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月 4》--Kyle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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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 4
发布日期:2020-09-02 字数:5814字 阅读:319次

4

   

列宁说过:国家问题,这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最混乱的问题”(《论国家》)。所谓“清官”“平冤狱”之类,作为国家问题的一部分,恐怕是被地主资产阶级弄得特别混乱的问题,成了毒害人民思想的一种迷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有责任揭露这种假象,破除这种迷信。《海瑞罢官》恰恰相反,它不但不去破除这种迷信,而且在新编历史剧的名义下百般地美化地主阶级官吏、法庭、法律,加深这种迷信。农民本来还知道“上下都是官世界”,“有理无钱莫进来”,海瑞一出场就愤慨问农民,地主恶霸“凭的是哪条王法?”教训农民:“这又是你们的不是了,为何不告?”在“平冤狱”的过程中,又反复强调“王子犯法,与庶人同罪”之类掩盖“王法”阶级本质的话,并且用“实际行动”证明:只要有海瑞这样的“清官”按“王法”办事,就能使法庭变成保护农民的场所,就能“为民雪恨”,就能平反“冤狱”,使农民获得土地。这不是把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统统当作保护农民的工具了吗?这不是把地主阶级专政镇压农民的本质一笔勾销了吗?这不是在宣传只要有地主阶级清官大老爷在衙门里“为民作主”,农民一“告”就能获得解放了吗?这种大肆美化地主阶级国家、宣传不要革命的阶级调和论的戏,还谈得上什么“历史剧的创作也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呢?

自从人类社会有阶级和国家以来,世界上就没有出现过“大老爷为民作主”的事情。在中国,不但地主阶级改良派,就是资产阶级民主派也从来没有给农民带来什么“好日子”。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革命彻底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解决了江南和全国农民的“土地”“衣饭”问题。这毕竟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的事实。

我们希望吴晗同志把自己塑造的海瑞形象,把通过这个形象宣扬的那些观点,同毛泽东同志一再阐明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照起来看,就不难发现,吴晗同志恰恰用地主资产阶级的国家观代替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家观,用阶级调和论代替了阶级斗争论。在今天宣扬这些地主资产阶级吹嘘了千百年的陈旧观点:究竟是为什么?究竟是对谁有利?需要分清是非。《海瑞罢官》要人们学习什么东西?海瑞是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看来,他是封建社会处于没落时期,地主阶级中一位较有远见的人物。他忠于封建制度,是封建皇朝的“忠臣”。他看到了当时农民阶级同地主阶级尖锐矛盾的某些现象,看到了当时本阶级内部某些腐化现象不利于皇朝统治,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削弱农民反抗、缓和尖锐的阶级矛盾,为了维护封建皇朝的根本利益,他敢于向危害封建皇朝利益的某些集团或者某些措施进行尖锐的斗争。在若干事情上,他同中小地主和富农利益一致,抑制豪强地主,目的是为了巩固整个地主阶级对农民的专政,维护皇朝的利益。他上《治安疏》,这是被吴晗同志和许多文章、戏剧说成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事情,也有人专门编演过新的历史剧《海瑞上疏》,可是,正如他在疏本劈头就说的:他认为“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他的目的是为皇朝“求万世治安”。这个行动也只能说明他如何忠君,而不能说明别的。所以嘉靖皇帝没有杀他,他死后,皇帝很难过,“赠太子少保,谥忠介。”礼部左侍郎祭悼时还说:“虽强项不能谐时,而直心终以遇合”。封建皇朝很懂得海瑞是地主阶级利益忠心的保卫者。这是海瑞的阶级本质,是海瑞全部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象吴晗同志那样,把海瑞描写成农民利益的代表,说什么海瑞“爱护人民,一切为百姓着想”,他是“为了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甚至把他说成是“不怕封建官僚势力”的英雄,这是彻底歪曲了海瑞的阶级面貌的。明皇朝歌颂海瑞“保民如子”,吴晗同志则说他“一切为老百姓着想”,请问两者到底还有什么区别呢?

历来地主阶级史书上,还曾经大书特书过许多材料来说明海瑞如何“处处事事为百姓”,如海瑞在担任江南巡抚时期,如何大反徐阶,大搞“退田”,如何“不到一个月”就修好了吴淞江,人民歌颂他是“海龙王”,等等。因此,他死后,“小民罢市,丧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夹岸,恸而哭者,百里不绝。”这些记载加上旧小说、旧戏的渲染,很容易迷惑人。但是,这种“官书”上的记载,显然包含着地主阶级的夸大成份,我们应当用阶级观点慎重加以分析。“反投献”要徐阶“退田”,是有过这件事的,但徐阶究竟退了没有,退了多少,是真退还是假退,都找不到可靠的材料。根据谈迁《国榷》隆庆五年七月记载,徐阶曾退出4万亩田,但那十分明确是退给官府,“入4万亩于官”,根本不是退给农民。极而言之,就算“退产过半”吧,也还是为了地主阶级利益,也并不是只有海瑞一人干过的事。徐阶在朝时,也干过“退田”,在嘉靖第4子景王载圳死时,“奏夺景府所占陂田数万顷还之民,楚人大悦。”如果不分析“还之民”这个“民”是哪个阶级,如果按照吴晗同志的观点,谁敢“退田”就是英雄,敢退几万顷皇田的徐阶岂不是比海瑞更大的英雄了么?修吴淞江确有这件事,但究竟修好了多少,也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想一想:在现代条件下修一条江都不很容易,海瑞难道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把一条江整治好吗?据海瑞在《开吴淞江疏》中自己说,他原来“议开江面15丈”,从正月初三动工,到二月间钱就用光了,但“工程浩大,银两不敷”,要求动用公款。可见至少这一个多月中连原计划也没有完成,而且困难很大。吴晗同志鼓吹什么“进度很大,不到一个月就完工了”,这种夸大连海瑞自己的话也不符合,至于出丧的描述,我们只要想一想:在解放以前,广大贫苦农民在地主阶级残酷剥削下,穷得连衣服都穿不上,许多农民几代人穿一件破衣裳,自己家里死了亲人都没有丧服穿,就知道那时候能穿体体面面的“白衣冠”来路祭的人,决不是贫农,决不是吴晗同志说的“广大人民”,而只能是地主、富农和商人中的某些人。如果在新编的历史剧中,能够真正贯彻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用阶级观点,对这类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去伪存真,按照海瑞的本来面貌去塑造这个人物,使观众看到他的阶级本质是什么,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去认识历史人物的阶级面貌,也不是一件没有意义的事。从破除许多歌颂海瑞的旧小说、旧戏的所散布的坏影响来说,是有积极意义的。可是吴晗同志却不但违背历史真实,原封不动地全部袭用了地主阶级歌颂海瑞的立场观点和材料;而且变本加厉,把他塑造成一个贫苦农民的“救星”、一个为农民利益而斗争的胜利者,要他作为今天人民的榜样,这就完全离开了正确的方向。

吴晗同志毫不含糊地要人们向他塑造的海瑞“学习”。我们到底可以“学习”一些什么呢?学习“退田”吗?我国农村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建立了伟大的人民公社。在这种情况下,请问:要

谁“退田”呢?要人民公社“退田”吗?又请问:退给谁呢?退给地主吗?退给农民吗?难道正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坚决前进的五亿农民会需要去“学习”这种“退田”吗?学习“平冤狱”吗?我国是一个实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如果说什么“平冤狱”的话,无产阶级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阶级从最黑暗的人间地狱冲出来,打碎了地主资产阶级的枷锁,成了社会的主人,这难道不是人类历史上最彻底的平冤狱吗?如果在今天再要去学什么“平冤狱”,那么请问:到底哪个阶级有“冤”,他们的“冤”怎么才能“平”呢?如果不是学退田、学平冤狱,那么,《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也许吴晗同志会说:就算学习退田、平冤狱都不对吧,学习他“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精神,“以反对旧时代的乡愿和今天的官僚主义”,这总可以吧!?我不是在《海瑞罢官》的剧情提要中说过,这个戏“着重写海瑞的刚直不阿,不为强暴所屈”的“坚强意志”吗?我们今天在处理内部关系上不是也需要这种“真男子”吗?剧本中的确突出地写了海瑞反对“甘草”,骂“乡愿”,而且还把徐阶塑造成“乡愿”的典型。

官僚主义确实要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从来没有放松过反官僚主义的斗争。但是,我们知道,今天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官僚主义有它的社会根源和思想根源,需要长期的斗争才能根本肃清。至于说到“刚直不阿”,“大丈夫”、“真男子”、“反对乡愿”等等,那就需要首先明确它的阶级内容:为哪个阶级?对哪个阶级?各个阶级对这些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不能抛开它们具体的阶级内容而抽象化。地主阶级所提倡的“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有它特定的阶级含义,根本不能同无产阶级的革命性、战斗性混为一谈。这里,我们想重复地引用一下毛泽东同志解释过的鲁迅的两句著名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毛泽东同志说:“‘千夫’在这里就是说敌人,对于无论什么凶恶的敌人我们决不屈服。‘孺子’在这里就是说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对敌人,是“横眉冷对”,对人民,是甘心情愿地俯首做牛。今天如果离开了这样明确的阶级立场、阶级观点,抽象地说什么“刚直不阿”“大丈夫”等等,甚至把“俯首甘为孺子牛”也叫做“乡愿”,把横眉冷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叫做“刚直”,用这种“傲骨”去搞什么“退田”、“平冤狱”,去“反对今天的官僚主义”,去向劳动人民“罢官”,那会把人们引导到什么地方去呢?

如果不健忘的话,我们还会记得:1957年,当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有一小撮人,忽然对于大反“乡愿”产生了特殊的兴趣。有人就曾用“反对乡愿”、“反对甘草”的口号来反对无产阶级的革命干部和民主人士中的左派,咒骂党的领导是“拘拘于小德的乡愿”,把跟共产党走的民主人士诬为“甘草主义”,这样的语汇可以从当时的某些报纸上找到一大堆。因为站在地主资产阶级阶级立场看来,从党和人民的最高利益出发,采用民主和说服的手段,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推动人们努力走向进步,都是“乡愿”,都是“甘草”;从地主资产阶级利益出发,敢于坚持错误到底,敢于做无产阶级专政的反对派,敢于把不赞成他们的人一棒子打死,这才是“大丈夫”、“强哉矫”,才是“羞为甘草剂”。这一套东西的实质早已路人皆知了,为什么《海瑞罢官》及其评论者又要重新拾起来加以鼓吹呢?

吴晗同志顽强地宣传过一种理论:历史剧要使封建时代某些人物的“优良品德”“深入人心,成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我们不在这里讨论道德问题(这也是一个被资产阶级的学者、作家和哲学家弄得十分混乱的问题),但如果像《海瑞罢官》这样把海瑞的思想行为都当作共产主义道德的“组成部分”,那还要什么学习毛泽东思想,什么思想改造,什么同工农兵结合,什么革命化劳动化呢?回到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上来:《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三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反华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掉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用这种或者那种形式反映出来,在这位或者那位作家的笔下反映出来,而不管这位作家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海瑞罢官》就是这种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的反映。如果吴晗同志不同意这种分析,那么明确请他回答:在1961年,人民从歪曲历史真实的《海瑞罢官》中到底能“学习”到一些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为:《海瑞罢官》并不是芬芳的香花,而是一株毒草。它虽然是头几年发表和演出的,但是,歌颂的文章连篇累牍,类似的作品和文章大量流传,影响很大,流毒很大,不加以澄清,对人民的事业是十分有害的,需要加以讨论。在这种讨论中,只要用阶级分析观点认真地思考,一定可以得到现实的和历史的阶级斗争的深刻教训。

(摘录于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

仅仅只过了半个世纪,当人们回头再来研读姚文元的这编文章的时候,心中难免会升起另一个疑问:毛泽东带领中国共产党经历了几十年的艰苦奋斗,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可是,毛泽东逝世后不过数十年,留在人们心目中的记忆,唯有一张最大面额的“人民币”。而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新三座大山”却是更大、更沉重,也更难以推翻。

谁说姚文元只是一个“文人痞子”,而不是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呢?

只可惜他的人品太差,太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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