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Kyle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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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发布日期:2020-08-05 字数:3265字 阅读:1337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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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够发动,党内之所以能够接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观点,是有社会历史根源的。我们党是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后迅速进入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对于如何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认识。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积累下来的丰富的阶级斗争经验,使人们在观察和处理社会主义建设的许多新矛盾时容易去沿用和照搬,因而把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仍然看作占主要地位的阶级斗争,并运用大规模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法来解决。战争时期在革命队伍里行之有效的近乎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经验,也容易用来作为规划理想社会的某种依据。对马列著作中某些论点的误解或教条化,使人们日益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坚持这种迷误被认为是保卫马克思主义的神圣事业,对这种迷误持怀疑态度者则难以理直气壮地起来反对。这时,毛泽东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逐渐滋长。加上建国以来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法制化的进程没有能够顺利发展,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尊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得到纠正,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家能够受到信用而得势横行。

在这场所谓的“大革命”中,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内的大批中央党政军领导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各界知名人士和群众受到诬陷和迫害。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在长时间的社会动乱中,国民经济发展缓慢,主要比例关系长期失调,经济管理体制更加僵化。这十年间,按照正常年份百元投资的应增效益推算,国民收入损失达五千亿元。人民生活水平基本上没有提高,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自七十年代起,正是国际局势趋向缓和,许多国家经济起飞或开始持续发展的时期。但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中国不仅没能缩小与发达国家已有的差距,反而拉大了相互之间的差距,从而失去了一次发展机遇。 这场由文化领域发端的“大革命”,对教育、科学、文化的破坏尤其严重,影响极为深远。很多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学校停课,文化园地荒芜,许多科研机构被撤销,在一个时期内造成了“文化断层”、“科技断层”、“人才断层”。据1982年的人口普查统计,全国文盲和半文盲达二亿三千多万,占全国总人口数的近四分之一,严重影响到全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文化大革命”造成全民族空前的思想混乱,党的建设和社会风气受到严重破坏。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和打砸抢分子乘机混到党内并窃取一部分权力,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个人崇拜以及各种愚昧落后的思想行为泛滥开来,致使一些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受到严重削弱。

党内外广大干部群众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左”倾错误的抵制和抗争,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过。这种抵制、抗争和斗争是十分艰难曲折的。“文化大革命”的严峻考验表明:党的八届中央委员会和它所选出的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书记处的成员,绝大多数站在斗争的正确方面。我们党的干部,无论是曾被错误地打倒的,或是一直坚持工作和先后恢复工作的,绝大多数是忠于党和人民的,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是坚定的。遭到过打击的知识分子、劳动模范、爱国民主人士、爱国华侨,各民族各阶层的干部和群众,绝大多数没有动摇过热爱祖国和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立场。为了抵制“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同林彪、江青等人进行斗争,共产党员张志新等惨遭杀害。 正是由于各级干部、党员和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的抵制、抗争和斗争,“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作用受到一定限制。也由于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克服频繁的政治运动的重重干扰而顽强努力,经济建设仍取得一定进展。科学技术取得若干重要成就,包括成功地进行了导弹核武器发射试验,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郭永怀、邓稼先等许多科学家为此作出了重要贡献。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在1972年育成一代籼型杂交水稻,为我国的粮食生产作出重大贡献。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地保卫着国家的安全。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恰恰相反,是抵制“文化大革命”的干扰而取得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比这大得多的成就。 “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理论指导下的错误实践。它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

“文化大革命”历经从发动到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从九大到1973年8月中共十大、从十大到1976年10月结束这样三个阶段。由于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中的威望达到高峰,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极度膨胀,加上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严重忽视民主化、法制化的要求,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这就使为人民敬重的领袖所犯的错误难以受到限制,也使林彪、江青这些野心分子能够得势横行。中共九大加强了林彪、江青、康生等人在中央的地位,使“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和实践合法化。1971年9月林彪事件的发生,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但中共十大仍然继续九大的“左”倾错误,并且使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得到加强。1976年9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从而终止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

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是,这些错误终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所犯的。“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走了大的弯路。 在“文化大革命”时期,党和人民同“左”倾错误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虽然艰难曲折,但一直都没有停止过。正因为如此,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的局面。当然,这一切绝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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