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 14》--Kyle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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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14
发布日期:2020-11-10 字数:19829字 阅读:261次

14

 

  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若水化名为“思彤”的《接受吴晗同志的挑战》一文,首次公开提到《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提到了庐山会议。

  1月15日,戚本禹撰写出《<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一文。与此同时,关锋和林杰也撰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一文。这两篇文章都送到了中央宣传部。

  1月17日,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召集在北京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红旗》、《前线》、《新建设》3报3刊负责人会议,他在讲话中说:

  “根据彭真同志指示,要把3报3刊的学术批判管起来,稿件和版面要审查,《红旗》先不要搞。不同意集中搞《海瑞罢官》问题,尤其是批《海瑞罢官》的所谓‘要害’问题,要着重讨论历史人物评价、历史剧、道德继承等问题。”

  这样一来,戚本禹、关锋的两篇文章,自然就被压下了。戚本禹几次打电话给许立群,询问他的文章何时发表?许立群说:“‘攻要害’的文章不止你一篇,别人还有,现在都不能发表。”

  戚本禹、关锋又越过许立群,直接把文章清样送给了文化革命小组组长彭真。彭真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说:

  “彭真同志工作很忙,最近要下乡,没有时间看文章。”

  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此时,毛泽东不在北京,刘少奇、邓小平在讨论后尚无定见。要彭真到外地向毛泽东汇报,要先听听毛泽东的意见。

  彭真奉命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给他讲了苏共新领导勃烈日涅夫的修正主义表现,最后说:

  “参加不参加还有时间考虑。”

  彭真回到北京,向刘少奇报告了毛泽东的意见。于是,刘少奇在北京召开一个小会,专门讨论这个问题,与会者一致意见,不参加。刘少奇据此起草了一份电报,传给了毛泽东。

  毛泽东没有回音。

  刘少奇又在北京召开一个小型会议,讨论此事。彭真说:

  “可以考虑从另一个角度,再提出一个方案,供主席参考。”

  他提出的另一个角度的理由是:

  “1、人家邀请,我们接受,这是个礼节问题。2、朝、越两党会去参加,我党不宜同他们距离过大。”

  彭真这个理由被多数人否定后,刘少奇说:

  “上次会议已有定论,并且已报毛主席。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议一下是可以的,但是不能作为常委或政治局的意见。”

  会后,刘少奇要彭真找人再起草一个电报给毛泽东,结果彭真找的人以其它理由婉拒了,彭真只好自己动笔起草了一个报告,由中央办公厅用电话传给毛泽东,毛泽东仍然没有回音。

  1月21日,是农历年的大年初一。这一天,江青因批判《海瑞罢官》受到抵制一事,乘坐轿车来到苏州给林彪拜年。她准备在取得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副主席、国防部长林彪的支持后,到上海召开一个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林彪果然同意了。

  叶群给在北京的总政副主任刘志坚打了一个电话。此时,总政主任萧华身体不好,总政日常工作由刘志坚负责。叶群向刘志坚传达了林彪的指示,她说:

  “江青同志要找几个部队搞文艺工作的管文艺工作的同志,谈谈部队文艺工作问题。参加的人不要太多,只要四五个人,去几个什么人,你和萧华商量一下,把名单报给林办。最好萧华去参加。”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萧华说:

  “我事情多,身体又不好,文艺方面的情况又了解不多,你是主管宣传文化的,了解情况,还是你去吧。”

  萧华和刘志坚初步商定了参加人员名单,又经过总政党委讨论同意,就算定下来了。

  1966年2月2日,刘志坚一行6人乘飞机直抵上海,住进了部队开设的延安饭店。这天下午,已经先期到达上海的江青,给刘志坚等人送来了座谈会必读文件——《毛主席1944年在延安看了<逼上梁山>后写给评剧院的信》、《毛主席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主席对文艺界的两次重要批示》。

  不久,张春桥来到延安饭店看望刘志坚。刘志坚和张春桥曾在1963年由中苏友协派出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为中国代表团的正、副团长。

  刘志坚在张春桥的陪同下,来到华山路丁香花园江青的住处。江青满面笑容的迎接刘志坚,她说:

  “哦,终于把解放军这座‘尊神’请来了!我的处境很困难,所以我去苏州求助于林总。现在,林总终于给了我支持!”

  刘志坚打开公文包,拿出一份电话记录。这是叶群打的电话,传达林彪的一段讲话,刘志坚很仔细的作了记录,上面写着:

  “江青同志昨天到苏州来,和我谈了话。她对文艺工作方面,在政治上很强,在艺术上也是内行。她有很多宝贵的意见,你们要很好重视,并且要把江青同志的意见在思想上、组织上认真落实。今后部队关于文艺方面的文件,要送给她看,有什么消息,随时可以同她联系,使她了解部队文艺工作情况,征求她的意见,使部队文艺工作能够有所改进。部队文艺工作,无论是思想性和艺术性方面都不能满足现状,都要加快提高。”

  江青非常高兴,她说:

  “志坚同志,听主席说,你是劫法场出来的,我要很好的向你们这些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学习。听说你过去写过诗,写过不少文章,在文艺方面也是内行。”

  双方客气一番之后,江青又说:

  “请你们来,不是开什么会,主要是看电影,在看电影中讲一点意见。”

  下午5时,江青在张春前、刘志坚陪同下,来到锦江饭店小礼堂和来自北京的其他几个人见了面。

  参加这次座谈会的除了刘志坚外,还有总政文化部部长谢镗忠、副部长陈亚丁、总政宣传部部长李曼村及两名工作人员:秘书刘景涛、《星火燎原》编辑黎明。包括江青在内总共7人。

  江青说,在座谈会期间,不准记录,不准外传。她还问:有没有人带窃听器呀?江青说起发给大家的毛泽东关于《逼上梁山》的那一封信,又说:

  “尽管主席在1944年就明确的指出了,可是解放后,我们的文艺界不像样,仍由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洋人死人统治着。现在,该是彻底扭转这种‘历史的颠倒’的时候了。”

  晚上,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与张春桥一起,以东道主身份,宴请江青、刘志坚一行人。

  晚饭后,江青在锦江饭店小礼堂请刘志坚等人看电影《逆风千里》,座谈会就这样开始了。

  此后,众人总共看了30多部电影和3场戏。张春桥有时也来看。陈伯达到上海后,也陪着看了几部电影。江青一边看,一边说一些意见。

  2月3日,彭真作为文化革命5人小组组长,召集副组长陆定一和成员康生、周扬、吴冷西开会。主要议题是关于对《海瑞罢官》的讨论问题。

  彭真说:

  “要把这场讨论置于党中央的领导下,要降温,要真正做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在此后一连两天的会议上,与会者发表了各自的意见。康生在会议上说:

  “批判《海瑞罢官》的讨论,不要仅仅限制在学术的范围内,要和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结合起来。”

  最后,彭真将会议记录拿给康生看,康生提议说:

  “要把每个人的发言写上名字公布出来。”

  此后,彭真等人以5人领导小组的名义,起草了一个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

  2月5日,康生看到了中央文化革命5人小组向中央提出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在这个已经形成文件的汇报提纲里,并没有反映出他的意见,而其重点部分还有这样一句话:“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和以势压人。”

  2月7日,彭真首先向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汇报了“二月提纲”。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表示同意这个提纲中的意见,即在讨论中不涉及庐山会议。他们先后在文件上签上了自己名,还提出要以彭真为首的文化革命5人小组去武昌向毛泽东汇报。

  2月7日,《人民日报》以《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为题,介绍了河南省兰考县县委书记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号召广大干部向焦裕禄学习。

  焦裕禄的先进事迹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作风、方法及学习状况,提高了思想觉悟,改变了领导作风和方法。

  2月8日,彭真、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还有许立群、胡绳等人,飞抵武昌,带着《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到毛泽东的住处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见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都已经签字同意,就没有明确表示自己的意见,只是问道:

  “吴晗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彭真提出对“左”派整风的问题,毛泽东不同意,他说:

  “这样的问题,3年以后再说。”

  他还说:

  “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对郭老、范老要保护,不要批评。吴晗可以照样当他的副市长,他就不紧张了。这样讨论可以放心了吧!”

  毛泽东所说的何明的文章,是指《光明日报》发表的关锋化名为何明的《擦亮眼睛,辨别真伪》一文,这篇文章明言“三家村”,暗指北京市委。

  2月9日,毛泽东在武昌对林彪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主义”的两个提法,表示“都不妥”,并说要在离武汉后,先去苏州跟林彪当面讲清楚。

  这一天,毛泽东从武昌回到了杭州。

  2月9日,毛泽东要江青速到杭州见他。江青就对刘志坚说,她有事,座谈会暂停数日。于是,刘志坚和李曼村飞回了北京,向萧华汇报在上海的工作。

  2月9日这一天,江青来到杭州后,毛泽东告诉她说,彭真的5人小组已经搞了一个“二月提纲”,他既没有表示同意,也违心的没有正面表示反对。

  2月12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批转彭真等人制定的“二月提纲”,下发到全党,贯彻执行。

  “二月提纲”的产生和发出,进一步加深了毛泽东对刘少奇、彭真等人的不满。

  2月16日,江青在上海主持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继续进行。

  2月19日,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结束,江青要刘志坚等人写一个材料。尔后她对刘志坚说:

  “没有什么可说的了,我有事,暂告一段落,你们可以回去了。”

  刘志坚等人回到住处,一边讨论,一边根据江青和刘志坚的8次谈话,4次集体座谈,由陈亚丁整理出有关记录及有关回忆材料。尔后再由黎明记录,陈亚丁修改,写出了一份3000多字的《汇报提纲》。

  2月20日晚,刘志坚要上海警备区将《汇报提纲》打印了30份。

  2月21日,刘志坚将《汇报提纲》送给江青一份。

  2月22日,刘志坚一行6人离沪飞往济南,向在济南的林彪作了汇报。林彪听了汇报,说:

  “这个材料是个重要成果,这次座谈会在江青同志主持下,方向对头,路线正确,回去后要迅速传达,好好学习,认真贯彻。”

  2月23日,刘志坚一行刚到北京下了飞机,就接到江青的秘书从上海打来的电话,秘书说:

  “江青同志看了你们整理的材料,根本不行,现在不要传达,不要下发。江青同志已将此事报告了主席,主席要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修改,请你立即派人来上海,一起参加修改。”

  刘志坚向萧华作了汇报,决定由熟悉材料的陈亚丁去上海参与修改。陈亚丁到上海见了江青才知道,是因为那份《汇报提纲》太简单、太粗糙了,要重新整理。

  在修改《汇报提纲》的过程中,陈伯达提了2条建议,他说:

  “17年文艺黑线专政的问题,这很重要。但只是这样提,没头没尾。要讲清楚这条文艺黑线的来源,它是30年代上海地下党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继续。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才能更好的认清解放后17年的文艺黑线,这条黑线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了。还要讲一段文艺方面的成绩。江青同志亲自领导的戏剧革命,搞出了像《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芭蕾舞《红色娘子军》、交响乐《沙家浜》等,这些真正是我们无产阶级的东西。这些都要写一下。这样,破什么立什么就清楚了。”

  笔者说到这里,不得不插一个小故事。据刘庆棠回忆:江青在指导排练芭蕾舞《红色娘子军》时说:“我不懂舞剧,懂一些共性,主要的应肯定,但也必须做较大的修改,我提几条供你们考虑。”剧中“常青指路”一场戏,就是在江青指点下排练的;“常青”出场的动作则是由刘庆棠和饰演通信员的小黄一起编排的。后来担任《红色娘子军》主演的白淑湘因为其父是国民党少将特务,参与过谋杀闻一多,解放后在沈阳被镇压。她说过怀念父亲的话;文革开始后军代表又揭发她曾说过“握握拳头算什么艺术?”于是她便被送到干校锻炼。刘庆棠向江青提出让白淑湘回来演戏。江青说:“演《红色娘子军》记她一功,但她表现不理想。”江青接着问:“她认识如何?”刘庆棠说:“不错,还坚持在干校练功,专业上刻苦。”江青批评说:“你护着这个,护着那个。”刘庆棠说:“她本人有进步,剧团也需要。你不是说记她一功吗?”江青说:“那就把她调回来吧。”这样,白淑湘就又回到了剧组。

  《戚本禹回忆录》中也曾说:“江青是个爱才的人,而且是有眼光的,她保了很多有才能的人。白淑湘的父亲是解放后被镇压的,江青要保她,我就听江青在会上讲了好几次。那时金敬迈是文革小组的文艺组组长(那就是相当于文化部长),那时金敬迈威信很高,样板戏剧团都归他管。江青说,我让你们把白淑湘争取过来,你们怎么老不把她争取过来?金敬迈、刘庆棠他们赶紧去做工作,后来让她出演红色娘子军中吴清华的B角,这在当时的样板戏剧团里是不得了的一件事。后来据说江青被抓后,白淑湘还出来控诉说江青迫害她。那是瞎说,要么她是受人威逼,要么就是昧着良心的,当时像她那样的情况,没有江青保她,谁敢把她留在样板剧团当B角啊。有一次我向她反映,广东斗红线女斗得很厉害,给她剃阴阳头,让她去养鸡。江青说,她就是想叫红线女把样板戏移植到粤剧里去,她让我去保她。我就去跟吴法宪说,江青要让红线女移植样板戏。吴法宪马上去跟黄永胜说了,把红线女保护了起来。江青还保了李劫夫,东北一开始就把他定为是黑线人物,学生要斗他。江青跟我说,把他弄到北京来,让他住北京饭店,国家出钱。我马上写了报告,陈伯达、康生、江青都在上面签了字。北京饭店是总理的地盘,一般的人根本进不去。李劫夫后来给我写来了很多信,表示感谢。”

  且说江青听了陈伯达的话,高兴地说:

  “伯达同志的意思很好,帮助我们提高了,击中了要害,很厉害。”

  自此,众人将《汇报提纲》原稿反反复复改了8遍,文字也增加到了1万多,最后定名为《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此后,江青将《座谈会纪要》送交毛泽东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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