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跬步集》--闻鸣轩主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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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源里可耕田(二十五) 树欲静而风不止
发布日期:2011-03-03 字数:8542字 阅读:2078次
  自从刘穆之向刘裕提出“讨叛逆、安民生、建功业”的九字方针,并被刘裕采纳后,由刘穆之主持,陶渊明辅助的措施立即付诸实施。

  除了处决刁逵全家外,已经过世的“江左冠族”王国宝其兄弟子侄也参与了桓玄的叛乱,这也是个特大户,参与叛逆的也被处死了十一人;其他如隐匿人口的余姚大族虞亮等也被处决,虞亮一死等于将广大被他奴役的百姓解放了出来。

  刘穆之建议刘裕对当时积弊已久的政治、经济进行必要的整顿,主要表现在四个个方面:一是整顿吏治——当时罢官或处死的官吏有许多是士族或皇族出身的。刘裕自己率先垂范,手下的亲信、功臣有骄奢淫逸、不恤政事的,也要严厉处罚,甚至处死;二是重用寒人——东晋王朝中央和地方州、郡的大权一直掌握在王、谢、庾、桓四大家族手中,选拔官吏主要看其出身,所谓“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选出来的官吏大多如同东晋皇帝那般白痴无能。刘裕掌权后,下令改变这种状况,要求按照九品中正制初置时的精神选拔官吏。他重用出身“寒微”的人,如第一谋士刘穆之以及檀道济、王镇恶、赵伦之等;三是继续实行“土断”,抑制兼并——多数侨置郡、县被合并或取消。在户籍上,不再分土著和侨人。对于势家大族隐藏户口的,严厉清查。还禁止土豪强封锢山泽,乱收租税,人民可以任意樵采捕捞;四是整顿赋役制度——严禁地方官吏滥征赋税、徭役。凡官府需要的物资,“与民和市”,照价给钱,不得征调。此外刘裕还注意节俭,减轻刑罚,亲自听讼,兴办学校,策试诸州郡秀才。百姓有了财产,行动有了自由,极大地调动了生产的积极性。江南农业生产有所恢复发展,为元嘉年间(424~453)“氓庶繁息,余粮栖亩”的状况奠定了基础。

  刘裕的这些举措在刘穆之的大力推进下,取得了很大的成效,尤其是得到了广大百姓的拥护。

  在此以前的陈胜、吴广起义也好,张角的黄巾大起义也罢,即便是东晋当朝的孙恩、卢循起义,也都提出过口号或纲领,但都没有一个可以实施的详尽步骤和措施,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刘裕当初听取了刘穆之的建议,离开京城建康,回到京口。他十分明白虽然他倒桓成功,成就巨大,但是毕竟自己出身低微,许多士族并不服他,那就干脆将这个新政府的领导权让给在名义上的最高负责人王谧。这个王谧何许人也?就是当年将刘裕从刁逵的鞭子下救出来的时任膘骑将军府长史的王谧,东晋开国功臣王导的孙子,可谓是出身名门。当刘裕占领建康前,王谧这时正是大楚帝国留在建康的最高官员——司徒。以他为首的楚朝高官们,不无惊恐地看到时局变化如天翻地覆,他们个个苦思自保之策。共同商议一番后,决定联名推荐刘裕领扬州刺史。由于东晋的首都建康同时也在扬州,理论上扬州刺史的官位要大大高于其他州刺史。结果刘裕坚决辞让,反而推荐王谧担任侍中、司徒、兼扬州刺史,主管朝廷机要。此时刘裕的推荐,自然比朝廷百官的联名推荐效力要高多了,根据多数服从少数权威的原则,王谧顺利地变换了角色,又成为晋朝新政府的最高官员。王谧当初的救人善举,现在得到高额回报了。

  把中央的行政权力实实在在地交给王谧。这一来固然是为了报恩,二来刘裕毕竟出身低微,向来为士族豪门所不屑,而他们此时在朝中仍然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对于这些人的反对,刘裕不能视而不见。再说,刘裕此次虽立下大功,但作为一个政治暴发户,资望还不足以完全压制朝野,不但在世家大族,就是在一同起义的同仁中,也还有很多人并不真心服他,时机未到,如强行执政,极易成为众矢之的。当然,王谧地位虽高,只是刘裕推出的门面,此时在建康更有实际影响力的行政官员是刘裕的第一谋士刘穆之。

  人生如负重远行,欲速则不达。

  精明、清醒的刘裕也懂得这个道理,此时以退为进,不失为明智之举(桓玄在这方面显然差远了,还没建下盖世的声望,就急匆匆地篡位称帝,弄得人心格外不服,终致失败)。而且王谧原先就是刘裕的好友,出身琅琊王氏这样的顶级豪门,非常符合当时官场习惯中的三公条件。且为人温和,此次更是感激刘裕的大恩大德,让他执政,一方面决不可能做对不起刘裕的事,和自己的代理人差不多,另一方面却能让刘裕在时机尚不成熟时免做出头鸟,真可谓一举两得。

  成功讲究天时地利人和。

  当然,让王谧掌管朝政也不是没有阻力的。王谧和刁逵都算得上是桓玄的佐命元勋,而且王谧的官位还比刁逵高得多,曾亲夺安帝的玉玺献给桓玄,如果以叛逆论罪,王谧的罪显然比刁逵更大!可现在的结果是:王谧高升三公,刁逵满门抄斩。这怎么看也不像是秉公执法吧?朝野舆论对此愤愤不平,认为王谧罪大恶极,也应诛杀!如果只是一般人这么私下说说,到还不妨事,刘裕几次出面为王谧说话,也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了。

  当时,经过司马道子、司马元显、桓玄三位极不称职领导人在建康的轮番执政,国家政令废驰,法制败坏,豪门贵族横行不法,受难百姓申冤无路。各种法令多如牛毛,又常常自相矛盾,让人无法适从,逐变成儿戏,几乎无人遵守。面对这种情况,刘穆之根据出现的具体问题,随时进行校正,以严刑约束不法,这如同诸葛孔明治蜀。而刘裕本人以身作则,严格遵守,对犯令者决不姑息!如出身太原王氏的尚书左仆射王愉和他的儿子王绥,就被满门抄斩。不过十天,京城风气为之一变,文武百官都谨慎小心,尽职尽责地工作,不敢懈怠。尽管主要还是那批人,但在刘裕与刘穆之等人的领导下,已经脱胎换骨,一个高效的、较为清廉的、在民众中有威信的政府建立起来了。因晋安帝一时半会儿还回不了建康,为了让己方的行动显得更加名正言顺,刘裕突然宣称接到了晋安帝的密诏:为了国家大计,在自己回銮之前,可由晋元帝司马睿的孙子,也就是朕的堂叔武陵王司马遵代行皇帝执权(准确的说,是负责在刘裕及其同党拟好的文件上盖章)。于是给司马遵加侍中、大将军之职,除了桓氏一门外,大赦天下。

  还有一件大事也是不能不办的,那就是改年号。“永始”是伪楚年号,当然不能再用。之前的“大亨”也是由“桓大亨”制定的,属于政治不正确的“邪恶年号”,也不能用。于是最后决定恢复当初由司马元显制定的“元兴”年号,这一年(公元404年)就变成了元兴三年。

  

  陶渊明在此期间也没有闲着,他觉得刘裕对自己很信任,自己也应该为他做几件实事。这天,陶渊明联络了刘穆之一同去见刘裕,陶渊明开门见山地向刘裕提出了“以德治国”的设想。

  “明公,汉朝之所以不断走向强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汉武帝时期接受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是吗?”刘裕对汉朝的事一直很感兴趣,“愿闻其详,元亮你讲下去,道民帮着参谋。”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陶渊明既然要讲儒术,自然一开场就将孔子搬了出来,“孔子的意思就是要用道德来引导百姓,用礼乐来规范、齐一百姓,这样百姓不但有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

  刘裕听了不停地赞许,“我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

  刘穆之在一旁听着,也插上了话,“元亮说得极是!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他为刘裕描绘了一幅天下归心的图案。

  “那么,怎样才能将孔子的这些主张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去呢?”刘裕关注的是行动,这也是军人出身的性格所决定的。

  陶渊明看着刘裕那副求贤若渴的样子,紧接着说道:“主簿向明公提出的九字方针那是明公要做的事,我们如今要让百姓也能明白明公希望他们做的事,如此上下同欲,则就能够使国家安定、百姓富裕。”

  “对啊!”刘裕、刘穆之不约而同地说道,他们在一旁急于想知道陶渊明有什么高招。

  “自从主簿提出九字方针后,这些天来我思考了良久,想到了十二个字,不知是否可以对百姓说?”陶渊明步步为营稳扎稳打地提出自己的想法。

  “那十二个字?”刘裕觉得陶渊明家学渊源,一定会有一些刘穆之所没有想到的新鲜方法,他们之间互补到为自己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参谋。

  “跟将军、打士绅、分财物、兴华夏。”陶渊明一字一顿说出了十二个字。

  刘穆之一字一字地重复着,频频点头表示认可。刘裕更是兴奋异常。

  “明公: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在主簿的主持下,已经做了那么多让百姓得到实惠的事情,我们还要让百姓知道,这就是宣传教化的作用啊!”陶渊明希望刘裕能够像自己的曾祖父陶侃那样,不仅让百姓安居乐业,还要考虑收复北方、西部,统一华夏。

  “明公,元亮这十二个字确实通俗易懂,能让百姓明白自己是如何才能得到好处,朝廷下一步准备干什么大事。好!”刘穆之觉得自己站在刘裕的角度替他考虑问题多一些,而陶渊明则是站在百姓的立场上,建议刘裕去做得民心的事,这两者并不矛盾,关键是如何融合的问题。他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对外宣传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包装,我们当务之急就是要将明公包装一番。”

  “包装?”刘裕一向衣着朴素,一听这话还以为是要自己穿着奢华,“这个我可不干。”

  刘穆之与陶渊明相视一笑,“我们不是让明公衣着华丽,而是要将明公的事迹进行包装后对外大肆宣扬。”

  “噢……原来如此!”刘裕终于明白过来,一说到事迹,他自己也兴致勃勃,他若有所思地陷入到回忆之中,“吾乃汉高祖皇帝刘邦的弟弟楚王刘交的子孙。祖籍彭城绥里(今江苏徐州),曾祖刘混时随晋室南迁,客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吾虽说出身帝王之后,官宦世家,但因家亲早逝,家境贫苦,幼年竟沦落到靠卖草鞋为生。……”

  这样的遭遇与陶渊明何其相似,陶渊明觉得自己与刘裕的距离仿佛更近了一步。

  “这太好了,明公之所以能够做到让百姓幸福,原来祖上就是开创四百多年基业的汉高祖,明公幼年的经历又对百姓生活的艰辛有切身体会。失敬!失敬!在下这厢有礼啦。”刘穆之拉着陶渊明一起下跪向刘裕叩拜。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免礼!免礼!”刘裕仍然不动声色,谦逊地回答。

  就这样,在陶渊明的提议、刘穆之的响应下,刘裕集团动用了宫廷画师,经过三个月的奋战,绘制了十余幅巨幅画卷,画卷的主题就是围绕陶渊明所说的十二个字展开的,具体有刘裕的生世(乃帝王之胄)、有讨伐孙恩屡建奇功画面、有披坚执锐冲锋陷阵身先士卒勇冠三军场面、有作战勇猛且指挥有方富有智谋善于以少胜多的案例、有治军整肃法纪严明的画卷、有反桓复晋盟主的文书、有杀刁逵等分财产给百姓的场面……一时间从京城建康到京口,一直到北方和西部地区,百姓到处都在传唱“跟将军、打士绅、分财物、兴华夏”的十二字令,刘裕成了东晋王朝家喻户晓的人物。这也为以后刘裕伐南燕时,“河北居民荷戈负粮至者,日有千数。”伐后秦时,军粮不继,“百姓竞送义粟”,使晋军“军食复振”。深得百姓欢心,尤其是北方汉族人民的欢迎和支援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东晋王朝的精锐部队北府军经过讨伐桓玄的战斗,其指挥权基本掌握在三人手中,其中刘裕是当仁不让的领袖,另外还有刘毅、何无忌这二位。

  汉晋时期,朝野最重功绩,权臣假如不能立功,即便得位也不会长久,而东晋末年共有三件大事,也为刘裕等人的三大功,即讨桓,北伐,平定孙卢。这孙恩造反时,头功自然是刘牢之,其后是刘裕、刘敬宣、何无忌等人,刘毅此时还未发迹,等桓玄上台,刘牢之自杀,刘敬宣北逃。这晋朝内便以刘裕名声功劳最大,所以当时刘毅虽然心有不甘,也不得不奉刘裕为盟主讨桓。当然,刘毅在讨桓中也颇得实利,一跃而上,超过何无忌,成为仅次于刘裕的第二人。

  刘裕执掌大权,自然有人不服气,比如司马家族的司马国璠就担心刘裕会对己不利,逃亡到后秦。自然,司马家族自桓玄之变后受到沉重打击,已经无力与刘裕对抗,真正有实力而且有这个心思的只有刘毅。

  刘裕、刘毅、何无忌三人在讨桓中居功至伟,成为一个新的铁三角。刘裕功绩最大,作为讨桓盟主成为第一,而刘毅是讨伐逃往荆州后的桓玄的主帅,位列第二,两人地位相近,但是都颇有野心,不和在所难免,不是说同性相斥吗?这两位刘老大的脾气也都一样,有野心,喜欢赌博,闹脾气,就是程度不同。后来王谧死后,刘毅就密谋排除刘裕在外,要不是刘裕采纳刘穆之的意见,入朝主政,只怕要沦为地方势力,这样即便靠武功能震慑朝野,但是也有象桓温、桓玄一样的可能。两人之所以没有翻脸,还是因为都没有战胜对方的把握,何况还有何无忌在,何无忌为一代名将刘牢之的外甥,和刘裕、刘毅两人关系都很好,讨桓中他居中联系,性情豪迈而无野心,成为铁三角中的稳定器。两人没有得到他明确的支持是不会翻脸的。

  刘毅是一个风格、做法与刘裕大相径庭的人,他字希乐,小字盘龙。字如其人,好一个有野心的字啊!彭城沛(今属江苏沛县)人。曾为桓弘中兵参军。元兴二年(403)桓玄代晋建楚国,刘毅与孟昶、刘道规等在广陵起兵反对,斩青州刺史桓弘,与刘裕攻入建康,为冠军将军。他与刘裕协同讨平桓玄,而功居其次,他自然不甘人后,因此常常怏怏不乐,寻求与刘裕抗衡。

  刘裕出身贫寒,即使手握大权,也不改自己的本色,艰苦朴素,与寒族亲密无间,因此颇能听取百姓的呼声,得到百姓的拥戴,尤其是陶渊明、刘穆之此番大张旗鼓的宣传功势更是让刘裕如虎添翼;而刘毅则不同,他对刘裕他们的做法是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认为与其费口舌去一个一个地讨好百姓,不如抓住几个有钱的士族来得立竿见影,一个士族抵得上几百个、几千个,甚至上万个百姓呢?他觉得刘裕他们做的都是费力不讨好的傻事。殊不知士族与百姓是可以变化的,当刘裕带领着百姓去抓、杀士族时,再多的财富也会瞬间灰飞烟灭的。尽管刘毅自己也是出身寒门,但他却瞧不起寒族,更看不起百姓,于是在他身边的谋士中聚集了一大批没落的士族,这些人由于受到了刘裕的打击,只能到刘毅处暂时栖身,时刻准备着复辟卷土重来,这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有谢灵运。

  谢灵运,东晋名将谢玄之孙,小名“客”,人称谢客。又以袭封康乐公,称谢康公、谢康乐。从他身上既没有继承谢姓祖先的军事才能,也没有遗传王姓祖先(谢、王两家有通婚,其母刘氏为王羲之外孙女)的政治手段,到是吃喝玩乐样样精通,他当年在京城是王家的常客、谢家的主人,他认为祖上那样风光,朝廷就应该让他也当祖先那样的大官,王侯将相绝对有种。由于写的一手纵情山水的好诗,谢灵运早就忘乎所以,自认为从魏晋以来,在诗歌方面的成就,除了曹子建(曹植)外,无人能与自己相提并论了。

  一位恃才傲物的文人谢灵运,与一个目空一切的军人刘毅聚到了一起,其结果是臭味相投更加狂妄自大,头脑更加发热以至于到了脑残的地步。

  一位在内心呼唤:问文坛,除子建外,舍我其谁?

  一个在暗地里呐喊: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这样的一对活宝走到了一起,对于瞬息万变的政局、军事已经无法作出理智的分析和判断,那种以卵击石不自量力的荒唐事就层出不穷了。

  随着一个人的到来,刘毅再次向刘裕的权威发出了挑战。

  刘毅的第一次挑战对象是王谧。反桓大军刚进京城建康时,刘裕任命自己的恩人王谧为侍中、领司徒、扬州刺史、录尚书事。刘裕离开建康回京口,京城的名义掌权者也是王谧。但刘毅却一点也不给刘裕的面子,刘毅和王谧过不去,主要原因倒不是因为他正义感太强,而是出于人类一个最自然的情感反应:嫉妒。他不是嫉妒王谧,而是嫉妒自己的战友,北府兵的老大刘裕。

  刘毅为人,心高气傲,只因形势所迫,反桓需要他才拥护推刘裕为首,一但大业将成,究其本心,是不愿意久居刘裕之下的。但要怎么做才能咸鱼翻身呢,跳到刘裕的上头去?战功?那就别想了,他现在无法与刘裕相比,将来恐怕希望也不大!好在刘毅虽然出身也不怎么高,却是位知识分子,诗赋清谈都很拿手,与多数士族豪门的交情远胜过大老粗刘裕,朝中人脉很广。只可惜当今这位司徒王谧偏偏是刘裕的人,和自己交情不厚。如果能把王谧搞掉,刘裕在士族中就没有了代言人,就能把和自己关系良好的其他士族扶上台,比如谢琰的儿子谢混,那怕是谢灵运也行,这样我刘毅在中央的势力就能和刘裕分庭抗礼了!

  就这样,在一次朝会上,刘毅义正词严地喝问王谧:“皇帝的玉玺如今何在?”直接揭露王谧的伤疤,这让王谧大惊失色,以为这次大祸终于躲不过了,急忙出逃到曲阿。刘裕得知,立即让武陵王司马遵下令让王谧回来,也亲自写信安慰他:有我在这里,你怕什么?这样,王谧才胆战心惊地又回到建康,一切职务照旧,朝廷还给他增加了二十人的警卫,刘裕老大发话了,刘毅最终也不敢有什么异议。

  俗话说: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件事表面上就这样了结了,仿佛什么也没有发生,但是一道细细的裂纹,已悄悄地出现在刘裕与刘毅,这对看似亲密的战友之间。

  不久,这道裂痕的导火线随着刘敬宣的南归再次悄悄地扩大。

  

  再说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女婿高雅之、以及司马休之、刘轨等人逃到南燕后,燕主慕容备德待他们还算不错,但刘敬宣等人并没因此安心当南燕的忠臣。在劝说燕军南征桓玄无效,又听到桓玄篡位的消息后,刘敬宣、高雅之与司马休之秘密制定了一个大胆,其程度堪比刘裕京口举兵的政变计划,打算刺杀慕容备德,拥护司马休之为主,在北方复兴晋朝。

  说实在的,这件事干得很不地道,挺忘恩负义的,而且成功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他们中没有谁有刘裕的本事,而慕容备德不论在战场上还是政坛上,都是久经考验的老江湖,绝非桓玄可比。就算老马当真失了前蹄,慕容备德突然犯糊涂,硬让他们刺杀成功了,也不代表密谋就能得呈。这里可不是京口,主要实力部门都在慕容家族的掌握之中,慕容备德也是比较得人心的君主,无根无基的刘敬宣等人不可能接管南燕政权。

  果然,接下去的流程便是:密谋——泄漏——失败——逃亡,刘轨和高雅之被南燕逮捕,随后斩首,刘敬宣和司马休之成功逃出南燕,躲藏到淮水与泗水一带(大致相当于今天江苏、安徽北部,属于东晋、南燕、北魏、后秦的四国交界地区)。正好刘裕京口起兵,听到这个消息,便写了一封亲笔信找人送给刘敬宣,请他回来。信送到后,左右的人怀疑此信有诈,但刘敬宣很信任老朋友:“刘裕不会骗我的!”便义无反顾地与司马休之一起回国。

  果不出刘敬宣所料:刘裕确实感激他最初对自己的推荐提拔,确是诚心相邀,要报答当年的恩情,所以刘敬宣一回到建康,立即被任命为辅国将军、晋陵太守,封武冈县男。

  刘裕和刘敬宣满意的同时,刘毅很不爽:他曾经在刘敬宣手下当过差,当时因为颇有才气,周围的人都认为他刘毅将来必为一代雄杰,偏偏当时的顶头上司刘敬宣却不这么看:“非同一般的雄材,应该有宽阔的胸襟,刘毅怎么算得上?他为人外表宽厚而内心狭隘,自以为高人一等,如果有了机会,一定是犯上作乱,最后自取灭亡那号人!”刘毅听到领导对自己的这段评语后,恼羞成怒,从此将老领导恨得牙根痒痒:将来你刘敬宣落不到我手里到也罢了,你若落到我手里……嘿嘿,让你看看是谁自取灭亡吧!

  如今,刘裕竟然以私废公,让这家伙无功受禄,真是岂有此理!算了,现在还得罪不起他,但高山不改,绿水长流,等着瞧吧,总有算帐的那一天……

  不识时务。用这四个字来形容此时的刘毅是再恰当不过了,且不说刘敬宣父子对刘裕有恩,刘裕是个有恩必报守信之人,而且铁三角中的何无忌可是刘牢之的外甥,刘敬宣的表亲。如此不知天高地厚的将领,最终走向灭亡的命运只不过是迟早的事。

  相反,刘裕却成熟多了,在刘毅的挑战面前作出了暂时的妥协,他只让刘敬宣出任晋陵太守。

  所谓小不忍则乱大谋,刘敬宣作为刘裕的铁哥们也是十分理解刘裕的处境,刘裕集团处事就相对简单、团结、和谐多了。

  从文化的角度上来讲刘裕确实不如刘毅,但是他的处事方法却往往能暗合孔子所主张的“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他奉行怎么做最合理最正当就怎么做的原则。

  刘敬宣的回归,使陶渊明欣喜若狂。万事开头难,刘敬宣身边缺乏得力人手,陶渊明主动要求到刘敬宣处去做参军,刘裕虽然心中有些不舍,但陶渊明去了能壮大自己盟友的势力也是件好事,他爽快地答应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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