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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4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6 点击数:363次 字数:

44

 

京剧《红色娘子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刘少奇曾偕妻子王光美当面向江青表示祝贺。

当时,刘少奇主抓的“四清”运动,正搞得有声有色,如火如荼。

平日里共和国的这两位“第一夫人”鲜有来往。

王光美的贺词着实让江青感动了好长一段时间。

 

王光美(1921-2006),曾名董朴,祖籍天津,19219月出生于北京,20世纪40年代初求学并任教于北平辅仁大学。

曾任全国妇联第三届执行委员,是中共十二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常委。

王光美,中小学读书时数理科特别强,为当时“数学三王”尖子之一,物理界的人公认,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甚至有可能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

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王光美就和北平地下党组织有联系,还结识了学校工委领导人崔月犁。

日本投降后,在辅仁大学任助教,并获得硕士学位的王光美打算到美国留学,并得到了美国密歇根大学的批准。

1946年春节期间,一位客人的到来,改变了这个25岁的姑娘的生活道路。

1946年春节期间,在辅仁大学已任助教的光美正打算到美国留学读博士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人交给她一个纸条。

纸条上告诉她,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及美国三方为实施停战协定,调处国共两党军事冲突,将成立北平军调部。

请她到那里担任中共方面的翻译。

军调部建立后,共产党方面先后调集近500人,有叶剑英、罗瑞卿、李克农、耿飚、黄华等为中共代表团主任和团员,但缺少英语译员。

崔月犁经过调查,认为王光美是合适的人选。

王光美曾顾虑自己是学高能物理的,接触的多是自然科学的专业术语,如果去军调部当翻译,有关军事、政治的用语会不熟悉。

特别是她已经被美国两所著名大学录取,并分别通知她尽快办理留学手续,她有些踌躇不前。

但她又想,自己知道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并主动靠近地下党组织的,共产党需要我时,我怎能推辞呢?

经过慎重考虑,王光美推迟了来自美国的录取通知,前去军调部报到。

王光美拿着那个纸条,先与新华社北平分社社长兼解放报社社长和总编辑的钱俊瑞接上头,之后拿着介绍信到王府井附近的翠明庄,找到了在那里办公的中共代表团秘书长李克农。

李克农询问了王光美的家庭和学校情况,从第二天起,王光美成为了正式译员,为叶剑英等主任们担任翻译。

194610月,由于国共内战爆发,军调部内中共人士陆续离开北平。

111,王光美匆匆告别父母,到北平西苑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军用飞机。

这是专为延安航线使用的小型专机,机组人员由美国人担任。

当王光美步入机舱时,里面坐着两个人,一位是美军军官,另一位是比较沉默的年轻人。

到延安后,她才知道这位年轻人叫宋平,是南京谈判中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的秘书。

王光美第一次到枣园刘少奇的窑洞,是在春节之前。

那天,毛泽东的警卫人员通知她去刘少奇那里一趟。

从王家坪到枣园相隔十几里地,警卫员给王光美备了匹老马,老马沿着延河把王光美送到了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地。

刘少奇问王光美到延安后的工作、生活情况,王光美告诉刘少奇:

“我到延安以来,就像小学生一样,一切都在重新学习。最近,中央军委直属机关动员大家到边区参加土地改革,我已报名到农村去。”

后来,在人民解放军的大反攻中,迎来了1948年。

4月中旬,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五位书记在西柏坡会齐,中央直属机关、中央军委直属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陆续迁到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山村。

随着刘少奇和王光美的频繁接触,大家都已感到王光美与刘少奇是很好的一对。

她尊敬为中国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刘少奇,敬佩他那埋头实干的精神。

1948821,刘少奇和王光美举行了朴素又热闹的婚礼。

新房就设在西柏坡刘少奇居住和办公的两间土墙瓦顶房里。

卧室里除了一张大木床和两把木椅子外,就是从延安转战带出来的那个写着“奇字第3号”的小书箱。

196716,王光美接到一通电话,说她正在读中学的女儿刘平平在路上被汽车轧断了腿,要动手术,要她到医院来签字。

她一到医院,便被清华大学造反派扣压,此即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

王光美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刘少奇之冤波及而受批斗,被冠称为“梅花党的党魁”,并以罪名“美国特务”在19677月中旬起在秦城监狱入狱达十二年。

19781222,在秦城监狱被单独关押了12年之久的王光美获释。

她的面容明显憔悴、苍老,但神情依然宁静淡泊、柔和从容。

与丈夫的诀别已是12年前的事了。

八亿多人高喊“打倒刘少奇”时,王光美坚定地站在丈夫身边。

在狂暴的批斗大会上,王光美和刘少奇被人拳打脚踢、推拉拽扯。

看到刘少奇被打倒在地,王光美不顾一切地挣脱,向刘少奇爬过去,他们的手紧紧地拉在一起。

这是他们生离死别的最后一面。

1980年,刘少奇终于得到彻底平反。

追悼大会的前几天,王光美带着子女来到刘少奇曾度过生命最后一刻的河南开封。

一位摄影师摄下了当时的一个镜头:

王光美捧着丈夫的骨灰盒,欲哭无泪,一路上只是用脸紧紧贴着骨灰盒。

对于“文革”中所遭受的痛苦与冤屈,王光美没有怨言,她选择了宽容。

在她家的客厅正墙上,一直挂着那幅1962年毛泽东登门看望刘少奇一家时的合影。

在她83岁高龄之际,还组织毛泽东、刘少奇两家后人的庞大聚会。

这两个特殊的政治家庭劫后重逢,满头银发的王光美微笑着向毛家后人举杯:

“你们多保重!”

这“一笑泯恩仇”,让世人见识了一个女人的博大胸怀。

晚年的王光美淡泊名利,致力于救助贫困母亲的“幸福工程”。

晚年的王光美爱好依旧广泛,喜欢摄影,京剧和中外音乐,对芭蕾舞剧,尤其是《天鹅湖》更加偏爱。

20061013凌晨,中国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在北京因肺部感染引起心脏衰竭病逝,享年85岁。

 

王光美于1921年出生在北京,那正是她父亲王治昌在官场“登峰造极”的时代。

王治昌赴美国出席华盛顿九国会议,这时接到家中电报,知道自己终于有一个女儿了,顿觉乐不可支,触景生情,为之取名“光美”。

王光美母亲董洁如的娘家在天津,是从事实业的。

王治昌夫妇共有十一个儿女,按年龄顺序,王光美排行第七,上有六个哥哥,下有四个妹妹,她是王氏家族的大女儿。

这些兄妹中,有半数以上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投身了革命。

王光美的三哥王光超我国著名的皮肤病、性病学家。

1940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

1948年至194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皮肤科及该校附属西奈山医院微生物系学习。

王光美的四哥王光杰是兄妹中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他在清华大学求学期间就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

他是无线电专家,卢沟桥枪声打响的第二年,他受党组织派遣到天津,设立秘密电台和延安保持联系。

王光杰到解放区后,改名王士光。

新中国成立后,王士光曾任国家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王光美的五哥王光复也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

抗日战争时期,他作为空军飞行员,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战。

中国在反法西斯空战中歼灭日军战机599架,其中有8架就是他击毁的。

王光美和六哥王光英相差两岁,兄妹之情甚笃。

 

王光美出身名门。她的父亲王治昌(王槐青)在辛亥革命前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后在民国初年代理北洋政府农商部总长,参加过1919年的巴黎和会及1921年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光美,就是其父亲在华盛顿参加九国会议时得知喜得千金后所起的名字。

1943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物理系。

1945年辅仁大学理科研究所毕业,获科学硕士学位。

1945年任辅仁大学物理系助教。

1946年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英文翻译,后赴延安,担任外事翻译并参加土改工作。

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与刘少奇结为伴侣。

1949年任刘少奇同志秘书;曾陪同刘少奇出访亚洲国家。

19671978 年蒙冤入狱。

1979年后,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事局局长。

198925,王光美作为嘉宾参加了中央电视台举行的春节联欢晚会。

在晚会上,王光美亲自给她40年前的物理老师,北京大学物理学教授褚圣麟,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表达了她对教师行业的敬重之情。

1995年,“幸福工程”正式启动。王光美作为这一大型扶贫计划的发起人多方奔走。

11年来,在她的努力下,“幸福工程——救助贫困母亲行动”已在全国设立了389个项目点,累计投入资金3.1亿元,救助贫困母亲及家庭15.4万户,惠及人口69.5万。她曾荣获“中华人口奖”荣誉奖。

20061013凌晨3时许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4天后,她获得了中国消除贫困奖“成就奖”。

 

王光美,中国20世纪最具传奇色彩的中国女性之一,她的一生有很多身份:大家闺秀、北京中学生中有名的“数学三王”之一、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万人仰慕的第一夫人、十二年的阶下囚,以及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她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王光美生前最后的职务是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发起的扶贫计划“幸福工程”组委会主任。

晚年的王光美将精力贡献给“幸福工程”,为了帮“幸福工程”筹款,王光美曾将母亲传给她的古董公开拍卖。

王光美的一生大起大落,充满了传奇色彩。

但迄今为止,有关她的记载大都处于她的丈夫刘少奇的影子当中。

不久前,我们终于有机会走近了王光美,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王光美健康开朗,心境平宁,让我们再一次领略到了当年第一夫人高雅的丰采与高贵的风范。

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毕业于早稻田大学,曾经担任农商部工商司长,母亲董洁如出身天津富商家庭,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在家中,王光美排行第七,前六位都是哥哥,后四位都是妹妹,其中她与哥哥王光英岁数最为接近,自幼亲密无间。

用王光英的话来说,王光美是最受父母亲宠爱的,什么事情她都得头份,什么事情都把她举在前面。

也许正因为如此,王光美从小跟母亲之间就非常亲密。

那时候,家里面五个女孩子,就五个小床那么住,后来王光美上大学了,工作也忙了,母亲就让妹妹们四个在一起,然后给她一个套间。

这套间原来还是一个过堂,母亲把它封起来,因为她知道夜里王光美念书念得挺晚的,夏天很早起来,在院里念书,这样的照顾确实是挺特殊的。

那个时候,很少有母亲会让自己的女儿读到硕士,但王光美的幸运就在这里,她的母亲真心希望她们学习好,没有催女儿们早点结婚什么的。

王光美后来考上了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原子物理系全奖学博士,与母亲是密不可分的。

如果王光美去读博士,她或许是杨振宁或李政道的学姐哩,所以在物理界的人都讲,王光美实际上是最应该从事物理研究的,而且当时在荷兰的图书馆里有王光美的学习成绩单,上面写着数学女王。

但王光美最终却放弃了自己梦寐以求的读博士的机会,选择了延安。

王光美的父母曾经多次掩护共产党人,兄妹当中也有五人先后参加了共产党。

1946年,国共和谈期间,从辅仁大学研究生部毕业的王光美成为北平军事调停处中共代表团的英语翻译,1947年和谈破裂,王光美决定奔赴延安。

决心一下,她就跟母亲说,母亲挺赞成的,也没有掉眼泪,倒是王光美有点舍不得妈妈。

没想到刚到延安,就碰到延安第一次撤退,只在延安呆了十天就撤退了。

在延安,王光美“遭遇”了刘少奇。

北平的洋学生成了共产党领袖的夫人,王光美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

时光荏苒,有很多的事都忘却了,但忆起与刘少奇相识相爱的经历,王光美仍然满目溢彩。

记者:

您还记得第一次碰到少奇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吗?

王光美:

我第一次见到刘少奇是因为徐冰带我们去看朱老总。

徐冰把我们从北京参加执行部的人带到延安去看朱老总,朱老总留我们吃饭,吃饭的时候,康克清说,你们一起也去见见少奇。

就这样,她带着我们这些人,就见到了刘少奇,跟他握了握手。

那是第一次见到少奇,也没说话。

有一天少奇到我们办事局参观,办事局就隔着村嘛,中央同志来参观是大事嘛,都有人陪着走,这是第一次。

第二次他就到了我的房子了,参观的人跟着去了,我们这是城市去的,还挂着点相片什么的,其实就是个小屋,我和吴青两人住,都挂着一些相片什么。

他瞧瞧,转转,走走。

又过了一段时候吧,我和吴青又换了一个村,他又来一回,好像还组织了一个我们这个村的舞会,他来参加,事先在我们屋坐了坐,这次坐的时候可能有点表示吧。

记者:

你们的进展很快吗?

王光美:

怎么说呢,忽然有一天,是叶总还是王炳南通知,因为我那时是在军委外事组,通知我说,少奇同志要找我去谈话。

我很纳闷,我刚到延安来,怎么找我谈话呢?

我就说那枣园我不认得,我不知该怎么去。

他们就给了我一匹老马,说是王震的马还是谁的马,说这老马识途,认得枣园,认得少奇同志家在哪,你就跟着这匹马走吧!

我不会骑马,跟着这匹马过延河的时候,正好过来一辆吉普车,溅了我一身水,马受惊一跑,把我吓坏了。

我看了一眼吉普车,里面坐着江青,这是我和江青的第一面,没打招呼。

到了少奇那儿,什么都没有,少奇也不知道招待我什么,说着说着就从特别破的抽屉里拿了一个极脏极小的梨给我。

我想了半天说,这怎么吃。

他说,我这儿有刀。

我拿起刀削梨,我削的那个梨,整个梨皮在上面不掉下来,少奇说这是怎么削的,我从来没看见过人这样削梨。

记者:

后来少奇有没有跟您说过,那个时候他是已经喜欢上您了,才故意让你去的呢还是怎么样?

王光美:

我跟少奇在一起,接触了才知道少奇是没有爱人的,就是那天吃饭,他说让我跟他上晋察冀,这话里有话,就这么含蓄的,让我上晋察冀。

我留在晋西北也是搞这个土地改革,为什么让我上晋察冀,这是他的意思,但当时我还不懂。

他上来就说他家里,说他家里有多少孩子,之前有五个孩子,这些孩子岁数是多少,他身体有胃病,还有什么病,身体怎么不好,完全工作没有时间……我当时觉得这人真挺奇怪的,他跟我说这些干吗呀。

记者:

但是从内心来说您喜欢他吧。

王光美:

那时我特别尊敬他。

记者:

尊敬他干吗就要嫁给他?

王光美:

还没有啊,后来接触多了才觉得,呀,这人……

记者:

这人好是吗?他好在哪儿呢?

王光美:

他好在哪儿呢,我佩服他是因为我读过他的书,另外看他做什么工作都特别专心,真专心,真刻苦。

然后他在找我这个过程中,反正有时候跟我说话多点,以后不是上我们单位参观就是上我们这屋,观察什么都特细。

记者:

您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十几岁的有孩子的男人,婚后还担任刘少奇的政治秘书,工作上您们是上下级的关系,而在生活中,是不是像所有的夫妻一样,有时候也会闹点小别扭?

王光美:

那当然。我刚刚和他结婚那会儿,礼拜六看电影,警卫员拉着他去看电影了,他就没想起找老婆一块去,我也不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后来我想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对呀,就生气,像这种笑话,也是有的。

进了中南海,也有类似的事,他在中央开完会,直接去怀仁堂看戏去了,然后通知我去怀仁堂。

我生气了,说既然开完会了,你下了班不回家一下,把我也接过去看戏?

他真是不懂这个,他不懂爱人心理,后来他才懂,他知道我在乎了,他也就在乎了。

记者:

生孩子的时候,他是不是对您很照顾和体贴?

王光美:

也看你怎么说,他其实还是挺动心的,知道我要生了,而且我高龄难产,可是偏偏他那天主持了一个什么重要的会,我挺谅解这个的,可他还是来了。

看到孩子和看到我,还真不是一个时候,因为小孩已经进婴儿室了,他到婴儿室看的时候人家抱起来给他看。

到我那儿,他亲了我一下,以示慰问。

 

王光美和刘少奇结婚以后,完全变为一个辅助的角色了,她遵循了一个传统女性的原则,做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把自己的精力献给了刘少奇的工作和他们这个家庭。

正因如此,在中南海里,国家主席刘少奇一家成了有名的幸福家庭。

如果王光美当初不是选择去延安,而是像她原先所计划的那样出国留学的话,她后半生的轨迹又将是怎样的呢?

但命运不让人有任何的假设,她选择了去延安,嫁给了刘少奇,所以,在那场中国当代最大的悲剧当中,王光美也就成了一号女主角。

记者:

我们知道,北京友谊博物馆收藏的都是建国后历届元首出访时所收到的礼物,其中有一条来自缅甸的红宝石项链,送礼人是缅甸前总理奈温,他当初大概没有想到,这份美丽而善意的礼物后来竟成为受礼人羞辱与灾难的祸端。

这条项链是奈温送的,他怎么会送您一条项链?

王光美:

那一年,我去东南亚访问。

我不是没有首饰什么的吗,外交部到外贸部给我借的,借了一个别针,说你起码得有个别针,还有一个就是项链。

偏偏到那布里海滨游泳的时候,奈温来跟我们说话,说话时,手一拽,项链就松了,我就一把抓住了,我就怕它丢,因为我自己知道是借的,我得还。

奈温说没关系,他口气特大,说没事,我下海给你捞,管他掉几颗就掉几颗,没事。

后来他就送了我一条项链。

记者:

那您挨斗的时候,您站在台子上,他们硬要您穿上旗袍还穿高跟鞋,高跟鞋是让您穿上还是挂在您脖子上?

王光美:

那个我现在说不太准了,好像是上我家来,我还住中南海的时候,车子就开到中南海府右街西门,进来几个人,说要翻我们家。

我出访的衣服都放在一个小套间里,我平常用不着就放在那里,衣服、鞋子什么乱七八糟的,他们好像挑了一些,在裤子上给我套上旗袍,是来接我的这些造反学生给我穿的。

记者:

您一下在30万人面前,他们非常侮辱性地给您戴上乒乓球这种项链,您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呢?

您害怕吗?

王光美:

我不害怕……反正我多少有点精神准备,我觉得真的,少奇还是特冤,本来少奇是一直帮毛主席的,他都不出名,从我接触来看,他凡事都以党中央为重,毛主席并党中央,报头都是这么写的,内容都是他自己整理的,而且送主席去医院,他起草主席的东西,因为我是他的机要秘书,从我这儿过吧,我觉得他特尊重而且全是为主席着想的,怎么发回来就全都不对了呢……这时候,江青又蹦出来,用主席的名义打刘少奇,是这种状况。

记者:

所以您心里有这个冤,所以就不服气了?

王光美:

冤,我就横出去了,只能我横出去,我不能把少奇横出去,恨,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应该恨谁,反正是挺为难的,因为我一看,薄一波等几个我挺尊敬的领导干部都一个一个给弄成这样,我要说上几句什么话,我不是检讨的。

记者:

您还顶人家了?

王光美:

是,我还顶他们,那时候我也有点愣劲。

记者:

文革前您跟江青的私交也不是很多吧?

王光美:

是不多,因为她是毛主席的夫人,我很尊敬她,她不给我打电话,我不敢给她打电话,真有一次,为了她上苏联治病的事吧,我给她打电话,电话是毛主席接的,我就紧张得不得了。

记者:

您觉得江青她对您有没有这个嫉妒的成分呢?

王光美:

不好说。

我跟少奇出去是组织上批示的,她跟主席不能一块出去,第一不带她,也跟不了。

关键不在这儿,就是后来她搞样板戏,她想通过样板戏抓领导界,她对文艺界演什么戏有很多很多意见,她来跟我说。

那时候我是少奇的秘书,我觉得我接触谁特别是接触这些负责人,有什么话我都跟他讲,回来汇报,当然我们俩生活在一起,也有这条件,我跟他说了,少奇就不吭声,只说你别管了,我就不管了。

有一天,我从外面回来就听卫士长说少奇约了江青谈了话,对江青说你别跟光美谈这乱七八糟的事情,说了她几句。

记者:

那时候恐怕也只有他敢说江青吧?

王光美:

就是,也就是少奇,江青就怕少奇,少奇他是负责态度,其他人哪敢批评江青什么?

记者:

江青自杀死了以后,您当时感觉是什么,因为这个人跟您有很多恩怨呢?

王光美:

这个呀,我俩没有私人恩仇。

要说江青给党带来很大破坏,说她损害党的利益,危害党的事业,这一点我不赞同。

老实说,她也做不到!

主席对她管得很严。

组织上也管了她几十年,不让她抛头露面。

好容易有机会搞了几个“样板戏”,出多了点儿风头,也是人之常情嘛。

爱出风头,本来就是女人的天性。

至于她为什么死?

我听人说她用袜子缠着椅子腿,因为我们一般人手里都没有什么东西,她就用袜子接起来,勒在这儿,说她已经绝望了,她觉得没有希望了,所以就这样。

说她“自杀”,我不信。

在监狱里关了那么久她都熬过来了。

回了家,还能自杀?

记者:

批斗回来以后,少奇他有没有安慰你?

王光美:

少奇没法说,他一说就等于对这运动的性质表态了。

记者:

那旁边没有人的时候不能说两句吗?

王光美:

我们旁边不可能没有人,他警卫员就不止一个。

警卫人员后来也成了造反派的基本成员。

记者:

您对少奇有没有动摇过?

王光美:

没有过。

少奇实际上是一个很重情的人,在文革中,他不愿意连累小孩,跟我谈过,说你应该划清界限,把孩子带走,这样可以保护家庭。

但是我非常坚定,从来没有过动摇,在那个时候,稍微有一点动摇,绝对不会有那种表现,我那个时候有点不顾一切了,完全站在少奇一边,而且他不说话的时候,我都是替他辩护的。

记者:

您们是不是经常一起被批斗?

有一次斗完了以后你还拉他的手了?

王光美:

是。

那个时候是在我们家里,然后是中南海的批斗。

一开始外面全都围攻中南海,逐渐演变到这个地步的,家里贴了大字报,少奇身边的工作人员对他态度也不敢特别好,一些很同情他的工作人员都抓起来了,后来电话线也给拔掉了,他没法再跟中央联系了,然后造反派来了就揪斗他,推推搡搡,打他。

我们一个关在后院,一个关在前院,我见不着他,我被推出来的时候,看他在挨打,心里很痛。

我当时也被按着头,到最后他喊得比较厉害的时候,我便冲过去抓住他的手。

记者:

您为什么会突然拉着他的手?

王光美:

我就觉得越是这个时候,我就越应该证明,越是跟他站在一起,我们当时都分开住了,他们把我拉到后面院去了,那时候隔着三个院,中后面是童小鹏的院,童小鹏搬走后,我住后面。

都隔离开,只是在斗争会上能见到,然后中间休息一次,到我们书房去喝水,我就心疼他,给他点水喝。

然后他喝了一杯水,就这些点滴的印象,难以破灭,因为无缘无故真狠呢。

记者:

您在监狱那段日子怎么熬的,都在想些什么?

王光美:

我根本不知道哪天是哪天,对我来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不知道,只知道今天是上午、下午、阴天、晴天,因为只有一个窗户,天气热的时候,上面两个窗户开着,底下两个窗户不开。

那个监狱的床,炕是木炕,但是都矮,但这矮我现在才懂,本来监狱的炕都是一个木板床,它都是两个凳子,中间一块木板,它为什么矮,我们常年都坐在那儿,不许动,也不许抬头看窗户,是不让你逃跑,所以这床必须低。

记者:

您见到自己的孩子之前最担心他们什么呢?

王光美:

我第一没想到他们还活着,第二我也不知道见了以后对他们后果怎么样。

有一天看管的那个人说他们要来看我,说这是毛主席批示,小孩写信给主席要求见爸爸妈妈,于是他就把主席批示给我了,主席写着,爸爸已死,可以见见妈妈。

我认识毛主席的字呀,经过批示,小孩都从外地赶来的,一个在山东,一个在山西,都赶来,不知道要求多少次才批准一次,所以我见了他们一次。

记者:

您知道少奇已经不在人世的时候,您……

王光美:

我问了一句,我说怎么……也不让我问,不跟我多说,就是病了,马马虎虎搪塞,所以到现在少奇临终前什么样我也弄不清,我只知道他死于开封。

我倒觉得他去世是好事,这点有时候别人不能理解,见不到活受罪呀,我当时气得骂管我的人,我说可能是便宜了少奇,我讽刺那个整我的人,因为我想,少奇活着,他们说不定整他整得更厉害,那他多活一天多受罪,他走了倒好,我心里是这种想法,有些事不是一句话能说得清。

记者:

您在那里面有没有过绝望的时候,就是想也许我真的出不去了……

王光美:

好像我老觉得我会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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