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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青来说,1966年的夏天是一个特别漫长炎热的夏季。也是一个特别忙碌的夏天。
她和她的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已经习惯了通过杂志或闭门会议来交换意见。
但是,自从主席公开接见百万红卫兵之后,“江青”这个与世隔绝多年的名字,一夜之间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
当满脸稚气双眼充满斗志的红卫兵小将向江青提出:
“我们要打倒‘走资派’,可如果我们自己的父母也是‘走资派’,怎么办?”
江青明确地答复他们:
“当父母是革命者,
他们的孩子可以继续革命。
当父母是反动派,
他们的孩子应该起来斗争!”
天桥剧场,位于北京中轴线前门大街南端,东临市内最大的森林公园 —— 天坛公园,与自然博物馆隔街相望,南有先农坛,护城河蜿蜒而过,北与琉璃厂文化街相连,西接中央芭蕾舞团、中国歌剧舞剧团,与正乙祠戏楼、湖广会馆等文化社团相互辉映,被誉为新世纪北京南城的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
在剧场的前面,一个占地 2000 多平方米的文化广场正在建设中,形成了京城又一新兴的文化中心区。
江青陪同出席了座谈会。
张春桥:是哪几个大学来的?
众答:天津大学,南开大学,河北大学。
张春桥:什麽时候到的?
众答:昨天上午十一点。于是,张春桥同志和穆欣同志向代表们互相作了介绍。
张春桥:我们不大了解大家要求谈些什麽。各校不同,都是带着什麽问题来的?
一个同学说:我们看到北大搞得轰轰烈烈,我们回去以后,究竟应当怎麽做?
张春桥:你们看到了哪几个学校?
众答:北大,清华,还有师大。
张春桥:那你们跟我差不多。我是在上海工作的,到这里来开会,文化革命小组开会。我也是看了这几个学校。你们在天津有些什麽问题?
一个同学说:北大的形势跟天津不一样,北大的道路是不是我们要走的道路?
张春桥问:你们那里和北大怎麽不一样?
众答:我们那里由学校组织开大会批斗,和北大不一样。北大一次会就斗好几个,我们那里是由革委会组织的……。
张春桥:你们的革委会是怎麽选的?
(南开大学一个同学讲了自己对革委会的看法。以下又有南大,天大,河大不少同学提了很多问题,递了很多条子。)
张春桥:同学们,我想这样,大家到北京来,是来学习的。我们到北京也是来学习的,是一个任务。
北京是党中央所在地,而且文化机关比较多,大专学校比较多。
这个地方的同学在毛主席身边,他们受到党的教育很多,有很多好的经验,我们来这里交流经验是应该的。
我虽然不是北京的,但今天是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来的,所以对同学们表示欢迎。
同学们要求总理接见,总理和中央领导同志工作很忙,今天来不了,打电话给我,委托我们来和同学们见面,所以我还要代表总理对同志们表示欢迎。
先介绍一下我们看到的北京的情况。
文化革命并不是从现在开始的。如果说是从讨论《海瑞罢官》开始的话,从去年十一月十日发表姚文元同志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发展到批判“三家村”,一直到
这二百天里,全国都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大家对国内阶级斗争,特别是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认识更深刻了。
聂元梓等同志的大字报并不是偶然的,它对全国来说不是偶然的。而大字报由聂元梓写出去,可能是偶然的。她不出,别人也会出的。
毛主席看了大字报,立即就批了,让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可见,文化革命的烈火是毛主席亲自点燃起来的。
从
为什麽会发生这个事件呢?
因为工作组进来以后,没有领导革命师生进行文化大革命,没有领导群众斗黑帮,而是执行了一条错误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运动不是斗陆平,到了十日,连个斗争计划也没有,反而订了许多清规戒律,如你们刚才提出的那些情况,这里都有。
例如:班级之间不准串联呀,门口也不准随便进呀,校系之间不准往来呀,兄弟院校工农兵来声援还不让进去,等等,同学们耐不住了,自己起来革命,就出了个“六·一八”事件,打了一批黑帮分子。
学生里面有没有不太好的呢?
有,但那天打人的多数是好的,而张承先却说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
那天打了人,戴了高帽子,当然也有一些不太好的同学做了一些不好的事,如撕破女同学的衣服。
张承先借口说,这不是流氓行为是什麽?
是反革命事件!
但
工作组本来应该领导同学起来斗黑帮,但他们却来斗革命的学生,完全把方向弄反了,影响很大。
此后,接连在北京出现了“六·二零”事件,“六·二三”事件,“六·三零”事件……经过调查,都不是反革命事件,是革命事件,性质很清楚了。
为什麽有这个事件发生呢?
最主要的是工作组不革命,别人起来革命。有的同学打了人,思想负担很重。
我们不提倡打人,但已经打了,怎样?
只好解放这些学生。
当时两派学生斗起来了,其实两派学生都是革命的。被打成“六·一八”反革命的革命同学自己就说嘛,打我们的同学也是为了捍卫党的利益,是为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原来对我们没有认识清楚,当成了反革命。
这是工作组挑唆的,我们要解放两方面的学生。
好人打了坏人活该,好人打了好人是误会,我们不提倡打人,意思是以后不要再打人了。
这是第一句话。
至於你们怎麽办,你们自己讨论。
戴高帽子,我们也不提倡,戴不戴由你们讨论,青年人就是要革命的,他们最富有创造性。
他们现在还没有地位,也不是权威,不怕罢官,也不会罢官,因为你们还没有当官,顶多是挨斗,戴高帽子。
我看戴戴有好处,挨斗也有好处,这样可以锻炼毅力。
平时说是忠于毛泽东思想,轮到自己头上就不行了。
你们不想给别人戴高帽子吗?
人家也能给你们戴,不怕!
(有些同学递条子问:扩音器可不可以供同学辩论使用?)
张春桥:我看可以。文化革命委员会是文化大革命的权力机关。罢官都可以,连校长都可以罢,何况扩音器呢?
(天大有的同学提倡:既然工作组撤出,有的单位也有派出帮助革命的学生,调回来怎麽办?)
张春桥:派了学生帮助教职员革命,文化革命委员会有权决定,派人可以嘛!不是外边派来的,是你们内部的人嘛!
关于怎麽斗?斗谁?由学生民主辩论决定。要解放思想,不要有那么多框框。北大一万五千人的大辩论会都可以开嘛!南大可能多一些(众答:不多,五千余人),也可以开嘛!
学生在文化革命委员会中应该占多数,教员就恐怕难教育,他们不大懂得革命,他们的地位跟你们不一样,他们不理解同学。学生不起来,恐怕革命难以搞彻底。
同学们要求
关于文化革命委员会,教师和学生的人选,中央没有规定过比例。河北省委怎样规定的,我们不大清楚,你们看怎麽办,可以讨论一下。这个规定是不是可以容许在革命中随时改变,有不同意见可以写大字报,不行就变动嘛!关于代表,绝大多数同学不同意,当然可以撤换。
(有人问:北京各院校的形势所以是这样,是不是因为北京市委烂了?)
张春桥:这个说法恐怕也不大妥当吧!
在上海有些人也提倡上海市委在文化革命中是正确的,所以在上海市委领导下的校党委也应该是正确的。
这种论调是错误的。
第一,上海市委虽然是正确的,但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
第二,更重要的是,即使上海市委是正确的,也不能保证你就没有问题。如果是这样,中央、主席是正确的,那前北京市委怎麽烂了呢?
党委如果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作用,就一定起来革命,如果不革命,就有人来革命。
穆欣:你们还没有闹革命,你们闹嘛!
张春桥:上面还有很多框框压着你们。现在你们希望我们出来说话,替你们把盖子揭开,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好。我希望还是你们出来。中央指示很清楚,你们是主人。
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的革命师生,你们是主人,你们起来革命嘛!
我们头脑里也不是那么干净,有错误就改。如果你们学校的领导愿意革命,检查错误,也可以一起革命嘛!如果不革命就可以轰嘛,就闹革命嘛!
(有的同学提出,河北省委、天津市委不来参加学校的斗争会和文化革命运动。)
张春桥:据我了解,子厚同志正在北京开会。省委的一些领导同志,工作一直很忙。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贴他一张大字报。
(有的同学提出:刘子厚同志指示我校斗娄平的时候,让娄平和主席团并排坐着,大家不同意。)
张春桥:我们见到刘子厚我们传达,如果见不到,可以送他一张大字报。
(有人问:批斗怎麽结合,辩论怎麽结合?)
张春桥:这个问题我不想谈,你们讨论,看看怎麽进行。
(一个同学提出:北大发动群众的方法是适合全国的,回去是否可以讲?)
张春桥:当然可以。你提出这个问题,反映你们还有框框,还没有起来革命,还没有!你们自己组织起来。你们就说,我们大了,我们现在是大学,不是幼儿园,用不着给我们安排座位。
(有些同学提出:学校曾经提出中央和省市委的一些领导人,报上没点名。)
张春桥:贴在哪里都可以。
一些框框规定,中央从来不知道,不知是从哪儿来的?
如果你们对我的讲话有意见,回去可以提。我们在下面的时候常说,如果对我们有意见,都可以写大字报。
关于“内外有别”是国务院外办说过,现在没有必要了。总理讲过了嘛,不要用这个约束大家。外国人来,叫他们看好了。无非是我们的大字报,我们在搞革命。
(有人提出:学校一些党政负责人,不带头写大字报,理由是领导上写了好象是作了结论了。)
张春桥:等你们起来了,他就作不成结论了,谁也作不了结论。
别说是党委书记说了不算结论,中央一级同志讲话,不是也有递条子的吗?
我们也不强加于人,你还是劝劝他们吧,你说了也不算定了,也不算结论,我们还不一定同意呢!叫他说嘛!
你不说话,怎麽站在前头领导我们呢?他说写大字报不是时候,我们说,现在是时候了,叫他贴大字报,我们服从真理,不怕压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辩论一番,交换意见,我告诉你们,提这个问题的领导干部,一定有鬼。
有些人是不是左派,还要看看。有些人是左派,大家已经看到了,象毛主席,大家已经是公认了。但还有些左派,一部分人不承认,要展开辩论。
认识一个人要看一个过程。我们党认定毛主席是领袖,是经过多少年的斗争的。过去也有些人自称领袖,象陈独秀、王明之流,但是大家不承认。
我们一些自己认为是左派的同志,还要采取谦虚的态度。是不是左派,要看我们的(行动)。这样有益于取得群众的信任,绝不能自己称王称霸。
(天大有人问:如果有人骂左派,贴大字报说你是“蠢驴”等等怎麽办?)
张春桥:那你也给他写大字报,你们千万不要说自己是左派。你们要团结多数。
(天大有人问:调查材料时,受到人事部门,组织部门阻扰怎麽办?)
张春桥:革命委员会真正把权力抓在手里,是可以调查的。问题是现在还没有动脑子,你们还要想一想,怎麽闹革命,权不在你们手里!又有委员会,又有代表,他们不代表你们,你们可以选一个委员会嘛!
穆欣:印把子还没有在你们手里。
张春桥:如果你们不知道革命怎麽闹法,你们还是研究一下。中国共产党从十二个人的代表会一直到进北京,新中国成立。革命怎麽闹法,不能叫领导小组出主意。
给你戴了高帽子,你还革命不革命?
是共产党,共青团员、开除了你的党籍、团籍,你还干不干革命?
有人提出对市委有意见,你们既然可以到北京来,就不可以到天津市委吗?你们对市委就毫无办法?我这可有点煽风点火了。
我今天谈的是一个精神,具体的话我不保险,具体的事情,我还不大了解。总之,从领导上说要放手反动群众,怕这怕那,统统是错误的。
从同学来说,你们自己要做主人,自己起来闹革命,自己解放自己。
你们不是都会唱《国际歌》吗?
《国际歌》的基本精神,就是号召群众起来自己解救自己,自己解放自己。
党中央、毛主席的方针是明确的,党中央和毛主席站在你们一边。
你们有个最大的支持着,就是毛主席!
你们提了很多问题,你们只要掌握了这个精神,在革命实践当中,在向困难斗争当中,去想办法。
智慧是在革命斗争中出来的,一个人的聪明也是在革命实践斗争中产生的,有了困难,要想办法解决,没有什麽可怕的。只要有障碍,我们革命前进中的资本主义的东西、封建主义的东西,都要彻底揭露批判!
统统打倒。没有任何人阻碍了我们。只要有这种革命精神,办法就可以想出来。
你们想的办法会比我们讲的办法更好。我给你们想的办法不一定好,一革命,办法就有了。
最後,请代我们向学校的革命师生问候!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