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甲之年忆往昔(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周明海的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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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甲之年忆往昔(改革开放四十年征文)
发布日期:2018-11-04 字数:6202字 阅读:2955次


个人命运与国家大势密不可分,过去认为这是一句空话、套话,在我即将步入花甲之年之时,回过头来细看、品味,更加体会到这句话的重要性、真实性,这些哲理是多少人在实践中总结出来,更是我的亲身体会。我这几十年来,种过地、割过草、放过牛、打过工、教过书、当过干部、进过工矿企业,退二线后参加《嵩县通史》编辑工作,又自费出版了《嵩州通览》一书,与县内外文化界、史学界人士多有交往,亲历目睹了中国半个世纪来所走过的道路,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来的沧桑巨变。

我出生于1959年8月26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正值国内大食堂时期。听父母讲,一岁多时得了痢疾,久治不愈,奄奄一息,头天晚上已把杆草拿到屋内,待天明送到坡脊上,谁料第二天早上又有了气息,竟顽强的活了下来。母亲是汝州人,幼年家乡荒旱流落到此,从此与家乡失去联系,一生没有找到老家,故无外婆、外爷、舅、姨之近亲。我家兄妹多,在计划经济年代,靠挣工分吃饭,困难程度可想而知,1978年前,几乎没有穿过新衣服,鞋总是破烂不堪,寒冬腊月没有铺过褥子,衣服基本是大的穿过,小的接着穿,穿破了补补丁。生活上更是艰辛,听母亲讲,我一岁时,家人实在太饿,父亲从生产队红薯地边经过,扒了一块红薯,被同村人发现批斗多日。每年秋季,队里将红薯地分给各户,让捋红薯叶,我家总是将红薯叶、红薯小茎捋的净光;感冒时,母亲会做碗姜汤面条让喝,感觉有病真好;过年全家能够吃顿不全是白面包的饺子,多少见点肉。由于经常吃红薯面、红薯馍,从幼年时就得了胃病,至今难愈。高中毕业,还没到过县城,听人说起洛阳、陆浑水库,就认为那是很遥远的地方,自己不可能走到那里。人在渺茫或困境中,往往才去求神算命,求得安慰,我家就是这种情况。我家贫穷,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凡是算命先生进村,母亲都要为我和哥哥算命,希望我们长大后能够改变贫困面貌。

我入小学正值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高中毕业文革结束,小学五年,初中、高中各两年。九年中,学校不能开展正规教学,所学基础知识可想而知,汉语拼音就没有学好,四声至今不懂。初中、高中没有开设英语、历史、地理、动物、植物等课程,政治课为老师念报纸,其它课程往往是学期结束,课本还没有拿到。每周至少两半天劳动课,初中是在九店街东的泰山庙岭开荒种地,高中到距学校20多里外的北大坡垦荒。我因身体矮小,劳动课时经常与同班同学时长路(后任嵩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放学校伙房养的猪。初中毕业上高中要大队推荐,父母老实巴交自然轮不到我。回到生产队后,放牛半年,自己真的很想上学,要求到学校复习,半年后方才上了高中。说起来可笑,高中毕业了还不知道国家还有大学。那时要想走出山村,离开土地,唯一的办法就是进工厂当工人,但这对于像我这样的山村穷孩子,做梦都不敢想。那时有市民户口的孩子,就是同龄人崇拜的对象,让人羡慕不已,他们吃的是商品粮,穿的是的确良衣服,心想自己啥时也能够与人家一样。

1977年秋冬季节,已毕业回村劳动的我,在广播里听到恢复高招制度时,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学校通知让回校复习参加高考,这才知道高中毕业还能考大学,稀里糊涂到校学习迎考。全公社300余人集中在公社礼堂听老师讲课,短短十几天,就懵懵懂懂地到今田湖镇程村的原四中考试,后来知道全国10年间毕业学生共570万人参加了当年高考。当年的试卷内容,现在的小学三、四年级都能够作,可我们只能是望卷兴叹。考后报考自愿,每个考生几乎第一、第二自愿都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河南省最低录取分数线为157分,九店高中参加考生无一人榜上有名。1978年、1979年,我又连续参加高考,终于被嵩县师范录取,高考制度的恢复,改变了一代人特别是自己的命运,那个时期都称考上大中专院校就是跳了龙门。

1978年前,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一年四季没有休息时间,逢年过节也要战天斗地修梯田,一年之中赶集、走亲戚都要请假,还是吃不饱、穿不暖,天天为生计发愁,大食堂中很多村民饿的得上浮肿病。大集体时吃“大锅饭”,干活大呼隆,人们生产没有积极性,不管年景如何,收成都不好,忙碌一年,每人能够分得100斤左右粮食就算不错了,遇到荒旱之年,更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当时村里像样的树木都找不到一棵,经常听上点岁数的老人相互叹息,死了用什么做棺材;大年初一,孩子们会早早的起来,掂着马灯到各家拾鞭筒,那时没有禁止燃放鞭炮之规定,然各家小户却放不起大鞭,也就是200或300响,甚至100响,极少有500响;过年从没有听说拜年二字,改革开放后,在广播里听到拜年,觉得很稀奇;那时物价确实很稳定,鸡蛋每个3分~5分,毛猪每斤0.46元上下、猪肉0.77元、一盒火柴二分钱,一碗粉汤0.15元……多年不变,但人们吃不上肉,喝不起汤,购物需要各种票证,就是日常生活必需品也要找熟人、走后门。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改革的春风也吹进了我所处的穷乡僻壤。农村实行分田到组,农民生活有所好转,接着分田到户,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父亲一生勤劳,有了自己的田地,算是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种好自己责任田外,还到山上刨荒地,一年下来,除了自己吃外,还有不少余粮,困扰多少年的温饱问题得到了解决。中共中央又连续多年以一号文件的形式,明确联产责任制三十年不变,使数亿农民吃上定心丸。农民由于有了自己经营的土地,劳动积极性一下子调动了起来,农活不分昼夜干,粮食年年大丰收,短短几年时间,农民不但不吃“统销粮”,卖余粮就成了难题,出现“卖粮难”状况。我记得为卖余粮,我与父亲、哥哥起五更拉粮食到粮管所出卖,到那里时已经早有大量的人在排队,与当年强迫交公粮的情景相比,不可同日而语。那时我就经常想,地还是那些地,人还是那些人,经营方式一改变,人们的活力就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体制、领路人真的太重要了。

2002年,国家实行退耕还林补贴政策,大多陡坡地植上了树木;2003年,国家开始实施“村村通砼路”工程,过去的乡间小路,如今变成了宽敞的水泥路;2006年1月1日,国家免除了世世代代沿袭的农业税,使农民种地减少了更多负担;接着国家又实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过去看病难,无钱治病更难,生病返贫现象一直困扰着农民,“救护车一响,一年猪白养”“住上一次院,三年活白干”“小病托,大病扛,病危等着见阎王”“辛苦奋斗几十年,一场大病回从前”的现象大有好转。国家通过一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乡村面貌大为改观,农民生活水平、经济收入大大提高。

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城镇建设的步伐,打工潮兴起,不少年轻村民走出世代经营的土地,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山村,走向城市,走向工业企业,有的还走出了国门。我的子女都上了大学,侄子打工进到了首都北京,侄女女婿还走出国门去打工,我所在的村庄,很多村民还在县城、汝阳、洛阳等地购上了住房,成了城市一员,不少家庭还购买了小轿车。

改革开放的步伐是逐步放开的,人们的幸福生活也慢慢有梦想变成现实,从交通工具的演变,就说明了这一点。1984年春,我买红旗牌自行车一辆,用款170元。当时还没有完全脱离计划经济,能买辆自行车并非易事,当年九店公社一共分得自行车计划5辆,我与校长张朝虎共同找到公社管委会主任吕光武,吕批给我一辆红旗自行车,飞鸽、永久、凤凰之类名牌自行车极少,分不到公社级。我能买到自行车,是相当有面子的,高兴之情难以言表,请人用黑胶带将自行车骨架全部缠绕,为防止丢失,专门骑车60里,到县公安局打上钢印,编号备案。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各种物质琳琅满目,不但不用面子,质量提高、价格也降低了下来,想买随时有,自行车逐步由28型,转变为26、24、22型,至今人们出行自行车也很少用,电动车替代了步行工具,随之而来的是轿车也进入寻常百姓家。农用工具也有肩挑、架子车拉、手扶拖拉机运,走入便捷经济的三轮车时代。

我上小学是在我们大队没收的地主家宅院上的,全大队学生集中在那里,部分年级教室在土木结构房屋的二楼,低矮光线差,教室黑咕隆咚,又没有电灯,阴雨天气大白天也要点煤油灯,课桌是木板搭在土坯上,凳子自家带,写大楷时无钱购买纸墨,经常到各家提取油灯熏的烟灰研墨写字,作业本正面用了反面用。上初中到九店街姜家圪垯一张姓大户留下的房内学习,房屋老旧,阴暗光线不好,学习环境极差。学生大多在集体伙房吃不上饭,都是自己到附近农家做饭,我与兄同级,每逢星期天去学,弟兄两个拿一小竹篮红薯,很少一点玉米糁,就是一周的生活用品了。放学后,哥哥做饭,我去坡上拾柴,有空还要为房东担水。那时人们普遍挨饿,记得上初中时,因为太饿,有天晚上下课后,哥哥到学校伙房拿了一点发酵面回去烙馍,被学校查到,羞愧之状至今难以忘记。在高一时,一次中午饭后,几个同学与一位王姓同学打赌,如能再吃5个半斤重红薯面馍,饭票不让他掏,王姓同学个子大,家境贫寒,一直吃不饱,听后爽快答应,一口气又吃掉2.5斤红薯面馍,加之午饭已经吃过的一个红薯面馍、一碗汤,共计3斤红薯面馍及一碗汤,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让人心酸。1981年,我师范毕业后回到母校九店高中(今九皋镇中),在那里工作了8年,其中5年从事学校教导主任工作,学校领导少,就我与校长两个人,校长是我的老师,岁数大,好多事情需要我内外跑。期间,教学条件有所改变,但还是相当困难,教室、宿舍是文革期间,公社组织人员将今饭坡镇张元村卧虎寺扒掉,砖瓦运回建的土木结构房屋,低矮潮湿昏暗,还时常漏雨,每逢雨雪天气,就愁怀了我们;电力供应不正常,学校经常停电,停电时就要用煤油灯;办学没有经费,县乡政府都不管,唯一应记的就是每年的升学率,常常为办学经费发愁,常想何年何月教学条件才能改善,不再为经费奔波。那时谁说最好的房子是学校,就是痴人说梦。

“安得广厦千万间,天下寒士俱欢颜”,这是大唐王朝大诗人杜甫,对读书人读书环境的美好期盼,在一千多年后的今天终于实现。改革开放后,国家富裕强大了,加大学校投入,2006年1月1日,国家实施农村义务教育阶段“两免一补”(免课本费、学杂费,寄宿生给予生活补贴)工程。学校不但建起了楼房,学生还吃起了免费营养餐,我所在的那个学校,原来的校舍全部扒掉,代替的是三层四层楼房,并且进行了扩建,教师、学生都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宿舍、大教室,图书室、仪器室、化验室一应俱全,上课用上了多媒体,近年来,教室又装上了空调,真的是冬暖夏凉,学校按照学生人数,国家足额给足经费,远远超出了杜甫老先生的设想,我们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这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贫穷落后面貌提出的奋斗目标,普通百姓希望丰衣足食、安居乐业,过上宽裕、殷实的生活,更多的是对生活富足与奢华的美好梦想。我上小学时,每当老师描述共产主义社会的美好生活时,总喜欢说这些话。那时,农村到处是草房,晚上照明用煤油灯,至于楼房、电话,连见也没见过,电灯更是无从谈起。“耕地不用牛,点灯不用油”,千百年来,种田就是用牛耕地,并且沿袭了两千多年,至于点灯,更离不开油了。因此,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中,都盼望着共产主义社会早日实现,更多的时候是把他作为天书背诵的,我们这一辈人不可能实现,就是到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对当时普通的中国老百姓来说,也是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奢侈品!想不到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进入世界贸易组织,短短二十多年时间,这些梦想都变成了现实,中国社会从两千多年来的农业社会,快速进入到工业社会。如今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大多都住起了楼房,用上了各种先进电器,洗衣机、冰箱、微波炉、电磁炉、彩色电视机家家拥有,千百年来用于耕地的耕牛也变成了肉牛,至于“电灯电话”就更不用说了;手机几乎人手一部,就是走到国外,也能够随时与家人联系。有了手机,不但通讯方便,还取代了照相机,特别是微信支付,更是方便了数亿人民,如今出门不需要带钱,吃饭买菜都可以用微信支付。过去一毛五的粉汤不敢喝,如今10元羊汤随时喝;过去到吃饭时候没啥吃发愁,现在吃饭时不知吃什么发愁,真正实现了小康社会,实现了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的构想,一家人可以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通讯工具的普及,道路、电网、网络等通到每一个角落,进一步缩短人与人之间的距离,邻里和谐有爱,互相帮助,整个社会治理有序,大家居住的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改革开放短短四十年来,我们走过了数百年的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人们的物质生活特别是衣食住行用等方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远远超过了历史上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些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改革开放战略政策的实施、市场经济的形成以及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带来的巨大经济实惠。目前虽然还没有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没有普及12年义务教育,但我们坚信,只要不走弯路,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的发展正道不回头,不折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经济,不断提高人民福祉,这些全民福利,在不远的将来,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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