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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继续说道：
“1966年春季，两条路线的斗争变得更加尖锐起来了。”
这就是后来中共党史定性为“二月逆流”文革初期的那场政治运动。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毛泽东的政治高压下，大批党内元老感到自身处境的岌岌可危，同时亦自发的对文化大革命政策产生不满情绪。
而此时受毛泽东信任的江青，并不能被这些元老认可。
刚刚被毛泽东推向权利斗争中心的林彪，亦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和党内失势元老站在了对立的一面。
在1967年1、2月间的中央军委会议上，特别是在2月14日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余秋里、谷牧等人挺身而出，提出了三个重大原则问题：
运动要不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应不应该将老干部都打倒？
要不要稳定军队？
并怒斥了江青。
2月16日，张春桥、姚文元、王力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碰头会记录》，经江青过目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3月1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周恩来也受到批评。
从2月22日起至3月18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了7次政治生活会。
此后，中央政治局停止活动，中央文革小组取而代之。
与此同时，江青在社会上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浪潮。
1971年11月，毛泽东给在所谓“二月逆流”中受到诬陷的老同志平了反。
二月逆流是指在1967年1月19日至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会议和2月中旬在怀仁堂召开的两次政治局碰头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因陈、叶、徐、聂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谭、二李为当时的副总理，因此又被称为“三老四帅”或“四帅三副”）同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谢富治等进行的斗争，当时被称为“二月逆流”，后被中共称为“文革”初期一次党内公开的抗争、“二月抗争”。
1967年2月初，为及时处理“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重大问题，中共中央决定由周恩来主持，每两三天召开一次政治局常委碰头会，吸收各有关方面的负责人参加。
会上老干部与“文革派”成员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2月16日，谭震林向张春桥、姚文元提出向上海有关群众组织打招呼，保陈丕显，张春桥托词要同群众商量，当场拒绝。
谭震林气愤地说:
“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吗？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把老干部一个一个打光。蒯大富这些人是什么东西，就是反革命嘛，搞了个‘百丑图’，这些家伙就是要把老干部统统打倒。这是党的历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次，超过任何一次”。
说完后表示，即使坐牢、开除党籍，也要斗争到底。
当时他的确很激动、很坚决，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
他说：
“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
江青说：
“你敢再说一遍吗？”
马上给毛泽东挂电话，说谭震林是这么说的，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
当时井冈山上谭震林跟朱德毛泽东并列三驾马车。
毛泽东说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
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
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陈毅接着说：
“这些家伙上台，就是搞“修正主义”，在延安，有些人表面上拥护主席，实际上反对主席。斯大林死后不久，赫鲁晓夫就篡了权，他上台，还不是大反斯大林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的。”
余秋里也说：
“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的所谓造反派不给我道歉，我就不会检讨。”
李先念同志说：
“现在是全国范围内的大逼供信。“联动”怎么是反动组织呢？十七八岁的娃娃是反革命吗？”
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扔出了两个大大的疑问号。
从《红旗》十三期社论开始，那样大规模在群众中进行两条路线斗争，老干部眼看就要被统统打掉了。
周恩来当即责问康生：
“这篇社论你看了吗？这么大的事情，你为什么不叫我们看看。”
1967年4月，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军委常委会议上，因为再一次讲到军队一些高级干部被抄家，保险柜被砸开，许多机密绝密文件被抢走等等情况，与会人员非常气愤。
林彪在八届十二中全会十月二十六日的全体会议上说，会议“对‘二月逆流’进行了严肃地批判”。
“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 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
他说：
“在运动过程中，一条是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一条是干扰这条路线的‘左’和‘右’的干扰，但最主要的还是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最典型的表现是‘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是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反党事件，是‘刘邓路线’的继续，它的矛头是指向毛主席、中央文革和其他坚持革命的同志的。它的目的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成绩，是想替‘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翻案，还要否定过去的延安整风，为王明翻案。它的手段是在‘党的领导’、‘保护老干部’、‘保护高干子女’、‘稳定同志’、‘抓生产’等漂亮的口号下，实现反党反革命路线的目的。”
“抓人风，揪高干风，冲军队机关风，提出连队也要搞‘四大’等等，都是‘二月逆流’的成员搞的。他们却倒打一耙，嫁祸于中央文革。”
“主席原定在(一九)六七年的三四月份见眉目的这个打算，由于‘二月逆流’的出现，这个战略部署受到了严重干扰。”
毛泽东在十月三十一日闭幕会上说：
“所谓“二月逆流”这件事，我不大了解。经过差不多半个月，就比较了解了。这件事是一种很自然的现象。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又都是政治局委员，又是副总理，有些是军委副主席，我看也是党内生活许可的。他们是公开出来讲的，不是两个大闹吗？一个大闹怀仁堂，一个大闹京西宾馆。他这个大闹就证明他是公开出来的嘛，没有什么秘密。有些细节，大家不晓得，我也不知道，最近简报上才看到那些情况，我看细节无须多过问，比如谁跟谁来往了多少次，还是大纲大节要紧。如果党内生活把人引导到注意那些很小的细微末节，那就不好罗。”
1968年底，周恩来看到了一份反映老干部思想动态的简报以后批示：
“不要搞得过于紧张。”
1969年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简报上又批示：
“所有与‘二月逆流’有关的老同志及其家属都不要批判，要把关系搞好。”
1月5日晚上，黄永胜和吴法宪带着上述批示来给我传达，接着也传达了林彪的所谓批示：
“坚决拥护主席批示，派黄永胜、吴法宪两同志传达主席批示，希望（受批判的几位老同志）把身体搞好，注意不要引起新的障碍。”
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对“二月逆流”的态度有了较大改变，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当叶剑英走进会场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对大家说：
“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关、戚。那个王、关、戚，“五一六”，要打倒一切，包括总理、老帅。老帅们就有气嘛，发点牢骚。他们是在党的会议上，公开的大闹怀仁堂嘛！缺点是有的。他们吵了一下也是可以的。同我来讲就好了。那时候，我们也搞不清楚。王、关、戚还没有暴露出来。有些问题要好多年才能搞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