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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612 | 回复:0许广平:最后的一天

发布于:2018-07-19 15:50:49

  今年的一整个夏天,正是鲁迅先生被病缠得透不过气来的时光。许多爱护他的人,都为了这个消息着急。然而病状有些好起来了。在那个时候,他说出一个梦:“他走出去,看见两旁埋伏着两个人,打算给他攻击,他想:你们要当着我生病的时候攻击我吗?不要紧!我身边还有匕首呢,投出去,掷在敌人身上。”

  梦后不久,病更减轻了。一切恶的征候都逐渐消灭了。他可以稍稍散步些时,可以有力气拔出身边的匕首投向敌人,——用笔端冲倒一切,——还可以看看电影,生活生活。我们战胜“死神”。在讴歌,在欢愉。生的欣喜布在每一个朋友的心坎中,每一个惠临的爱护他的人的颜面上。

  他仍然可以工作,和病前一样。他与我们同在一起奋斗,向一切恶势力。

  直至十七日的上午,他还续写《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以前有《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似尚未发表。)一文的中段。(他没有料到这是最后的工作,他原稿压在桌子上,预备稍缓再执笔。)午后,他愿意出去散步,我因有些事在楼下,见他穿好了袍子下扶梯。那时外面正有些风,但他已决心外出,衣服穿好之后,是很难劝止的。不过我姑且留难他,我说:“衣裳穿够了吗?”他探手摩摩,里面穿了绒线背心。说:“够了。”我又说:“车钱带了没有?”他理也不理就自己走去了。

  回来天已不早了,随便谈谈,傍晚时建人先生也来了。精神甚好,谈至十一时,建人先生才走。

  到十二时,我急急整理卧具。催促他,警告他,时候不早了。他靠在躺椅上,说:“我再抽一支烟,你先睡吧。”

  等他到床上来,看看钟,已经一时了。二时他曾起来小解,人还好好的。再睡下,三时半,见他坐起来,我也坐起来。细察他呼吸有些异常,似气喘初发的样子。后来继以咳呛,咳嗽困难,兼之气喘更加厉害。他告诉我:“两点起来过就觉睡眠不好,做恶梦。”那时正在深夜,请医生是不方便的,而且这回气喘是第三次了,也不觉得比前二次厉害。为了减轻痛苦起见,我把自己购置在家里的“忽苏尔”气喘药拿出为看:说明书上病肺的也可以服,心脏性气喘也可以服。并且说明急病每隔一二时可连服三次,所以三点四十分,我给他服药一包。至五点四十分,服第三次药,但病态并不见减轻。

  从三时半病势急变起,他就不能安寝,连斜靠休息也不可能。终夜屈曲着身子,双手抱腿而坐。那种苦状,我看了难过极了。在精神上虽然我分担他的病苦,但在肉体上,是他独自担受一切的磨难。他的心脏跳动得很快,咚咚的声响,我在旁边也听得十分清澈。那时天正在放亮,我见他拿左手按右手的脉门。跳得太快了,他是晓得的。

  他叫我早上七点钟去托内山先生打电话请医生。我等到六点钟就匆匆的盥洗起来,六点半左右就预备去。他坐到写字桌前,要了纸笔,戴起眼镜预备写便条。我见他气喘太苦了,我要求不要写了,由我亲口托请内山先生好了,他不答应。无论什么事他都不肯马虎的。就是在最困苦的关头,他也支撑起来,仍旧执笔,但是写不成字,勉强写起来,每个字改正又改正。写至中途,我又要求不要写了,其余的由我口说好了。他听了很不高兴,放下笔,叹一口气,又拿起笔来续写,许久才凑成了那条子。那最后执笔的可珍贵的遗墨,现时由他的最好的老友留作纪念了。

  清晨书店还没有开门,走到内山先生的寓所前,先生已走出来了,匆匆的托了他打电话,我就急急地回家了。

  不久内山先生也亲自到来,亲手给他药吃,并且替他按摩背脊很久。他告诉内山先生说苦得很,我们听了都非常难受。

  须藤医生来了,给他注射。那时双足冰冷,医生命给他热水袋暖脚,再包裹起来。两手指甲发紫色大约是血压变态的缘故。我见医生很注意看他的手指,心想这回是很不平常而更严重了。但仍然坐在写字桌前椅子上。

  后来换到躺椅上坐。八点多钟日报(十八日)到了。他问我:“报上有什么事体?”我说:“没有什么,只有《译文》的广告。”我知道他要晓得更多些,我又说:“你的翻译《死魂灵》登出来了,在头一篇上。《作家》和《中流》的广告还没有。”

  我为什么提起《作家》和《中流》?这也是他的脾气。在往常,晚间撕日历时,如果有什么和他有关系的书出版时——但敌人骂他的文章,他倒不急于要看。——他就爱提起:“明天什么书的广告要出来了。”他怀着自己印好了一本好书出版时一样的欢情,熬至第二天早晨,等待报纸到手,就急急地披览。如果报纸到的迟些,或者报纸上没有照预定的登出广告,那么,他就失望。虚拟出种种变故,直至广告出来或刊物到手才放心。

  当我告诉他《译文》广告出来了。《死魂灵》也登出了,别的也连带知道,我以为可以使他安心。然而不!他说:“报纸把我,眼镜拿来。”我把那有广告的一张报纸给他,他一面喘息一面细看《译文》广告,看了好久才放下。原来他是在关心别人的文字,虽然在这样的苦恼状况底下,他还记挂着别人。这,我没有了解他,我不配崇仰他。这是他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也是他最后一次和大众接触。那一颗可爱可敬的心呀!让他埋葬在大家的心之深处罢。

  在躺椅上仍旧不能靠下来,我拿一张小桌子垫起枕头人他伏着,还是在那里喘息。医生又给他注射,但病状不轻减,后来躺到床上了。

  中午吃了大半杯牛奶,一直在那里喘息不止,见了医生似乎也在拆苦。

  六点钟左右看护妇来了,给他注射和吸入酸素,氧气。

  六点半钟我送牛奶给他,他说:“不要吃。”过了些时,他又问:“是不是牛奶来了?”我说:“来了。”他说:“给我吃一些。”饮了小半杯就不要了。其实是吃不下去了,不过他恐怕太衰弱了支持不住,所以才勉强吃的。到此主刻为止,我推测他还是希望好起来。他并不希望轻易放下他的奋斗力的。

  晚饭后,内山先生通知我:(内山先生为他的病从早上忙至夜里,一天没有停止。)希望建人先生来。我说:“日里我问过他,要不要见见建人先生,他说不要。所以没有来。”内山先生说:“还是请他来好。”后来建人先生来了。

  喘息一直使他苦恼,连说话也不方便。看护和我在旁照料。给他揩汗。腿以上不时的出汗,腿以下是冰冷的。用两个热水袋温他。每隔两小时注强心针,另外吸入氧气。

  十二点那一次注射后,我怕看护熬一夜受不住,我叫她困一下,到两点钟注射时叫醒她。这时由我看护他,给他揩汗。不过汗有些粘冷,不像平常。揩他手,他就紧握我的手,而且好几次如此。陪在旁边,他就说:“时候不早了,你也可以睡了。”我说:“我不瞌睡。”为了使他满意,我就对面的斜靠在床脚上。好几次,他抬起头来看我,我也照样看他。有时我还陪笑的告诉他病似乎轻松些了。但他不说什么又躺下了。也许是这时他有什么预感吗?他没有说。我是没有想到问。后来连揩手汗时,他紧握我的手,我也没有勇气紧握回他了。我怕刺激他难过,我装做不知道。轻轻的放松他的手,给他盖好棉被。后来回想:我不知道,应不应该也紧握他的手,甚至紧紧的拥抱住他。在死神的手里把我的敬爱的人夺回来。如今是迟了!死神奏凯歌了。我那追不回的后悔呀。

  从十二时至四时,中间饮过三次茶,起来解一次小手,人似乎有些烦躁,有好多次推开棉被,我们怕他受冷,连忙盖好。他一刻又推开,看护没法子,大约告诉他心脏十分贫弱,不可乱动,他往后就不大推开了。

  五时,喘息看来似乎轻减,然而看护妇不等到六时就又给他注射,心想情形必不大好。同时她叫我托人请医生,那时内山先生的店员终夜在客室守候,(内山先生和他的店员,这回是全体动员,营救鲁迅先生的急病的。)我匆匆嘱托他,建人先生也到楼上,看见他已头稍朝内,呼吸轻微了。连打了几针也不见好转。

  他们要我呼唤他,我千呼百唤也不见他应一声。天是那么黑暗,黎明之前的乌黑呀,把他卷走了。黑暗是那么大的力量,连战斗了几十年的他也抵抗不住。医生说:“过了这一夜,再过了明天,没有危险了。”他就来不及等待到明天,那光明的白昼呀。而黑夜,那可诅咒的黑夜,我现在天天睁着眼睛瞪它,我将诅咒它直至我的末日来临。

  ------十一月五日,记于先生死后的二星期又四天(1936年)



 

景宋(1989-1968)广东番禺人。原名许广平,号景宋。毕业于北京高等女子师范。1949年后任全国妇联副主席。著有《两地书》(与鲁迅合著),《欣慰的纪念》,《关于鲁迅的生活》,《鲁迅回忆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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