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央政治局在北京召开会议，集中批判彭、罗、陆、杨，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化大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
我和徐瑞新、吴文英参加会议作记录工作。
在我的印象中，此次会议，除了我们3个人以外，中办机要室没有其他人参加。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也是我参加工作以来遇到的党内高层斗争最激烈的一次会议。
这次会议，毛主席在南方，委托刘少奇主持。
会前，毛主席在上海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解决罗瑞卿问题；后来又在杭州主持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初步通过了毛主席修改审定的《中共中央通知》稿和中央文革小组名单。
所以，这次会议的前期，主要是解决彭真的问题，通过《中共中央通知》。
会议集中批判了彭真主持起草的“二月提纲”和彭真反对毛主席的问题，并联系到彭真历史上的问题以及反对林彪的问题。
会上的发言几乎是一面倒地批判彭真，彭真在会上只有检讨的份了。
至于彭真说了些什么，现在已不记得了，只记得他始终不承认自己反对毛主席。
5月16日在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时，我看到彭真还坐在主席台下第一排，以后再也没有见他参加会议了。
中央为起草“五?一六通知”，成立了以陈伯达为首的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后来基本都成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
在《通知》起草过程中，毛主席作了多次修改。
在会上发的文件中，凡是毛主席修改的地方，都用黑体字标出。
从此以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报纸、杂志、文件上凡是引用毛主席的话，均用黑体字，称之为“最高指示”。
毛主席在文件中说：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这明显是针对刘少奇的。
当时我看到这个文件时，认为这指的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根本没有想到也不敢想这是指刘少奇。
据我观察，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也许包括刘少奇自己，也未必能清楚这一点。
我记得在闭幕会上，周总理在讲话中说到，常委当中，少奇、林彪、小平同志是可以掌舵的，我只能作一个助手。
后来周总理在多种场合讲过这个话，这是我多次听到并记录过的。
在那次闭幕会上，周总理还说到，陈伯达、康生同志是我党最好的理论家。
这一点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次会议上，陈伯达、康生非常活跃，除了批评彭、陆、罗、杨外，还把矛头指向在党内具有崇高地位的朱总司令，说朱总司令因人称“朱毛红军”而想取代毛主席等，对他冷嘲热讽。
林彪也在会上批评朱总司令，说朱总司令根本不会打仗，重大战役都是毛主席指挥的；在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等等。
我还记得，康生在会上还就解放前用化名写文章骂刘少奇是“右倾机会主义”这件事再次作了检讨。
由此可见，当时就连康生这样文革的核心人物也不一定理解毛主席所说的“睡在我们的身旁”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就是指的刘少奇。
更为可悲的是，“五?一六通知”这样一个矛头直接指向刘少奇，为刘少奇的垮台作了充分舆论和组织准备的文件，却由刘少奇本人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
1966年5月18日，林彪在会议上作了被毛主席称为“专讲政变问题的”讲话。
从5月4起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我和徐瑞新、吴文英自始至终都参加会议作记录，唯独5月18日林彪讲话的那次会议，我们三个人都没有参加，当时听说是康生的秘书李鑫用汉字作记录，由戚本禹按照记录稿作了史料上的核实和文字上的润色。
林彪的讲话，使本来已经很紧张的会议气氛更加紧张。
会议后期主要是解决陆定一的问题。
如同会议前期批判彭真一样，对陆定一也形成了一面倒的批判，而且比对彭真还要激烈和尖锐。
会上的发言纷纷指责陆定一指使老婆严慰冰写匿名信攻击林彪和叶群。
陆定一则坚决否认严慰冰的匿名信是他指使写的。
就连平时温文尔雅的周总理也非常生气，拍着桌子骂陆定一是“伪君子”，说你老婆干的事情难道你不知道？
陆定一顶撞总理说，丈夫不知道老婆干的事情的有的是。
这时坐在主席台下的李富春走上前来指责陆定一：
“你这是什么态度对待我们的总理？这是我们的总理啊！”
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紧张的情况，内心感到害怕，手都有点发抖。
我想，当天的记录肯定没有记好。
5月26日会议结束后，康生、汪东兴特地接见了我们搞速记的三个人。
康生对我们的记录工作表示满意，要汪东兴请我们吃顿饭以表示慰问。
汪东兴当时说，好。以后就不了了之了。
摘自——《中南海纪事》作者：陈宽宏
1966年5月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时间：1966年5月23日。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内容：批判朱德。
原因：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
朱德检讨说：
“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
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薄一波、乌兰夫等先后发言和插话。
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主要是在历史上反对毛主席的问题。
最后陈毅说：
“‘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
“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
“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朱德：
“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的批判发言也很长很激烈，同样是朱德历史上反对过毛主席的问题。
朱德同志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
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
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
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
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
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你顶得住吗？
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
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
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
你到处发表意见，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你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
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的，可是你到处乱说话。
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问题是会议的主持人不是林彪，也不是“四人帮”，而是刘少奇。
对朱德批斗最凶最狠的也不是康生和“四人帮”，而是陈毅和周恩来。
积极参与批判的，如薄一波、乌兰夫、张鼎丞等人，后来无一不是文革的受难者。
这些人在文革发动中积极主动地批斗别人，尤其是对朱德无限上纲、狠斗恶打的言行，证明文革整人害人的罪责并不止是林彪、“四人帮”，而是党内众多干部的一贯做法。
在刚刚通过的“五?一六通知”中，毛泽东提出：
“混进党内、政府内、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
“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是谁呢？
这使政治局委员们精神高度紧张。如果说他们对毛泽东要搞的人一无所知，那就太小看这些深谙权术的要员们的智力水准了。
据李雪峰回忆，他和与会代表在5月18日便知道矛头所指是刘少奇。
由此可见，批斗者心知肚明作为‘跑龙套的’朱德并不是毛所说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
那么，为什么最后还是他成了众口一词的批判对象呢？
表面原因是朱德“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
深层次原因是他们需要表现出对毛泽东指示的无条件的拥护，因此不管是谁充当能够转移目标的斗争对象都是可以的。
如果没有替罪羊，他们一定会找出或制造出一个“赫鲁晓夫”作为斗争目标来表达他们对最高领袖指示的坚决拥护。
其真实目的，就是牺牲别人、保存自己。
所有的与会者，包括后来被打成彭罗陆杨“黑后台”的刘少奇和邓小平，对朱德的批斗都是无情的和坚决的。
这正说明了党内斗争的毫无人性人情，毫无道理真理可言。
只要某人一“出事”，不管他是谁，不管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老上级、老朋友，这个人顷刻之间便会即刻成为众矢之的，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其实，历史上“反毛”错误，陈毅和周恩来比朱德要陷得更深。
陈毅对朱德所谓历史问题的“很激烈很长”的批判，以及他多次对朱德“黄袍加身”的责问，只是先发制人地歪曲历史、为的是推卸责任，保护自己。
陈毅的收益是毛在文革中一再保陈，指示说右派也可当代表，才使陈终于没有遭到灭顶之灾。
周恩来不但在批判朱德中出了力气，而且在林彪作了“政变经”报告的第三天，即5月21日，周便作了，“完全同意林彪同志讲话”的报告。
在报告中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并主张把瞿秋白打成“叛徒”，掘掉瞿在八宝山的墓地。
周说：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
周对朱德的痛下针砭，正是他向毛又一次表示了对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坚决支持。
所以毛在最后对周的宽厚原则是，只可批斗，不能打倒，让疾病去打倒他。
刘少奇及其一系的干部在朱德问题上的表演具有更大的悲喜剧性。
文化大革命明明是毛要打倒他并清洗他一系的干部，却要由他来主持最终走向打倒他自己的会议。
对此他心知肚明却只能推波助澜。
在会上刘少奇，毅然通过了斩掉作为自己左臂右膀‘彭、罗、陆、杨’的中央决定。
难道他一点都看不出毛的真实意图吗？
当然他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危险性。
但刘向来对毛的攻击一贯采取牺牲他人和以比毛更为极左的残酷斗争去实现“祸水他引”的策略。他抛出彭、罗、陆、杨，主持对朱德的批判，都是为了支持文革、牺牲别人去填饱毛泽东开动的的政治绞肉机。
一言以蔽之：害别人、保自己。
然而，历史证明，那些一心只想牺牲别人来换取自己生存和腾达的人在文革中很少善终。
刘少奇刚把彭、罗、陆、杨和乌兰夫打成“反党集团”，自己一瞬间却变成了“反党集团”的总后台，最后不得善终。
陈毅在反“二月逆流”中被张春桥、王洪文、徐景贤、王秀珍等人反复用他想推给朱德的“历史问题”狠整，被翻开历史老账，批得颤巍巍、灰溜溜。最后在比朱德更为抑郁的情况下患癌症逝世。
周恩来使尽了浑身解数，牺牲了贺龙等许多老战友，最终也还是没有得到毛的完全信任。
也是在毛的“批大儒”的围剿中患癌症辞世。
历史真相是，那些党内高层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从来就没有人反对过毛泽东发动倡导的任何一种残酷的“阶级斗争”，由于他们的推动和支持，文化大革命才能够发动起来产生无穷的祸患。
许多人只是在毛面前的争先恐后的表忠心和比赛他们的“革命性”。
这种表忠心和比赛“革命性”的行为是以出卖和牺牲战友、朋友、亲人和万万千千无辜者的生命为前提的。
李雪峰回忆1966年5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还有这样一个细节：彭真是“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首要分子。
但他不但在表决把他打成“反党分子”的决议时举手赞成，还大声和人争论是谁在历史上对毛“第一个喊了万岁”（意下指是他自己）。
彭面对毛对自己一手制造的冤狱，没有半点正面的抗争，却死到临头还要争献媚骨，还要谢主隆恩，高呼万岁。
这种现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是很少见到的。
有关朱德元帅在文革中的境遇，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回忆录，即便是家属的回忆中，也只有闪铄其词、语焉不详的记载。
朱德夫人康克清在1986年11月29日《解放军报》上的回忆中有这样的细节：
他参加中央的会议回来，将林彪那个大谈“政变”的讲话交给秘书，转身就走。
以往，凡是中央的文件，或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同志的讲话，他交给秘书时都要坐下来讲讲该怎样理解。
而这次却不屑一提。
他这种卑视态度，不正反映出他的心境吗？
林彪有关“政变”的讲话发表在1966年5月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朱德对之大为不满的“中央的会议”显然是指这一次了。
但为什么持如此的“卑视态度”和造成如此“不屑一提”的恶劣“心境”，康克清的回忆却嘎然而止。
终于，在最近出版的，由许农合主编的《开国元帅的晚年岁月》中披露，似乎朱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受到过严历的批判。
该书有如下的记载：
朱德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强调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学习唯物辩证法。
他说：
“朝闻道、夕可以死矣。我也有时间读书了，读毛主席指定的32本书，非读不可。准备化一二年的时间读完，连下来读就通了。毛主席也是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打断了。
林彪重新提起他去年在上海会议上关于“顶峰”的发言，攻击他有野心，是借马克思主义来反对毛主席。康生也攻击朱德“想超过毛主席”、“组织上入了党，思想上还没有入党，还是党外人士。”
由此看来，朱德在1966年5月4日至26日的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确实受过批判。
但有关批判会的详情，此处又一次语焉不详地一笔带过。
其实有关林彪批判朱德的讲话，在文革中由红卫兵出版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和《林彪同志讲话选辑》等等的小册子中曾广为流传。
但康生的讲话，以及这个“小组会”却是第一次提到。
非但在文革中朱德被批成“黑司令”时都从未所闻，在文革后批判康生以及“四人帮”的高潮中也未见提及。
奇怪的是：
既然恶毒攻击朱德元帅的是林彪、康生之流，在粉碎“四人帮”后应当公开地愤怒声讨才是，相反的做法只能说明有难言的苦衷。
众所周知，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发动的标志。
在这个会上，中共政治局在五月十六日以全票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后被称为文化大革命“纲领性的文件”。
两天后，林彪在会上又发表了他那个著名的、后被称为“政变经”的五·一八讲话。
五月二十三日，中共政治局又一次全票通过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正式撤销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的全部职务。
接着，中共中央又于五月二十四日发出《关于陆定一同志和杨尚昆同志错误问题的说明》，虽然在文件中说“会议决定，中央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彭、陆、罗、杨四同志的反党活动和他们之间的不正常关系”，实际上已经把他们打成了“反党集团”。
这一通知地方发到县委以上，军队通知到团级以上。
文化大革命之火在中共上层，就是这样燃烧起来的。
那么，为什么在如此重要的会议上会发生对当时便已经隐淡出政坛的朱德的严历批判呢？
谁主持的会议，共有那些人参加？
为什么中共至今对此地羞羞答答、遮遮盖盖？
在中共中央的档案馆里，有一份标号为“19660523”的会议纪录。
此份文件记录了1966年5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在23日的会议，对朱德元帅的严历批判，即发生在那一天：
地点：人民大会堂河北厅
主持人：刘少奇
朱德：
“首先因为对批判彭、罗、陆、杨持消极态度而被责令作检讨：我过去的错误已经作过两次检查，第一次是在高饶问题发生以后，我在会上作了检讨。第二次是彭德怀问题发生后，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检讨，那次检讨比较长一点。”
朱德接着又讲了他过去的错误，即二十年代井冈山上的问题和红军第四军“七大”的问题。
张鼎丞、林彪、陈毅、周恩来先后发言和插话。
陈毅批判朱德历史问题的发言很激烈很长。
林彪：
“彭德怀原来就是联合这个，联合那个，犯了这个错误又犯了那个错误，都是为了个人野心。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必须彻底揭发斗争到底把他搞臭，否则不行。这样做对你对党都有好处，这样，你才可能改好，否则不可能。庐山会议揭发出来这个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大的胜利。消灭党的一个最大的隐患。主席几次讲党有可能分裂，实际就指彭德怀－－朱德。庐山会议也考虑到是否要彻底揭开，权衡利害，认为应该坚决揭开，消灭这一隐患，否则会继续发展，万一主席到百年之后，就会出现更大的问题。现在揭开，展开坚决斗争，保卫总路线，教育全党，巩固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利益之所在。要揭发斗争到底，你改也好，不改也好。当然我们是希望你改的。
朱德你是有野心的，你检讨得很不够。有人当是他自己检讨的，不是的！是党中央决定让他脱裤子的，不检讨不行。你们是不知道的，陈毅批评他的并不过分。他也不服毛主席，他想当领袖。高岗事情，他也主张轮流，想当主席，自己本事行吗？”
“你一天都没做过总司令，南昌起义后，是无政府，乱走，是陈毅指挥到井冈山的；遵义会议前是李德指挥；以后是毛主席指挥；抗战时期在前方做了几天指挥(按：也不是朱德指挥)。解放战争是主席指挥。你是不行的，但自以为还行。你脱离指挥，下井冈山向南打，三个营损失二个，打败仗无办法，还是主席接你回来的。”
林彪又把问题引导到彭罗陆杨问题上来：
“去年罗瑞卿问题发生以后，在上海会议上他（指朱德）还讲，不能讲毛泽东思想是世界马列主义的顶峰，顶峰还会发展吗？大概顶峰不是毛主席，而是你朱德自己，或者是赫鲁晓夫。”
陈毅：
“朱德我要问你：你是不是要搞政变？”
朱德：
“搞政变我没有这个力量，也没有这个胆量。”
陈毅：
“我看你是要黄袍加身，当皇帝。你还大力赞扬赫鲁晓夫。你野心非常大。”
乌兰夫：
“更奇怪的是他（指朱德）还说，人盖棺了是不能定论的。我们讲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他说，咱们同苏联还是要搞好，他也离不开我们。”
薄一波：
“朱老总经常讲兰花。他说，自古以来，政治上不得意的人都要种兰花。”
朱德：
“说到现在我是不是有野心？我八十岁了，爬坡也要人家拉，走路也不行，还说做事？……事情我是管不了了，更不要说黄袍加身。我对于我们这个班子总是爱护的，总是希望它永远支持下去。”
周恩来：
“反对毛主席我也领导过。宁都会议也是我领导的。虽然弼时同志从后方来了，因为我把毛主席的政治委员代替了嘛。这是我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王明路线我也犯了，四中全会我也参加了。所以我最大的过错是1931年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四年之长。这是我一生最痛心的事。然后洛川会议，然后王明回来。1937年底到1938年武汉时代，这都是路线性质的严重错误。当然还有其他错误。解放后还犯过反冒进错误等等。这几件事都是朱德同志一起嘛。”
至于朱德同志的账那就更多了。
从井冈山一直打到梅县，都是盲动主义，军阀主义，流寇主义。
然后是立三路线，你也犯了。
然后是王明路线四年，然后又是洛川会议。
那时王明没有回来，那还不是反对毛主席，你没有领导？
然后王明回来。
第二次王明路线一直到六中全会，以后还有一些“残余”。
几十年历史，朱德同志跟张国焘斗争，前一半应归功于刘伯承同志的推动。
如果没有刘伯承同志在那里，黄袍加身，你顶得住吗？
后一半是贺龙同志，弼时同志，关向应同志的共同推动，才北上了。
如果没有这些，你甚至滑到河西去了。
解放以后，那多了。
毛主席常说，高饶彭黄的事，你都沾过边嘛。你到处发表意见，是一个危险的事。……我们不放心，常委中有这样一个定时炸弹，毛主席也担心。
毛主席说过，你就是跑龙套，可是你到处乱说话。
你要谈话，得写个稿子，跟我们商量。……所以你是不可靠的，是不能信任的。
南昌起义，就是有错误嘛。
我当着资产阶级国家的元首尼雷尔的面说：
“南昌起义，我有错误。”
他听了很为惊奇：
“你还有错误？那时错误嘛，城市观点嘛。所以，今天我把我对你（朱德）的不满告诉大家，希望你们大家监督。”
最后邓小平宣布了中央对彭、罗、陆、杨处理的决定，与会者一致通过。
会议记录墨迹未干，当年的与会者却似乎全都患上了失忆症，将发动文革的种种“错误”全都记在了江青及其她的“四人帮”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