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尘与土》--在下无言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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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生涯(七)
发布日期:2017-12-11 字数:7589字 阅读:1837次

  【三榜定案】回想那些年,我之人生旅途,还算通达,正如我们那儿一句谚语所说:“运气来了,门板都挡不住”。这年因为我当班主任有功劳,中考得了第一名,终于让那小舅子的沙坝学校当了“老二”、“二伙计”,为我们老一街学校雪了耻,也长了脸。从而使得一个蒋校长,乃满怀之欣喜,像是她刚娶了个儿媳妇进门,并且突然间,犹为她怀了个大孙子似的!于是一下子,她便年轻了十多岁,走起路来都是蹭蹭蹭的!

  没过几天,又有消息传来,说是要调工资了,而且是全国性的。据说涨这一级工资是八块现大洋,也实在吓人!按当年猪肉每斤六毛四计算,就能买十二斤半回来;再按当时的米价九分三厘计算,那就能买八十六点零二斤白花花的大米回来,可供一个大小伙子两个月的口粮!所以我当时就想,假若是我财运亨通,有赵公明的庇佑,再沾上点那中考成绩的光,能调上那一级,乖乖,那可是我人生中的一次多大幸运啊!

  不过,要真调上这一级工资颇有些难度,听说具体方案都已下到公社(区改公社了)教育站柳站长的那张办公桌的抽屉里了:增资指标人数只有百分之三十;按全社现有公办教师的人数计算,也只有四十几个人能够长上这一级工资!

  说是这次调资的具体办法就是一个字——“比”,就是“比能力”、“比贡献”;能力强的、贡献大的就调一级,否则就不调,干瞪眼儿!

  具体的运作过程是,先按各学校公办教师的总数,按比例把指标分配到各个学校去,再由学校在全公社的教师大会上提出增资的人选。接着是由未被提名的人,从上榜的人选中,找出自己要比的对象——不仅从本校找,而且可以从其它所有学校里去找。找到比的对象后,就大讲自己的能力有多强、贡献有多大;“强”得让对方低了头,“大”得叫对方服了气,就算比赢了。比赢了的就上榜,比输了的就把名字从榜上抹掉。共进行三轮比拼:分别在校内比,在管理区比,在全公社比,最后实行“三榜定案”。

  接下来的几天里,老一街学校却是再次掀起了声讨“文革”罪行的高潮,一个学校办公室,俨然变成了口诛笔伐的战场。只因为即将要调资了,要 “讲能力”、“讲贡献”了,所以都无比感慨:一场“文革”下来,还有多少“能力”和“贡献”可讲啊?就宛如有一个孩子,整天就东摇西荡,也从来不搞学习,有时候还和人打架斗殴,却到了期末家长跟他说,孩子,你这次期末考试后,我们一定给你做件新衣服穿上——但你必须考一百分!所以这次调资也一样,都觉得本人无望!于是,大有一群冤男怨女不见公允于世道的怨艾,颇有愤世嫉俗的感慨呀!

  在学校办公室里,金老师历数“文革”的罪状,他说,二十几年以前,他真的年富力强,一直到一九六六年的“文革”爆发,他几乎每年都带毕业班的课,每次考试下来,如果是像现在一样排名次,那肯定他每回都是第一名!他那时也特别爱读书,古今中外的名著他几乎都读遍了,他年轻时,记忆力超强,有几多名篇,他几乎能背诵下来;他说俞万春的《荡寇志》中,连梁山贼人里有几个戴草帽儿的,他都研读得十分清楚!从巴尔扎克到莎士比亚,从托尔斯泰到泰戈尔,就仿佛是他几十年前的老朋友;再从孔老夫子到王阳明,从李太白到曹雪芹,就仿佛是他家远房的什么亲戚。他和那些人,像是本来就有颇深的历史渊源,还像是突然又有了亲密的血缘关系!若不是遭遇那场该死的“文化大革命”,兴许他老早就成了一名杰出的文化学者或者是著名的国学大师了!

  魏老师说,她是从小就学习俄语的,而且成绩特别优异,曾得到过什么斯基老师的真传。可到底福薄命苦,偏偏遇到了“文化大革命”,说是“苏修”的语言再也不能去学它了,所以到了今天,是弄得一句都不记得了!否则,她没准儿老早就到了哪所大学去当了一名俄文教师、做了女教授了!

  陶老师说,他年轻时虽然不像金老师魏老师那样有横溢的才华,可他有一表人才啊,硬是玉树临风风流倜傥风度翩翩,就不知曾还倾倒了多少个城里漂亮的姑娘!若不是遇到“文化大革命”,让他插队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他还能找个黄脸婆子的村妇做老婆啊?

  姜老师说,他虽没有他们那样有本事,也没有他们人长得好看,可他年轻时颇能喝酒,一次能喝它个二、三斤不在话下!他曾在哪里哪里就喝趴下过好多人,又尝在什么什么地方与人喝酒赌性,说喝输了的要给喝赢了的磕响头——结果,他一轮一轮地接受别人的响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并且说得有名有姓有鼻子有眼儿的。但他最后却说,只可惜那些人你们全都不认识,有几个年纪最大的,现在都怕会已经死了!——看来呀,他这生喝酒的能耐,是再也不会有谁能给他予以证实啰;极有可能,会成为他今生最大的憾事,就跟流传的UFO(传说中的不明飞行物:飞碟)似的,怕会好多年后都仍将是个谜!这也要怪“文化大革命”,害得他十多年里没有喝成酒!就跟打拳一样,也跟唱歌一样:拳离了手,曲离了口,时间一长,就打不好也唱不好了!所以,他现在也喝不得酒了,一喝就醉!

  总之,但要提起当年,颇有伟大诗人“可堪回首,佛狸祠下,一片神鸦社鼓”的感慨;难怪有作家们往往被自己所创作的人物或事迹而感动得一塌糊涂的!该死的“文化大革命”,硬是埋没了多少人皇帝新装样的卓越才能,断送了多少人海市蜃楼似的光明前程,又毁坏了多少人一厢情愿般的美好姻缘啊!

  说到金老师,他可是个人物,约莫近五十岁的年纪,他还有个像花儿一样美丽的名字叫“金达莱”——他本名叫金大来——有些年有人看朝鲜电影多了,知道了朝鲜国有一种好看的花儿叫“金达莱”,就跟我们这儿的映山红是一类,于是就替他改名“金达莱”了。有人说金老师的大半生就不是做人、而是做诗,可见他原本就是颇有诗人情怀的人。现在有人替他改了富有诗意的名字,他当然乐意接受;他只要一听到有人叫的是“金达莱”仨字,于是笑逐颜开,就真跟一朵犹未完全凋谢的金达莱花儿一样——灿烂!

  他脑袋大而秃,可见他知识也装得多。由于全都塞满了知识,自然就缺乏长头发的营养,时间一长,所以就愈来愈秃了。他还高度近视,可是他又从来不戴眼镜儿,因此他看书的时候,就总把书拿得很近,几乎就是贴着眼睛和鼻子的。所以又有人说了,金老师看书不是看的,而是闻的。其实,那样认为还是有些偏颇——我以为,他看还是要看的,是又闻又看,当然,主要是闻;那是他读书的特异功能或是独特的技巧。因为用眼睛看,只能看到内容的表面;用鼻子闻,还能闻出内容的味道来,能感知到目所不能及的一些深层次的东西。就因为他有这一特异功能和独特的技巧,比平常人接受的知识就要多得多,所以他的那颗脑袋,也就变得又大又秃了!

  他于“文革”前就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然而因祸得福,反倒于十年内乱中,没遭到大的冲击。他现在已复职整三年了,并且三年“三大步”。不过这三大步是走的下坡路:第一步去组建一所农业中学,还当了校长;第二步去了一所普通高中教语文,当了班主任;第三步来了我们老一街学校,只当了一名普通教师。     他到农中一上任,就提出了很富诗意的口号:“绿化两座山,建好一个潭,年产三十万!”他去的那个农中,确实有两座光秃秃的山,就跟他的大脑袋一样,也很秃。他要在那两座山上栽树、种包包菜、养鹌鹑、养土蟞子。那里也确实有个潭,名曰“大龙潭”,因多年的山洪冲击而成,也曾是六十年代的一处围堰;他要在那儿养鱼、养鳖。

  可是到了第二年在教育站的校长汇报会上,他满腔悲愤地说:“山上栽的树和鹌鹑,被下大雪给冻死了;养的土蟞子,叫老鼠给掏吃光了;种了那么多包包菜,全都让强盗(贼)给偷去了!还有去山东学来的种大花生技术,也没搞成功;就连那点种花生的核心技术,也被有个教师给窃取去了!现在他家里倒是种成功了,还发了大财啊!

  潭里养的那么多的鱼,也叫当地的有些农民给偷完了,还把重新建好的潭都用炸药给炸了,彻底装不住水了!——三十万,是一分钱都没赚到!还倒亏,把我几个月的工资都搭进去了啊!”

  他在高中的一个文科毕业班教语文,还当了该班的班主任。一个学期还没结束,他教学生写作文就写了五十篇,语文基础练习整整做了一百次,写完了十个练习本;这许多的作业,他还篇篇见红,作了精批细改!他本人的备课笔记写完了九本,按“三三制”的方式备课:古代作品写了三本,现代作品写了三本,鲁迅作品写了三本。

  离期末还有一个多月,校长组织人专门对教师的教学情况进行了大检查,看到他学生的作业本和他的备课笔记后,马上把全校的教师都招集拢来,不无感慨地道:“你们看看、也翻翻:老金的这些作业本和备课本,就是光一篇篇的翻——都要用去多少时间啊,老师们,同志们哪!”

  老师们和同志们看后,只是发出了一片片唏嘘声!与他教同一年级理科班的语文老师说:“和老金做的这些事相比,我简直就算没工作,光在玩!”

  然而也奇怪:这年毕业考试后,他教的语文单科成绩,却比那个“光在玩”教的,人均低了12分!他班上考取大学生、中专生的,是一个都没有,就跟他的大秃头一个样光溜;“光在玩”(不是班主任)班上考取专科生、本科生的有6个,还有10个考取了省里的重点中专!

  他来我们老一街学校后,给“色圪垯”班上带语文课,中考后的单科成绩在全公社相比,也仅乐乎其中!

  一天的晚饭后,郭文明老师突然来到了我的寝室。他寻常几乎是不到我的寝室来的。我来老一街学校已四年了,他只来过我寝室三次!第一次是我刚来学校的那一天,有他、蒋校长和妖痞子几位,一起来为我接行李,然后又帮我打扫寝室和开铺。第二次是前年幺妖痞子调到文化站去当站长,他邀我一起去帮着老妖送行李,也顺便来我的寝室坐了会儿,还扯了几句闲白。第三次是今年年初,按学校的要求,要他把班上成绩最好的三个学生转到我班上就读,他来为我介绍三个学生的具体情况,算是又到了一次我的寝室。

  他今年四十岁刚出头,是一个有着三个孩子的父亲了。他个子也很高,大约在一米七几,长脸,留着短发,也浓眉大眼高鼻梁,那脸颇像日本著名演员高仓健;与其性格也有点相仿,平常总沉默寡言的。偶有闲暇,其他老师都会相互串串门儿,聊聊天儿,南京的土地,北京的神隍,然而他却有事做事,无事就回家了——因为他是“半边户”。改革开放后,他老婆和几个孩子分了不少田,有很多的农活儿要等着他回去做。不过,你看他平常倒是寡言少语,但是一遇机会,他又极爱说些荤段子,而且总爱拿女人的下身来说事儿;我以为,他特别好色,见到漂亮女人后,会连路都走不动,甚至流涎口水,正是香港人所说的那种“闷骚男”!所以,有人便给他取诨名叫“色圪垯”。刚开始,有人要叫他“色圪垯”,他还一脸的不高兴,可是日子稍一长,习惯成自然,再听有人叫他“色圪垯”,他犹甚感荣幸,总答应得理直气壮!

  色圪垯进了我寝室后,还顺手把门关上了。他坐在了我的床铺上,斜躺着。我还没来得及跟他打个例行的招呼,他倒是先冲我招呼开了:“小秦真的敬业,这会儿别人都在休息了,就你一个人还窝在屋里改作业,佩服!”

  “你今天晚餐都是在学校用的,难得心闲,还到我这来坐坐,来看望小老弟——怕会是您老人家有什么事情吧?”我放下了批改作业,起身给他沏了杯涩茶递给他,笑着道。

  他朝门上瞥了一眼后,再把声音压得很低,像是要来单独告诉我谁和谁刚有了奸情:“听说很快就要调工资了——具体怎么个调法,你一定晓得了吧?”

  “晓得了。我都听蒋校长说了,是她到站里开会了回来说的,她说今晚上就要传达的。”就跟听人启头唱歌一样,我也以很低的声调回答他,还故作神秘地道,“就不知是不是真的去那样比?”

  “我是打听清楚了,就是那么‘比’法。”他突然话锋一转,“我是想,那么去比,恐怕不一定;真要去面对面地比,怕会谁都拉不下情面!——我看关键是个‘提名’的问题。只要提上了名,上了第一榜,那多半就稳了!”

  “您说的恐怕也是那样。不过人的事情也很难说,‘文革’中,就有父子间、夫妻间,因为一个观点不合,还有反目成仇的和离了婚的!这人与人之间,若一旦更是涉及到个人的切身利益,怕会是要来个你死我活也不可知,那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谁还会去顾忌个情面啊!那东西值多少钱,您说呢?”

  “嗯——你说的这点那倒也是!”说到这儿,他像个颇有城府的政治家跟我继续道,“这次调资的唯一条件不是只讲‘能力’和‘贡献’吗?看来我是没指望了啰!——今年的中考,上一中的我班上一个都没有,不像你小秦班上,上了九个!作了那么大的贡献。——比起你们来,我有什么贡献可比呀!”

  好个老东西,让他引我在他的城府里绕了好大一圈儿后,我这才明白了他今天的来意!便道:“郭老师啊,谁认为您班上上重点的一个都没有啊?那三个学生,谁都知道是您班上的,即使不转到我们班上来,我相信他们也照样会考取重点的!他们三个在我们班只读了一学期,也只是学校领导的万全之策,是怕万一有个闪失才转到我们班的。——这个谁不清楚啊!”

  他见我是在老老实实地说话,所以在我说话间,他也并没要插上半句话来,只是正襟危坐,冲我频频点头。我知道他这会儿,更是想要听到我讲出实质性的话来。所以,我也就故意要吊吊他的胃口,等稍停了会儿,才慢吞吞地笑着道:

  “你老人家就准管放心,到了要提名的时候,若别人不提你,我也是要提你的名的!即或是为提你的大名去冒一次生命危险,那我都要提你 ‘老色’的大名!我们两个,都谁跟谁呀!

  再如果有必要,那三个学生的情况,我也肯定在大会上来个公开说明!我也还相信,即使我不说明,蒋校长他们也定会要说的,他们肯定不会让你老人家蒙受‘不白之冤’!”

  就在第二天,调资工作真的开始了。全公社一百五十多个公办教师,全都被召集到教育站去开大会。大会是在教育站旁边的一所小学里召开的。那儿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它原本是当年生产大队建起的一个专门用于召开群众大会的场所;后来几经沧桑,它却成学校的固定资产了!当然,也就成了教育站召开教师大会的好地方。

  会议开始了。这天的大会是由教育站柳站长亲自主持的,出席会议的领导有站里的谭会计,还有公社党委主管教育的宣传委员。这次调整工资的具体方案、涉及面、增资的幅度以及具体的方法步骤,就跟蒋校长昨晚在学校里传达的完全一致。

  近两百人集中在一起,人对人,面对面,当面锣,对面鼓:开始“比能力”、“比贡献”了!当全部四十多个调资名额全都被提名上榜后,接着就是由未上榜者发言了。他们要找出适合于自己去比的对象,要与他或者是她,进行“比能力”、“比贡献”了!

  在比的过程中,见有的人也实在比得认真仔细:是哪年哪月的哪次考试,“我在全公社不是倒数第一、而是倒数第二,我的学生的人均分数比他的学生还高出了0·01分”都记得尤其清楚!又哪次哪次“我还得过校长的一次口头表扬,那是你们没听到罢了!”到了第二轮比完,第三轮的比拼一开场,还出现了很精彩的几幕——

  只见一位约五十多岁的老教师发言了。他阔脸,大嘴,翘下巴,长着满脸的络腮胡子;头上也开了顶,有碗口大一块,还闪着光亮,酷似一基督教堂的牧师。他的发言全是一口英语,叽里咕噜的,就像是夏夜的稻田里老年的青蛙一样,叫个不停。他说英语时,表情十分凝重,及得上教堂里的牧师在领头默念着圣子耶稣的苦难日。

  别人听没听懂我不知道,反正我是连一句都听不懂的,因为我根本就没学过英语;也不知他究竟说得地不地道,能不能足以证明他非凡的语言能力。他这时候要讲出一通英语来,我总感觉对他要上榜不会有多大帮助;只好比是他突然用食指和拇指伸进嘴里去,努力地从牙缝里拽出了一小块儿残留的肉屑来,能表明他的早饭吃得好。除此而外,全无用处!

  又接着,有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发言了。她长得挺漂亮,性感十足,简直风情万种。她蹭地一下站了起来,使得隆起的胸部作大幅度晃动,就像魔芋豆腐,颇有孙二娘要弄刀的架势!估计她刚结过婚,不然,不会有那股子骚劲儿!——我们这小地方,凡未婚的小姑娘,大都显出十分的腼腆,宛如《西厢记》中的崔莺莺,那是“樱桃红绽,玉粳白露,半晌恰方言”。可她却怒形于色,十分泼辣:“我来比!高中的数学,高中的物理,高中的化学,我哪门课捡不起呀?又奈它不何啊?我不光能教英文,就是俄文、达尔文,我都能够教;在高中,我能打通场!——德性,跟我比!” 比完后,只剩下她满脸的不屑,就像是潘金莲儿不屑于武大郎,便一屁股坐下了。

  听她这般发言后,很多人都低埋着头,忍不住地笑。我也低埋着头笑,就怕她发现了:好家伙,连达尔文她都能教,这世上,还有谁能比她的能力强啊!

  这天,我在管理区的分组会上是第一个发言。因为按大会的规定,每个人只能提出一个名额,所提名额如果满了,任何人都不许再提了。所以我首先发了言,我提的名是郭文明;很快,金达莱也上了第一榜。

  我这天,很快就得到了许主任的提名。也仿佛从一提名开始,便成了板上钉钉的事——是第一榜就定案了,成了“铁案”!在许主任提我名时,还见他和蒋校长窃窃私语过,很显然,为我之提名,那是他们两位领导的共同意见。也一直到最后,就从没见有人勇敢地站出来,要和我比试比试的。说实话,一开始我还真有些担心:“飞瀑之下必有深潭”,没准儿便会从某处“深潭”里跳出个武林高手来,会对我来个“降龙十八掌”或是“黑虎掏心”的什么招式,会把我打翻在地,还要掏出我的五腑六脏,我只会被吓得落荒而逃!我那即将到手的每月八个现大洋,也会立马就变成几个肥皂泡!

  第一榜定案时,见没有人要和我比,我那颗早已跑到嗓子眼儿里的心脏啊,听着“咕嘟儿”的一下子,就下去了一截;第二榜定案时,还是没见人要和我比,我的那颗心啊,又是“咕嘟儿”的一下子,再下去了一截;到了第三榜定案时,最终没见有人要和我比了,我的那颗心啊,还是听着“咕嘟儿”的一下子,终于下去了最后一截,我这才安稳了!仿佛那每月八块钱的现大洋,已朝我抛出了媚眼儿,还给了个飞吻,我终究会将她拥入怀中!

  虽说每月只多了八块钱,但于我而言,不光是几块钱的事,主要是我几年的努力,终于有了点回报;对我的成绩,也得到了一次肯定!数量虽不多,但是含金量足,很有代价了!

  ——长篇自传体小说《三十功名尘与土》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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