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 21》--Kyle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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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21
发布日期:2020-12-26 字数:8523字 阅读:200次

21

  

为革命而研究历史:
  我写《为革命而研究历史》这篇文章,也和我写《评李秀成的自述》的文章一样,并没有谁给我下过什么指令,完全是自发的,那时我从通县搞四清回来,在家养病,因为不用上班,所以就经常到红旗杂志的图书馆去看报刊杂志,了解当时学术界的动态。那时学术界还是很活跃的。我看到了翦伯赞不断在倡导他的反对用阶级观点看待历史的所谓历史主义。我就想,这种脱离阶级观点的历史主义,其实也就是资产阶级的历史主义。毛主席强调阶级斗争,并充分肯定和赞扬农民革命对历史发展的进步作用。可他们这些教授却认为农民革命,在历史上只起到了破坏和倒退的作用。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历史观。于是,我就在文章中写道:

  你看,从孔夫子以来,大家都说农民造反无理。众多的是史学家,为了教育活人的目的,而把无数的明枪暗箭投向那些在叛逆的事业中死去的农民英雄,把他们描写成为暴戾咨睢、罪大恶极的犯上作乱者。就是五四运动中的一些新文化战士,在这样一种千百年来习惯舆论的压力下,也觉得没法子否认那个加在叛逆者头上的字。
  轰然一声,马克思主义者突兀而起,向人群大声宣告造反有理!


  我的这篇文章是由《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和副总编辑胡绳、范若愚、邓力群四人审阅签字,发表在1965126日的《红旗》杂志第13期上的。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并不知道姚文元在上海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但我的文章在阶级立场上和历史观上与姚文元的文章都是一致的。而这个时候在《红旗》杂志上发表出来,事实上就成了呼应姚文元的第一篇文章了。
  19651221号,离我的文章发表才半个月,离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也才一个多月,毛主席在杭州找陈伯达、胡绳、田家英、艾思奇、关锋五个人、一起谈哲学和历史问题的时候对他们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点了名,对戏剧界、史学界、哲学界震动很大,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我没有参加那次谈话。那次关锋离开北京的时候,跟我说是他母亲生病,他要回山东看母亲。他回来后,我问他,你母亲的病好了没有?他说,你真以为是我母亲生病?我母亲没有病,是主席要我去杭州。然后关锋向我传达了主席说的这些话。
  1966718日主席回北京后,有一次同我们见面的时候,主席又谈到了我写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主席说:你的文章好就好在提出了造反有理造反有理是马克思总结阶级斗争的历史经验得来的。也是我说过的老话了。你把我的老话又重新翻出来了。在主席对我说这话的时候,我实际上还是没有真正明白主席的意思。到了19668月毛主席在支持红卫兵运动时,再次引用了这句话,使造反有理成了整个文化大革命的口号和行动纲领的时候,我才深刻地理解了它。
  在主席指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一文的缺点后,我和林杰、闫长贵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继续以《为革命而研究历史》为主题写了第二篇文章。这篇文章中点了翦伯赞的名。之后,写第三篇文章又进一步上纲上线。这第三篇文章虽然是闫长贵执笔的,但参加讨论、修改是三个人。发表的时候也是署三个人的名。在这篇文章里提出了翦伯赞在土改中有包庇地主家庭的问题。我也没有认真地去核对地方上送来的材料,就说他包庇地主,并进而把他说成是阶级异己分子了。文革后经他家乡党组织核查,翦伯赞在土改中虽然对家庭成分的划分有看法,但并构不成是阶级异己分子。所以我当时这样说他,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而且应由我负主要责任。
  1968年冬,毛主席提出要纠正对翦伯赞过分的批判,指示要保护翦伯赞,给出路,还让总理派人去北京大学传达了他的意见。那个时侯我已经被关进秦城近一年了。当时聂元梓已失去权力,由军人王连龙领导的军宣队掌握领导了北京大学的文革运动。军宣队、工宣队违背毛主席的指示,配合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人逼供翦伯赞。19681216日下午,翦伯赞夫妇自杀身亡。尽管翦伯赞死亡悲剧发生时,我和林杰、闫长贵都已进了秦城监狱,他们夫妇也不是为我们写的那篇文章自杀的,但我们的文章也确曾给他造成了压力。对此,我一直都感到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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