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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494 | 回复:0二程生平与理学思想简述

发布于:2017-10-11 12:42:59

二程生平与理学思想简述

 

1032年1月15日,1033年8月15日程颢、程颐先后生于湖北省黄陂县草庙巷时任县尉的程珦家里。

程氏先祖乔伯(程伯符,程氏开宗世祖。一名乔伯,又名二和,周代诸侯,食邑于程,封程国伯,子孙遂以国为姓。他生活在商末周初,和周公姬旦、周日正帮助周成王定鼎郊溽,修和周郊)。为周朝大司马,封于程后遂以为姓(有研究认为,古程国在洛阳市东、偃师、孟津交界处,史称“上程聚”,而咸阳附近的程邑,是程休父徙封的地方)。东晋时程元谭为安徽新安太守,赐第新安黄墩,唐开元时程皓公为唐刺史,定居中山之博野(今河北定县),高祖程羽被朝廷赠太子少师,宋太宗赵匡胤时以辅佐 有功,赐第于京师开封,居泰宁坊。曾祖程希振,任尚书虞部员外郎,曾祖母高密县崔氏。程希振生程适、程遹、程道。死后葬伊川。程家始迁居洛阳,为洛阳人。

祖父程遹,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任黄陂知县,爱民如子,整治恶霸,人称程青天,称后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祖母孝感县张氏、长安县张氏。生程珦、程璠、程琉、程瑜及一女。程遹之兄程适生程琳等堂兄弟5人。

程珦于宋景德三年(1006年1月23日)生于开封泰宁坊赐第。18岁时,其父程遹病世,朝廷赠开府仪同三司吏部尚书。按宋朝荫庇官制,家有高官者可录后代作官。朝廷录旧臣之后,程珦被任为“社郊斋郎”。因家中人口众多需要照顾,不能奉调,经堂兄程琳(已任太常博士,分掌三司户部判官,后任开封府尹、丞相,1056年去世,被宋仁宗追封为中书令,谥号文简公)向朝廷申说,就近改任黄陂县尉,主管军事、治安。

程珦的弟弟程璠、程瑜因程琳荫庇当官。程璠16岁出仕,后官至比部郎中,赐五品服;程瑜先后任荆南监利尉、知汝州龙兴县事、殿中丞等职。

后来程适在开封去世后,程珦将伯母接到黄陂居住,伺候赡养十分周到。程家已有人口几十口。

程珦在县尉任上秉公办案、济困扶弱,接济亲戚、困难百姓,被称为大善人。由于人口众多,家中生活拮据。恰逢当朝宰相文彦博到县视察,知其淸节后,联合苏颂等九名高官,上表皇上。皇上颁昭,赐帛二百匹,补助其父丧葬费用,程珦才还淸了债务。

程珦17岁时娶妻侯氏。侯氏山西太原盂县人,世为河东大姓。原在河北中部和西部的上谷郡居住。后来,侯姓一支又南迁到黄陂。侯父道济,宋真宗时进士,任润州丹徒县令(今江苏镇江),赠尚书比部员外郎。侯道济曾应黄陂宗亲之邀到侯家疙垱施教授徒。侯道济刁氏夫人于宋景德元年(1004年)10月13日在太原生寿安县侯郡君,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生儿子侯可(字无可)。相传侯道济携女儿侯氏到黄陂县游学时,程遹设宴招待。正是这一机缘,使之成为儿女亲家。侯氏比程珦大二岁,19岁时嫁给程珦。

据程颐在《上谷郡家传》记载,母亲幼而聪悟过人,女工之事无所不能。好读书史,博知古今。侯道济常和她谈论朝政之事,侯氏所言甚合其意。侯道济常叹“可惜不是男儿!”

侯氏嫁给程珦后,对姑舅尽心服侍,与夫君相敬如宾。德容之盛,内外亲戚无不敬爱。众人到程家往往舍所观而观夫人。她待人仁恕宽厚,抚爱诸庶不异己出。不准家人打骂奴婢,对奴婢视如儿女。遇到有人斥责奴婢,她必告诫说:“贵贱虽殊,人则一也!你这样大时,能把事情干好吗?”遇到路上遗弃的小儿,她屡次收养。有一小商人外出未还,而其妻死,儿女散逐人去。惟幼者,始三岁,没有着落。她惧其必死,便抱回家。当时程家人众,生活困难,都不愿收留。侯氏乃别粜以食之。其父归,十分感激说:“幸蒙收养,得全其生,愿将此女献给你。”侯氏说,我本以待汝归,不是为了要你家的孩子。”她还喜好配置药物,以济病者。有一天大寒,有挑炭的人生了病敲其家门,家人欲呵斥之。她劝止说:你把他赶走,他没钱治病不是更困难吗!便开门给那人治病。
       侯氏教育孩子不掩过、重节俭。她常说:“子之所以不能成材,是由于母蔽其过、而父不知也。”生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爱可谓至矣。然教之之道,从不宽容。程颐刚学会走路时,有一次踣跌倒了。家人赶紧上前扶抱,恐其惊啼。侯氏却让他自己起来,并说:“你若慢慢走,怎么会跌倒呢?”侯氏在吃饭时,常让孩子坐在身边,当他们要吃好饭好菜时,便喝斥制止说:“小时候就讲求吃喝,长大会怎么样?”所以程颐兄弟平生于饮食、衣服不挑三拣四,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这种习惯,非性然也,是侯氏教育的结果。

侯氏在教育孩子方面,常说:“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意思是说,对孩子要让他们经受住挫折的考验,在逆境中不致沉沦,要能屈能伸。她还常常告诫家人:“见人善则当如己善,必共成之;视他物当如己物,必加爱之。”
      她不信鬼神。在庐陵时,居室常出怪现象。家人对她说有鬼在摇扇。她说:“你看仔细再告诉我。”家人又说:“有鬼击鼓。”她说:“有椎子吗?拿来让我去戳它!”后家人不敢再说有鬼怪,亦不复有,遂获安居。
      侯氏有知人之鉴。有叫姜应明的考中神童,人兢观之。她说:“非远器也。”后果以罪废。颐兄弟幼时,夫人勉之读书。在书线上写:“我惜勤读书。”又并书二行:“殿前及第,程延寿。”(程延寿程颢幼时名)在程颐书上写:“处士。”后来果然程颢先中进士;程颐未中举,以处士居家讲学。
      侯氏好文,而不为辞章。见世之妇女以文章书札传于人者,深以为非。平生所为诗不过三二篇,皆不曾记。独在历阳时,程珦观亲河朔,夜闻鸣雁。为诗曰:“何处惊飞起,雝雝过草堂。早是愁无寐,忽闻声传伤。良人沙漠外,羁妾守空房。欲寄文回信,谁能付汝将。”读史见奸邪逆乱之事,常掩卷愤叹;见忠孝节义之士,则钦慕不已。常称唐太宗得御戎之道,识虑高远,有英雄之气。

夫人之弟可,世称名儒,才智甚高,常自谓不如夫人。
       二程父母对二程教育十分重视。二程七岁时,即让其读古诗。并为其请了当地两位名师,一人负责传授礼、乐、书、数知识,一人负责射、御技能。

程颢幼有奇质,明惠惊人。数岁,诵诗书,强记过人。十岁能为诗赋。他在读了晋人的《酌贪泉诗》后,化其意而用之,写了:“中心如自固,外物岂能迁。”当世先达赞许其志操高远。(史书上说有二种泉,一是盗泉,在山东泗水县北,曾子立廉,不饮盗泉;说有一次孔子路过盗泉尽管很渴,也不敢喝盗泉之水。二是贪泉,《晋书》上说,晋代有一廉吏叫吴隐之到广东去任剌史,路过石门,有一处泉水,当地人叫贪泉,一般官员是不喝这水的。可是隐之却喝了还作了一首诗:“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意思是说即使是贪泉可让伯夷、叔齐这样的人喝了,也不会变贪。)

程颢程颐年幼时性格迥异。程颢性情温和,沉默寡言,常常手不释卷。程颐生性好动,沉不下心来读书。有一次其母染了风寒,程颐陪母亲去看郎中,翻山时,因母亲口渴,喝了人头盖骨里的雨水,病见轻了。程颐回家向程颢说明情况,程颢说,人头盖骨本来就能治病,书上早就有记录。从此程颐深受启发,发愤读书。兄弟二人还在聂水东岸建望鲁台,祭拜万世师表孔子,日日在望鲁台上诵读史书。

程颢12岁时,户部侍郎彭思永到黄陂巡察,见程颢“居痒序(痒:养;序:射。指学校)中,如老成人,十分爱重,便将其小女儿与程颢定了亲。

彭思永江西庐陵(今吉安)人,从小品德高洁,不爱财物。有一次他捡到一只金钗,便等在那里,等失主来寻。仁宗朝任为户部侍郎,直言敢谏,处事果决,爱护百姓。其人品对程颢影响很大。

二程十四、五岁时,程珦以大理寺丞(主管刑狱的官员)身份任江西兴国县知县。当时周敦颐(字濂溪)任南安军司参军。程珦是其属官。一日,程珦拜见周敦颐,见面后,感到周敦颐气貌非常人,交谈后,认为周敦颐深明道学,便结为好友。并让程颢、程颐拜为老师。周敦颐,湖南道县人,是北宋理学的创始人。《宋元公案》中对于周敦颐的地位有这样的论述:“孔孟而后,汉儒止有传经之学。性道微言之绝久矣。元公(指周敦颐)崛起,二程嗣之,又复横(张载)诸大儒辈出,圣学大昌。”周敦颐向二程教授孔孟之道,穷性命之理,体道成德。二程师事周敦颐虽然不足一年时间,却对二程影响很大。据程颐《明道形状》载:从此二程“遂厌科举之业,慨然有求道之志。”

程颐十七岁开始读《论语》。据弟子杨尊道记载:程颐说“某自十七、八岁读《论语》,当时已晓文义,读之逾久,但觉意味深长。《论语》有读了后全无事者,有读了后其中得一两句喜者,有读了后不知手之舞之蹈之者。”

1050年3月,十八岁的程颐,给宋仁宗写了封上书:“劝以王道为心,生灵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且乞召对,面陈所学。”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固本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足衣食。”“天下之治,由得贤也。天下不治,由失贤也。”

“臣所学者,天下大中之道也。道必充于己,而后施以及人,是故道非大成,不苟于用。然亦有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也。所谓不私其身,应时而作者,诸葛亮及臣是也。”

“愿得一面天颜,罄陈所学。如或有取,陛下置其左右,使尽其诚。”

程颐的这篇上书,并未引起宋仁宗的重视,也未受到召见。

1052年2月28日,二程的母亲侯氏卒于江宁(今江苏江宁县),享年49岁。由于程珦是朝廷命官,朝廷始封侯氏寿安县君,追封上古郡君。此时程颢21岁,程颐20岁。

其父程珦从龚州还,寓居江宁。

程颐年20岁看《春秋》。学生周伯忱问:“左传可信否?程颐说: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我二十岁时,看春秋,黄赘隅问我如何看?答之曰,有两句法云:以传考经之事迹,以经别传之真伪。”

该年十月,北宋广渊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依智高寇边,狄青奉命征讨,并请善于边境事务的侯无可参与军事。侯无可向姐姐侯氏辞行。程颐作《闻舅氏侯无可应辟南征诗》:

词华奔竞至道难,茫茫学者争驱驰。

   先生独奋孟轲舌,扶持圣教增光辉。

   志期周礼制区夏  人称孔子生关西。

   当途闻声交荐牍,苍生无福徒尔为。

   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

今朝有客关内至,闻从大幕征南垂。

南垂风寇陷州郡,久张螳螂抗天威。

圣皇赫书捷书涣,虎侯秉钺驱熊罴。

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

撮儿小蛮何足殄,庶几聊吐胸中奇!

从诗中可看出侯无可扶持圣教、志期周礼,“人称孔子生关西”,“道大不为当世用,著书将期来者知”,“宏才未得天下宰,良谋且作军中师”。侯无可道学深厚,“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二程幼年亦受侯无可道学影响。

1056年,程颢到京城准备科举考试,程颐亦游历开封,住泰宁坊旧居。在诸儒生中声望颇高,都自以为不及,莫不登门拜访。有一天,太学生吕希哲在相国寺与二程会面,论事详尽。程颢说:“不知此地自古自今,更曾有人来此地说此话么?”

时陕西关中学者张载(字横渠)亦在京师,常在相国寺坐虎皮讲《周易》,听者甚众。一天晚上,程颢、程颐拜见张载,在一起谈论周易,张载对二程甚为佩服。第二天,他撤去虎皮,对诸学者说:“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非及,汝辈可师之,吾就要回陕西了。”

同年,程颢收刘立之为学生。刘立之河间人(今河北沧州市管辖)。据刘立之言:“立之家与先生有累世之旧。先人高爽有奇操,与先生好尤密。先人早逝,立之方数岁,先生兄弟取以归,教养视子侄。卒立其门户。”(这里的“先生”应指二程之父程珦)刘立之时年7岁,这是程颢收的第一个学生,从学30年,后考中进士,任宣德郎。

程颐到京师太学游历。当时胡瑗主政太学。胡瑗(993~1059)字翼之。北宋理学先驱、著名思想家和教育家。 因世居陕西路安定堡,世称安定先生。庆历二年至嘉祐元年历任太子中舍、光禄寺丞、天章阁侍讲等。胡瑗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胡瑗精通儒家经术 ,以“圣贤自期许”。

程颐拜见胡瑗后,胡瑗让其写《颜子所好何学论》。程颐在《颜子所好何学论》中提出:“颜子所独好学者,何学也?学以圣人之道也!”继而指出:圣人是可学而知之。“天地储精,得五行之秀者为人。”五行之秀即仁义礼智信。五行为中,“中正而诚,则圣矣”。

“故颜子所好,则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无言,非礼勿动。”

胡瑗读了程颐的文章后,称为奇文,当即约见程颐,处以学职,即让程颐当教职。当时吕公著的孩子吕希哲也在太学读书,与程颐住处相邻。吕公著让吕希哲拜程颐为老师。既而四方之士,从学者日众。

 

     1057年1月6日,程颢考进士。时年26岁。当时以翰林学士欧阳修权知贡举,翰林学士王珪、龙图阁直学士梅挚、知制诰韩绛、集贤殿修撰范镇并权同知贡举。天章阁侍讲卢士宗、集贤校理张师中封印卷首,馆阁校勘张洞、王俨充覆考官,梅尧臣、张子谅、张唐民、董参、吴秉、鲜于烍充点检试卷,张师颜、刘坦、李昌言、孙固、崔台符充诸科考试官。 
   主考由欧阳修领衔,王珪、韩绛、梅尧臣为考官。宋仁宗亲自到御殿主持殿试。程颢作《南庙试 佚道使民赋》、《南庙试九叙惟歌论》、《南庙试策第五道》。

在《南庙试佚道使民赋》中,程颢提出:“人情莫不乐利,圣政为能使民”;“厥惟生民,各有常职;劳而获养,则乐服其事;勤而无利,则重烦其力”;“大低善治俗者,率俗以敦本;善使民者,顺民而不劳。道皆出于优佚(同逸,使民安逸之义)令无勤于绎骚。------勿谓民之冥而无知,勿谓农之劳而不务。趋其利虽劳而乐,害其事则虽冥而惧。”

 在《南庙试策第五道》中,程颢提出:“王者高拱于穆淸之上,而化行于裨海之外,何修何饰而致哉?以纯王之心,行纯王之政尔。------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友以及人之友,此纯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养,幼者得其所,此纯王之政也。”

南庙,指进士考试的场所。试题称南庙试策,参加考试的亦称南庙进士。该年宋代科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发解试、省试、殿试。解额,就是士人通过发解试后获得解送礼部参加省试的名额。

程颐该年亦参加了发解试,因解额减半,不能登科(未中进士)。写《与方元菜手帖》:“圣人之道,坦如大路,学者病不得其门耳。得其门,无远之不可到也。求入其门,不由于经乎?今之治经者亦众矣,然而买椟还珠,人人皆是。经所以载道也,诵其言辞,解其训诂,而不及道,乃无用之糟粕耳。睹足下由经以求道,勉之又勉,异日见卓尔有立于前,然后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指出:一旦入圣人之门,无远不能达到。而圣人之门,从学经始。经以载道。

 与程颢同榜考取的进士有 :苏轼(后为礼部尚书、著名词人)、张载(关学创始人)、曾巩(后为中书舍人、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布(后为尚书右仆射、宰相)、苏辙(后为门下侍郎、副相)、朱光庭(后为集贤院学士)。

同年,周敦颐任合州判官,二程兄弟再次往访,向周敦颐求学。

后来程颢说:“自再见周茂汉后,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

“吾与点也之意”这个典故,出自《论语》的《先进第十一》,说是孔子向子路、曾点、冉有、公西华问他们的志向。子路、冉有、公西华的志向都是做官治国。孔子又问:“曾点你怎么样?”曾点说的志向却是:“暮春三月,春装可以脱了,便陪同五六位成年人,六七个小孩在沂水边洗洗澡,在舞雩(y¨)台上吹吹风,一路唱着诗歌走了回来。”孔子长叹一声说:“我赞同曾点的想法啊!”。可见当时周敦颐向二程兄弟讲述了“吾与点与”的典故,启迪他们人生各有志向。程颢说他“有了同曾点相同的志向”(即:徜徉在山水,吟风弄月)。

1085年,27岁的程颢被任为京兆府雩县(今陕西户县)主簿。刚到任时,县令看程颢年少,有所轻视。有乡民借其兄房宅,挖地时见有藏钱。兄之子上诉到县衙,说是其父所藏。县令对程颢说:“此无佐证,如何判决?”程颢说:“这事好辨别。”他问告状的说:“尔父藏钱几年了?”告状的说:“已经四十年了!”程颢又问被告说:“你借住房子几年了?”被告说:“二十年了。”程颢即让人取钱十千来看,对借宅者说:“今官所铸钱,不过五、六年就流行天下,此钱都是你未居前数十年前所铸的钱,怎么能说是你家的钱呢?”被告心服了,将钱给了侄儿。县令对程颢的判案才能也十分佩服。此案例后来成为历史上的经典案例。

 该县南山寺庙有石佛,传说其石佛头会放光。远近男女聚观,昼夜杂处,发生不少有伤风化的事。而当时的县令害怕是神显灵,不敢禁止。程颢刚到任,就对寺庙的僧人说:“吾闻石佛会现光,有这种事吗?”僧人说:“有这种事。”程颢告戒说:“等它再现光时,你一定要告诉我,我有职事不能前往,可把石佛的头砍下来让我看。”从此以后石佛不再显光了。

在户县时,张载致信与程颢讨论“定性”的问题。程颢写了《答横渠张子厚先生书》。信的开头说:“承教,谕以定性未能不动,犹累于外物”,这是张载所提出的问题。意思是说,他想希望达到“定性”,可是他总为外来的事物所牵累,以致于不能不“动”。

程颢在回答中说:“所谓定者,动亦定,静亦定,无将迎,无内外。苟以外物为外,牵己而从之,是以己性为有内外也。且以己性为随物于外,则当其在外时,何者为在内?是有意于绝外诱而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既以内外为二本,则又乌可遽语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 

程颢认为,首先要认识在“己性”中本来无所谓内外之分。他说:“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圣人之常,以其情顺万事而无情”。意思就是说,天地没有它自己的心,万物之心就是它的心。“圣人”的精神境界是与天地同样地“廓然大公”,所以他的好恶能顺应万物而没有为自己的利害的好恶。也就是说,圣人的精神境界是和宇宙一样的广大,对于他也没有主观和客观的分别,所以他没有专为他自身的利益而引起的感情。他的感情是无私的。 

程颢接着说:“故君子之学,莫若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廓然而大公”就是形容上面所说的天地和圣人的情况。因为他们是“廓然而大公”,无论什么事情来他们都顺其自然而反应之。这就是所谓“顺应”,就是没有加以思索考虑的自发反应。 

程颢又说:“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适道,大率患在于自私而用智。这是说,一般人所有的犯错误的根本,就是在两点上与圣人不相同,与天理不相似。这两点就是“自私”和“用智”。“自私”是和“廓然大公”相对立的,“用智”是和“物来顺应”相对立的。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行为都是以自己利益为出发点,出于自私的动机,他的思想行为就都是有所为而为,而不是对于事物的自发的反应。所以说,自私就不能“以有为为应迹”。他为这些有所为的行为,必定有许多思索、辩护,即使自己明知是不应该做的事,他也要想出理由辩解,仿佛也是应该做的。其实哪些事情应该做,哪些事情不应该做,人心本来有明觉,所以是能够自发地作出反应的。“用智”的结果,就把这种自然的明觉歪曲了,掩盖了,所以说,“用智则不能以明觉为自然”。这里所谓明觉,完全是就道德说的。

程颢的这封书信,后来被称为《定性书》,是理学的重要理论文献。

程颢在雩县作《偶成》诗:“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 时人不知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程颢曾陪晁公到雩县的厌云山游览,作诗十二首。其《马上偶成》诗:

 身劳无补公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

  世路险艰功业远,未能归去不男儿。

诗中吐露出归隐思想。

当时谢师直任长安转运使,曾与程颢一起论《易》及《春秋》。程颢说:“运使(指谢师直),论《春秋》犹有所长,对《易》则全理会不得。”后来谢师直将程颢的评价说给程颐,程颐说:“以我所见,二公皆深知《易》道。”谢师直问为何这样说?程颐说:“先生是转运使,能屈节问一主簿,向主簿求教;一小小主簿敢言运使不知《易》,如果不是深知《易》道者,则做不到呀!”

1059年春,27岁的程颐再次参加科举考试,“举进士,廷试报罢(落第),遂不复试。”一生以处士身份(处士,指有德才而不愿做官的人)研究性命之学。

同年吕公著主政国子监。曾“命驾过之”,亲造程颐之门,邀请程颐为学正(宋国子监置学正与学录,掌执行学规,考校训导),不意为程颐婉言谢绝,吕公著引为憾事。程颐写了《谢吕晦叔待制书》:“窃以古之时,公卿大夫求于士,故士虽自守穷闾,名必闻,才必用;今之时,士求于公卿大夫,故干进者显荣,守道者沈晦。颐虑乎今之世,才微学寡,不敢枉道妄动,虽亲戚乡闾间,鲜克知其所存者,矧 (况且)敢期知于公卿大夫乎?伏承阁下屈近侍之尊,下顾愚陋仰荷厚礼,愧不足以当之。

噫!公卿不下士久矣。颐晦于贱贫,世莫之顾,而公独降礼以就之。非好贤乐善之深,孰能如是乎?幸甚幸甚。愿阁下持此好贤之心,广求之之方,尽待之之道,异日登庙堂, 翊(辅佐)明天子治,以之自辅,以福天下,岂不厚与!鄙朴之人,不善文词,姑竭其区区,少致谢恳。”

吕公著 字晦叔,时任任天章阁待制(专门收藏真宗御制文书)兼侍读,是皇上跟前的近臣。治平三年(1067 年)三月,吕公著出知蔡州(今河南汝南),临行前还上书英宗推荐程颐说:“伏见南省进士程颐,年三十四,有特立之操,出群之姿。嘉祐四年(1059 年),已与殿试,自后绝意进取,往来大学,诸生愿得以为师。臣方领国子监,亲往敦请,卒不能屈。臣尝与之语,洞明经术,通古今治乱之要,实有经世济物之才,非同拘士曲儒,徒有偏长。使在朝廷,必为国器,伏望特以不次旌用。”吕公著对程颐器重之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1060年,程颢任职满三年。由于其在主簿任上表现优异,京兆府十分看重,欲向朝廷举荐,并问程颢想任何职。程颢说:“荐士当以其能任何职来衡量,不能问其本人想任何职。”任职期满后,因避亲被调江宁府上元县任主簿。北宋时规定任职须回避原籍。北宋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诏文规定,“知县注选虽甚远,无过30驿。”古代一驿30里,30驿为900里。其概数即为千里。北宋的这种制度被以后的历代王朝所沿用。程颢家祖居在长安一带,老宅只有几间房子。.
   江宁府上元县在今南京市一带。程颢上任后,经过调查了解到这里田税不均,比其他地方严重。原因在于该县临近江宁府,肥沃的田地都被贵家富户以高价买了,乡民贪图一时之利,把田地都卖了。程颢看到乡民卖地的严重后果后,协助县令制定了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开始富户对不准买卖土地的规定不满意,欲挑动闹事,后来因程颢坚决推行,无一人敢不服者。该县至此土地大均,民受其惠。后来其他地方推行均税法时,由于土地不均产生的纠纷经岁历时,文案山积,比上元县多出不下千百件!

上元县令罢任后,程颢代行县事。该县历来诉讼多,每天不下二百件。过去为政者疲于省览,没有时间研究从根本上解决之道。程颢处之有方,不满一月,民讼案件即见减少。

江南这个地方的稻田,依赖坡塘进行灌溉。这一年盛夏时暴雨冲毁塘堤,没有上千的民工难以堵塞。按规定要修池塘,应向府报告,府再禀告漕司,然后才能调动民工进行修复。这样下来没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不能动工。程颢说:“这样的话,稻田的秧苗早就枯死了!老百姓将吃什么?救民获罪,所不辞也。”他先调动民工堵池塘,然后向府里报告。由于池塘修复的及时,保证了灌溉,稻谷取得了丰收。

江宁地处水运要道,给京城运粮的船夫生了病的,便留下来治病,每年不下几百人。可往往府上把粮食发下来,人也饿死了。程颢亲自察看之后发现,这些船夫的粮食供应要向府上报告,府上给粮券才能发粮。等到拿到漕司的批文,这些船夫都饿了几天了。程颢向漕司报告说,要改变报批的办法,事先将稻米储存在这些船夫居住的地方,船夫一来就给粮食。从此以后,大多数船夫都活下来了。后人评价说:“措置于纤微之间,百人已受赐。”程颢常说:“一命之士,苟心存于爱物,与人必有所济。”

1064年,程颢33岁,被调任泽州晋城县令(今山西省晋城县)。当时其父程珦以京官身份任磁州(今河北省磁县)知府,程 颢上任时曾到磁州探望父亲。此时,邢恕以师礼拜见。邢恕早先跟从程颐为学,在这里是第一次见到程颢。后邢恕曾跟从程颢到晋城,并在程颢所办的书院里学习。

8月4日,程颢子端榖出生。

1065年,程颢在晋城期间,教民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长上”;兴办乡学,使“诸乡皆有校”,暇时亲为句读,择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去邑才十余年,而服儒服者数百人。”据记载,程颢共兴建兴校72所,办学数量居全国第一。

1066年,程颢仍任晋城令,为历任县令立碑,作《晋城县令题名记》,慨叹过去因不记录县令政失“使贤者之政不幸而无传,其不肖者复幸而得盖其恶”,提出今后凡任县令者,应“第其岁月先后而记之”,便于“俾民观其名而不忘其政,后之人得从而质其是非以为师戒”。

1067年,程颢36岁,程颢晋城令期满,该任著作郎。史载:“在邑三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振野”。

宋英宗皇帝卒,神宗即位,欲厚葬。程颐代父程珦撰写《上神宗皇帝论薄葬书》。书曰:“------臣观秦、汉而下,为帝王者,居天下之尊,有四海之富,其生也奉养之如何,其亡也安厝之如何,然而鲜克保完其陵墓者,其何故哉?独魏文帝、唐太宗所传嗣君,能尽孝道,为之远虑,至今安全,事迹昭然,存之简策。呜呼!二嗣君不苟为崇侈以徇己意,乃以安亲为心,可谓至孝矣。汉武之葬,霍光秉政,暗于大体,奢侈过度,至使陵中不复容物,赤眉之乱,遂见发掘。------二君从俭,后世不谓其不孝;霍光厚葬,千古不免为罪人。”

同年,其父程珦磁州任满,迁司门郎中(宋掌门关、津梁、道路禁令及其废置移复等事,稽查所有出入官吏、宫民、商贩等违法事),任汉州知府(今四川广汉)。二程兄弟随之前往。

1068年 ,程颢返回洛阳。5月,程颢子端榖死,年5岁。程颢作《程邵公墓志》:“生而有奇质,未满岁而温粹端重之态,宛然可爱,聪明日发,而方厚淳美之气益备。其始言也,或授之于诗,率未三四过,即已成诵矣,久亦不复忘去。虽警悟俊颖,若照彻内外,而出之从容,故敏于见知,而安于言动。坐立必庄谨,不妄瞻视,未尝有戏慢之色。孝友信让之性,盖出于自然。与人言则温然,及其有所不为,则确乎其守也。大凡其心有所许,后虽以百事诱迫,终不复移矣。日视群儿,相与狎弄欢笑跳梁于前,泊乎如不闻知,虽有喜相侵暴者,亦莫之敢侮。-----夫动静者阴阳之本,况五气交运,则益参差不齐矣。赋生之类,宜其杂揉者众,而精于一者间或值焉。以其间值之难,则其数或不能长,亦宜矣。吾儿得其气之精一而数之局者与?天理然矣,吾何言哉!------”朱熹评价这篇墓志,“全用周子《太极图说》及《通书》。盖理则粹纯至善,而气则杂揉不齐。”程颢通过墓志宣扬其理之“粹纯至善”的理想人格标准。

程颢上《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札子》(札子,古代公文的一种,多用于上奏):提出“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其道必本于人伦,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学洒扫应对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礼乐;------其要在于择善修身,至于化成天下,自乡人而可至于圣人之道。其学行皆中于是者为成德”;“朝廷当以厚礼延聘有德之士、考贤选能”;“凡公卿士大夫子弟皆入学”“其有当补荫者------惟不选于学者,不授于职。”

程颐仍在汉州,其父程珦为了延揽当地名士宇文中允到汉州州学任教,代其父写《为家君请宇文中允典汉州学书》。提出:“生民之道,以教为本。------既天下之人莫不从教,小人修身,君子明道,故贤能群聚于朝,良善成风于下,礼仪大行,风俗粹美,刑罚虽设而不犯。此三代盛治由教而致也。------诚能教之由士始,使为士者明伦理而安德义,知治乱之道,政化之本,处足以为乡里法,出可以备朝廷用,------”

程珦对州学十分重视,程颐代其父作《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提出:“士之所以贵乎人伦者,以明道也。------夫所谓道,固若大路然,人皆可勉而至也。”学之道“则在修身谨行而已。------通诸心者,故谨修而可能乎?况无诸中不能强于外也,此为儒之本。”“夫古人之学贵专,不以泛滥为贤。”“以一郡而言,守之职岂不以养人为本?然而民产不置,何术以济乎困穷?吏繇有数,何道以宽乎力役?比闾无法,教化何由而可行?衣食不足,风俗何缘而可厚?”

1069年,宋神宗熙宁二年,程颢38岁。参知政事王安石设制置三条例司,议行新法。三月,程颢、苏辙等入条例司,参与变法;四月,王安石派程颢等八人到各地视察农田、水利、赋役等新法推行情况。

王安石激进和以兴利为目的的新法引起朝中司马光、富弼、韩琦等大臣的反对。一日,程颢在王安石家中商讨新法,王安石子从屋内走出,气盛地说:“把当朝韩琦、富弼弃之于市,则新法行矣!”程颢正色说:“吾与参政谈论国事,尔何敢参言!姑且退下。”自此与王安石产生裂痕。

8月,由御史中丞吕公著推荐,宋神宗授程颢为太子中允、权监察御史里行(里行,官职低者任监察御史,加“里行”)。宋神宗召见,“问所以为御史,对曰:‘使臣拾遗补缺,俾赞朝廷则可;使臣掇拾群下短长以沽直名,则不能。’帝以为得御史体”称为“真御史!”通过几次召见程颢之后,宋神宗对程颢愈加佩服,每次召见将要退去的时候,总是对程颢说,朕希望能常见到你。有一次召见,由于君臣谈的投机,已过了皇上用膳的时间,程颢赶紧退出。朝中的宦官对程颢说:“难道程御史不知道皇上尚未用膳吗?”

据《续资治通鉴》载,这一时期,“颢前后进说甚多,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贤育才为先。------帝常使推择人才,颢所荐数十人,以父表兄弟张载及弟颐为首。又劝帝防未萌之欲,及勿轻天下士,帝俯躬曰:‘当为卿戒之。’”

程颢在上书《论王霸札子》中要宋神宗师圣人之言、法先王之道:“得天理之正,极人伦之至者,尧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义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义,若履大路而行,无复回曲。------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正志先立,则邪说不能移,异端不能惑,故力进于道而莫之御也。------惟陛下稽先圣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尧舜之道备于己,反身而诚之,推之以及四海,择同心一德之臣,与之共成天下之务------”

程颢在《论十事疏》中,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积弊,从尊师、官治、民生、治安、选贤、兵役等十个方面提出自己的见解:首先,开宗明义提出:“圣人创法,皆本诸人情,极乎物理。虽二帝、三王不无随时因革,踵事增损之制;然至乎为治之大原,牧民之要道,则前圣后圣,岂不同条而共贯哉?------

继而提出:一、兴尊德乐善之风:“古者,自天子达于庶人,必须师友以成就其德业,故尧、舜、禹、文、武之圣,亦皆有所从学;”二、正纲纪,“以百度修而万化理”;三、治民恒产,“天生烝民,立之君使司牧之,必制其恒产,使之厚生,则经界不可不正,井地不可不均,此为治之大本也。”四、重视乡村政教,“古者政教始于乡里,其法起于比闾族党,州乡酂遂,以相联属统治,故民相安而亲睦,刑法鲜犯廉耻易格”;五、兴学校,“痒序之教,先王所以明人伦、化成天下”;六、兵农合一,克骄兵耗匮之患;七、针对耕之者少、食之者众、京师浮民数逾百万之弊,提出“均田务农、均多恤寡、渐为之业”;八、针对“用之无节、取之不时、斧斤焚荡、暴殄天物”之弊,提出:尊圣人“奉天理物之道,------山虞泽衡,各有常禁,故万物阜丰,财用不乏”;针对“礼制未修、奢靡相尚”之弊,提出:定“礼制以检饬人情,”定“名数以旌别贵贱”,抑“奸诈攘夺”,使“财用易给,民有恒心”。

程颢在《论养贤剳子》中,提出:“三代养贤,必本于学,而德化行焉,治道出焉;”“历观古先哲王所以虚己求治,何尝不尽天下之才以成己之德也!故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并提出:“臣今欲乞朝廷设延英院以待四方之贤,------凡有政治则委之详定,凡有典礼则委之讨论,经画得以奏陈而治乱得以讲究也。”在这里,程颢提出了类似建立顾问制度。

王安石执政,推行新法,中外皆以新法不可行,言者攻之甚力,王安石任用奸佞之臣,强行新法,朝廷议论纷纷。一日,程颢奉旨赴中堂议事,宋神宗与执政大臣曾公亮、陈升之、司马光等讨论新法,王安石听不得反对意见,与几个大臣争吵起来,厉色待之。颢劝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议,愿平气以听。”安石为之愧屈。

1070年,三月四日,程颢上书《谏新法疏》,四月十七日写《再上疏》,提出:“天下之理,本诸简易,而行之于顺道。故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无事也’舍而之于险阻,不足以言智。自古兴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谓不可而能有成者,况于排斥忠良,沮废公议,用贱陵贵,以邪干正者乎?正使徼幸有小成,而兴利之臣日进,尚德之风浸衰,尤非朝廷之福。”程颢谏言不被采纳,遂乞去言职。王安石本与之善,虽政见不合,犹敬其忠信,不深怒,遂让程颢改任提点京西刑狱。颢固辞,写了《辞京西提刑奏状》,提出:“臣出自冗散,过蒙陛下拔擢,置在言责,伏自供职以来每有论列,惟知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陛下亮其愚直,每加优容,故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知人臣义无私交,则不忍为阿党之计。明则陛下,幽则鬼神,臣之微诚,实仰临照。

然臣学术寡陋,知识阔疏,徒有捧土之心,曾无回天之力。近以力陈时政之失,并论大臣之非,不能裨补圣明,是臣坠废职业”。程颢认为让其担任京西提刑是“恩典过颁”,他本来只是一个御史,任提点刑狱,主管京西路各州的刑狱监察,不是降而是升,因此坚辞。后改任签书镇宁军判官。当时司马光在长安,也上疏求退,称“颢公直,以为己所不如”。程颢赴澶州(今濮阳)任节度判官(宋代于各州、府、路,选派京官充任,称为签书判官,职位略低于副使,以资佐理,掌文书事务)。

十一月,程颢岳父彭思永于金陵去世,程颢写《祭彭侍郎文》与《故户部侍郎致仕彭公行状》,称其“仁厚诚恕,出于自然”,“为政本仁惠,吏民爱之如父母”,“持守刚劲,不可毫发迁夺,喜善嫉恶,不为势利诱,不为威武移”。记其“每谓人曰:‘吾不为他学,但幼即学平心以待物耳’;常教其子弟曰:‘吾数岁时,冬处被中,则知思天下之寒者矣!’”

是年冬,一日,大雪,河清县修二股河兵卒几百人因不堪严寒逃归围住城门,守城者因慑于水丞程方的淫威不敢开门。程颢对守城者说:“这些兵卒抱必死之心,如不开城门,必引起事变。请打开城门,放他们回去。如果水丞怪罪下来,我来承担。”并与兵卒约回家取衣物后三日之内重回来修河堤。兵卒感激,三日后皆回。

 

程颐仍在四川汉州。一日,其父让他陪同朝中二官员游三峡,途中,二官员乘轿,并要程颐也乘轿,程颐说:“某不忍乘,分明以人代畜啊!”

1071年,程颢仍任签书镇宁军节度判官。夏天,连降暴雨,曹村黄河决堤,危及开封。程颢接开封府帅刘公涣令指挥堵堤。程颢说:“曹村决口,危及京师。吾身为臣子,即使用身子去堵,也在所不惜!”刘公涣说:“真义士也!”

程珦在汉州府因病归朝。程颐随归。

1072年,程颢41岁,12月,朝廷举行郊祀。程颢因曹村堵决口有功,被免除贬谪。其父程珦在嵩山管理崇福宫。程颢到洛阳监局任职,以便照顾父亲。程颢回到洛阳,居住在履道坊。

据弟子刘立之记述:“先生(程颢)归洛,日以读书劝学为事

。先生经术通明,义理精微,乐告不疲。士大夫从之讲学者,日夕盈门,虚往实归,人得所欲。”范祖禹( (1041-1098)

进士,从司马光编修《资治通鉴》,在洛十五年。哲宗立,迁给事中。)说:“先生以亲老,求为闲官,居洛阳殆十余年,与弟伊川先生讲学于家,化行乡党。士之从学者不绝于馆,有不远千里而至者。”邢恕对程颢在洛阳讲学的情况也有记述:“------居洛十年,玩心于道德性命之际。有以自养其浑浩冲融,而必合乎规矩准绳。盖真颜氏之流,黄宪刘迅之徒,不足道也。洛实别都,乃士人之区薮,在仕者皆慕化之。从之质疑解惑,闾里士大夫,皆高仰之,乐从之游,学士皆宗师之。讲道劝义,行李之往来过洛者,苟知名有识,必造其门。虚而往,实而归,莫不心醉,敛衽而诚服。于是先生身益退,位益卑,而名益高于天下。”

   在程珦管理嵩山崇福宫期间,二程先后在嵩阳书院讲学。一日,朝中王宣徽来瞻仰崇福宫宋真宗御容,程颢代其父作《代少卿和王宣徽游崇福宫》诗(少卿,官名,大卿的副职,五品,指程珦) 

   是年程颐40岁。随父从四川归,先到京师开封,遇游酢,此时游酢20岁,与之交谈,谓“其质可与适道”(指其品质可学道,达到道的境界)。第二天,游酢拜见程颐,向程颐求教。程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颜子箪瓢陋巷不改其乐,箪瓢陋巷何足乐,盖别有所乐以胜之耳。”

   程颐受父之托,到陕西醴泉处理房产,后到洛阳居住讲学。

 

1073年,程颐居洛阳,此时韩持国任职许昌,程颐往见,见市中建浮图(佛塔),问韩公为何?韩持国说:“是为民祈福呀。”程颐说:“为民造福的,不在于先生吗?”意为民造福的在于人,不在佛。

1074年,程颢被朝廷任为西京洛河竹木务,即管理洛河竹木水运事宜。此时王安石被罢免,任江宁知府。陈襄荐司马光等33人,荐明道说:“太子中允监西京竹木务程某,性行端醇,明于义理,可备风宪(监察执行法纪的官吏)。”宋神宗亦称赞程颢却没任用。

   此时,吕公著、司马光等被罢官,司马光在洛阳编撰《资治通鉴》,与程珦、程颢、程颐来往密切。邵雍在洛阳安乐窝居住,与程颢、程颐同一街巷,过从甚密,为忘年交。程颢与司马光、邵雍有诗作唱和。

   二程与司马光曾在一起切磋历史问题。一日,司马光到程颢家做客,司马光说:“我近日心很平静,好像放到了一个平安的地方。”程颢说:“这是何故?”司马光说:“因为我心中有一个中字,感到十分安乐。”这时程颐从外面进来,程颢说:“均实兄悟出了中字,心中甚安。”程颐说:“均实兄倘若常拿一串念珠,心中会更安静些。”接着他们又谈到了唐史,司马光说:“唐初的历史不好写,唐太宗和唐肃宗都是英明的君主,可二位都有篡逆之罪。”程颐说:“是呀,玄武门之变,唐太宗使用的手段是不光彩的。再一个人物是魏征,其人先事太子李建成,玄武门之变改事李世民。”司马光说:“我倒认为魏征这样作无可厚非,与历史上管仲事二主是一样的。”程颢说:“管仲知非而反正,忍死以成功业。魏征只是事仇不可取。”司马光说:“难道魏征不是知道李世民必为明主而反正吗,怎么只是事仇呢?”

   程颢曾写诗《赠司马均实》:“二龙闲卧洛波清,今日都门独饯行。愿得贤人均出处,始知深意在苍生。”

   二程与邵雍关系密切,邵雍写有《思程氏父子兄弟因以寄之》一诗:“年年时节迈中秋,佳山佳水曼烂游。此际归期为君迟,伊川不得久迟留。”程颐尤与司马光友善,倘若程颐有段时间不去见司马光,他就说,正叔是不是结交了新朋友,忘了我这个老朋友?

邵雍一生穷困不仕,司马光等人为他出钱购房,邵雍取名安乐窝,搬家之日,邵雍作《安乐窝中打乖吟》,司马光作了和诗,程颢也写了《和邵尧夫打乖吟二首》:

“打乖非是要安身,道大方能混世尘。陋巷一生颜回乐,清风千古伯夷贫。客求墨妙多携卷,天为诗豪剩借春。尽把笑谈亲俗子,德容犹足畏乡人。”

一日,程颐同朱光庭一起拜见邵雍,并在一起论道。程颐指着面前的食桌说:“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处?”

 

1075年,10月,天空出现彗星,朝廷诏求直言,程颢上书“应诏论朝政极切”,程颐代吕公著写《应诏上神宗皇帝书》,提出“人君因亿兆以为尊,其抚之治之之道,当尽其至诚恻恻隐 之心,视之如伤,动敢不慎?兢兢然惟惧一政不顺于天,一事不合于理。如此,王者之公心也。”“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以安而不扰为本。”“苟有忧危恐惧之心,常虑所任者非其人,所由者非其道,唯恐不闻天下之言,如此则圣王保天下之心也。”

1076年,10月,张载应诏赴京师开封过洛,与二程相见。张载说:“往终无补也,不如退而闲居,讲明道义,以资后学,犹之可也。”程颐说:“何必然?义当往则往,义当来则来耳。”

1077年,5月,河南府贾昌衡荐“颢通古今,行宜修洁,改官八年,未尝磨勘故也”,程颢改任太常丞(掌管礼乐的官员)。

7月,邵雍去世。当邵雍病重时,二程兄弟同司马光轮流守护,不离左右,料理后事。程颢并为邵雍写了墓志铭:“及其学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观于天地之运化,阴阳之消长,以达乎万物之变,然后颓然其顺,浩然其归。------雍之道纯一不杂,就其所至,可谓安且成矣。”

7月,张载罢归过洛,与二程在一起论学。时称“洛阳议论”。

8月,二程叔父程璠葬伊川祖坟,程颢作《程郎中墓志》。

11月,张载去世。程颢作《哭张子厚先生》:

“叹息斯文约共修,如何夫子便长休。东山无复苍生望,西土谁共后学求?千古声名联棣蕚,二年零落去山丘。寝门恸哭知何限,岂独交亲念旧游?”

1078年,程颢47岁,3月,受朝廷派遣到陕西蒲城祈雨。作《下白径岭,先寄孔周翰郎中》:“骤经微雨过芳郊,转觉长河气象豪。归骑已登吴坂峻,飞云犹认华山高。门前歧路通西国,城上楼台压巨涛。欲问甘棠旧风化,主人邀客醉春醪。”

冬,程颢任扶沟县令。期间,建明道书院。上蔡谢良佐来拜师求学。

是年,程颐46岁,陪同父亲前往扶沟,住数月。程颐曾到京师开封,遇游酢,交谈之后,谓其资可进道,引见程颢,召为书院讲学。

周纯明来从学。周纯明澶渊人,邵雍抚养如子,后娶程颐女为妻。

程颢在扶沟,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此地多盗,虽丰年,盗窃每年不下十余期。程颢任内,盗贼息。有一小盗,被程颢审问,程颢说:“汝能改之,吾不予处罚。”盗叩首愿自新。几个月后,其人又犯盗窃。捕吏将到其门,他说:“吾与县令有约,不复为盗,今何面目见程县令?”遂自尽。朝廷宦官王中正到诸县巡察,权宠至盛,诸县购置新帐,竞相奢华接待,以取悦奉迎。程颢说:“吾邑贫,安能效他邑,且向民索取,法所禁也。今有故青帐,可用之。”王中正知程颢廉直,绕扶沟县而去。

1079年,6月,舅父侯可卒,程颢作《华阴侯先生墓志铭》:“先生姓侯氏,名可,字无可,其先太原人,宦学四方,因家徙华阴。少时倜傥不群,以气节自喜。既壮,尽易前好,笃志为学。祁寒酷暑,未尝废业。博极群书,声闻四驰。就学者日众。故自陕而西,多宗先生之学。------先生纯诚孝友,刚正明决,非其义一毫不以屈于人,视贪邪奸佞若寇贼仇怨,显攻面数,意其人改而后已。平生以劝学新民为己任。------”

同年,陕西蓝田吕大临来扶沟拜见程颢、程颐。张载去世后,其门下学者转拜程颢、程颐为师。据吕大临所记程颢语录,程颢在讲学中说:“吾学虽有所授,但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的。”“理则天下只是一个理,故推之四海,须是质诸天地,考诸三王不易之理。故敬则只是敬此者,仁是仁此者,信是信此者也。”“万物皆只是一个天理。”“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义、礼、知、信皆仁也。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而已,不须防检,不须穷索。”

程颐当时也在扶沟讲学,他说:“一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一日之运即一岁之运。”

正月,程颐为其少年时所作的《养鱼记》写跋。《养鱼记》是程颐二十二岁时所作,二十五年后他在《书<养鱼记>后》中写道:“吾昔作《养鱼记》,于兹几三十年矣,故稿中偶见之。窃自叹,少而有志,不忍毁去。观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负初心,不几于自弃者乎?示诸小子,当以吾为戒。元丰己未正月戊戌,西斋南窗下书。”《养鱼记》如下:“书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买鱼子食猫,见其煦沫也,不忍,因择可生者,得百余,养其中,大者如指,细者如箸。支颐而观之者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鱼之得其所也;终观之,戚戚焉,吾之感于中也。 
吾读古圣人书,观古圣人之政禁,数罟不得入湾池,鱼尾不盈尺不中杀,市不得鬻,人不得食。圣人之仁,养物而不伤也如是。物获如是,则吾人之乐其生,遂其性,宜何如哉?思是鱼之于是时,宁有是困耶?推是鱼,孰不可见耶? 
鱼乎!鱼乎!细钩密网,吾不得禁之于彼;炮燔咀嚼,吾得免尔于此。吾知江海之大,足使尔遂其性,思置汝于彼,而未得其路,徒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诚吾心,汝得生已多,万类天地中,吾心将奈何?鱼乎!鱼乎!感吾心之戚戚者,岂止鱼而已乎?因作养鱼记。至和甲午季夏记。

3月,程颐、程颢应颍川陈公异的邀请,参加陈公异房舍落成禊祭,吕公著、司马光、程颢吟诗唱和,程颐作《禊饮诗序》。

1080年,九月,程颢被朝廷任为奉议郎。因扶沟邻县有一人犯盗窃罪入狱逃跑,后又遇大赦,此人没再追究。有人告程颢纵盗被罢免。数千百姓到府上为程颢鸣冤,乞留。离县之日,数百百姓,追至境上,攀挽号泣,遣之不去。

岁末,程颐应陕西关中学者邀请前去讲学,走到雍、华(今陕西凤翔县)时,程颐系在马鞍上的一千文银不见了。同行的学者中有人说:“千钱微物,何足为意?”有人说“水中囊中,可以一视。人亡人得,何可叹乎!”程颐说:“使人得之,则非亡矣。吾叹夫此有用之物,若沉水中,则不复为用矣。”

据《入关语录》记载,程颐在讲学中提出:“不是天理,便是私欲”,“无人欲即皆天理”;“中者是之大中也,庸者是定理也,定理者,天下不易之理也”,“天地之间皆有对,有阴则有阳,有善则有恶。”“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个公字。只为公,则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爱,恕则仁之施,爱则仁之用。”并对张载的一元论提出异议:“凡物之散,其气遂尽,无复归本原之理。”

1081年,程颢50岁,程颐49岁。韩持国任颍昌知府(今许昌),邀程珦前往居住,二程随往伺侯。“程颢自罢扶沟县令后,贫无以为家,其父以清德退居,程颐乐道不仕。先生与正叔,朝夕就养无违志。”(韩持国《明道先生墓志铭》)

同年福建将乐人杨时调官京师开封,闻程颢在颖昌,前往求学。游酢、谢良佐同往从学。程颢常说:“杨君最会得容易”。后来,杨时返回南方,程颢送出门外,对坐客说:“吾道南矣。”后扬时将洛学传之罗从彦-李侗-朱熹。

1081年,程颢、程颐同父返回洛阳居住讲学。

冬,刘询拜见程颢,据刘徇《师训》,程颢在讲学中提出:“天地万物之理,无独必有对,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无不手之舞之。”“万物莫不有对,一阴一阳,一善一恶,阳长则阴消,善增则恶减。”程颢将辩证思辨因素引入传统儒学,是对儒学的创新与发展。

同年,程颐在洛阳讲学。当时文彦博以太尉身分到西京洛阳任知府。程颐给文彦博写信,希望将龙门山胜善庵上方旧址拨给他,以便著述讲学。《上文潞公求龙门庵地小简》:“颐窃见胜善上方旧址,从来荒废为无用之地。野人率易,敢有干闻,欲得葺幽居于其上,为避暑著书之所。唐王龟构书堂于西谷,松斋之名,传至至今。颐虽不才,亦能为龙门添胜迹于后代,为门下之美事。可否,娭命。”文彦博回信说:“先生斯文己任,道尊海宇,著书立言,名重天下,从游之徒,归门其盛。龙门久荒,虽然葺幽,岂能容之。吾伊阙南鸣皋镇小庄一址,粮地十顷,谨奉构堂,以为著书讲道之所,不惟启后学之胜迹,亦当代斯文之美事。无为赐价,惟简是凭”。

   伊皋书院在今天的鸣皋镇。是程颐于1083前后年所创建。据程颐之孙程晟所记:书院正房五间,伊川祖著书之所。东房三间,西房三间,是弟子们居住的地方。有大门一间,匾额上书“伊皋书院”。四周有围墙环绕。院中一棵苍老的古柏,据传为程颐亲手所植。程颢也时常来到这里,为弟子们讲学,同程颐探讨,切磋研究理学上的问题。此后除程颐于1086年被任为崇政殿说书和流放四川涪州外,在他逝世前的二十多年间,经常来往于洛阳和鸣皋之间,长期在这里讲学著书。据程颐自述,他的著书时间在60岁以后。他说:“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岁以前反复演绎,六十岁以后著书”。可见他所著《周易程氏传》、《书解》、《诗解》、《论语解》、《孟子解》的成书和《春秋传》的撰写是他在60岁以后。而这段时间,他又常在伊皋书院居住。这就说明程颐构思其思想体系和著书讲道与伊皋书院有着密切的关系。史料证明《周易程氏传》传授大部分时间在伊皋书院。程颢、程颐除了在登封嵩阳书院讲学外,在洛阳讲学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伊皋书院。

一日,程颐与司马光同游登封,程颐作《游嵩山》诗:“鞭羸百里远来游,岩谷阴云暝不收。遮断好山教不见,如何天意异人谋?”王佺期曾给程颐寄来炼丹,程颐作《谢王佺期寄丹诗》:“至诚通圣药通神,远寄衰翁济病身。我亦有丹君信否?用时还解寿斯民。”有人评价程颢与程颐学说的区别,说程颢是“觉斯民”,重在启迪,使人觉悟;程颐是“寿斯民”,重在养生,使人长寿。

1083年,程颢52岁,9月,程颢为了就近照顾父亲,向朝廷上书,被任为汝州酒务镇酒税。刘徇、朱光庭先后到汝州向程颢求学。朱光庭跟先生学习了一个多月,返回后,有人问对程颢的印象,他说:“我好像在春风中坐了一个月。”

11月,富弼去世,程颢作《祭富韩公文》,让外甥张敷前往祭奠。

杨时寄书与程颢讨论《春秋》。

程颐51岁,随程颢到汝州。

1084年,程颢夫人彭氏卒。

1085年,程颢54岁,3月,宋神宗崩,宋哲宗嗣位,太皇太后高氏临朝听政,任用司马光、吕公著为执政,程颢改任承议郎。

司马光初起用时,欲举荐程颐。后来司马光欲改变王安石新法,程颐使人对司马光说:“切未可改变差役法,否则三五年不能安宁。”司马光对王安石新法一概否定,朝廷内外议论纷纷。

6月,程颢被朝廷诏为宗正寺丞(掌管皇族事务的佐官,从六品)。6月15日病逝。噩耗传出,士大夫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莫不哀伤,为朝廷为生民叹息。杨时在南方设祭堂祭奠。宋哲宗闻程颢去世,特“赐葬地一顷二十亩”(洛阳县志)。

10月24日,程颐葬其兄程颢于伊川祖坟。吕大临致哀辞,文彦博题其墓:“明道先生”;韩持国撰《明道先生墓志铭》。

程颐撰写《明道先生墓表》: 周公没,圣人之道不行;孟轲死,圣人之学不传。道不行,百世无善治;学不传,千载无真儒。无善治,士犹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诸人、以传诸后;无真儒,天下贸贸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灭矣。先生(程颢)生于四百年之后,得不传之学于遗经,志将以斯道觉斯民……先生出,倡圣学以示人,辨异端、辟邪说,开历史之沉迷。圣人之道得先生而后明,为功大矣。

程颐在记述其兄程颢生平的《明道先生行状》中,评价程颢:“先生资禀既异,而充养有道,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疏;忠诚贯于金石,孝悌通于神明。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于人也,如时雨之润。

先生行己:内主于敬,而行之于恕;见善若出于己,不欲无施于人;居广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动有常。

先生为学: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知尽性至命,必本于孝悌,穷神知化,由通于礼乐。辨异端似是之非,开百代未明之惑。秦汉而下,未有臻斯理也。

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贤愚皆获其益,如群饮于河,各充其量。

先生教人:自致知至于知止,诚意至于平天下,洒扫庭对至于穷理尽性,循循有序;------教人而人易从,怒人而人不怨,贤愚善恶咸得其心,狡伪者献其诚,暴慢者致其恭,闻风者诚服,覩德者心醉。

先生为政:治恶以宽,处烦而裕。专尚宽厚,以教化为先,虽若甚迂,而民实风动。视民如伤,未施信而民信。

程颢有二子,长子端懿,任蔡州汝阳县主薄;次子端本,进士;女嫁承务郎朱纯之。

程颐在《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中,引述门人朋友评价程颢“为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

此时,门下侍郎司马光、尚书左丞吕公著、洛阳留守韩绛举荐程颐。《司马温公等荐伊川先生札子》说:“臣等窃见河南处士程颐,力学好古,安贫守道,言必忠信,动遵礼义,年逾五十,不求仕进,真儒者之高蹈,圣世之遗民。伏望圣慈,特加召命,擢以不次;足以矜式士类,裨益风化。取进止。”

 

10月,朱光庭被任为谏官,过洛阳时拜见程颐。

11月26日,程颐被任为汝州团练推官(虚衔),充西京国子监教授。程颐上书《辞免西京国子监教授表》,朝廷不准,又上《再辞免表》。

朱光庭上奏朝廷,举荐程颐为讲官:“颐道德纯备,学问渊博,有经天纬地之才,有制礼作乐之具。实天民之先觉,圣世之真儒也。颐之见于当世至也。”

1086年,宋哲宗元祐元年,程颐54岁,润二月十八日,由王岩叟举荐,朝廷任程颐为承奉郎,后又任宣德秘书省校书郎(秘书省校书郎掌管校对典籍,刊正文章,正九品。)程颐于24日上《辞免馆职状》,提出:“既蒙赐召,礼合见君,先受恩命,义理未安。”希望见君谢恩。3月14日,太皇太后召见程颐,面谕程颐为崇政殿说书,辅导年幼的宋哲宗。程颐面辞。并连写三道奏章,论辅养圣德之道,“所言而是,则陛下用臣为不误,臣受之命无愧;所言而非,是其才不足用也,固可听其辞避”。

程颐在第一道奏章中说:“昔者周公辅成王,幼而习之,所见必正事,所闻必正言,左右前后皆正人,故习与智长,化与心成。欲乞朝廷慎选贤德之士,以侍劝讲。”在第二道奏章中,提出:“臣闻三代之时,人君必有师传保之官。师,道之教训;传,传其德义;保,保其身体。后世作事无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其君,知规过而不知养德,传德义之道固已疏矣,保身体之法复无闻焉。------臣以为:传德义者,在于防见闻之非,节嗜好之过;保身体者,在乎适起居之宜,存畏惧之心。臣欲乞皇帝左右扶持只应宫人内臣,并选年四十五已上厚重小心之人;服用器玩皆须质朴,一应华巧奢靡之物,不得至于上前;要在侈靡之物不接于目,浅俗之言不入于耳。”在第三道奏章中,提出:“从古以来,未有不尊贤畏相而能成圣者也。------臣以为辅养圣德莫先寅恭,动容周旋,当主于此。岁月积习,自成圣性。臣窃闻经筵臣僚侍者皆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所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

3月24日,朝廷下诏命程颐为通直郎,充崇政殿说书。程颐又上书《辞免崇政殿说书表》,而后受命。

程颐在给年幼的宋哲宗讲书十分虔诚,每当讲书的前一天晚上,他都要沐浴更衣,存思潜诚,以求感动圣上。在讲书时,多次开导人主要“正心”,“每讲一处,有以开导人主之心处便说”。程颐说:“治道亦有从本而言,亦有从事而言。从本而言,惟从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庭,正朝庭以正百官。”从格君心之非出发,程颐又提出君臣共治天下的主张。程颐说:“夫以海宇之广,亿兆之众,一人不可以独治,必赖辅弼之贤,然后成天下之务。”程颐讲书时,太皇太后、司马光、吕公著等大臣也前去听讲。

程颐曾三劝宋哲宗。一日,年幼的宋哲宗,听罢讲书后,来到殿前欲攀折柳条玩,程颐制止说:“物亦有情,圣人不伤情。”当程颐听说宋哲宗在宫中走路或漱口时怕伤害到蚂蚁,便在讲书中说:“愿陛下能推此心以及四海,则天下幸甚!”程颐见到宋哲宗内室中用的水桶是金制的,便认为太奢侈了,要求撤换。有人说宫中从崇庆年间就开始用金桶了。程颐说:“这是关系到辅养圣德的大事,不管从何时开始,只要当今皇上用金桶,我就不敢不谏。”

5月,朝廷诏程颐、顾临、孙觉同国子监长贰修立太学条例。程颐写《三学看详文》。

同时,程颐给吕大临写信,探讨“中”之命题。在《与吕大临论中书》中,程颐说:“中即道也。------圣人之学,以中为大本。虽尧舜相授以天下,亦云‘允执其中’。中者,无过无不及之谓也。何所准则而知过不及乎?求之此心而已。此心之动,出入无时,何从而守之乎?求之于喜怒哀乐未发之际而已。当是时也,此心即赤子之心,即天地之心。------此心所发,纯是义理,与天下之所同然,安得不和?

9月,司马光卒,程颐奉命主持司马光丧事。祭祀司马光的明堂落成时,朝中官员前去庆贺,之后,朝中官员要去哭吊司马光,程颐以“庆吊不同日”予以阻止,引起苏轼和苏辙的不满。在相国寺为司马光进行祭祀时,程颐令供素食。苏轼不以为然,仍令上肉食,闹的不可开交。苏轼说:“当今吕公著为相,凡事有疑,必询于正叔。朝中谁升谁降,怕都与正叔有关。”

代父亲程珦写《为家君祭司马温公文》:“诚贯天地,行通神明。徇己者私,众口或容于异论;合听则圣,百姓曾无于间言。老时逢时,心期行道;致君泽物,虽有志而未终;救弊除烦,则为功而已大。”

10月,撰《修立孔氏条制》,对孔庙赐田规模、免税赋等进行规定。

一日,朝中让官员命妇给太皇太后上贺表,程颐说:“我没给妇人乞封,家里没有命妇。”有人说给妇人叙封是应该的,他说:“我不像如今的士大夫都学会乞了,动不动就是乞啊!”

程颐刚进宫时,由于朝中没有及时发放俸禄,不得不当衣物过生活。

1087年,春,程颐《又上太皇太后疏》,希望太皇太后在垂帘听政日处理政务后,询问皇上讲学进展、如何开导等情况,以使天下知道太皇太后辅养人主之道。

3月26日,程颐上《乞就宽凉处讲读奏状》,提出迩英殿讲读,入夏渐热,可在崇政殿或延和殿讲读。

 

6月12日,学生刘徇卒,程颐作《祭刘质夫文》:“圣学不传久矣。吾生百世之后,志将明斯道,兴斯文于既绝,力小任重,而不惧其难者,盖亦有冀亦。-----”

一日,宋哲宗得了疮疹,不能听讲。程颐到殿后,见太皇太后坐在那里,让其给她讲书。程颐讲书后,对宰臣说:“皇上有病不能到殿听讲,太皇太后不能单独到殿独坐,这是与礼节不符的。”通常太皇太后是在讲书时在垂帘后听讲的。程颐的话引起太皇太后的不满。

一日,宋哲宗病了,程颐去探望之后就出来了。可年已80岁的太师文彦博却恭立在宋哲宗的身边。后来有人问程颐如何看待文彦博的恭敬态度,程颐说:“文彦博是四朝大臣,事幼主不得不恭;吾以布衣职辅导,亦不敢不自重也。”

8月,谏议大夫孔文仲弹劾程颐:“污下憸巧,素无乡行,经筵陈说,僭横忘分,遍谒贵臣,历造台谏,腾口闲乱,以偿恩仇,致巿井目为五鬼之魁,请放还田里,以示典刑。”朝廷罢程颐崇政殿说书,让其到西京洛阳管理国子监。

11月6日,12月18日,程颐上《乞归田里第一状》、《第二状》要求直接归田,辞免国子监教授:“臣本无官,只因说书授以朝官,既罢说书,独取朝官而去,极无义理”,朝廷不许。

门人记程颐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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