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功名尘与土》--在下无言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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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教育生涯(四)
发布日期:2017-11-20 字数:10832字 阅读:1385次

   【初识老许】伊尹本是随商汤老婆陪嫁过来的一奴隶,来后做了一名领班厨师。终于有一天,却又被商汤发现,他不光会做饭,还更是个治国之才,爰自一高兴,便废除了他奴隶的身份,遂得到官封右相的重用!我回到C区做了教书匠后,也颇受到了那般礼遇!教育站对我颇为看好,以为我能教书,能带一帮学生娃娃打篮球,那肯定也就是个人才了,别的事情也一定行,大概是全才全能了。好像在他们看来,说不定要让我去造一枚原子弹,或许都能造出!就这一点上,那时候的我啊,是差点儿连自己都相信了!因为那时候我年轻,很容易盲目。

  有一天的大早,蒋校长突然来到我的寝室,跟我说:“区文教组何组长打来电话说,要抽调你去清账,让你和一个叫尤喜春的老师一起去。听说那位老师和你还是同学吧?”听了后,我点了点头。

  她继续道:“你的课程我已经做了安排,你准备一下后,就尽早去吧!”

  我有些犹豫地说:“校长,您看还能不能替我跟何组长再商量一下,还是换一个比我更合适的人去吧!我干不了那个工作。让我教学生读几篇报纸还行,或是教他们识几个字也还凑合,可那些阿拉伯数字,我是一见着就头晕!再说了,我是一个从来就不懂账的人;要我算账,我肯定还不如一个卖菜的大嫂!”

  “我看很难。我们何组长所决定的事情,我们做下级的,是根本不可能让他作出改变的。再说了,他早就认定你很能干:你能教书,能打篮球,能够去把揭批‘四人帮’的漫画画回来,你也就能做好清账的工作!”嗬,这其中也难道有必然的逻辑性吗?看来,蒋校长与何组长大概也早就默契了!——也难怪蒋校长常常念叨何组长的,常说他当领导是怎样的有决断;何组长也每每夸奖蒋校长,说她办事是多么的干练、而且又多么认真的!

  “好吧,我去!” 我到底几年的兵没算白当,还多少保持了一点军人的作风——因为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

  接下来,我把教学上的一些事情,跟我的接任老师做了一些具体的交代,也就在那天下午,我去了区文教组。

  这所谓文教组,其实只有两个人,一个组长,一个会计,两位领导都在一个屋子里办公。那屋子据说是区公所让出的,不过那屋子有点大,既是组长办公室,也是文教组财会室。我去时,见里面有三个人:有何组长,吕会计,还有一个就是尤喜春。我还未进门,就见何组长早就把肥屁股从他的办公椅上挪开了,人已经站了起来,大腹便便的;且把一张胖乎乎的圆脸朝着我,颇显领导的从容和威严。那样子,是比我在部队时见着的军区首长都还要有气派得多哪!他把一只左手扶在椅子的靠背上,正与那两位在说着什么,又一壁把一只右手老早就象征性地伸了出来,像是在等候着我要去握它了。他待我走上前去,把他的几根指头捏了一把后,便跟我开门进山道:“你和尤喜春的任务,等会儿就由吕会计作具体交代。我还有别的事情,现在就要去一下。”说完,就见他摆着八字步,向门外迈去了。

  那天吕会计给我和尤喜春交代了具体任务。主要是把全区各中小学近三年的财务收支情况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要厘清每笔帐目的来龙去脉;再是有一所中学的二十几张课桌,听说不知弄到哪儿去了,顺便也要把它找一下。并还说完成这项工作,大概需要花上大半年的时间。

  这吕会计是一位五十多岁的长者,瘦骨嶙峋的,腰也有些罗锅,待人特别和气。他一边给我们泡茶喝,一边给我们讲:“你们俩位最好是先把那二十张课桌搞清楚后,再去铺开清账的工作。你俩觉得如何?”

  我们两个都说“行啊。领导怎么指示,我们就怎么行动呗!”

  “诶——我只是个建议,哪里能叫什么指示啊!我也就是个替大家伙儿当差的,就辛苦你们两位了!”

  “只怕真要辛苦的还是尤喜春了,我跟着他,肯定是个赘疣!吕会计怕会还不了解我,我本来就是个不懂账的人。这事,我顶多只能去给喜春做个伴儿了,只是让他有个聊天儿的人。”我与吕会计道。

  “这没得关系,不懂账慢慢学就懂了;再说,尤喜春是干过会计的人,他当组长,你就当个副组长嘛!”他幽默道。“尤老师的情况要不要我给你做个介绍啊?”

  我说“不消得,我和他是老同学了!”其实,这尤喜春我还真的是很了解。他是我师范时的同学,在同一年进学校,又同一年毕业被分回到了本区教书。他进师范前,曾在生产队干过几年的会计,后来又到区公所的食堂干过几年炊事员。就因为他为人精明,账算得好,伙食也管得不错,还曾得到过区领导的赏识,便因此还入了党,所以最后又被破格推荐,去读了地区师范学校!他在师范学的是化学专业,虽然与会计学沾不了多少边儿,当教师后书也教得不够好,但是,账却仍然算得好,所以就一直做着学校的后勤工作,是坏事变好事,还当了总务主任。

  第二天,我们两个都在自己的家里吃了饭后,就去到我们要去清查那批课桌的学校。这是一所完整的初级中学。其中也有几个小学班,共有五百多个学生,三十几个教师。这在当年的乡下,可说是个上规模、上档次的学校了!

  我们跟这学校的校长说明了我们的身份和来意后,他接着就跟我们道:“两位老师辛苦了!昨天下午,我们就接到了文教组吕会计的电话通知,说了你们两位要来做清查课桌的事。——你们有什么要求,就准管提出来,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放心,一定不会少给你们找麻烦的!”我们也便客气道。

  “您?我好像很熟悉的,您是尤老师吧?曾经,我在区公所就认识您了,这都好多年了。”他跟尤喜春说。

  “这一位好像是老一街学校的秦老师吧?年初,我去参观过你们的漫画展,还有你们学校的篮球也打得好!”他又转过来跟我说话。

  “看来我们都是老熟人了,那我们要办的事情就好办多了。”我说道。经过了那一阵的寒暄后,我们便开始了工作。

  这所学校坐落在一处山湾里,就像往年的封建皇上一样,毫无表情地面南背北;它三面环山,正前面一展平阳,十分地开阔。若是从正平面看上去,整个学校呈一个倒立着的“凹”字形,为石木结构的两层楼房。第一层正中横着的是六间教室,左右两端竖着的,各有三间教室;楼上除却一间大的办公室以外,其余的都为教师寝室,我们数了数,一共有二十间。我们俩把每一间教室的课桌都认真地作了清点,并把那数目与《财产登记簿》进行了仔细核对,那个登记簿我们是随身带着的。经核对,发现确实差了二十二张课桌。我们又到楼上的各教师寝室和办公室进行了认真的查找,终究还是没能发现有那些课桌的影子。

  随后我们询问了校长,问他们那二十多张课桌可曾有怎样的标记,他说不知道;再问了那些课桌究竟是哪年弄丢的,他说也不知道。最后我们请他帮着多叫几个老师来——还跟他说,最好是要找几个在该校工作时间最长的人来问一下。结果叫来了五、六个人。有一位姓陈的老教师跟我们说:“我在这儿已教了二十几年的书了。我记得那批桌子一共订做的是四十张,桌子的当头还写着“69年8月”的订做时间;那些只要没弄丢的桌子,怕会在教室里还能找得到——我好像还见到过的。”

  我们问道:“那您还记得那二十多张大概是什么时候弄丢的吗?”

  “那我倒记不清楚了。这个事情我估计许主任很清楚——他那时还在我们学校管教学,好像后勤也是归他管的。”

  “许主任是谁?他现在在哪里?”在场的另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地问道。

  “哦,许主任就是许世昌哪!曾经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导主任。好像是在七一年就被下放了。……现在是在麂子峡种田,在当‘农二哥’啊!”

  我们与那位老陈老师的说话刚结束,就见校长带着一帮人来跟我们说:“那剩下的十多张课桌,我们已经在几间教室里全都找到了。不多不少,刚好十八张!那些桌子还挺好的,还是拿生漆(土漆)漆了的;桌子当头真的还写的有“69年8月”的几个字。你们两位要不要再去教室里看看?”

  “要的,当然要看的——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们俩一壁笑着答应道,便一壁在他们的引领下,再次走进了几间教室,并进行了仔细地清点和核对;所见到的,还真的是那剩下的十八张课桌!

  我们再次从教室里出来时,见太阳已经偏西了。深秋的夕阳也让人倍感到了温暖!再扭头一望,就望见约有十数个老师,有男有女,正在大门前的操场里说笑着什么;尤其看见有两位女老师,正笑得弯下了腰去,见那样子像是十分的开心!正如梁实秋先生所说的:女人最像小孩,她能为了一个滑稽的姿态而笑得前仰后合,肚皮痛,淌眼泪,以至于翻筋头!

  我们也凑热闹,也便走上前去,结果到底弄清了他们为什么会那么开心的了——

  有一个被我后来一直称呼为“四不像”的男老师——是那个学校的一位小学教师,那天下午,他给一个二年级班教语文课,听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bōjiā”、 “bōjiā”。学生们也跟着他一遍又一遍地念着“bōjiā”。在他教室外的一个姓胡的女老师听得很清楚,可就是不知那被念做“bōjiā”的东西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等到下课后,那胡老师便问他:“白希柳啊,你刚才在课堂上教学生念的“bō ji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嗯,‘bōjiā’——就是‘bōjiā’嘛!我也不晓得那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嗨,管它呢,反正是一种能吃得的嘛!”

  “哦,还能够吃!那你把书翻开让我看看,看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呀?” 胡老师有些不甘心地跟他较起真儿来。

  他也很快地就把书翻开了,便指着那两个字道:“看嘛,这不——就是这两个字!”

  等胡老师把那俩字看了后,便笑得是要憋过气去,只差点会连腰都直不起来了!她笑够了才说道:“我说你这个白希柳啊,你都教这么多年书了,怎么连“番茄”两个字都不认得呀!啊?这两个字读‘fān qié’!”

  四不像听了胡老师的纠正后,大有一个植物学家再加上一个考证学家的见识道:“哦,它还能念‘fān qié’呀,那不就是西红柿嘛!嗨,反正都这么多年了,我就一直是读的‘bōjiā’——管它的呢!”

  “不是‘还能念’,是‘只能念’‘fān qié’!”胡老师再次纠正他道。

  我之所以要称呼他为“四不像”老师,是因为他一不像工人,不像一般工人的精明和厚道;二不像农民,不像一般农民的寡陋和质朴;三不像教师,不像一般教师的穷酸和迂腐;四不像军人,不像一般军人的阳刚和率直。他那会儿还真的是穿着的一身旧军装,而且很平整,又被洗得有些泛白,虽说未见有经过蒸汽熨斗熨轧过的痕迹!——据说他确实参过军,是一九六六年入伍的,仅仅当兵两年就复员了,随后就一直在那所学校当民办教师。

  第二天的早餐后,我就与尤喜春一道,是要去寻那位叫做许世昌——曾经的教导主任了。依照那位老陈老师的指点,我们俩也就在中午时分就去到了麂子峡。

  去那儿的路程虽不甚远,然却最是难走:说是大路,实际为一条羊肠小道,且忽上忽下、坑坑洼洼的;那是当地人不得不每日里都要行走的一条必经之道。记得我当时便十分的感慨:幸好承蒙祖上的恩德,未曾出生在此等山旮旯里面,或是要长期生活在那里。否则,我等就遭大罪矣!

  那麂子峡乃名符其实的大峡谷,借用郦道元《水经注》中的一些话来描述尤为贴切,真的是“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见此,记得我当时就曾感叹过,若不是后来有人在那半岩里以火药爆破,硬是勉强地斜着修出一条便道来上下,恐怕就唯有那所谓麂子方可出没了!过后我也还曾想到,于那时那境,若有人是一唐诗喜爱者,或许他还会记起陈子昂的那首著名的诗歌来:“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那天也巧,我们往下刚走完了那条有些危险的便道 ,居然在一处大的土坡边处,幸好遇见了我们要找的人!我们还在很远处就看见有一个人,正竖背着一大棚包梗儿(玉米秸秆儿),在通向土坡那一边的小畛上缓慢移动着,也基本但见其物,却不见其人!

  我们加快了脚步,便很快赶上了他;并且又几大步从他身旁挤过去,还挤上了他的前头,再转过身来站住了。我们见到的,就俨然是一地道的农民,地道的山里老头!看他那样子,像是已年近古稀了。他的背上竖背着一大捆包谷梗子,见他身子孱弱,微弯着腰,略抬着头,正在这路途中挣扎着。他见我们两个已站在了他的面前,便也停下了蹒跚的脚步。可是,他似乎以为他背着的就是一座靠山,也仍然没把两只去抓竹篾的手松开——那手是从他的两个肩头上弯向后面去的,那棚包谷梗用一片竹篾牢牢地捆住上部——他只是稍稍地倚着那座“靠山”,站着了。我是清晰地再次看到:他分明是剃了光头后才新近长出的一头白发,瘦削的脸上皱痕交错,黄里透黑;从身子的上半部直到头顶,还披盖着很大一块脏兮兮的白纱布,就像是《水浒传》里母夜叉孙二娘开黑店时曾用来抹过桌案的那块抹布!见他那副装扮,我又随即想到:这老头莫不是那来自于那中东地区的沙特阿拉伯人吧?

  我上下打量了他几眼后,便问道:“请问,您知道一个叫许世昌的人吗?他过去是位老师。”

  他盯着我们看了几眼后微笑着回答,听来声音倒是很清脆的:“认识,还非常熟悉!——我就是。你们两位……?”

  我们两个很惊喜!于这山荒野地中,居然不费吹灰之力地就遇见了我们要找的人。“您就是?——我们是从区文教组来的。是到您曾工作过的那所学校办事的。我们今天来有件事要找您帮忙,给您……”

  “那好。我家就离这里不远,过了这面斜坡就是。你们看是不是先到屋里去坐下来后,再慢慢地讲事情?”

  “好,好!”我们回答道。

  他仍旧背着那一大棚包梗儿,在前面一步一步地蹒跚着,我们两个也跟随其后。当然,也没多会儿,很快地便到了。

  就在要拢他家时,老远就看见了一座一连三间的小屋子。那屋子实为陋室,是土木结构,两间正屋倒是盖的青瓦,左边一间偏屋却是盖的茅草。门前的小场坝里的小板凳上,正坐着一个看上去大概有四十多岁的女人。她正低埋着头,在刮着洋芋(土豆)。那洋芋个头也很小,比一颗颗的小李子也大不了多少!刮好的洋芋,又被一颗颗地扔到一个有了缺口的陶制的砵子里,也弄得水滴四溅。那女人穿着一件打了几块补丁的大衣襟蓝色上衣,下身穿着一条很旧的灰裤子,脚上是穿的一双破旧的解放鞋。头发也有些散乱;一张三角脸,瘦而且蜡黄,下巴颏儿也很长——不消再问,这肯定就是许世昌的妻子了。看上去,比她家老许还要显得憔悴!

  我踏进了他们的小场坝向她道了一声“好”后,接着就习惯性地准备冲着还坐着的她伸出一只手去,是要去握握她的手了!然而我却又马上意识到,此般礼节,于此时此地实在不合适宜!于是,我便巧妙而不动声色地变换了手势,装做是要用那只手去拿什么东西的姿势!

  我很小的时候,就曾听大人们说起过有一个很馋嘴的人——有一回他看到地上有一粒匍着的花生壳,便以为是一颗上好的花生,也便喜出望外了!就伸手下去捡。当他刚要捡起来正抬头时,却见身边正有人在瞧着他。于是他便也随口道:“你一粒破花生壳还匍着啊,看我把你非翻过来不可!”——现在想来,怕会当时的我,也是早就具备了那种随机应变的机智,极像是那位捡花生壳的老兄了!

  老许把我们俩让进屋里后,便给我们介绍说:“外边那个就是我屋里人。”他妻子也放下了手上刮洋芋的活计,便跟在我们后边也进了屋。她接着老许的话也问老许道:“这两位是?”

  “哦,他们是从文教组来的两位老师,是专程来找我有点事的。”

  那女人听老许介绍后,便很热情地为我们俩各自沏了一杯热茶,还不住地跟我们两个寒暄。那茶水其实清汤寡水的,并不中喝,杯子也不中看,但是看上去,却洗得很洁净的!

  我冲他们家里很快地瞄了几眼,却也算看了个透彻,仿佛是用了X光机对某一种疑似病患者进行了一次胸腔透视一般,发现他们家实在够穷的了:一个用泥石砌成的土灶,在面沿上还缺了几大块;安放在上面的一口大铁锅还算是挺好的,虽说是破丢了大约三分之一的面积,然却还有大部分可用。除此,真可谓是家徒四壁了!

  我们都坐下了。老许问明了我们的来意后,并对我们讲:“说起那批课桌啊,你们俩今天来问我,也算是问对了人!

  那是七零年的五月份,也就是上面所说的‘斗批改’的‘清理阶级队伍’阶段,有人揭发我有历史问题,又说我恶毒攻击社会主义‘会搞泼’,就把我弄到现在的公社里去批斗!斗我的时候还有另外几个‘五类分子’,也被一起揪到一排高板凳上站着,要佝腰九十度!我们的屁股后头,就是都用的课桌搭起的主席台。就在我们挨斗的时候,我无意间看到那些搭台用的课桌,正是我们学校里的。因为那批桌子是我亲自经手订做的,上面分明写着有订做的时间,是‘69年8月’的几个字——这跟你们两个刚才说的正好吻合了!

  讲到这里,这你们也想象得到,我当时也无法问起这个事。再后来,上面也就没让我去过学校了;直到第二年,我也就被开除回家了。后来几个孩子上学了,也都是他们的妈妈去送的,也一直到今天,我也一次都再没去过那个学校!”

  “哦,这么说来,那二十几张课桌若是还存在的话,那也肯定是在那公社里了。”

  “只要还在,那应该是这样!”老许肯定地点头回答道。

  我们刚聊完了这事,就见他们的三个孩子已放学回家来了。见最大的是女孩,约十二、三岁的样子;老二老三是一男一女,大概有七、八岁的光景。他们见了我们这两个陌生的叔叔,十分的腼腆,却又都表现得十分可爱。可就是穿著十分褴褛,尤其是那个男孩,全身上下,真可谓是鹑衣百结,只是比一个真的小叫花要干净许多!

  我们俩回到那学校后的第二天,在吃早餐时,又与该校的几位老师也再次聊起了我们所见到的许世昌——从前的教导主任。跟我们头一天就认识了的那位老陈老师,便更是侃侃而谈了。见那陈老师颇有为其愤愤不平和惋惜之意。说我们那天见着的许世昌老师,也才最多不过五十来岁,离七十岁还差得远呢!他在“文革”前是怎样的年轻得志,曾是县人民政府派驻教育局的督学。虽说个子不是很高大,可他每常西装革履,风流倜傥,而且谈吐儒雅,能说会道,是没有人不敬慕他的!直到后来的“文革”爆发,他也才逐渐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他在“文革”中说了错话,有一天在露天坝里就餐时,或许是有感而发,便与几个人即兴说起了“三句半”:

  甲说“吃饭没有桌”,

  乙说“一人一只砵”,

  丙说“你抢我又夺”,

  他说“会泼!”

  就因为他的那个半句“会泼”,硬说他是“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会泼’”!结果先是被定性为“右派言论”,再是被打成了“黑帮分子”;再后来,还被清理出了“阶级队伍”,被下放到了农村,回到了他老婆的老家,当了农民。

  其实,他老婆也读过师范,原先也是一名国家的正式教师;据说做姑娘时,人也长得好看,曾经是麂子峡里飞出去的一只金凤凰。也是因为她家老许的那个半句“会泼”的“反动话”,结果才变成了一只落毛的凤凰!

  吃过早餐后,我们去了公社。我们跟公社领导说明了情况后,再没费什么功夫,果然就找到了那十多张课桌。还有几张课桌到底找不着了,或许是早已损坏了,被用作柴火做饭用了!对此,我们找到有关负责人,要他们出具了证明,还在那《证明》上加盖了公章。

  ——自传体小说《三十功名尘与土》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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