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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学泳 29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3-20 点击数:241次 字数:

29

 

在批判上述俄罗斯作家及其他们的作品的同时,江青也在自觉不自觉地从他们身上学习到了许多的东西。

尤其是在艺术方面。

为了庆祝革命军队的成就,江青决定以三大战役(辽沈、平津和淮海战役。)为题材创造出一批优秀的文学作品。

江青呼吁:

“我们要在当年参加这场战役的指战员们还活着的时候来宣传他们。”

江青打了个比喻:

“写《辽沈战役》就要在林彪还活着的时候写。等他死了再来写,就很难保证作品的真实性了。”

江青接着强调道:

“要有群众基础,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必须改革写作风格,提倡写短的、受欢迎的文章。要将文学和艺术批评当成匕首和手榴弹……,要敢于刺刀见红,近身肉搏。只有用这种方法,我们才可以解除固步自封的文学和艺术批评。”

江青的话,极大地鼓舞了解放军战士的斗志。

他们拿起笔当刀枪,向封、资、修的旧传统思想发起了猛烈的攻击。

四个月后,军委正式向江青下达了任命。

据江青自己回忆,她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后台指导剧作家、演员和舞蹈家们。她曾努力试图改变这些人的政治思想观点。

她做到了。

在很短时间内便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毛泽东决定暂时离开北京——新中国政治权力的中心,领着其他几个领导人直接去了农村搞实地考察。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这是毛泽东常说的一句话。

然后,在今年夏天的早些时候,他又去了上海。

在上海,毛泽东向江青谈及了他正打算发起的下一场运动的初步设想。

早在1965年,毛泽东曾对埃德加.斯诺说过,他有些担心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他们从来没有经受过战争,没有经历过旧社会的苦难,他们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帝国主义或资本主义!

毛泽东语重心长地对斯诺说道:

“因此,在未来他们可能要否定革命。”

(后来中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当年的担心并不是不无道理的。)

江青回忆道:

“从19665月下旬开始,我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专门研究年轻人的问题。”

江青对我说,她特别关注的是有关南京大学、西安交大和北京大学的新闻报道。

2月江青刚刚被任命为军队的文化顾问。

初夏时她的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繁忙。

5月,主席和其他几位中央委员到了杭州。

不久,文革小组宣告成立。

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小组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1966528设立的一个机构,隶属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下。

设立它的初衷是领导文化大革命。

但在文革推进过程中,它很快就成为权力极大的机构。1969年中共九大后自动撤去。

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陈伯达,顾问是康生,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

主要组员有姚文元王力陶铸关锋戚本禹等人。

此时,它的紧跟毛泽东的成员都进入中央政治局。

他们是: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

陈、康为五人组成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成员(另三人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

同年8月由江青代理组长。

1967年批判二月逆流后,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的领导。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中央文革小组停止活动。

1966年的《五一六通知》规定它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

196688中共中央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赋予它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权力机构的性质。

管理文化大革命事务的专门机构。

由于当时国家、政治的性质,文革是一切工作的核心,管理文革就几乎相当于管理国家的全部事务。  

该机构于1966528成立。

以原《五·一六通知》起草小组作为基础,人员有:陈伯达任组长、康生(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顾问;江青、王任重(中南局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刘志坚(总政治部第一副主任)、张春桥(上海市委文教书记)为副组长;成员有谢镗忠(总政治部文化部长)、姚文元(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王力(中宣部副部长、《红旗》杂志副主编)、关锋(《红旗》杂志编委)、戚本禹(《红旗》杂志历史组组长)、尹达(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考古所副所长、历史研究所第一副所长)、穆欣(《光明日报》总编)、郭影秋(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郑季翘(东北局吉林省委文教书记)、杨植霖(西北局青海省委第一书记)、刘文珍(西南局宣传部长)等。  

同年82增补陶铸(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任中央文革顾问。

穆欣曾任办公室主任。下辖有办事组、接待站、宣传组、文艺组、理论组等。

办公地点在钓鱼台14号楼。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前,它主管五界(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事务。

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它有了十六条赋予的权力,小组全体成员列席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逐步取代中央书记处,成为文革的实际指挥机构。

1967112《给上海各革命造反团体的贺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起草)联合署名。

紧跟毛主席,紧跟党中央,紧跟中央军委,紧跟中央文革小组成为当时的政治口号,毛主席和中央文革成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代名词。

1966年郭影秋、郑季翘、杨植霖、刘文珍、尹达先后在原单位被打倒。

担任顾问的陶铸、担任副组长的王任重、刘志坚,于196612月至19671月相继被打倒。

1967年夏秋王力、关锋、戚本禹也被剥夺权力。

这是一个人事更换频繁、易于获罪的险地,不少人从这里被投进了秦城监狱(如穆欣、金敬迈、矫玉山、王广宇等)。

1959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张闻天已被定性为反党集团,1966年文革开始后刘少奇邓小平彭真贺龙乌兰夫陆定一薄一波相继被打倒,1967年陈毅、李富春李先念二月逆流受冲击,加之林伯渠罗荣桓已病故,朱德陈云董必武靠边站刘伯承病休,政治局委员只有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三人,政治局候补委员只剩下陈伯达康生两人。

中央文革实际上代替了中央政治局,完成了毛泽东以其秘书班子取代常规国家权力体制的过程。

同时出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权威至高的领导机构:

中央文革碰头会

该碰头会成员包括当时中央文革的全体,即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加上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汪东兴、温玉成列席,周恩来参加。

中央文革的作为引起了联动等组织和社会力量公开或私下的批评、反对、抵制。

为了给天下大乱的造反夺权活动提供安全保证,《公安六条》第二条规定:

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被概括为恶攻罪)。

但这条规定的精神后实际上发展到对适用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全体成员(包括中央文革)——“谁炮打中央文革谁就是反革命

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奉命追查鲁迅手稿到中央文革驻地查勘,被定性为武装冲击中央文革事件。

寄往中央文革的信可免邮资。

有一封1967822到达北京的从山东省北京文革小组再改寄中央文革小组的实寄封没贴邮票——因为革命组织和红卫兵邮寄文革信件的几项邮资规定中有一条为:

如寄件人有实际困难要求免费邮寄的,按部党组电党字第07号密电办理,即可免费,但不必对外宣传。

1969年中共九大新的中央政治局成立,中央文革最后五位成员全体进入政治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恢复正常活动,权力运作再次制度化。

中央文革自动消亡。

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说:

这个《通知》(五一六通知)决定成立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坚决执行了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1981)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认为:

对党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成立了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主要利用所谓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乘机煽动打倒一切、全面内战

而此前,在九大上进入政治局的中央文革的成员都被判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或受到不公开的批判(陈伯达、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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