚,目的是扫除疾病;农家在过中秋时,也会将自家园中产出的瓜果摆在桌上,对着明月,圆圆相映,期盼的是岁岁团圆。

的确,团圆是中国人的期盼,团圆是中国人的幸福所在。

所以,糖葫芦是圆的,灯笼也是圆的。

所以,小孩子站在大门的对联旁,手提着红灯笼,或者吃着糖葫芦,无疑就是国人心目中最美的图画。

红色,是中国年不可缺少的元素。

鞭炮的外衣是红色的,对联的底色是红色的,小女孩的新衣服是红色的,就连上供的馒头,也要点上几个红点。

在咱们东北老家,以前的新娘是不穿婚纱的,她们要穿红棉袄。

是的,不论冬夏,都穿红棉袄。

为什么要穿红棉袄呢?

中国人以白为美。新娘的脸要涂得很白很白,红棉袄和雪白的粉面搭配起来才相得益彰。那么,如果新娘长着一副黑脸呢?

黑脸在红棉袄的衬托下也显得不那么黑了。

不信你就试一试。

前面我说过,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的确,从糊墙这件事上就能证明这句话。

在我小的时候,农村的泥草房都是土墙,墙上糊的都是纸。如果是报纸的话,糊上没多长时间就变黄了。渐渐地,人们改用书纸糊墙。书纸要比报纸白许多,变黄的速度也要慢许多。

糊完棚和墙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躺在炕上,地上火炉烧得很热,那时觉得屋子好亮啊!等到三十的时候,平时用的30W的白炽灯泡会被换掉,二叔会将珍藏的200W的灯泡拿出来拧上,屋里顿时一片雪白。

这就是年!

过年真好!

我们小的时候,不会有那种自动发光发声的大鹅灯笼。找一个废旧的罐头瓶子,里面立上一根小小的蜡烛,再找来一根木棍和一段绳子,灯笼就做成了。小孩子提着这种简易灯笼,走到哪里,哪里就多了一点光亮;聚集的孩子越多,汇聚的光也就越亮。

正如红色不能缺少一样,过年时,鞭炮同样不能缺少。

孩子放鞭,大人放炮。

淘气的小男孩,拿着向父母软磨硬泡才到手的几个小鞭,一会儿点着一个,听一声响;忍一会儿,再点着一个,再听一声响。有那胆小的孩子,自己不敢放鞭,便跟在人家孩子身后,蹭着听一声响。更有那胆大的孩子,自己的鞭放完了,便想办法帮助胆小的孩子,将他的鞭拿来放,凑到一起听一声响。

放炮是大人的事,我们称其为“二踢脚”。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初五,每顿饭饭前都是要放炮的。在咱们老家有个说法,腊月三十早晨谁家早饭吃得早,谁家的日子过得好。于是,家家户户抢先开饭。有那爱睡早觉、又想图吉利的人家,竟早早地起来放炮,放完炮又回屋躺下,接着睡觉去了。

过年是要吃大米饭的。

记忆中的大米同现在的大米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

有人说,那时的大米以后是永远也吃不到了。

也有人说,现在你如果一年不吃大米的话,过年时突然吃一顿,味道仍像从前的一样。

还有人说,如果你肚子不是很饿的话,吃什么米也不香。

我不知道究竟哪个答案才正确。总之,童年时早饭的主食是玉米饼,晚饭的主食是小米或大碴粥。至于大米,一年是吃不上五次的。

如果你以为过年的幸福仅在于吃大米的话,那么你就错了。家家的餐桌上都会有一条鱼,取的是“年年有余(鱼)”的彩头。这鱼不必是张爱玲爱吃的鲥鱼,也不必是王震爱吃的兴凯湖大白鱼,更不必是毛主席爱吃的长江武昌鱼,只要它是鱼类,那就是幸福的。

我们家的餐桌上常见的是鳕鱼。由于早年的过度捕捞,鳕鱼在近几年内的地位有所提升。在我小的时候,这几乎是一种最便宜的鱼。那时我们不叫它“鳕鱼”,而是称其为“朝鲜鱼”,也有叫“明太鱼”的。

记得我有个儿时的玩伴,他的父亲有时来我家串门。在提及过年吃鱼这个话题的时候,他总是说他们家吃大鲤子,也就是鲤鱼。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比划着,示意自家所食鲤鱼的份量很重。在他的心目中,鲤鱼自然是一种很名贵、很上档次的鱼了。

吃完早饭,该换新衣服了。当然,新衣服不是年年都有的。不过,也正因如此,穿上新衣服时的那种幸福感便异常充盈。在我六七岁的时候,那年春节家里给我们姐弟三个每人做了一身新衣服。由于所用面料不同,光是这面料的区别我就背了二十多天。那时,我总是重复这样一句话:涤卡上衣,警服裤子。

女儿,你还记得你半夜换衣服的事吗?

大约在你四岁的时候,有一次,你四姨给你买了两套衬衣衬裤。你是个有新衣服不隔夜的小朋友,马上就把新的衬衣衬裤穿到身上了。半夜醒来,你又吵着要换另一套。直到满足了你的要求,你才不闹了。你这个小东西,怎么那么能臭美呢?

在穿戴这个问题上,你还是很有眼光的。

大约也是在你四岁的时候吧,你相中了一双鞋。这双鞋的价格比你妈挑选的那双鞋要贵一些。你妈没有采纳你的意见,你当时在店中就声明:“你买了我也不会穿的。”

果然,回到家后,你仍旧坚持穿你原来那双旧鞋。直到你妈返回商店,将你喜欢的那双鞋换了回来,你才将旧鞋脱掉。难道你那时就会审美了吗?

其实,将两双鞋对比以后,我也觉得你选的那双好看。

穿鞋的问题不是很重要,遇事有主见却很重要。

我想,我的女儿是个有主见的人。

小孩子总是喜欢跑来跑去。无论到了谁家,既然赶上过年,大人总要给小孩子手中塞点吃的。小孩子嘛,别人家的东西总是比自己家的好吃。吃完了,满手是油,孩子便会伸出巴掌,望着大人,不知所措。大人也有办法,示意孩子将油往头上抹。小孩子听话,将手往头发上抹几下,然后就撒腿跑到别处玩去了。

每人每月100克豆油的生活标准,孩子的头发是干的,抹点油看起来亮一些。

那时有头油,有发蜡,都是为了使头发看起来发亮好看的。

现在则相反,头发自己出油,需要用去油的洗发香波了。

小孩子跑来跑去是不白跑的。跑过几趟后,衣服左侧的兜里装满了糖块,右侧的兜里则装满了瓜子。他们是流动的风景,是节日里不可或缺的点缀,是大人们开心的源泉,是老人们心中的希望。既然是节日,就要动,风舞的灯笼,女孩帽子上的绒球,火焰上方的空气,猪头两侧的耳朵,这些都是旋律,都在告诉人们:今天过节了。

中午时分,年饭开始了。东北的农村,尤其是冬季,很多人家每日是吃两顿饭的。可是,腊月三十这天,晚饭时间却大大提前了。随着两声炮响,一年中最为丰盛的一顿饭摆上了餐桌。

家人不能先上餐桌。饭菜做好后,主妇要先拣几样菜,献供给祖先,让他们先行品尝。祖先是否能吃到谁也不知道,不过,中国人信奉的是心敬神知。

中国百姓有句俗话:人多好干活,人少好吃饭。可是,过年这天,吃饭却不怕人多。只有人多,才有年的气氛。在中国,哪怕再喜欢清静的人,过年这天,如果他一个人面对着一桌山珍海味,这山珍海味他也未必吃得下。此时,游子的心情是异样的,这种心情是“春蚕到死丝方尽”,是“每逢佳节倍思亲”,是“霜鬓明朝又一年”。

无酒不成席。过年了,不论好酒次酒,不论瓶装散装,不论好酒与否,多少都要喝上两口。小孩子也要刷存在感,他们以饮料代酒,喝上一口饮料,夹上一口自己喜欢的菜,有时,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将筷子撂下,停一会儿,再去夹下一口菜。

即使是最吝啬的主妇,三十下午这顿饭也会多做一些。一家人一顿吃不了,剩下的只能留第二天吃了。可是,第二天就是下一年了,所以,这剩饭就叫做“隔年吃”,取的是“年年有余”的彩头。晚上包饺子也一样,如果馅剩下了,就预示着来年有饭吃;如果饺子皮剩下了,就预示着来年有衣服穿。谁也不知道这些“理论”是由谁最先发明的,总之,百姓们都盼望着好日子,这是不争的事实。

不同时代的春节有不同的欢庆方式。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看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成了中国人过春节的一道文化大餐。

我在第一个本命年那年才在邻居家目睹了春晚的真容。那是第五届《春节联欢晚会》。从那时起,我才知道蒋大为和李双江长什么样子;也是从那时起,我才第一次接触小品这种艺术形式。

那年费翔来了。他演唱了两首歌:《冬天里的一把火》和《故乡的云》。其实,当时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厅还没有现在最末流的舞厅装修得华丽,可是,在当时观众的眼中已是金碧辉煌、宛若仙宫了。我们不明白费翔在歌中唱了些什么,有人说他把大兴安岭唱着火了,有人说他整天呼唤“鬼来吧”。直到后来我们长大,先是被火烧焦了心,后是成了那一片无处可归的云。

新年钟声还未敲响,孩子们就已经吵着饿了。就这样,饺子端上来了。吃完饺子,春晚也就结束了。人们都已倦及,这才在新年的第一缕夜色中入睡。

11年春节是你在牡丹江过的唯一一个春节吧?那时你还不会走路呢。如果放在往日,你在九点多钟就已经入睡了。可是三十那天晚上,你却十分兴奋,难道你也知道那天过年吗?你一直熬到将近零点,吃完饺子,这才逐渐睡熟。小东西,你又长一岁了!

年年岁岁年相似,文人心绪迥不同。

毛泽民只知感受春日的到来,所以他说“醉乡深处少相知,只与东君偏故旧。”而大政治家王安石耽于改革,所以他看到的是“总把新桃换旧符。”横山先生觉得过年喜庆,他在诗中说“不须迎向东郊去,春在千门万户中。”而刘长卿远在天涯,春节在他的笔下则是“乡心新岁切,天畔独潸然。”同是飘泊之人,由于心胸不同,落在纸上的文字自然也就迥异:孟浩然写出的是“客行随处乐,不见度年年。”而戴叔伦写出的则是“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同为一国之君,仁主李世民主张的是“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而霸气的女皇武则天则强行要求“花须连夜发,莫待晓风吹。”

正月初一的早晨,人们起得已不像前一天那样早了。不过,也要比平时早一些。早晨一定要吃饺子,而且饺子馅里还是包了钱的。如果谁能吃到包着硬币的饺子,那么这一年他在家里的财运就是最好的。

在我小的时候,妇女们在正月是不动针线的。清代诗人查慎行有诗云:“从此剪刀闲一月,闺中针线岁前多。”说的就是妇女们要赶在年关到来之前将家中需要做的针线活做完,等到过年时,就不能再动针线了。

过年家家是要封门的。封门后,外姓的妇女就不允许到这家来了。说也奇怪,不知是何人留下的规矩,这门不挡男人,不挡小女孩,不挡大姑娘,专挡已经出嫁的女人。按照老规矩,即使是我的亲姐姐,她如果出嫁了,过年时也是不准入我家门的。相反,嫁入我们本家的媳妇却可以名正言顺地进来。

从大年初三起,封门就失去作用了。这时,出嫁的闺女开始回娘家串门、给父母拜年了。在我儿时的记忆中,男人骑着自行车,妻子坐在后座上,怀里抱着个大棉被,棉被中裹着他们的小宝贝。姥姥和姥爷都在盼望着他们。孩子一到姥姥家,姥姥会先打开棉被,生恐年轻的女儿粗心,将孩子给捂死了。

棉被一打开,一张粉红的小脸儿呈现在一家人面前。这时,姥姥、舅舅、姨妈抢着抱孩子,逗他玩,屋内顿时一片欢声笑语。

小时候,我们和奶奶住东西屋。从大年初三到正月十五,远近不等的各家亲戚陆续上门。那时,二斤白糖、两瓶白酒就是一份礼物,或是二斤点心、两瓶罐头也是一份心意。客人进得门来,有的说声“过年好”,有的给老人行个礼,然后主人就是端上瓜子,递上香烟,沏上茶水,主客这才开始攀谈。

男人们少不了要“玩两把”。以前,东北人习惯“猫冬”。漫长而寒冷的冬季无事可做,于是男人们走东家串西家,聚在一起小赌。玩的方式多种多样,有打扑克的,有看纸牌的,也有打麻将的。这些赌客今天输明天赢,天长日久,钱都被“抽红”的放局人给赚去了。放局的虽然赚钱,可是这钱赚得也颇不容易,家里既吵又乱且不说,满屋子都是赌客吐的烟,加上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的,还要供烟供茶,有的甚至连晚饭都管。

习惯小赌的人,将手上的余钱输光之后也就作罢了,余下的时间只好看人家玩。我们家乡称这种行为叫“卖单”。卖单的人虽然自己不输也不赢,却时常帮着面前这位赌客使劲,宛如人家的牌在自己手中一样。虽然人家赢了钱不会流进他的兜内,不过,他看着人家赢自己也高兴。有的忍不住还总爱出言支上几招,惹得同桌上的其他赌客出言不逊。

每个村中几乎都有几个赌大钱的,他们玩扑克就不是为了怡情了,而是为了获利。虽然他们都知道,自古以来,没有靠赌博能够发家的,可是,他们都抱有侥幸心理,希望自己能逃开那不变的定律。

大赌的方式通常是推牌九。

从54张扑克中选出32张,参赌者每人分得四张牌。四张牌需分成两组,每组两张牌。甲的前一组牌同乙的前一组牌相比,甲的后一组牌同乙的后一组牌相比。哪个扑克上面的点子和大,哪方为赢家。

红Q和黑9搭配在一起叫“王爷”,红2和6搭配在一起是“8点”,这四张牌搭配在一起就叫“八王爷”。这种组合点子很高,获胜机率也较高。有那久居赌博人家的孩子,时间久了,她也知道“八王爷”。偏巧刘兰芳在收音机中讲评书,提到“八王爷赵德芳”。小女孩吃惊不小,她说:“小说里面也在推牌九!”

大赌坑人不浅。有人不但将一年辛辛苦苦赚的钱都输光了,还欠下了一身的外债。有那讨不着老婆的单身汉,钱输光了就把土地租出去,出了正月外出务工,赚钱回来后接着赌,输光了再出去干活。如此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时代在变,人的观念也在变。起初,参与赌博的都是男人。慢慢地,上了年纪的老太太也开始赌起了小牌。再后来,已婚的中年妇女开始加入战团。到了现在,大姑娘和新媳妇也坐到了赌桌前。

农业机械化步伐在加快,农民的活也变得越来越少。相应地,农民们参与赌博的时间也就越来越多。现如今,有的人几乎一年365天都坐在赌桌旁,他们整日里看着那一百多张牌也看不够,有人甚至在死前还在叹息:“我这一辈子,就是牌没玩够!”

走亲戚串门的人则是另一种玩法。大家毕竟是亲戚,即使真的动钱,也是小钱,纯粹是为了娱乐。没等玩上几把,酒席已经摆上了桌。主客依序坐好,边喝边聊,用不了多大一会儿,不胜酒力的就已经面红耳赤了。

最辛苦的永远是厨房中的妇女。她们有烧火的,有炒菜的,有打下手的。奶奶的头总是微微地晃着,她几次三番地点数着菜的数量,却又不肯相信自己,于是,只得找来孩子帮她确认菜的总数是双数。桌上的客人自是频繁喊她入席,奶奶则一面答应着,一面继续忙碌着。

客不走,主不安。饭后,残席撤下,屋内屋外收拾打扫干净,这时客人才会提出告辞。主客互道珍重,互相邀请常来常往,这才挥手告别。

主人这时才开始清点礼品种类与数量。有的要留下用来到别人家还礼,有的用于今后生活。小孩子们则眼巴巴地看着,不知大人准备将什么东西分给自己吃。

到了正月十五,家家户户再次热闹起来。且不说汤圆和元宵有多么香甜可口,单单晚间看那火树银花不夜天就令你感谢有幸生在中国了。在以前,各家各户用草团蘸上柴油,点着后放在院中的各个角落,稍显寒酸地感受着节日的氛围;在当下,各地政府组织燃放焰火,举天同庆,将城市装扮得宛如童话中的王国。

如今每座城市都有或大或小的几个广场。十五这天,广场上遍布着各式各样的灯笼,有的灯笼上面写着吉祥话,有的灯笼上面则贴着灯谜。人山人海,摩肩接踵。老人在琢磨灯谜,孩子在盯着卖吃的小贩,情侣则手拉着手,时不时地亲昵一下。有个年轻的小伙子,正在驻足凝视着不远处的一个姑娘。那姑娘身材苗条,长发飘飘,拿着一支手呲花轻轻挥舞。她大概还不知道,远处正有个人在偷窥自己,并且在心中把她当成了灯火阑珊处的冷美人。

在某些乡村,活人过节的时候是不会忘记祖先的。人们用纸糊一个简易的塔型小屋,上面留着小孔透气,里面放上一段蜡烛,将其送到祖先的坟上,我们称之为“送灯”。

正月期间,我的姑姑们是要来探望奶奶的。

记忆中,我有许多姑姑。

我奶奶在娘家有两个侄女,我分别称之为“大姑”和“二姑”。不知为什么,也不知从何时起,大姑和二姑势同水火,就像你妈和你大姨一样。可是,这两位姑姑却同她们的姑姑(我的奶奶)特别亲。

二姑住在哈尔滨市的平房区,条件相对优越,所以时常在物质上接济我的奶奶。她的形象在我的头脑中没有记忆,因为当我记事的时候,她就已经不在世了。后来,二姑父来过我们家两次,每次都选择在冬季。他绑着裹腿,拿着猎枪,到野外去打猎。出人意料的是,那时还不致空手而归。

后来,二姑父也去世了,这门亲戚数年间中断了来往。再后来,二姑的三儿子(我叫三哥)同我们恢复了联系。奶奶去世那年,我回家奔丧时第一次见到了三哥。他没有什么城府,有点爱吹牛。就在前年,他也去世了。

大姑嫁到了农村,也就是我奶奶出生的那个村子,同时也是你大姑嫁到的那个村子,距我们村有四里地远。从我儿时起,她每年都要来看望奶奶两到三次,奶奶有时也到她那里去。老太太吸烟、看纸牌,偶尔还喝点酒。大姑父去世得早,大姑一个人将三儿三女拉扯大,很不容易。大约在十年前,大姑也去世了。

我的三爷爷有四个女儿,她们都是我的姑姑,逢年过节也来探望过奶奶。从我儿时起,这家的大姑和二姑就很老了。记得爷爷去世时她们来过。之后不久,她们也相继去世了。三姑离我们村较远,印象中我只见过一两次。老姑在我小时常来,后来就渐渐来得少了,直至不来。这家的老姑是我所有姑姑当中个子最矮的,村里人都称她为“小老关儿”。“小老关儿”嫁的姑父个子却很高,长得也挺帅。我记得这家姑父很爱喝酒,可惜的是,早年他家条件不是很好,他也喝不到多少酒。在我不大的时候,帅气的姑父就已经去世了。后来,等他的孩子长大后,日子过得都十分地好。我有时就想:“姑父如果能够活到现在,该有多少酒等着他喝呀!”

我的五爷爷有两个女儿,大女儿那时每年都要来奶奶家一两次。这家大姑嫁的是一位老师,姓孙。大姑身体不是很好,还爱吸烟。我离家赴县城上学后,大概就没有再见过她。十余年前,这位大姑也不在了。

这家大姑的妹妹我没有见过,她家住得其实比大姑家住得离我们近。不知为什么,我们两家很少来往。

我的老爷爷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住在我们乡里,二女儿住在双城市里,三女儿当年随几位哥哥搬到了密山。这家大姑同我奶奶很亲,奶奶在时,她每年正月都和我自家的亲姑姑一起来看奶奶。奶奶过生日时,她也必到。记得奶奶去世三年后,有一次,我们清理柜子里面的东西,无意中翻出一本四十多年前的账簿,上面写着大姑家从奶奶处借了1升小米。你这个年纪的孩子是没见过升的,它的横截面是个梯形,下窄上宽,1升粮食有4斤重。这大概是民间用的一种非标准度量器具,同古代官方用的标准度量器具存在一定的差异。

听说大姑结婚时婆家生活很困难,或许就在那时,奶奶援助过他们吧。后来,大姑父当了乡里农机站的站长,家里生活逐渐改善;再后来,她家竟是同辈姐妹当中过得最好的人家。

这家二姑虽然嫁到了市里,生活却不很宽裕。我只见到过她两次,现在她年纪也不小了。前几年,这家二姑父也去世了。

这家老姑是最勤劳的一个,在她身上能够找到中国勤劳妇女的缩影。可是,老姑的命真是不好:

老姑年纪不大时,我老爷爷就去世了;

老姑三十多岁时,老姑父下湖捕鱼,淹死了;

老姑不到五十岁时,她的三弟(我叫三叔,《失落的白桦林》中卢国友的原型)出车祸死了;

老姑五十多岁时,不到二十岁的女儿喝药自杀了;

那年老姑回我们双城老家,正巧我家老邻居王老师丧偶。于是,他们牵手成功。王老师随老姑去了密山。没想到,到密山后不久,他就得了半身不遂。老姑照顾他六七年。去年,王老师去世了。

我的亲姑姑有两个。当然,这不包括被奶奶扔掉的三个姑姑。

那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由于生活水平差,医疗水平低,几乎每个妇女都有抛儿弃女的经历。

可是,命理先生却有另一番理论。

小时常听奶奶念叨,说算命先生这样讲:“你的大女儿犯‘硬眼煞,望弟弟妹妹不归家。’”这话如果翻译过来,就是我大姑克弟弟妹妹。先生还说:“你所生的孩子必须是登山爬岭,或是长鳞长角的才能活下来。否则是活不下来的。”

说来也怪,活下来的这几个奶奶的孩子,他们的属相是这样的:

大姑和老姑均属蛇,长鳞的;

我父亲属牛,长角的;

二叔属龙,长鳞的;

老叔属猴,登山爬岭的。

大姑嫁得较远,离我们村能有二十里地。为大姑作媒的是本章文字中我的第一个大姑(奶奶的侄女),大姑父是第一个大姑父的亲表弟。

大姑村里的农田地势较低,易受水害。加上他们家没什么家底,所以日子过得一直比较艰难。奶奶时常牵挂她,免不了从别处弄些旧衣服,借以周济大姑。大姑不会骑自行车,来一趟奶奶家颇不容易。所以每次来到奶奶家,她都要住上十天半月的。

大姑只有一个儿子,结婚时全是舅舅姨娘帮忙筹钱度过难关的。表哥结婚那天,想着饥荒如此之多,不知何时才能还上,大姑都要傻了。

此时已是九十年代中期,农民进城打工的机会渐渐多了起来。老两口经过几年的打拼,终于将饥荒都还上了。由于和儿媳相处很难,老两口继续在外打工。慢慢地,他们帮着儿子盖起了砖房。再以后,姑父病倒,去世。

大约在你出生的时候大姑就已经生病了。她生病时刚过七十岁,得的也是心脑血管疾病。那时,奶奶已经九十多了。人老了脑袋就糊涂了。在大姑生命中的最后两年,她在奶奶这儿住过一段时间,原来最亲密的娘俩整天口角。

我那时才理解为什么有些英明的国家领导人在垂老之际做下那些糊涂事,才气冲天的作家在年老时竟将自己从前的作品修改得令读者摸不着头脑。人一老了,真的是不中用的!

大姑在12年去世了,她竟走在了奶奶前面。她享年72岁。

作家张洁曾经说过,人的生命的过程就是逐渐失去亲人的过程。转过年来,奶奶也去世了。

奶奶身体一向很好,八十多岁时还能自己做饭洗衣。大约八十六岁那年吧,奶奶在屋内摔倒了。从那时起,奶奶不能随便活动了。不过,你若将装着水的盆递给她,她还能自己在炕上洗衣服。

你是没见过我奶奶的。按照她的说法,你应称呼她为“老太”。你去双城那年,你老太刚刚过世不到一年。

13年的阴历十月十五,阳历是11月17日,星期天。那天的雪下得好大。

我从大润发超市买了一块大菜板,因为用小菜板剁饺子馅毕竟不方便。当我从市里返回时,你大姑给我打来了电话。那时买火车票还需要去火车站。我买了最早的票,结果是18日中午才到哈尔滨。

由于雪大,从哈尔滨到双城的公路被封了。

又由于雪大,途经哈尔滨站的火车全部晚点。

当我和你小叔(我老叔的儿子)赶到双城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家里给我们打来电话,建议我们在双城留宿,因为第二天老人尸体就要到双城火化了。

由于时间估算得不准,当我们俩赶到殡仪馆的时候,那里已经举行告别仪式了。由于奶奶从发病到离世只有两天时间,所以她的身形还和生前差不多,脸色也不差。她静静地躺在那里,显得很安详。扩音器里的告别辞说完后,托着尸体的装置向下一沉,就这样,奶奶永远离开了她的亲人们。

奶奶享年94岁,这算是喜丧。本家有个孩子,是我的孙子辈。按照奶奶生前的要求,这孩子披着一件红袍,表示喜庆。道理应该是奶奶见到了第五世后人,虽然死了,也是好事。

许多年没见的亲人,借此机会都见到了。由于长年在外奔波,数年不见这些亲人,亲人们都显得老了。回忆起儿时,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逗过我,有许多人给我买过好吃的。现在,连我的鬓间都有白发了,他们怎么还能不老呢?

殡仪馆这边的事处理完之后,一众亲友乘车返回了村里。我们将奶奶安葬在村西北的树林中。奶奶生前常去那里采蘑菇。每年春节回家,我都要去烧上点纸钱。只是奶奶没有在梦中告诉过我,她究竟有没有收到那些钱。

奶奶去世的半年前,也就是那年的端午节前后,老姑父也去世了,享年64岁。我在文集中写过一篇文章《马痴》,讲的就是他的故事,你可以读一读。

14年秋季,我在北京接到家里的电话:老姑生病了。

老姑发病很快,病起自心脏。好在如今交通方便,医学昌明,经过紧急抢救,老姑得救了。医生为她做了支架手术。由于农民有了新医保,个人承担的医药费用也不再是天文数字了。

我国庆期间回家时,老姑还在哈医大二院住院治疗。到了哈尔滨,我先到医院去看望她。那时老姑已经恢复得很好了,说话又恢复了往日那流利的语速。

早在前一年(13年)的春节,也就是老姑还没生病,老姑父还在世的时候,我们姐弟四人(我、你大姑、你大爷、你小叔)一起到老姑家探望生病的老姑父。

我已经很久没有光顾这间屋子了。

记得上初中时,有时下雨,当天我就不回家了。老姑家距离中学也不算近,不过毕竟在一个村中,我深一脚浅一脚地来到她家里,总是从后窗户进屋。后窗户很矮,因为那时他们还住在旧的泥草房中,房子本身就不高。

那时,农民们的奋斗目标几乎都是盖砖房。有盖三间的,有盖四间的,甚至还有盖六间的。现如今,每家大砖房内只住着两位老人,年轻人都在外面为求生而奋斗。

相对来讲,老姑家房子的利用率还不算太低。不过,自打表弟的女儿上初中后,就将学籍转到了城里。表弟买了辆车,每到周末将女儿接回家中一次。为了照顾女儿和维持家用,表弟媳妇也在女儿学校的附近找了份活计。这样一来,常在家中的就只有老姑和表弟了。

姑姑们一个接一个地老去,也许是已当不惑之年的我将她们追逐老的吧。

春节已不再像从前那样热闹,你奶奶渐渐地取代了我奶奶的位置。

大秧歌在农村早就没有了。你大概从来没有见过扭秧歌的。你还记得在画报上见到的戴眼镜的奶奶扭的秧歌吗?

不知从何时起,中国人将家谱弄没了。将来等你长大了,如果在外面遇到五服内的兄弟姐妹,你们彼此都不认识。这真的不应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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