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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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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600 | 回复:0九一八东北为什么迅速沦陷,这里告诉你详细过程

发布于:2017-08-10 22:08:30

一、事变前奏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和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野心和战争准备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就和张学良交换过是否“与日本开战”的意见。 [ 注: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83页。 ] 这表明,在7月初,蒋和张就认为东北形势已严重到中日两国就要“开战”的程度了。但是,8月16日蒋介石却电告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 注: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和日本》。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八卷第236页。 ] 张当即转令东北军负责长官遵照。9月6日张学良又电告臧式毅代主席和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分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 [ 注:中央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吉林社会科学院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

9月12日,蒋介石与张学良密会于石家庄,在专车上蒋介石对张学良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 注:何柱国:《九一八沈阳事变前后》。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6期,第66页。 ] 同一天,张接到外交部密电:据中国驻日本公使电告,近日日本政府决定了对“满蒙的最后方针”,已密令驻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相机为紧急有效的处置”。 [ 注:洪仿:《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3页。 ] 

  

东北边防军代理长官张作相在锦州也得知中日问题已到严重关头,遂派部下李济川去北平见张学良。张重复中国驻日公使的话,并一再嘱咐张作相“赶快回沈阳主持政务”,并说:“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存于库房”。 [ 注:见《张副司令表示态度》(1931年9月20日)。载《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 ] 


以上足以证明蒋、张在事变前已经知道日军可能马上就要以武力侵犯东北,只不过他们幻想以屈辱妥协的不抵抗主义来乞求事件不扩大,以便局部地解决。这不仅大大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使东北军在思想上首先放下了武器。

二、沈阳失陷


1931年9月18日晚,日军进攻北大营,当时第7旅旅长王以哲及所属2个团长均不在军中,该旅参谋长赵镇藩一面指挥部队抵抗,一面用电话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但接到的命令说:“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 [ 注:赵镇藩:《日军进攻北大营亲历记》第5页。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 ]5时30分,北大营被日本占领。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见事态严重,以急电向张学良告急。张学良虽已觉察到日军有侵犯东北的可能,但他判断错误,未料到日本会侵吞整个东北三省;同时还认为这可能是日关东军的挑衅,是局部行动,判断“日本政府会控制关东军”,“不想扩大事态”, [ 注: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组成员舀井胜美编《张学良的昭和史最后证言》,东京1991年版,第125页。 ] 因而遵照蒋介石9月12日在石家庄“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和“一律不抵抗”的指示,复电荣臻:“以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 [ 注:(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论》。台北1981年版,(一)第262页。 ] 


沈阳沦陷后,大批财产和军用物资全部被日军掠去。仅以沈阳兵工厂为例,日军掠去各类步枪近万枝、各类机枪2500余挺、各类炮近600余门,还有数不清的子弹、炮弹等。东北空军的新旧飞机260多架已全为日军掠获。 [ 注:据陈觉著《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所列损失表统计。日本方面记载所获飞机为110架。 ] 其他如工厂、驻军、长官分署等单位的武器也大都落入日军之手。至于物资、财产方面的损失,更是无法统计。这些都是由于实行“不抵抗”政策,才白白拱手交给敌人的。 


关东军在占领沈阳的同一天,又按事先制定的作战计划,向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进行突然袭击,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 



三、吉林沦陷


长春是吉林北部的咽喉,同时也是南满铁路的终点。因此,日本侵略军要占领吉林必先占领长春,要侵占黑龙江也必须先占领长春,作为进攻的后方基地。“九一八”事变之前,驻在长春的日本军队有第4联队的2个大队、独立守备队第1大队的1个中队,总兵力仅约1000名。中国东北军在长春的部队有驻在南岭的穆纯昌炮兵团和任玉山步兵第50团,约7000人,火炮36门;在长春北宽城子驻有步兵第163团1个营,约650名边防军;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中日双方兵力、兵器对比,中国军队占有明显的优势。特别是南岭的炮兵团有36门野炮,如果同时开火,则长春附近地区的日军将受很大损失。因此,日军在事变前制定作战计划,即已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方式,一举攻占长春,并在事变前进行过多次实兵演习。可是由于东北军政当局麻木不仁,9月18日事变的当天晚上,长春的驻军毫无戒备,都安然进入梦乡。 


日军进入的目标,首先指向对其威胁最大的驻南岭炮兵团。19日5时,日军的2个中队接近一营驻地。此时东北军刚刚起床,当发现日军袭击时,便利用窗口进行抗击,但由于无准备、无组织,一时出现混乱。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东北军伤亡既重,又无后援,15时,不得不退出南岭营房。长春城内驻有省防军700余人。独立第23旅旅长兼吉长镇守使李桂林闻风逃走,驻军被日军缴械。


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乃父殁回锦州治丧,一切军务由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熙洽姓爱新觉罗,是努尔哈赤亲兄弟莫尔哈齐的后裔,曾经参与宗社党的复辟活动。他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侵占长春的日军第2师团司令多门二郎和熙洽是师生关系,熙洽与日关东军暗中早有联系,他于9月20日派人持函到长春见多门,表示甘心卖国投降。 

  

吉林市驻有东北军第25旅张作舟部2个团,副司令长官公署卫队团团长冯占海所辖步兵3个营、骑兵1个营、炮兵1个营,以及迫击炮、重机枪、通信等各1个连。熙洽借口遵守蒋介石不抵抗的指示,在省政府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不顾冯占海等人的强烈反对,命令驻省城吉林市的各部队及吉长铁路警备队分别撤出吉林市,集中在团山、龙潭一带,市内仅留少数部队与警察。 

  

9月21日在熙洽迎接下,多门二郎率领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了吉林。当晚,驻朝鲜日军混成第39旅团到达沈阳,接替了防务,第15旅团向长春集中。驻平壤的飞行第6联队的2个中队此时亦已到达沈阳东塔机场。9月23日又侵占了蛟河和敦化。在此之前,吉林东部的延吉、珲春、汪清、和龙等县已被日军占领。24日,日军又向辽宁和吉林西北进犯,先占通辽,继而又占新民,25日进占洮南。这样,在不到1周的时间内,日本侵略军就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不同程度地控制了北宁、沈海、四洮、吉长、吉敦、吉海等铁路线,完成了其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四、依靠国联


9月19日,国民政府得知沈阳等地已为日军侵占,当日致电在日内瓦的中国代表施肇基:“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地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 [ 注: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1977年版,第453-454页。] 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会议上讲话,说:“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 注:1931年9月23日《申报》第8版。] 与此同时,张学良在北平邀请胡适、李石曾等社会名流及东北高级将领磋商东北问题,“也均以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为是”, [注:洪仿:《九一八事变当时的张学良》。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4页。] 并于9月26日命令东北军将士:“一,此次之所以命令不抵抗主义,是因将此次事变诉诸国际公审,以外交求得最后胜利。二,尚未到与日军抗争之时机,因此各军将士对日人依然平常那样对待,不得侵害。” [ 注:日本关东军参谋本部1931年9月28日《关特报》(中国第32号)。见远东军事法庭检察官资料缩微胶卷。] 


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对日“逆来顺受”的态度,不仅更助长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而且促使了一些人的叛变投敌。除前述熙洽迎接日军进占吉林外,洮辽镇守使兼吉林省防第2旅旅长张海鹏在日军向吉林西北进犯时投降日军;9月27日,暗中策划哈尔滨“独立”的张景惠宣布自任东三省特别区(哈尔滨)“治安维持会”会长;10月15日,东边道镇守使兼辽宁省防第1旅旅长于芷山发表宣言,叛变投敌。 






五、江桥抗战


日军侵占辽、吉两省后,即积极图谋取得黑龙江省。但因黑省远处日军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之外,且与苏联接壤,日军出兵侵占尚有顾忌,因而玩弄以华治华的策略,利用张海鹏伪军为前驱攻占黑龙江省。为此,给以大量械弹。 

  

黑龙江省军政当局自辽、吉两省陷落后颇为惊慌,并因省主席万福麟远在北平,群龙无首,如何应变,莫衷一是。日寇睹此情形,更加制造攻黑的空气,意在恫吓,增加纷扰。万福麟在北平曾电令“黑省军事暂由警务处处长窦联芳负责照料,参谋长谢珂副之”, [ 注:谢坷:《江桥杭战和马占山降日经过》。载《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第28—29页。 ] 但窦接电后不关心、也不负责抗战的事,军事上一切由参谋长谢珂处理。 

谢珂奉张学良命令,对进犯的张海鹏伪军进行抵抗。当即开始布置军事,准备抗敌。嫩江南岸的江桥是洮(南)昂(昂昂溪)铁路跨越嫩江的必经之路,系南北交通要冲,日军如侵犯省城,首先必须攻占江桥。

10月13日,张海鹏在日军授意下开始向齐齐哈尔进犯,于是引起了江桥抗战。 

  

江桥抗战自10月13日至11月20日,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10月13日至19日,重创张海鹏叛军。 


第二阶段自10月19日起到11月6日止,击败日军第2师团。 

10月16日,马占山接到张学良任命其代理黑龙江省主席、军事总指挥的电令后,立即从黑河昼夜兼程前往省城,于19日经哈尔滨到达齐齐哈尔,20日上午就任黑龙江省代主席,并宣布成立黑龙江军临时总指挥部,以便统一指挥。马占山任总指挥,以副司令公署参谋长谢珂任副指挥。 

关东军在张海鹏叛军失败之后即准备直接出兵,但当时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对苏联尚有所顾忌,因而不同意关东军进攻。金谷范三曾电令关东军:“为修江桥,可以出动。但如向远离嫩江的北满出兵,无论有何项理由,非经我批准,都不许出兵。” [ 注:[日]片仓衷:《满洲事变机密政略日志》。载《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第268页。 ] 但当从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口中得知苏联副外长加接罕已于10月29日向日本声明苏联对交战双方都不提供任何支持、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 注:[日]舀井胜美:蛋满洲事变]。东京1978年版,第113页。 ] 时,日本陆军省等的态度才有所改变,转而采取支持关东军的态度。

在马占山直接指挥下,守军第二阶段的战斗非常英勇顽强,抗击了日军三天两夜的空中和地面的进攻。据日方记载,此役日军死伤197人 [ 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满洲事变史》。东京1967年版,(一)第40页。 ] (一说死167人,伤600余人)。马占山军伤亡约500人。 

  

第三阶段自11月7日起,到19日守军撤出江桥地区。 


据日方记载,日军第二师团进攻江桥的参战总人数约5900人,伤亡(含冻伤)达1181人(一说1378人),占其总人数的20%。 [ 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满洲事变史》,第192页。 ] 又据日军统计,马占山军参加江桥抗战的总人数约为11800人,伤亡约1100人。 [ 注:日本陆战史研究普及会编《满洲事变史》,第40页。 ]

六、锦州抗战


9月20日日本侵略者改辽宁省为奉天省,改沈阳市为奉天市,由日人土肥原贤二任市长。辽宁省省长臧式毅等与熙洽、张景惠沆瀣一气,积极从事出卖祖国、组织傀儡政权的活动。 

   

9月23日,张学良发出通电,严正声明:“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均不能行使职权,兹在锦县暂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着以张作相代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 [ 注:辽宁省档案馆藏《热河省政府档案》第9984号。 ] 以示东北三省政权依然存在,不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炮制的傀儡政权组织。9月27日,辽宁省代主席米春霖从北平赴锦州组织行署。 

  

锦州仅次于沈阳、安东,为辽宁的第三大城市,是东北通往华北的咽喉,北宁、锦朝两路在此交会,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夺取了锦州,就获得了进一步西侵热河、平津的重要战略基地。日军在侵占沈阳、长春、齐齐哈尔后,锦州便成为日军进攻的下一个目标。张学良在此设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行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不仅对在东北坚持抗日作战的东北军和广大的民众是巨大的鼓舞,而且对步步进逼的日本侵略者是一个威胁。 

  

日本关东军为了摧毁东北军的指挥机关,早在10月8日即以飞机11架对锦州轰炸,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枚。在此前后还多次派飞机空袭沟帮子、打虎山车站。日军又指使汉奸凌印清、张学成等组织所谓“东北自卫军”,但凌印清、张学成的汉奸武装先后被警备处长黄显声派骑兵公安总队歼灭。日本的阴谋未能得逞。 

11月间,日本又派土肥原贤二去天津制造暴乱,再次制造出兵的借口,并乘机勾引了废帝溥仪去东北充当傀儡。关东军混成第4旅团(原属第8师团,11月间由日本调至东北,驻军齐齐哈尔)推进到大凌河一线,第39旅团和第2师团主力到沈阳集结,并派飞机支援地面部队的行动。后因准备不足,遵照日本政府的命令停止进攻,进入辽西的部队撤至新民。 


国民政府得知日军向锦州进攻后,经与英、美、法三国商议,于11月25日向国际联合会(以下称“国联”)提出了划锦州为中立区的方案,提出驻锦州的中国军队撤至山海关,日本向该三国和国联保证不占锦州,由国联派官员进驻中立区监督。


日本关东军坚决不赞成将锦州划为中立区,竟向陆军省及参谋本部提议:如有必要设中立区的话,应设在山海关至滦河之间。这说明关东军坚决要将中国军队驱逐至关内,要侵占整个东北地区。12月初,张学良曾企图将锦州部队撤入关内,国民政府告诫张学良:“兄拟将锦州驻军自动撤退,请暂从缓。”并告张:如日人进攻,“自当力排困难,期能抵御”。 [ 注:顾维钧1931年12月S日致张学良电稿。原件藏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载《民国档案》1995年第1期。 ] 


12月中旬,关东军以讨伐辽西匪贼为名要求增派兵力。关东军司令部制订了《进攻锦州的方略》。日本从国内增派了混成第8旅团和1个战车队、1个口径15厘米榴弹炮大队、1个口径10.5厘米加农炮中队,从朝鲜增派了第20师团司令部、混成第38旅团及1个重轰炸机中队到东北参战。 


12月28日,日军第2师团在飞行队的配合下,沿营沟路进攻沟帮子,沿途遭到东北军和民众义勇军的抵抗和装甲列车的炮击,于31日进抵沟帮子;混成第39旅团于30日晨由新民、沈阳乘火车出发,沿途仅遭轻微抵抗,于当日到达大虎山,31日到达沟帮子;混成第8旅团亦于30日由沈阳乘汽车西进,31日到达大虎山。

锦州地区的东北军在日军进攻时既得不到支援,又恐被日军从塘沽或秦皇岛登陆切断退路,遂于1931年12月29日开始向关内撤退。1932年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至滦县地区集结。当日下午,日军占领锦州。 


日军占领锦州后,迅即占领辽西其他地区,直逼长城之下。 





七、黑龙江沦陷


哈尔滨为东北门户,是北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这里既是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枢纽,又是华洋杂处的国际市场。该市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署所在地(道里为东三省特区所属,道外为吉林省所属)。“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一度想进攻哈尔滨,但日本政府担心苏联的干涉而遭到陆相南次郎的阻止。日军侵占齐齐哈尔后,抵近苏联国境。由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日本重申实行不干涉政策, [ 注:[苏]维戈兹基等:《外交史》。三联书店1979年中译本,第3卷第5S2页。 ] 因而助长了日本的侵略气焰。 

哈尔滨特区行政长官张景惠于9月27日宣布成立“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叛国投敌,并利用日军供给的大批军火,招募伪特区警察部队,扩充武装力量。 

  

同年11月,以诚允为主席的吉林省抗日政府在宾县、以马占山为主席的黑龙江抗日政府在海伦相继设署办公,极大地鼓舞了吉、黑两省人民的抗日斗志。日本关东军为进攻哈尔滨,首先要以武力“讨伐”抗日武装。1932年1月,由降日的原吉林省军编成的伪军,在叛国投敌、被日军任命为“吉林省剿匪司令”的原东北军骑兵第16师师长于琛澄率领下开始“讨伐”吉林省抗日政府。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榆树被东北军第25旅击溃。27日,伪军在南岗、三棵树地区又遭到李杜、丁超等部的反击,前后伤亡700余人,进攻受挫。于是关东军决定直接出兵。 

1932年1月28日晨,本庄繁在得到参谋本部同意派兵“护侨”的复电后,立即命第3旅团长谷部照率第4联队、炮兵大队及坦克2辆,从长春乘火车去哈尔滨“护侨”。当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上海发动“一·二八”事变后,国内外视点都集中在上海。日军想利用这个机会侵占哈尔滨,于是参谋本部急令关东军增加兵力攻占哈尔滨。 


在吉林抗战的东北军各部为了统一指挥、抗击日军的进犯,于1月31日组成了吉林自卫军。众将领推举李杜为总司令。


1月30日,向哈尔滨进犯的关东军第3旅团长谷照部于当晚8时进抵双城车站。当时第22旅赵毅部正在此设伏。日军先头部队军车2列到站后,日军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部队乘敌架枪吃饭、毫无准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的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下,继而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白刃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甚重。31日天亮后,第22旅部队方撤离战场。日军被迫停止待援,并修筑了临时前进机场。 双城失守,哈尔滨门户洞开。自卫军将大部兵力配置于哈市城南及东南、西南的顾乡约屯、病院街、旧哈尔滨城、拉拉屯一线。日军第2师团各部于2月3日先后到达苇塘沟河地区。4日下午,日军展开于铁路两侧的顾乡约屯以南、永发屯、杨马架一线,第3旅团在铁路以东,第15旅团在铁路以西。炮火准备后,日军发起攻击。吉林自卫军利用工事和村庄房屋顽强抵抗,炮兵集中火力对进攻的敌军实施歼灭射击,杀伤了大量敌人。日军攻击顿挫,转为就地防守。 

2月5日拂晓,自卫军开始反击,首先以炮兵实施火力准备,对铁路以东的日军第3旅团阵地集中射击,尔后步兵开始出击。第一线日军陷于苦战困境。第2师团长多门二郎急令炮兵对反击的自卫军实施拦阻射击,并将坦克队和预备队投入反击。飞行队的4个中队从双城临时前进机场起飞,轮番轰炸、扫射,以支援地面部队作战。战斗异常激烈,双方伤亡均众。由于自卫军没有空军支援,日军飞机威胁甚大,于5日下午全线撤至哈尔滨以东地区。日军侵占哈尔滨后,沿中东路向东进犯,于3、4月间相继占领了哈东的海林、宁安、方正等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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