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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继续说道:
“1966年春季,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定性为“二月逆流”文革初期的那场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大批党内元老感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同时亦自发的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
而此时受毛泽东信任的江青,并不能被这些元老认可。
刚刚被毛泽东推向权利斗争中心的林彪,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和党内失势元老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
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
要不要稳定军队?
并怒斥了江青。
从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江青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谭震林气愤地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
他说:
“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江青说:
“你敢再说一遍吗?”
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
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
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
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
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陈毅接着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
余秋里也说: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扔出了两个大大的疑问号。
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眼看就要被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他说:
“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
“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泽东在
“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1968年底,周恩来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
“不要搞得过于紧张。”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1月5日晚上,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
“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