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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4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6 点击数:219次 字数:

43

 

191910月,田汉发表《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一文。

他在文中说:

"妇人运动"可分出二种:男子的妇人运动是"妇人尊重"问题;女子的"妇人运动""妇人自觉"

妇人运动又可分"君主阶级""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劳动阶级"的四层。

第三阶级的妇人运动,不过说男子是人、女子也是人,男子参政、女子也要参政、男人受大学教育、女子也要一样,不思最初女子何以屈服于男子而失去其地位的原因。

劳动阶级的女子不能为自己到底是家庭里"父亲的人"还是"丈夫的人"去争论,她们唯一要求,是"劳动条件之改良",非改良劳动条件无以达他们"勤工俭学"的目的。

真正彻底的改革论者便是第四阶级的妇人运动。

此种运动者自觉女子原始地位是怎样丧失的。

该文发表在《少年中国》第一卷上。

 

田汉,他幼而聪敏好学,长而刻苦奋进,由一个山乡农民之子成长为一位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留下了足迹,发生了重大影响,在国外也赢得了声誉的诗人和剧作家。

他是伟大的爱国者,中华民族一百多年来由于外强侵略所受的苦难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化作民族自救的怒吼,所以他写的《义勇军进行曲》能成为时代的最强音,成为新中国的国歌。

田汉浪漫多情,才华横溢,他追求艺术,追求爱情,追求这两者的完美结合。

但是,为了前者他常常要走在长满荆棘的路上;为了后者他也总免不了要饮下一杯杯苦酒。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先生撰写了5 0 余万言的《田汉传》,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长沙县城以东,有一个历史悠久的村镇叫花果园,镇子附近山山岭岭的起伏中有一片方圆数里的“平阳之地”,叫田家(土段),(土段)里又星星点点地散 居着农家,其中有一个叫茅坪的小村落,就是田汉出生的旧家。

田汉的家,祖孙三代近三十口子人。这是一个朴实、勤劳而又贫苦的农民大家庭。

祖上曾是大地主,但到了祖父田桂泉手上败落了下来。

家里有出无进,已经扯得很空,就像一个烂灯笼快要破了。

全家靠种田为生,兼做一点织绢的手艺。

要冲出这个贫苦、封闭的旧家庭,需要教育、文化的助力。

田汉的父亲田禹卿是第一个想通过文化学习而冲出这个家的人,1 5 岁结婚后还坚持在私塾上学。

但是他失败了,终因家贫而废学。

当田禹卿3 4 岁病死的时候,他把自己未能实现的希望留在了儿子田汉身上,把一副生活的重担留给了妻子。

对田汉未来的成长,有两个人物至关重要。

一个是他的母亲,一个是他的舅舅易梅园。

如果说田汉是田氏家庭这个“鸡窝”里飞出的一只“凤凰”,那么他的母亲易克勤便是雏凤的保护神。

她小时候曾陪弟弟易梅园 读书,深知文化的重要,极力支持儿子读书。

易梅园补廪生,进县学,文化日高,讲学南湘,旋出外谋事;后又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成为少年田汉思想上的引路人和经济上的资助者。

田汉在家乡读了几年私塾,成绩颇佳,很得老师的欣赏。

不久田汉因家贫辍学,暂时在家自学。

这时他在槐 树屋的栖凤庐认识了梁三娭(母也)。

这位梁三娭(母也)是一位5 0 岁不到的寡妇,田汉母亲的知心朋友。

因为她名字中有一个“凤”字,丈夫梁三公在世时把她的住处取名为“栖凤庐”。

那是一个很幽雅的地方,在山坡上的小宅院里种着茶花和天竹,像个“世外桃源”。特别是在下雨的时候,听着屋瓦上的雨声和仙姑殿山上传来的钟声,望着那飘坠的茶花瓣和给新雨洗得更加红艳的天竹子,烧着山林间扒来的松叶,喝着山里人家自制的清茶,谈经说史,实在别有风味。

田汉在这里学到了不少在私塾里学不到的东西。

最有趣的是听梁三娭(母也)讲《西厢记》。

纯洁美丽的爱情故事和“碧云天, 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这样优美动听的文词,在田汉简直如饮甘露,如浴清泉,只觉得一丝轻柔温馨的春风吹进了心田。

 

聂耳与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家田汉有过不同寻常的交往,他们曾为了共的理想而在一起奋斗。

聂耳结识田汉是在1931 年聂耳在明月歌舞团的时,当时聂耳只有二十岁左右,而田汉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热血青年。

之后,他们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田汉介绍聂耳参加了“苏联之友社”的音乐组。

在这里,聂耳又认识了吕骥、张曙、任光、安娥等进步的作家、音乐家。

聂耳与田汉的第一次合作是在1932 年秋天,当时联华影片公司正在拍田汉创作的《母性之光》,聂耳为影片谱写了《开矿歌》,聂耳自己扮演剧中的一个矿工,把脸上、身上涂得漆黑领唱那支《开矿歌》,这可以说是他创作的描写工人阶级的呻吟和呐喊的第一首歌曲。

1934 年,田汉的剧作《扬子江暴风雨》公演,聂耳为剧中的主题歌配了曲,这就是有名的《前进歌》,他自己并扮演剧中的码头工人老王,当老王的孙子被帝国主义者开枪打死时,老王抱起他的孙子唱:

同胞们,大家一条心,

挣扎我们的天明。

我们不怕死

(白)不用拿死来吓唬我们!

我们不做亡国奴,

我们要做中国的主人!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把强盗们都赶尽;

让我们结成一座铁的长城,

向着自由的路,前进!

聂耳唱得慷慨悲壮,使观剧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从而激起了极大的抗日热情。

后来,白色恐怖日益严重,田汉这样进步的剧作家,不得不转入地下。

他只能通过间接的关系与聂耳联络。

此时田汉又写成了话剧《回春之曲》,其中的《告别南洋》一曲就是由聂耳谱曲的。这支曲子在卅年代是作为舞台艺术歌曲经常演唱的。

《回春之曲》在上海大戏院演出时,田汉忍不住想去看看,但他此时被敌人通缉已不能公开露面了。

左思右想,他想出了一个主意,穿起长袍、马褂、毛线衫、皮帽子,扮成一个有身份的阔人,而另一位女同志则扮作他的女儿,搀扶着他走进戏院观剧,但仍然被守候着的密探抓获。

幸而这身行头救了他,敌人并未识破他的真实身份。

而此时的聂耳也将赴日转赴欧洲留学,田汉在狱中写下了《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交由聂耳谱曲,这大约是他们的最后一次合作了。

不久,年轻的聂耳就死在了异国他乡。

 

1916年,易象出资送刚从长沙师范毕业的田汉和自己的女儿去日本留学。

田汉的舅父易象是一位民主主义革命家,对田汉的才华非常赏识,把他当儿子一样对待,并想把唯一的女儿易漱渝许配给他。

田汉和易漱渝可以说青梅竹马,又都喜欢诗文,情投意合。

1920年底,他们在日本结婚。

1922年,夫妻二人回到国内,联合创办了《南国》半月刊。

刊物的名字取自王维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田汉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

然而,不幸的是,易漱瑜1925年病逝。

临终前,易漱瑜将自己的同窗好友黄大琳介绍给田汉,希望他们能结婚。

田汉在给日本友人、著名作家村松梢风的信中说:

“妻子去世后又有了恋人,可是无论如何没有以前的滋味。我深切地感到人生的春天只有一次。”

尽管如此,1927年,田汉还是与黄大琳结了婚。

但与此同时,他开始和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女教师林维中有了联系,彼此通信3年。

林维中因逃婚而出走南洋,她风姿绰约,一直想找一位有文化的丈夫。

1925年,她偶然在刊物上读到了田汉在丧妻悲痛中写的散文《从悲哀的国里来》,被深深打动了。

她大胆地给田汉写了一封信,坦承自己的爱慕之情。

就这样,刚再婚一年的田汉与林维中凭着传递信件和照片,感情一发不可收拾。

田汉天性浪漫,他在给日本作家谷崎润一郎的信中写道:

“怀念着旧的,又憧憬着新的,捉牢这一个,又舍不得丢那一个。于是,我成了暴风雨中的小舟似的,只好让它漂流,让它颠簸,毫不能勇猛地向着某一个目标疾驶迈进了。”

1927年秋,田汉任上海艺术大学文学科主任,不久被推举为校长,并编写了话剧《苏州夜话》、《名优之死》等,颇具影响力。

1928年夏天,林维中利用暑假回上海与田汉见面,当她听说田汉办学没钱,立即把自己积攒下的500元钱交给了他。

当时,500元可是一笔不菲的资财,上海普通工人的月工资也不过几十元钱。

1929年新年刚过,田汉率领南国社去广州公演。

虽然异常繁忙,但他一个月之内还是给林维中写了7封信,热恋之情可见一斑。

这时,他已决定与黄大琳分手,娶林维中为妻。

不久,田汉和黄大琳的婚姻宣告结束,他们不但友好分手,还专门去照了一张离婚合影。

田汉在合影下写道:

“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了,亲爱的大琳!”

1929年,对田汉来说,是人生的一大转折。

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形势,使他决定“转换一个新的方向”,即从思想上、政治上、文艺作风上转向“左翼”文艺战线。

因为田汉在上海的影响力,他成了各方势力争取的对象。

恰在此时,一位来自莫斯科的“红色女郎”出现在了他的生活中,她就是安娥。

1905年,安娥出生在现石家庄市长安区一个书香之家,原名张式沅,父亲是清末民初教育家。

田大畏说,“母亲在少女时代,就表现出追求自由、独立的个性。她15岁上初中就"不安分",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

安娥因不满学监压迫学生,就带领全班同学罢课,住在旅馆不回学校,迫使学监辞了职。

1923年,安娥进入国立北京美术专门学校西画系学习,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安娥受李大钊派遣,到大连从事工人运动,不久,又被周恩来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在那里,她第一次接触到了情报工作,也由此开始了特工生涯。

她做特工时有许多化名,“安娥”就是其中之一,后来成了她的正式名字。

1929年,学成归国的安娥被安插在国民党驻上海“中央特派员”杨登瀛(鲍君甫)身边担任秘书。

她负责将收集来的信息,及时抄送给陈赓,再由陈赓报周恩来。

这些重要的情报使许多地下党员化险为夷。

安娥参与营救的就有任弼时、关向应等人。

这位从莫斯科回来的“红色女郎”,一天可以变换好几个身份,一会儿是衣着华贵的秘书小姐,一会儿是女工,一会儿又成了大学校园里的意气学生。

田大畏说:

“当时父亲已经是一位左翼作家,各方面来往的人很多。母亲懂文艺,自己也会写东西,组织就派她去接近田汉。”

那时,田汉已成立南国社。

他本以为所见的是一位积极要求入社的女学生,却见安娥眉清目秀,不卑不亢,举止大方,颇有几分英豪气,很是欢喜。

这以后,安娥便经常带着她写的一些作品来找田汉。

当她将小说《莫斯科》交给田汉时,这位“靠思想飞翔的艺术家”震惊了,作品反映出的丰富阅历以及不俗才情让田汉兴奋和感动。

在安娥的影响下,田汉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加入了“左联”,并申请入党。

正是这一思想的转变,使田汉成为“时代之子”,并创作出日后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频繁的接触与交流,急剧增进了两人的感情。

1930年秋,在南国社被查封、田汉被迫隐居的情况下,安娥选择了与田汉同居。

然而,甜蜜的爱情并没有维持多久。

与田汉保持了5年通信恋爱关系的林维中,不久从南洋归国,她曾资助过田汉的事业,且早已被田母默认为儿媳。

林维中知道安娥与田汉的关系后,当面去质问她。

而田汉,既不愿伤害这个,也不愿伤害那个,犹豫不决。

在这种情况下,反而是安娥帮他下了决心。

她告诉林维中:

“我不要家,不要丈夫,你与他结婚吧。”

最终,田汉决定遵守诺言,与林维中完婚。

而田汉并不知道,这时的安娥正怀着自己的骨肉。

19318月,田大畏出生了。

可是,革命工作不容安娥过多沉迷于儿女私情,出于经济和安全等考虑,她不得不把儿子送回自己的老家。

之后,安娥果断地回到了上海,来到田汉面前,亲口告诉他:

“孩子已死,勿需挂念。”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安娥撤离上海,在由上海辗转武汉的路上,她竟然又与田汉相遇了。

当时,田汉的妻子林维中住在重庆,而他和安娥住在武汉,两人密切配合,一起出席各种活动,爱情又明朗化了。

作家吴似鸿在《回忆田汉》一文中所言,田汉虽然兑现了跟林维中结婚的诺言,但无论是政治倾向、艺术观点和人生态度,他都跟安娥更加契合。

经历诸多感情波澜,田汉“被爱的伤痕留遍”,甚至曾说:“婚姻是一条绳索套上脖子,好不自由,最好不结婚,用情人制。”

19482月,安娥接受上海《新民报》专访,开诚布公地表明了自己的爱情观。

她说:

“争,或许可以得到一个人的躯壳,但却不一定能得到一个人全心全意的爱情。”

当记者问她,面对如今的局面如何应付?

安娥笑言,“无所谓应付”,“一切应该随先生”,“是他自己因善良而产生出来的痛苦,也正因为他这一份善良,在日常生活里,时常使我感动”。

战乱、纷争、婚变,安娥与田汉在历经20年风风雨雨后,1948年前后终于厮守在一起。

他们在创作上的相互帮助,成就了中国现当代文坛的一段佳话。

新中国成立后,安娥将田汉创作的16场京剧剧本《白蛇传》改编为11场地方剧本;将田汉17场京剧剧本《情探》改写为9场越剧剧本;还将田汉整理加工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写成越剧。

田汉对安娥的帮助则更多。

他为安娥的诗剧《高粱红了》作序,为安娥的报告文学《五月榴花照眼明》润饰文字,修改安娥的戏曲剧本《新纺棉花》。

安娥把田汉的湘剧高腔剧本《追鱼》改编成越剧之后,田汉又在此基础上把《追鱼》改成了《金鳞记》,使这个剧本渗透了夫妻二人的感情和智慧,真正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56年,安娥在郑州观摩豫剧演出时突然病倒,中风不语,半身瘫痪。

其实,当时田汉的处境也不好,很压抑,即便如此,他还坚持多年如一日,找来小故事和笑话,耐心地讲给安娥听。

在田汉同常香玉等艺术家的合影中,总能看到安娥灿烂的笑容。

1956年,田汉在颐和园创作,听说安娥突然生气了,非常不安地写信给她:

“……你昨天回去生了气,不吃饭,生了谁的气呢?应该始终保持心境平和,乐观,这样对于病才有好处……两三天后再回来开会。同你到万寿山玩玩吧。”

安娥中风后失去了写作能力,1961年,她在广东养病时,勉强用左手给田汉写了一封信。

田汉收到信后无比高兴,立刻回信说:

“……信皮上写得花花搭搭地像一幅画,但绿衣使者给正确地投到了。知道你又顽强地在练习用左手写字,我多么高兴……汉”。

安娥在上海养病时,田汉不时写信叮嘱:

“……棉衣找给你,不知对不对”,“四川带去的药,一定要做成药丸,按时吃一年再说,不要忘记。北京的人都好,不要挂念。汉”

1963年,田汉因病在北京住院,他在病床上仍关心着在昆明疗养的安娥:

“亲爱的沅:我的病好转,勿虑。听说你安心静养,我放心。”

“文革”期间,田汉被分配到顺义牛栏山参加“四清”。

行动不便的安娥总要陪田汉到车站,目送他离去,有时甚至拖着病残的身子,到市郊看望丈夫。

19681210,田汉被迫害致死,安娥也被疑为“王明苏修特务”,受到迫害。

1976818,安娥谢世于北京隆福医院。

这对20世纪革命情侣的执著与热诚,今天的人可能难以理解;但他们在那个热血年代的革命情怀,却让人难以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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