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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4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5 点击数:226次 字数:

41

 

19646月和7月,江青将改编后的京剧直接搬到了人民大会堂上演。

由文化部授权并在中央委员会的鼓励下,为新的戏剧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国务院总理周恩直接邀请江青在近期对全国各地戏剧改革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写一篇关于京剧革命问题的文章。

此次文艺调演可说是盛况空前。

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28家文艺部位带着37部新剧目参加汇演。

其中33部是描述共产党的革命斗争史的。

宣传部长陆定一,对江青这种好大喜功的做法很不以为然。

毛泽东对江青搞的这一套却似乎相当满意。

刘少奇公开持反对意见。

周恩来持保留意见。

彭真市长则来的更加干脆:

“一群穿着开裆裤,还在吸吮手指头的娃娃在舞台上乱蹦乱跳。”

他在一份报告中指出:

“只要资本主义改革之风不再乱吹,现代修正主义就占领不了上层建筑!”

那个时候,江青同志的形象和声音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仍是十分陌生的。

她的《讲话》被推迟了三年才得以出版。

直到19675月,才刊登在党刊《红旗》杂志上。

为什么?

因为她的“敌人”(男性权威的反对者)篡改了她的原文,并拒绝交官方讨论。直到他们认为时机成熟的时候才可以出版。

在那篇文章中(在我的此次采访中,江青并没有送我她写的这篇文章。而是早些时候,从她的助手那里得到的。)她对艺术领域和政治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有力的抨击,要求建立健全的上层建筑,保护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文章中,她列出的一组组数据,很能说明问题:

 

全国有3000家影院公司(不包括业余剧团和未经受权的公司)。其中,大约有90家是现代戏剧专业公司,80多家艺术院团,其余的有超过2800家公司可以举办各种各样的歌剧或地方戏。

可是,占据这些歌剧舞台的除了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便是牛鬼蛇神了。

至于那些现代戏剧公司,他们宣传的对象也不一定是工农兵。他们更喜欢搞一些长篇连续剧、外国戏剧或是一些个古装戏。

在我国有超过六亿的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而地、富、反、坏、右分子毕竟只是极少数分子。

糟糕的是,我们的文艺不是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而恰恰是为那些极少数人服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问题,那就是文艺应该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

这个问题,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

只有当无产阶级占领了我们的戏剧舞台,才能解决文艺为广大的工农兵服务的问题。

 

我们吃的粮食是农民种的;我们穿的衣服和我们生活中住的房子是工人的劳动结晶;解放军战士日夜守卫着我们祖国的疆土,可我们的舞台上却见不到他们的身影。

我们的艺术家都在做些什么呢?

这些艺术家总是挂在嘴边的“良心”究竟在哪儿呢?

 

当务之急是要在歌剧中“培养出一些标兵”。

江青亲自抓“样本”。

很快便搞出了几个样本戏。

其中有《红灯记》、《芦荡火种》(后改名为《沙家浜》)和《奇袭白虎团》

虽说只是实验阶段,可当国家领导人看了这些“样板戏”之后,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更是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许。

江青是在上海搞出这几出“样板戏”的,自然离不开上海市领导人柯庆施的大力扶持。

江青笑着对我说:

“柯老最喜欢我拍的牡丹了,向我要了好几回。可照片我一直没有送过去。”

江青的语调突然变得沉重了起来。

她摘下眼镜,拿在手中沉默了好长一阵子。

 

革命现代京剧之一,八个样板戏之一,《红灯记》的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此剧是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六十年代至今,众多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张岚等都曾先后参加演出。

近几年来,青年团排演此剧,得到老艺术家们的指导,演出取得成功。

《红灯记》的故事取材于电影《自有后来人》,它的原创作者是黄泳江。

《自有后来人》是一部以东北抗日联军为背景、反映东北人民抗日斗争的电影,故事的发生地点在虎林铁路上的“辉崔”小站(黑龙江省五大连池市龙镇境内)。

上世纪60年代,电影在全国上映,不久,该剧便由上海沪剧团改编为沪剧,接着由哈尔滨京剧院率先搬上京剧舞台,当时名叫《革命自有后来人》。

此剧是中国京剧院的优秀保留剧目,全剧共十一场,分别为:第一场“接应交通员”,第二场“接受任务”,第三场“粥棚脱险”,第四场“王连举叛变”,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第六场“赴宴斗鸠山”,第七场“群众帮助”,第八场“刑场斗争”,第九场“前赴后继”,第十场“伏击歼敌”,第十一场“胜利”。

六十年代至今,众多艺术家李少春、袁世海、杜近芳、高玉倩、钱浩梁、刘长瑜、李维康、冯志孝、孙岳、王晶华、杜富珍、张岚等都曾先后参加演出。

近几年来,青年团排演此剧,得到老艺术家们的指导,演出取得成功。

 

讲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东北敌占区,我地下党工作者李玉和接受向柏山游击队转送密码的任务。

由于叛徒的出卖,遭日寇杀害,李玉和的女儿铁梅继承父志,将密电码送上山,游击队歼灭了追赶铁梅的日寇。

 

第一场接应交通员

第二场接受任务

第三场粥棚脱险

第四场王连举叛变

第五场痛说革命家史

第六场赴宴斗鸠山

第七场群众帮助

第八场刑场斗争

第九场前赴后继

第十场伏击歼敌

第十一场胜利

 

主创人员

 

阿甲(19071994),

宜兴丁蜀镇双桥村人。中国当代著名的戏曲理论家、导演艺术家。

原名符律衡、符镇宝,生于武进。

阿甲从小多才多艺,人称“十龄童”,曾跟宜兴显亲寺怀舟和尚学京戏书画。

做过记者、教员、职工。

一九三八年春历尽艰辛到延安,曾当过延安平剧院研究室主任、副院长。

延安演京剧《打渔杀家》,阿甲在剧中演“肖恩”,江青演“女儿”。

他们连演三场,毛主席连看三场。

阿甲还参加了《逼上梁山》的演出。

阿甲是延安的“京剧名角”,还经常得到毛主席的教诲和关心,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

阿甲被延安的老同志称为“中国共产党研究京剧的头牌创始人”。

建国后,阿甲任中国京剧院总导演、副院长,(梅兰芳为院长)。五十年代发表著名论文《生活的真实和戏曲表演艺术的真实》。

一九六四年,以阿甲为主编导的现代京剧《红灯记》公演后获得巨大成功。

阿甲还受文化部委托,到广东帮助著名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排戏。

文革中,阿甲受到了江青一伙的残酷迫害,曾经被“两报一刊”点名批判。

文革结束后,阿甲又焕发了艺术青春。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阿甲还指导和帮助了江苏的昆剧、京剧团体排演《烂柯山》、《李慧娘》等戏剧。

在国内获得了巨大成功。他为京剧事业又作出了新的贡献。

 

沈默君,著名的电影剧作家,原任解放军总政文化部创作室电影编剧。

他的电影作品《南征北战》、《渡江侦察记》和《海魂》早已被广大观众所熟悉。

1957年,沈默君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北大荒军垦农场劳改。

1961年底,沈默君“摘帽”时,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将他借调去哈尔滨搞创作。

这时,沈默君收集到许多反映东北抗日联军英勇斗争的故事。

特别是一位北满抗联交通员的故事,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东北抗战时期,这位交通员从黑河来到哈尔滨送情报,住在道外区的一个小客栈里。

到了规定的时间,接头的人却没来,他身上带的钱花光了,又不能擅自离开。

于是,他装病卧床,硬饿了4天。

到了第五天,接头的人才来,这位交通员几乎饿毙。

北满抗联英烈的不朽业绩,在他心中涌起创作的冲动。

19625月,组织调他到长春电影制片厂任编剧。

电影导演苏里催促他写一个成本低、故事性强、人物突出的电影剧本。

一天观摩话剧回来,在漫谈中尹弋青导演对沈默君说:

“如果能写一个‘一家人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本,那就有戏了。”

一句话冲开了沈默君灵感的大门,他联系到北满抗联地下交通员英勇斗争的故事,结合看戏曲《赵氏孤儿》的启发,构思了李玉和一家三代“都很亲、都不是亲”的故事。

历时9个月,《自有后来人》电影剧本才最后完成。

1963年,电影《自有后来人》在全国上演,受到观众的普遍好评。

 

剧中人物

李玉和——铁路扳道工人。中国共产党员。

李铁梅——李玉和的女儿。

李奶奶——李玉和的母亲。

交通员——松岭根据地交通员。

磨刀人——柏山游击队排长。

莲——李玉和家的邻居。

田大婶——慧莲的婆婆。

柏山游击队队长。

游击队员若干人。

卖粥大嫂。

卖烟女孩。

劳动群众甲、乙、丙、丁、戊。

山——日寇宪兵队队长。

王连举——伪警察局巡长。原为秘密共产党员,后叛变投敌。

侯宪补——日寇宪兵队宪补。

长——日寇宪兵队伍长。

假交通员——日寇宪兵队特务。

匠——日寇宪兵队特务。

日寇宪兵、特务若干人。

 

原作剧情

《红灯记》改编自电影《自有后来人》

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1939年。

在东北敌占区某城市中住着一家祖孙三代人。

老奶奶是女工出身,儿子叫李玉和是铁路工人,孙女叫李铁梅。

一家人生活得非常和睦,谁也不知他们家的来历,连铁梅也不知道,只有奶奶和父亲知道他们的家史。

民国14年,大连的铁路工人闹罢工,李师傅有两个徒弟,师兄叫张大喜,是工会主席,师弟就是李玉和。

一天夜里,张大喜在家里和工人们开会,敌人突然闯进来,在搏斗中,李师傅、张大喜和其妻被敌人打死。

李玉和带着师母和张大喜的女儿铁梅从大连逃出来。

从此这不同姓的三代人就成了一家人。

共产党员李玉和接到党的指示,地下交通员将送来一份密电码,必须尽快转移到游击队去。

但是交通员在途中发生了意外,跳车时被敌人打伤。

李玉和背着交通员猛跑,王巡长在后面作掩护。到了家里,交通员把密电码交给李玉和就死去了。

日本宪兵队长鸠山也同时接到指示,立即全城戒严搜捕。

李玉和几次想把密电码转移出去,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只好带着铁梅把密电码埋在铁路的路基里。

鸠山搜不到密电码,却得到了一条重要线索,就是王巡长左臂的枪伤,显然不是被人打的,而是自己开枪打的。

意志薄弱的王巡长,经不起考验,叛变了革命,全部如实招供。鸠山假借与李玉和是老相识,请李玉和前去赴宴,叫李玉和把密电码交出来。

岂知李玉和是一个硬骨头,软硬不怕,宁死不屈。

阴险狡猾的鸠山,自以为是“中国通”,大讲起人情,提着礼物来到李家,企图利用母子之情,从奶奶的手中骗出密电码。

但是富有斗争经验的李奶奶早就识破鸠山的骗局。

第二天,鸠山又为李玉和的一家三代安排了一次会面,暗中窥听密电码的下落,也毫无结果。

鸠山用尽心机,不得其果,立刻把李玉和一家三代拉到刑场上,转而逼问铁梅。

但是铁梅在这场尖锐的斗争中,特别是当她知道李家的家史之后,她成长了,已经不再是年轻幼稚的小姑娘了。

奶奶和父亲的英雄行为给她树立了榜样,所以当鸠山用奶奶和父亲的死作代价,向她逼问密电码的下落时,铁梅毅然地走向刑场。

这时,枪声响起,奶奶和父亲倒下,英勇牺牲。

鸠山把铁梅放出来,并派叛徒王巡长与铁梅联系。

铁梅虽然已经知道有叛徒,但却不知道就是坐在她面前的王巡长。

当她发现王巡长左臂的伤,不禁大吃一惊,义愤填膺。

但她抑制住内心的愤怒,骗走了王巡长。

乘机跑出去取出密电码,向江岸跑去。

游击队派来的张大爷尾随其后,将铁梅带到游击队驻地,铁梅终于完成了奶奶和父亲未完成的革命任务。

 

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了大半个中国。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敌人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在沦陷区、在游击区,都是如此。

从历史原型,到纪实小说,到沪剧,再到家喻户晓的京剧《沙家浜》,凝聚了无数文艺工作者的心血,一步一个脚印,其轨迹清晰可见。

抗战爆发,上海不久即告失守。

1937年底,苏州、常熟、太仓一带的革命群众在党组织的号召下,迅速建成了人民抗日自卫队。

1939年,新四军老六团部分指战员由叶飞率领进入这一地区,与人民抗日自卫队会合,组成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给日伪以沉重的打击。

当部队奉命转移到常州以西开辟新战场时,不得不把一批伤病员留在阳澄湖畔,由中共常熟县委负责把他们安置在芦苇荡中养伤。

重伤员夏光原任老六团营级参谋,毅然主动承担起重任,负责和中共常熟县委的具体联系工作。

因为第一次登记时,伤病员一共是36人,所以一般的提法都是如此,实际上随着岁月的推移,人员也有进出,先后合计则有100人以上。

阳澄湖地处鱼米之乡,人口比较稠密,村头街尾都有茶馆。

这茶馆既是消息最灵通的地方,也是农村中的社会活动中心。

当时沙家浜一带有南桥茶馆、北桥茶馆、春梅茶馆、东来茶馆等等,稍远还有董浜的涵芬阁茶馆、古里的苏家尖茶馆、白泥翁的陆家茶馆等等。

中共党组织、广大革命群众就充分利用这一有利条件和芦苇荡中的战士密切联系。

也有部分中共地下党员就以茶馆老板的身份出现,这样和各种反动势力周旋,更为方便。

涵芬阁茶馆和陆家茶馆是新四军两个主要的交通站,而且还直接掩护过战士。

前者由关林嫂经营,丈夫陈关林是中共地下党员,她起初不知道,直到陈关林被日寇逮捕而杀害,这才知道真相。

陆家茶馆由陆二嫂经营,她丈夫不久脱产参加了武装斗争,也是牺牲在这一片土地上的。

也有茶馆是由男性的地下党员做老板,如东来茶馆的胡广兴,所作的贡献也不小。

谭震林同志出任江南抗日义勇军司令时,曾在涵芬阁茶馆住宿过夜。

1982520,他旧地重游,来到阳澄湖畔的董浜,见到了还健在的关林嫂,因为京剧《沙家浜》早已风行全国,所以他风趣地说:

“常熟有许许多多阿庆嫂,关林嫂不也是一个嘛!”

为什么说“常熟有许许多多阿庆嫂”呢?

因为陆二嫂也是阿庆嫂原型之一。

再说,横泾区区委书记朱凡、鲍家填村干桂宝、水南村的寡妇戴阿大、泗泾村范惠琴、曹浜村徐巧珍等,这几位女性虽没有开过茶馆,但也都做了不少和日伪斗智斗勇的抗敌工作,也是阿庆嫂的原型之一。

再说回到夏光,随着伤病员病情的逐步好转,他便开始选择适当的机会出击,扩大影响,并从敌人手中缴获武器以资补充。

在地方上,还有江苏省委1938年派来领导救亡运动的李建模,此时出任了中共常熟县委书记。

太仓县县长郭曦晨也对这支队伍的成长和发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19481113,战地记者崔左夫采访淮海战役,遇到华野一纵队司令刘飞同志,刘飞同志告诉他一纵队某团的前身是新四军1852团,其最早的骨干就是江抗东路留下来的36名伤病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57年,崔左夫到苏南搜集红13军和中共常熟县委、无锡军分区的材料,他深入拜访了许多老人,写成了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其副标题为《36个伤病员斗争纪实》。

这篇作品诞生于阳澄湖畔,充满了江南水乡特有的风俗人情,生活气息浓厚而饶有风趣。

隐蔽在芦苇荡中的伤病员和常熟县委联络的暗号是“蚂蚁爬,劈里扑”。

原来当地小商小贩之间流行两句俚语:

“蚂蚁爬山,劈里扑落”,意思是掉下来了。

如今改用缩脚韵,少了“山”、“落”二字,谁也不会知道这是暗号,万一引起怀疑,也很容易解释清楚,所以这暗号用来比较保险,没有出过问题。

再如芦苇荡中,碧绿的芦苇有的是。

本来芦根也是性平和而清凉解毒的中药,如今现拔现吃,而且不要花钱购买。

但是,夏光等同志却坚决阻止战士拔芦根,因为这密密匝匝的芦苇是天然的屏障,芦苇愈多,日伪军想要寻找新四军就愈困难,如果天天去拔,芦苇逐渐稀疏,那就等于自己把目标暴露在敌人面前了。

阳澄湖的大闸蟹驰名全国,新四军经常见得到,却不能一饱口福。

因为如果生吃要拉肚子,煮熟吃也不可能。

因为在这里,只要一生烟火,日伪军便会追踪而来。

因此,他们捉到的、别人送来的所有的大闸蟹,都被一只一只放回到阳澄湖中去了。

《血染着的姓名》也如实地记录了茶馆所起的联系作用:

有一天,东来茶馆来了一位中年茶客,当茶馆老板把一杯雨前茶送到他面前时,他却轻轻地唱吟起来:

“饭后好消食,酒后茶解醉,午茶能提神,晚茶难入睡……”

正在此时,这中年茶客侧过身子对老板小声地说:

“全部转移到澄西”,随后继续悠闲地品茶,从容地离去。

战士们及时转移,使敌伪的扫荡扑了空。

这位中年茶客就是时任中共常熟县委委员、原“江抗”司令员任天石。

1953年成立的上海人民沪剧团是当时沪剧界艺术力量最雄厚的沪剧团,演员、编导以及戏曲音乐、舞台美术各方面都人才济济。

1959年,现代革命题材的《星星之火》,获得了成功,剧团意气风发,打算在现代革命题材方面再作一次努力。

党支书陈荣兰同志,是从20军调到地方来的,也有这种想法。

20军和当年的沙家浜这支队伍有着密切的关系,陈荣兰从部队老战友处得知崔左夫写了一篇《血染着的姓名》的纪实文学,颇感兴趣,将原稿要来,和剧团同志一起阅读。

她深深为36位伤病员艰苦斗争的事迹所感动,认为是很好的题材,而且适合沪剧这个主要演现代戏的剧种。

编剧文牧同志文笔不错,而且曾有多年舞台演出经验,他也对这个题材深感兴趣。

陈荣兰就率领文牧以及一批主要演员来到了阳澄湖畔,熟悉生活环境与人文风貌,拜访还健在的父老乡亲。

当然,还到部队采访了当年的老战士。

他们中有的已是高级将领了,也都热情地接见了沪剧团的同志们,告诉了他们想要知道的种种情况。

考虑到丁是娥是沪剧界艺术水平最高超的艺术家,而阳澄湖的茶馆确实有些就是由女性当家,文牧笔下的茶馆定名为春来茶馆,由阿庆嫂主持,这是公开的身份,实际上是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大家一致认为丁是娥扮演此角色最为合适。

另一主角,36个伤病员的领导郭建光,是从夏光、李建模、郭曦晨三人姓名中各取一字而成。

陈天民也是从当年的革命志士陈刚、任天石、薛惠民三位的姓名各取一字而成的。

戏剧离不开矛盾冲突,“江抗”的对立面包括日寇、汉奸和国民党的忠义救国军,这是一支假抗日真反共的土匪队伍。

根据历史的真实情况,胡肇汉其人在抗战前曾任江苏省第一区水上警察队长等职,江苏省大部分沦陷后,胡肇汉先混入游击队内部,将领导杀害后控制了部队。

接着一而再、再而三地投靠党的武装力量而后又叛变,钱良臣、郭曦晨等同志以及一大批战士都是因他的告密、出卖而壮烈牺牲的。

“皖南事变”后,胡肇汉又将阳澄县民主政权县长陈鹤剖肚开膛。

此人罪行罄竹难书,建国后仍密谋进行大规模破坏活动,19501128在苏州被公审后枪决。

剧中胡传魁的角色,基本上是按胡肇汉原型塑造的。

剧本初稿完成,命名为《碧水红旗》,旋即改名为《芦荡火种》。

19601127,上海人民沪剧团于共舞台首次演出,导演杨文龙,何树柏、万智卿等作曲,丁是娥饰演阿庆嫂,解洪元饰演郭建光,石筱英饰演沙老太,李廷康饰演陈天民,夏福麟饰演胡传魁,基本上都很到位。

丁是娥徐缓顿挫的唱腔,遇事从容不迫而随机应变的神态尤其能显示中共地下党员的聪明才智,规定情景的水乡风光也有所烘托。

演出反应强烈,尤其“茶坊智斗”等场次,对观众吸引力特别大。

此剧,1963年又再次搬上舞台,演员阵容略有变动,丁是娥依旧饰演阿庆嫂,俞麟章演的胡传魁却更显示此反面人物的奸诈与阴险。

从此,《芦荡火种》成了保留剧目,文革前演了370场,观众达56万人次之多。

沪剧《芦荡火种》成功后,成了一个招待党政领导的剧目,刘少奇同志观看之后,也给予好评,这就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

刘少奇曾任新四军政委,他的肯定事实上意味着《芦荡火种》是忠实于当年新四军的战斗历程的。

或者说,这个剧目在政治上也是站得住的。

1964年初,《芦荡火种》去北京公演,被北京京剧团一眼看中,由著名作家汪曾祺与杨毓珉执笔,改编为京剧。

演员阵容十分强大,阿庆嫂用AB角,赵燕侠、刘秀荣轮流演出,郭建光由谭元寿所饰演,此人为谭派传人,功底亦厚。

对反面人物的角色也作了精心的策划,分别由周和桐、马长礼扮演胡传魁、刁德一,果然更能衬托出阿庆嫂和郭建光的机智和英勇。

京剧《芦荡火种》的阿庆嫂当然很出色,可以说和沪剧的阿庆嫂不分轩轾,但丁是娥的婉转而细腻的唱腔和江南水乡的情调比较更合拍,占了一定的有利条件。

谭元寿的手眼身法步经过严格的科班训练,他扮演的郭建光较沪剧更有光彩也是事实。

京剧《芦荡火种》演得相当熟练时,请毛主席观看。

毛主席提了三点意见:

一是鲜明地突出战士的英勇形象。

二是原来的结尾利用胡传魁结婚,战士们化装成鼓手、轿夫袭击,风格近乎闹剧,应该“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打进去。

三是剧名改为《沙家浜》。

他说:

“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方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汪曾祺和全团同志聆听后仔细研究了毛主席的意见,对剧本再次作了文字上、艺术上的加工修改。

实际上,京剧《沙家浜》是中国文艺工作者中的许多精英的集体智慧结晶,从纪实文学《血染着的姓名》,经过中间体沪剧《芦荡火种》,再改编为京剧《沙家浜》,一步一个脚印,其轨迹清晰可见。

而且所依据的素材均属于历史真实,逝去的、健在的战士和群众可作证。

京剧《沙家浜》的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

《芦荡火种》是由上海市人民沪剧团于1958年根据真人真事创作的一个抗日传奇,讲的是1939年秋,由叶飞率领的新四军第六军团为主的抗日义勇军离开苏常地区后,留下数十名伤病员面对日伪顽匪相互勾结、下乡“扫荡”的险恶环境,在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帮助下,不畏艰险,重建武装、坚持抗日的斗争事迹。

沪剧《芦荡火种》上演后,在戏剧界和观众中引起了广泛兴趣和强烈反响,仅上海一地,就有不同剧种的9个剧团对《芦荡火种》进行移植,而在全国演出《芦》剧的竟有31个剧团之多。

1963年,北京京剧团接受了改编沪剧《芦荡火种》的任务,创作组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在改编过程中把功夫放在了剧本的文学性上。

改编后的《芦荡火种》的京剧最初取名为《地下联络员》,由赵燕侠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

后经国家领导人审看,批准对外公演。

剧名最后由毛泽东主席一锤定音,他幽默地说:

“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戏是好的,剧名可叫《沙家浜》,故事都发生在这里。”

于是剧名定为《沙家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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