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修正主义者对现代京剧的攻击，也是对京剧现代化和革命化的攻击。

他们巧妙地以单纯批判“艺术形式”来转移对思想内容的注意。

比如说，故事要求杨子荣假扮土匪，他们说为了艺术效果，杨子荣应该比真土匪还要土匪。

这个建议，混淆了江青最关心的阶级斗争和意识形态的问题。

文革前夕，江青同志经常访问上海市长柯庆施，与他讨论戏曲改革哲学（古代中国关于思想和行为的哲学辩论）方面的问题。

她强调，实践和认识是相互依赖的。

实践产生认识，认识引导更多的实践。

在塑造英雄特性时，音乐、抒情诗、对白、舞蹈、服装和舞台指导都要服从“三突出”理论。

即：首先突出先进人物；第二，在先进人物中突出英雄；第三，在英雄中突出主要英雄。

这一原则被应用到后来的样板戏中。

其具体实践是在文艺创作中把正面人物放在画面或舞台的中央，打正光，而反面人物要在角落打底光或背光，等等。

三突出是中国文革期间的文艺指导理论之一。

最早由于会泳在1968年5月23日在《文汇报》撰文《让文艺界永远成为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阵地》一文中提出，受到江青等人的赞同和推广，被称为“文艺创作塑造无产阶级英雄人物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

文革高峰期，国家事务的负担让江青很少有时间去上海。

童祥苓只能通过录音和录像定期向江青汇报剧团的情况和排演的进度。

江青告诉他们：

“有时候，我只能利用吃饭的时间反复观看，揣摩其中的细节。我很注意对白的技巧。你们要把重点放在关键词上，比如，‘恨’这个字，就要说得有力量！”

“你们要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重新颠倒过来！”

江青经常引述主席的话。

江青对我说：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的推动力量。他们不是小丑和玩偶。”

为了说明这一点，她推荐我读一读主席的《论联合政府》。

《论联合政府》是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政治报告。

报告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总结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领导人民民主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抗战以来国共两条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提出了党必须实行“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们党领导之下，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政治路线。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做的政治报告，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

报告明确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一般纲领，并完整地制定了现阶段的具体纲领和政策，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斗争口号；强调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改革，同时提出准备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转变，以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指出加强党的领导是争取革命胜利的关键。

报告概括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三大作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指出这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它政党的显著标志，全党要保持和发扬这些作风，更好地团结和率领全国人民，完成党的战略任务。报告是中国共产党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纲领性文件，也是加强共产党自身建设的重要文献。

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45年4月23日到6月11日在延安召开。

当时，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都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斗。

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一本以他自己的名义写的书，叫《中国之命运》。该书着力渲染“一个主义”、“一个党”，诬蔑我党我军，扬言要在两年内解决所谓的“内政”问题，即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抗日民主力量。

接着，蒋介石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

这次反共高潮，在我党的坚决反击和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反对下，没能得逞。

但是，蒋介石统治集团仍然坚持其反共反人民的政策，力图在抗战胜利后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建立一个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由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政府，把中国引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老路上去。

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一面坚持抗击日寇，一面同蒋介石集团进行斗争，在艰苦的斗争中壮大了自己。

到1945年春，我们党已经有了121万党员，党内空前团结，思想作风日益纯正，在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

我们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已经由原来的四万人发展到近一百万人，在八年抗战中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收复了大片国土。

我们党领导的解放区已经遍布华北、东北、华中、华南各地，拥有近一亿人口，解放区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4年9月，党中央提出了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积极响应。

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希望在抗战胜利后，以解放区为榜样，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在国内抗日战争胜利在望的时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也已经确定。

1945年5月8日，苏联红军占领柏林，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太平洋和其他战场上，美、英、法等国军队也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胜利结束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为了取代日本在中国的地位，加紧扶蒋反共；蒋介石为了篡夺抗战胜利果实，企图消灭我党胜利领导的革命力量，也积极投靠美国。这时候，中国存在着严重的内战危险。

中国人民面临着两种不同命运，一种就是蒋介石的所谓“中国之命运”，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的黑暗的命运；另一种就是我们党所主张的人民民主的光明的中国的命运。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条件下召开的。

《论联合政府》这个政治报告，就是为了粉碎美蒋的阴谋，保卫人民抗战胜利的果实，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而作的。

在这个政治报告中，毛泽东分析了当时国际和国内的形势，驳斥了蒋介石集团的谬论，论述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纲领、路线、方针和政策，为中国人民指明了争取光明的中国之命运的道路。

《论联合政府》报告共分五大部分：

第一部分，针对国民党独裁政策，开宗明义地提出成立联合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

第二部分，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原理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

第三部分，全面科学地总结了抗战中的两条路线。

第四部分，全面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政策。

第五部分，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并要求全党牢固树立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

毛泽东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提出了中国人民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基本要求，剖析了国共两党的两条不同的抗战指导路线及其截然相反的结果，总结了中国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经验，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发扬党的优良作风等实现党对中国革命的领导责任等基本原则。

报告提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奋斗目标。指出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因为它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物”，“又是内战的祸胎”，只有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才能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

报告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要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领导下，放手发动人民群众，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

只有这样，才能把抗战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

报告论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关键，是加强党的团结，指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

为此提出要用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武装全党。

报告最后号召：“全党团结起来，为实现党的任务而斗争。” 报告为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和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指明了方向，奠定了思想基础。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

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低纲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纲领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纲领。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第一次从理论上高度概括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作风。

他说：

“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产生了新的工作作风，这主要的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

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提出，标志着毛泽东建党学说体系达到了完备和成熟。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以极其明确的语言，完整地阐述了共产党领导的宗旨，以及人民军队的宗旨与其它各项建军原则之间的关系。

他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结合，而斗争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接着，他又指出，在这个宗旨的下面，这个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有很好的内部和外部的团结，有一个正确争取敌军官兵和处理俘虏的政策，形成了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战略战术，为人民战争所必需的一系列的政治工作。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还深刻论述了党内思想教育和党的组织原则问题。

他指出，几年来的整风工作收到了巨大的成效，广大党员受到了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觉悟有了很大提高。

那些不纯正的思想得到很多纠正，但是党内思想教育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今后应当继续这种工作，以' 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的精神，更大地展开党内的思想教育。”“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

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是对思想教育重大意义的高度概括和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关于加强党组织建设的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要把我们党的一切力量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和纪律的原则之下，坚强地团结起来。不论什么同志，只要他是愿意服从党纲、党章和党的决议的，我们就要和他团结。

针对党内民主程度不够，集中领导也不充分的实际状况，毛泽东在七大总结报告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实行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的科学论断。

他说，放手的民主，高度的集中，性质是讲程度的。历次讲民主程度不够，集中也有不适当的。两个东西是矛盾的，但可以统一。

要大开言路，开窗户。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只有这样，才能团结同志，统一意志，集中意志，形成高度集中。

没有集中不能胜利、要被消灭。我们的目标，是高度民主基础上的高度集中。

论联合政府报告原文：

  一、人民的基本要求

我们的大会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会的：中国人民在其对于日本侵略者作了将近八年的坚决的英勇的不屈不挠的奋斗，经历了无数的艰难困苦和自我牺牲之后，出现了这样的新局面——整个世界上反对法西斯侵略者的神圣的正义的战争，已经取得了有决定意义的胜利，中国人民配合同盟国打败日本侵略者的时机，已经迫近了。但是中国现在仍然不团结，中国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怎样做呢？毫无疑义，中国急需把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的代表人物团结在一起，成立民主的临时的联合政府，以便实行民主的改革，克服目前的危机，动员和统一全中国的抗日力量，有力地和同盟国配合作战，打败日本侵略者，使中国人民从日本侵略者手中解放出来。然后，需要在广泛的民主基础之上，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一句话，走团结和民主的路线，打败侵略者，建设新中国。

我们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是反映了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因此，我的报告，主要地就是讨论这些要求。中国应否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已成了中国人民和同盟国民主舆论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因此，我的报告将着重地说明这个问题。

中国共产党在八年抗日战争中的工作，已经克服了很多的困难，获得了巨大的成绩；但是在目前形势下，在我们党和人民面前，还有严重的困难。目前的时局，要求我们党进一步地从事紧急的和更加切实的工作，继续地克服困难，为完成中国人民的基本要求而奋斗。

二、国际形式和国内形势中国人民能不能实现我们在上面提出的那些基本要求呢？这要依靠中国人民的觉悟、团结和努力的程度来决定。但是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对中国人民提供了极其有利的条件。中国人民如果能很好地利用这些条件，积极地坚决地再接再厉地向前奋斗，战胜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是毫无疑义的。中国人民应当加倍努力，为完成自己的神圣任务而奋斗。

目前的国际形势是怎样的呢？

目前的军事形势是苏军已经攻击柏林，英美法联军也正在配合打击希特勒残军，意大利人民又已经发动了起义。这一切，将最后地消灭希特勒。希特勒被消灭以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就为时不远了。和中外反动派的预料相反，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当然应该提起充分的警觉，估计到历史的若干暂时的甚至是严重的曲折，可能还会发生；许多国家中不愿看见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获得团结、进步和解放的反动势力，还是强大的。谁要是忽视了这些，谁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但是，历史的总趋向已经确定，不能改变了。这种情况，仅仅不利于法西斯和实际上帮助法西斯的各国反动派，而对于一切国家的人民及其有组织的民主势力，则都是福音。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苏联人民创造了强大力量，充当了打倒法西斯的主力军。苏联人民加上其他反法西斯同盟国的人民的努力，使打倒法西斯成为可能。战争教育了人民，人民将赢得战争，赢得和平，又赢得进步。

这一新形势，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代的形势大不相同。在那时，还没有苏联，也没有现在许多国家的人民的觉悟程度。两次世界大战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

法西斯侵略国家被打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并不是说就没有了斗争。广泛地散布着的法西斯残余势力，一定还要捣乱；反法西斯侵略战争的阵营中存在着反民主的和压迫其他民族的势力，他们仍然要压迫各国人民和各殖民地半殖民地。所以，国际和平实现以后，反法西斯的人民大众和法西斯残余势力之争，民主和反民主之争，民族解放和民族压迫之争仍将充满世界的大部分地方。只有经过长期的努力，克服了法西斯残余势力、反民主势力和一切帝国主义势力，才能有最广泛的人民的胜利。到达这一天，决不是很快和很容易的，但是必然要到达这一天。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给这个战后人民斗争的胜利开辟了道路。也只有这后一种斗争胜利了，巩固的和持久的和平才有保障。

目前的国内形势是怎样的呢？

中国的长期战争，使中国人民付出了并且还将再付出重大的牺牲；但是同时，正是这个战争，锻炼了中国人民。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在中国人民面前，不但存在着强大的民族敌人，而且存在着强大的实际上帮助民族敌人的国内反动势力，这是一方面。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人民不但已经有了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高的觉悟程度，而且有了强大的中国解放区和日益高涨着的全国性的民主运动。这是国内的有利条件。如果说，中国近百年来一切人民斗争都遭到了失败或挫折，而这是因为缺乏国际的和国内的若干必要的条件，那末，这一次就不同了，比较以往历次，一切必要的条件都具备了。避免失败和取得胜利的可能性充分地存在着。如果我们能够团结全国人民，努力奋斗，并给以适当的指导，我们就能够胜利。

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打败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的信心，现在是极大地增强了。中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实现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基本要求的时机，已经到来了。这一点还有疑义吗？我以为没有疑义了。

这些，就是目前国际和国内的一般形势。

三、抗日战争中的两条路线

中国问题的关键

谈到国内形势，我们还应对中国抗日战争加以具体的分析。

中国是全世界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是在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中国人民不但在抗日战争中起了极大的作用，而且在保障战后世界和平上将起极大的作用，在保障东方和平上则将起决定的作用。中国在八年抗日战争中，为了自己的解放，为了帮助各同盟国，曾经作了伟大的努力。这种努力，主要地是属于中国人民方面的。中国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前线流血战斗，中国的工人、农民、知识界、产业界，在后方努力工作，海外华侨输财助战，一切抗日政党，除了那些反人民分子外，都对战争有所尽力。总之，中国人民以自己的血和汗同日本侵略者英勇地奋战了八年之久。但是多年以来，中国反动分子造作谣言，蒙蔽舆论，不使中国人民在抗日战争中所起作用的真相为世人所知。同时，对于中国八年抗日战争的各项经验，也还没有人作出全面的总结来。因此，我们的大会，应当对这些经验作出适当的总结，借以教育人民，并为我党决定政策的根据。

提到总结经验，那末，大家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在中国有两条不同的指导路线，一条是能够打败日本侵略者的，一条是不但不能打败日本侵略者，而且在某些方面说来它是在实际上帮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战争的。

国民党政府所采取的对日消极作战的政策和对内积极摧残人民的反动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破坏。这种反动政策妨碍了动员和统一一切中国人民的抗日力量进行有效的战争，妨碍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但是，中国人民的觉醒和团结的运动并没有停止，它是在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政府的双重压迫之下曲折地发展着。两条路线：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和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很久以来，就明显地在中国存在着。这就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

曲折道路的历史

为了使大家明了何以这个两条路线问题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关键所在，必须回溯一下我们抗日战争的历史。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在曲折的道路上发展起来的。这个战争，还是在一九三一年就开始了。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⑴，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这个英勇的游击战争，曾经发展到很大的规模，中间经过许多困难挫折，始终没有被敌人消灭。一九三二年，日本侵略者进攻上海，国民党内的一派爱国分子，又一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率领十九路军，抵抗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一九三三年，日本侵略者进攻热河、察哈尔⑵，国民党内的又一派爱国分子，第三次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并和共产党合作，组织了抗日同盟军，从事抵抗。但是一切这些抗日战争，除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其他民主派别和海外爱国华侨给了援助之外，国民党政府根据其不抵抗政策，是没有给任何援助的。相反地，上海、察哈尔两次抗日行动，都被国民党政府一手破坏了。一九三三年，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的人民政府，也被国民党政府破坏了。

那时的国民党政府为什么采取不抵抗政策呢？主要的原因，在于国民党在一九二七年破坏了国共两党的合作，破坏了中国人民的团结。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订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⑶，建立了黄埔军校⑷，实现了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因而在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扫荡了广东的反动势力⑸，在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举行了胜利的北伐战争，占领了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大部，打败了北洋军阀政府，发动了中国历史上空前广大的人民解放斗争。但是到了一九二七年春夏之交，正当北伐战争向前发展的紧要关头，这个代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国共两党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统一战线及其一切革命政策，就被国民党当局的叛卖性的反人民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所破坏了。昨天的同盟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被看成了仇敌，昨天的敌人——帝国主义者和封建主义者，被看成了同盟者。就是这样，背信弃义地向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来一个突然的袭击；生气蓬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从此以后，内战代替了团结，独裁代替了民主，黑暗的中国代替了光明的中国。但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他们高举起革命的大旗，举行了武装的抵抗，在中国的广大区域内，组织了人民的政府，实行了土地制度的改革，创造了人民的军队——中国红军，保存了和发展了中国人民的革命力量。被国民党反动分子所抛弃的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由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其他民主分子继承下来了。

到了日本侵略者打入东三省以后，中国共产党就在一九三三年，向一切进攻革命根据地和红军的国民党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这样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但是国民党当局拒绝了这个提议。

从此以后，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越发猖狂；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呼声越发高涨。各种人民爱国组织，在上海和其他许多地方建立起来。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长江南北各地的红军主力，在我们党中央领导之下，经历了千辛万苦，移到了西北，并和西北红军汇合在一起。就在这两年，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情况，决定并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完整的政治路线，以团结抗日和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为奋斗目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⑹，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了全国各大城市。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国民党内部主张抗日的两派爱国分子——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联合起来，勇敢地反对国民党当局的对日妥协和对内屠杀的反动政策，举行了有名的西安事变。同时，国民党内的其他爱国分子，也不满意国民党当局的当时政策。在这种形势下，国民党当局被迫地放弃了内战政策，承认了人民的要求。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在卢沟桥事变的前夜，即一九三七年五月，我们党召集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全国代表会议，这个会议批准了党中央自一九三五年以来的新的政治路线。

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个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当时全国人民，我们共产党人，其他民主党派，都对国民党政府寄予极大的希望，就是说，希望它乘此民族艰危、人心振奋的时机，厉行民主改革，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付诸实施。可是，这个希望是落空了。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一方面，国民党政府对待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抗日党派的态度比较过去有了一些改变；另一方面，仍旧不给各党派以平等地位，并多方限制它们的活动。许多爱国政治犯并没有释放。最主要的是国民党政府仍旧保持其自一九二七年发动内战以来的寡头专政制度，未能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

还在这一时期的开始，我们共产党人就指出中国抗日战争的两条路线：或者是人民的全面的战争，这样就会胜利；或者是压迫人民的片面的战争，这样就会失败。我们又指出：战争将是长期的，必然要遇到许多艰难困苦；但是由于中国人民的努力，最后胜利必归于中国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