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为此,毛泽东决心从自身做起,将爱妻从中南海的红墙里解放出来。
于是,江青才从主席身后走了出来,成了高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旗帜的伟大的旗手。
毛泽东说过: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江青,同样如此。
江青不但有才,而且有理想。
套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江青她也有梦。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她的梦就是:
“为世界上所有妇女的解放而牺牲!”
江青年青时所写的《为自由而战而牺牲》一文
全文抄录如下:
真是怪事!
世界上没有一样有生气的东西是不喜欢自由的。
尤其是称为万能的人类,有时竟为争自由牺牲了生命。
在我很小的时候,那好像是一个五月天气。
舅舅特地从乡下赶来,送给我一个很美丽,名字叫做金铃的小雀子,因为那种雀子叫起来像铃一样的清脆脆动听。
我快活的不知怎么样才好,忙着弄这个,弄那个给它吃,可是这个可爱的小东西不但不吃,而且满笼子飞扑。
母亲等舅舅走后,逼着我放它。
不过,那时候我任性的很,哭着,闹着不许放。
可怜的小东西,在我家过了一夜就死了,连水都没有喝一口。
现在回想起来,我那时太残忍了。
剥掉了它的自由,最后逼它走上死路。
一个雀子尚且为求自由死了,那么人,尤其是受着重重的束缚的妇女,当然更应该勇敢的去争取自由了!
自由神可以说是我们妇女争自由的一段记录。
在那里边我扮演一个女兵,她就是为争自由而牺牲了。
但是这种牺牲并不是个人的,无目的的,而是世界上所有妇女的牺牲。
牺牲的代价——最后得到真正的自由了!
这篇文章无声地证明了在中国人民争取妇女解放运动中,江青同志也曾呐喊过,并为之奋斗过。
令人遗憾的是,这一事实并没有受到共产党官方媒体的赞扬。
有可能,其他领导人认为人民群众的意识还没有彻底改变到足以接受让一个女人站在权力的颠锋?
毕竟中国历史上的两个握有最高权力的女人——武则天和慈禧留给人们的记忆并不是十分的完好。
在古代“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的人文环境下,女人很难参与社会政治生活。
而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却不得不说是奇女子,她们凌驾于所有男人之上,统治国家并对中国历史的进程有重大影响,即便与有作为的男性君主相比也毫不逊色。
武则天的历史功劳是世人所公认的,虽然她为了自己的权利而争权夺势算尽心机,但是无论如何她在治世能力和战略眼光上都堪称为帝王之典范。
而对同样处于权力颠峰的慈禧,却并没有受到像武则天那样 的后世敬仰,因其丧权辱国的行经,至今仍为人们所唾骂!
客观地说,慈禧也是伟大的政治家,在内外交困的晚清,她能保得大清这马辆车没散架,并且统治中国半个世纪,已实属不易 。
武则天和慈禧,同为女人,同在巨大的权力和欲望阴影下,在不同的历史年代,她们的生活有太多的相似与不同……
慈禧,前文已有交待,不再赘述。
武则天(公元624年-公元705年),名武曌,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县东)人。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正统的女皇帝,也是即位年龄最大(67岁即位)、寿命最长的皇帝之一(终年82岁)。
为唐朝功臣武士彟次女,母亲杨氏。
十四岁入后宫为唐太宗的才人,唐太宗赐号“武媚”(唐人张鹜,生活于武则天执政时期,几句话揭示来因是:
“唐永徽后天下唱“武媚娘”歌,后立武氏为皇后。”
由此观之武媚娘并非指武则天,况太宗有多位宠妃,可未尝给谁赐过名号,而武则天作为从未晋升的才人更不可能),唐高宗时初为昭仪,后为皇后,尊号为天后,与唐高宗李治并称二圣,683年12月27日-690年10月16日作为唐中宗、唐睿宗的皇太后临朝称制,期间,改名为“曌”。
后自立为皇帝,定洛阳为都,改称神都,建立武周王朝,神龙元年(705年)正月,武则天病笃,宰相张柬之发动兵变,迫使武氏退位,史称神龙革命。
唐中宗复辟,恢复唐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后遵武氏遗命改称“则天大圣皇后”,以皇后身份入葬乾陵,唐玄宗开元四年(公元716年),改谥号为则天皇后,天宝八年(公元749年),加谥则天顺圣皇后。
武则天为唐开国功臣武士彟次女,母亲杨氏(出身于隋朝皇室,父为隋朝观德王杨雄之弟遂宁公杨达),祖籍并州文水县(今山西省文水县北徐村人),于武德七年(624年)生于长安(今陕西西安),一说利州(今四川省广元市)。
有异母兄长武元庆、武元爽,另有同母姐妹两人,一位是韩国夫人武顺,另一位是郭夫人。
其父武士彟从事木材买卖,家境殷实,富有。隋炀帝大业末年,李渊任职河东和太原之时,因多次在武家留住,因而结识。
李渊在太原起兵反隋以后,武家曾资助过钱粮衣物,故唐朝建立以后,曾以“元从功臣”历官工部尚书、黄门侍郎、判六尚书事、扬州都督府长史、利州、荆州都督等职,贞观中,累迁工部尚书、荆州都督,封应国公。
父亲武士彟在贞观九年(635年)逝世后,堂兄武惟良、武怀运及武元爽等对其母亲杨氏失礼。
贞观十一年(637年)十一月,武则天年十四岁时,唐太宗听说她仪容举止美,召她入宫,封为五品才人,赐号“武媚”,后世讹称武媚娘。
武则天入宫之前向寡居的母亲杨氏告别时说:
“侍奉的圣明天子,岂知非福?为何还要哭哭啼啼、作儿女之态呢?”
对于唐太宗时期武则天在宫中的生活,史书并没有详细的描述,仅见武则天在晚年时回忆自己为太宗驯马一事。
太宗有马名叫狮子骢,肥壮任性,没有人能驯服它。
武则天当时侍奉在侧,对唐太宗说:
“我能制服它,但需要有三件东西:一是铁鞭,二是铁棍,三是匕首。用铁鞭抽打它,不服,则用铁棍敲击它的脑袋,又不服,则用匕首割断它的喉管。”
但武则天并未得到唐太宗的宠爱,做了12年的才人,地位始终没有得到提高,在唐太宗病重期间,武则天和太子李治建立了感情。
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唐太宗驾崩,武则天依唐后宫之例,和部分没有子女的嫔妃们一起入长安感业寺为尼,但她与新皇李治一直藕断丝连。
永徽元年(650年)五月,唐高宗在太宗周年忌日入感业寺进香之时,又与武则天相遇,两人相认并互诉离别后的思念之情。
永徽二年(651年),因无子而失宠的王皇后看在眼里,便主动向高宗请求将武则天纳入宫中,企图以此打击她的情敌萧淑妃。
李治早有此意,当即应允。
永徽二年(651年)五月,唐高宗的孝服已满,武则天便再度入宫,入宫前武则天已怀孕了,入宫后生下儿子李弘。
武则天回宫后的确迅速打败萧淑妃,获得李治的宠爱,次年(652年)五月,便被拜为二品昭仪。
当时王皇后、萧淑妃经常与武昭仪争宠,互相说坏话,李治都不听。
武则天攻于心计,心狠手辣,兼涉文史。
654年(永徽五年),武则天产下长女安定思公主,据《新唐书》和《资治通鉴》记载,在安定思公主出生后一月之际,王皇后来看望,怜爱并逗弄公主玩,王皇后走出去后,武则天趁没人将女孩掐死,又盖上被子。
正好李治来到,武则天假装欢笑,打开被子一同看孩子,发现女儿已经死了,武则天啼哭。
问身边的人是怎么回事,身边的人都说:
“皇后刚刚来过这里。”
李治勃然大怒,说道:
“皇后杀了我的女儿!”
武则天于是哭泣着数落王皇后的罪过。
王皇后无法解释清楚,李治从此有了”废王立武“的打算。
但此事有争议,成书于五代的《旧唐书》和《唐会要》只记载了小公主的暴卒。
永徽六年(655年)六月,在后宫有谣言说王皇后与其母柳氏行厌胜之术,李治得知后,大怒之下将其母柳氏赶出皇宫,而且还想把武昭仪由昭仪晋封为一品宸妃,由于受到宰相韩瑗和来济的反对,最后不能成事。
当时朝廷以长孙无忌、褚遂良为首的元老大臣势力强大,李治的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外廷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很多大臣反对唐高宗废王立武,武则天前进的道路也因此充满艰辛。
李治企图借“废王立武”重振皇权,打击元老大臣势力。
于是,武则天开始成为高宗政治上的“战友”。
不久,中书舍人李义府首个支持”废王立武“,得到李治和武则天的重赏,很多中层官员看到支持“废王立武”有利可图便转而支持立武则天为后,许敬宗、崔义玄、袁公瑜等大臣纷纷向李治连投递了请求立武昭仪为后的表章。
李治看到有不少人支持,废立之意再次萌生。
功臣元老中的李勣又说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问外人”,彻底打动了李治的心,使李治和武则天在废立皇后的问题上的不利局面一下扭转过来了,同年十月十三日,李治终于颁下诏书:以“阴谋下毒”的罪名,将王皇后和萧淑妃废为庶人,并加囚禁;她们的父母、兄弟等也被削爵免官,流放岭南。
七天以后,李治再次下诏,将武则天立为皇后;与此同时,又将反对最力的宰相褚遂良贬为外州都督。
显庆四年(659年)四月,武则天与唐高宗达成共识:
将长孙无忌、于志宁、韩瑗、来济等人削职免官,贬出京师。
至此,李治基本实现了君主集权。
“废王立武”事件沉重打击了关陇贵族,自魏晋南北朝以来皇权不振的情况被改变,对中国历史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显庆五年(660年)十月,李治风疾发作,头晕目眩,不能处理国家大事,于是让武则天处理朝政。
然而也让武则天和李治出现了裂痕,也导致了武则天差一点被废。
龙朔元年(661年)正月,武则天请禁止天下妇女为俳优之戏(古代指演滑稽戏的艺人),李治采纳并下诏。
四月,李治欲亲率大军进攻高丽,武则天抗表进谏以为不可,被采纳。
麟德元年(664年),李治让宰相上官仪起草了废掉武则天的诏书。
墨迹未干时,武则天及时发现,软硬兼施,废掉皇后的事只好以失败告终。
于是,武则天向李治建议让她一起上朝,临朝听政。合称二圣,使她的政治经验和影响力进一步增长了。
但武则天还不满足,她要与李治封禅泰山。
由于唐高宗年间国力昌盛,武则天积极窜掇李治封禅泰山。
祭祀昊天上帝时先皇配享,祭祀皇地祇时太后配享。
封禅的时候先由皇帝初献,公卿当亚献。
但封禅毕竟没有皇后的事,于是她又说,封禅为祭地之仪,由太后配享,彰显后土之德。
让公卿当亚献非常不妥,因为男女有别。
不能让外臣来祭祀。
所以要让她自己充当亚献,好孝敬孝敬自己的婆婆,李治果然答应。
后来在麟德三年(666年)正月初一这天,她与李治一块封禅泰山,充当亚献,而且还给百官赐爵加阶,使百官对她感恩戴德。
乾封二年(667年),李治因久病不愈,命太子李弘监国。
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李治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名为避先帝、先后之称,实欲自尊。
十二月武则天上表建议十二事:
一,劝农桑,薄赋徭。
二,给复三辅地(免除长安及其附近地区之徭役)。
三,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南、北中尚(政府手工工场)禁浮巧。
五,省功费力役。
六,广言路。
七,杜谗口。
八,王公以降(下)皆习《老子》。
九,父在为母服齐衰(丧服)三年(过去是一年)。
十,上元《年号)前勋官已给告身(委任状)者,无追核。
十一,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增加薪水)。
十二,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提级)申滞。”
李治都同意,下诏颁布施行。
武则天能够重视农业生产,规定各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者予以升奖;“为政苛滥,户口流移”者必加惩罚。
所编《兆人本业》农书,颁行天下,影响很大。
而武则天执政期间,其宗教政策乃以佛教在道教之上。
上元二年(675年),李治患的风眩症更厉害了,便与大臣们商议,准备让武则天摄政。
宰相郝处俊谏道:
“陛下奈何将高祖、太宗的天下,不传给子孙而委任给天后啊!”
李治因而暂时停议。
武则天得知后,就召集了召集大批文人学士,大量修书,先后撰成《玄览》、《古今内范》、《青宫纪要》、《少阳正范》、《维城典训》、《紫枢要录》、《凤楼新诫》、《孝子传》、《列女传》、《内范要略》、《乐书要录》、《百僚新诫》、《兆人本业》、《臣轨》等书。
且密令这批学者参决朝廷奏议,以分割宰相的权力,被当时的人称作“北门学士”。
同年,太子李弘病逝,改立李治与武则天的二子李贤为太子。
调露二年(680年),李贤因谋逆罪被废为庶人,流放巴州。
因此,又立了三子李显为太子。
永淳二年(683),李治驾到奉天宫,当时武则天从封泰山以后,劝李治封禅中岳。
李治因患病而终止。
李治苦于头痛不可忍耐,侍医秦鸣鹤道:
“刺头微微出血,可以治愈。”
武则天在帷帐中说道:
“此医可斩首,想要在皇上头上刺出血来吗!”
李治说:
“我苦于头痛,出血未必不好!”
侍医就用针刺百会,李治道:
“我的眼睛看见了。”
不久,诏命皇太子李显代理国政,裴炎、刘齐贤、郭正一等人在东宫任同平章事。
李治从奉天宫回东都,病得很厉害,宰相以下大臣都不能晋见。
同年十二月,李治驾崩,临终遗诏:
太子李显于柩前即位,军国大事有不能裁决者,由天后决定。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