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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40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4 点击数:359次 字数:

40

 

江青的调查工作虽说有主席的强有力的支持,但仍有人对她表现出了不够“尊重”。

其中最突出的是陶铸,一个个性非常强烈的男人。

他不喜欢京剧,而更偏爱广东本土的粤剧。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

他一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作出了重要贡献,是人民群众熟悉和爱戴的革命前辈。

陶铸,1908116日出生于湖南省永州市祁阳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石洞源陶家湾村)。早年当过店员。

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现衡阳师范学院),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

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湖南省,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

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省、辽吉省、辽北省(今吉林双辽)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47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

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

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

1949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0年秋调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领导肃清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和土匪斗争。

1951年后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华南军区第二政委、广东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1955年任广东省省长兼中共广东省委书记。

19569月被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

1957年起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政委。曾兼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60年起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广东省军区第一政委。

19651月调任国务院副总理。

19665月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同年8月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成为政治局常务委员。

19671月遭受到残酷迫害。

19691130逝世于安徽合肥。

1978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1989年,陶铸的妻子曾志以陶铸的名义向陶铸曾经战斗过的闽东地区----福安六中捐款,筹建一座教学楼。

当地为了纪念陶铸和曾志夫妇,取名为铸志楼。

 

陶铸父亲陶铁铮,1904年毕业于衡阳南路优级师范(即第三师范),曾参加武昌辛亥起义,任过汉冶萍公司下属转运局长,并与人合伙开办小煤矿。

陶铸早年当过店员。19249月,陶铸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同年加入湘南学生联合会(简称湘南学联,湘南学联为湘南地区学生组织的最高领导机构,指挥所属34县的学生联合会),深受夏明翰、蒋先云、刘泰等湘南学联革命领袖熏陶。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

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

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

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

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

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

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47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

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

平津战役中,以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代表身份进入北平,与傅作义部代表谈判。

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

1949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

1951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

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

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195111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1953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

1955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

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56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10月至19668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

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

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

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

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

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

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1965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

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1966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66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

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

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

为此他于19671月遭到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

19691130,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1224,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

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主要著述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松树的风格》等。

 

1954年由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代理书记陶铸携专家回家乡衡阳堪考定址石鼓区北郊望城坳山(黄沙湾路53),并命名为“衡阳市烈士陵园”。

1961年至1965年:陶铸6次回衡阳 亲手勾画石鼓、雁峰公园轮廓

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六十条》。

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被指定任农村“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

5月初,陶铸为修订农村“六十条”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中共衡阳地委第一书记宁生的陪同下,回祁东、祁阳农村调查。

回乡第一天,陶铸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察看公共食堂。

为了解实情,陶铸专程到老家潘家埠走村串户,亲自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

时隔一年,19624月,陶铸又一次来衡阳视察,调查了解“六十条”贯彻落实情况。

当他亲眼看到农村经过清理“一平二调”,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后,感到由衷欣慰。

1964年,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

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

在衡阳4天的时间里,陶铸重点考察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

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

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朱陵洞和城南的回雁峰。

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

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

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

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

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

并将陶铸自己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光辉和文化内涵。

19655月,陶铸第四次来到衡阳。

在南岳,陶铸专门召集衡阳相关领导,具体研究规划了衡山依河为界,分设衡山、衡东两县的问题。

正是在这次实地考察后,经陶铸提议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南岳、衡山的区划:

将原南岳县并入衡山、将原衡山县东部以湘江为界,新设衡东。

1965329,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衡阳交际处观看衡阳电影幻灯宣传,接见全体放映员。

陶铸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仍然关注衡阳发展。

196510月,他在去广西途经衡阳时,还特意在此停留了14个小时。

还到衡阳市三塘镇的田间地头。

第二天才坐火车去广西。

在“双溪”和“山庄”之间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山坡,在这片山坡上,一块镌刻着陶铸同志生前所书的“松风”两个苍劲大字的巍然屹立的花岗岩巨石下,长埋着这位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的部分骨灰。

而石上清晰的手掌印,正是这位具有松树风格的人在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1969108,得了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陶铸举起一只手,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印!

 陶铸安静下来了,196911302215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

陶铸死了之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

在他死前,亲人也不被获准去探望;在他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

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亡灵之间。

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

“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

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

时间已经过去10年,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林西喜出望外,连夜派人上白云山,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下面。

1998621,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把她的骨灰埋于松风石下。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

“文革”爆发后,由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把他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他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

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

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

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

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

刚刚清除了自己的“强大”政敌,华国锋便屁颠屁颠地跑到朝鲜听颂歌《敬爱的华主席》去了,哪里还顾得了陶铸的事情?

绝望之中,传来一个好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

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

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

“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

就把材料放下了。

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说话,他只是认真地听着,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曾志说:

“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

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

不久,他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

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197812月,陶铸1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不尽人意的是,那些个被“平反”了的老同志,许多人并不领邓小平的情,就在他们悄然凝集准备“发难”之际,邓小平及时地发起了越南战争,以民族矛盾转化了这场对他个人来说是“最大”也是“最后”的一场政治危机。

 

陶铸的主要著作有:

《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

陶铸《赴延安途中二首》:

“沔上巍峨此庙祠,才高管乐命何之。车行风雨催人急,何必低徊两“出师”!

停车闲步瞻遗容,敢效亡秦抒所衷。遥望延城光万丈,轮生欲起夕阳红。”

这是陶铸在1940年去延安途中写的两首诗,意在通过历史上四个著名政治家的作为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

 

陶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党和军队卓越的政治工作者,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

陶铸同志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艰苦奋斗数十年,建立了重要的历史功绩。

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光辉业绩和崇高风范。

陶铸同志一生忠于革命,忠于党的事业,历经磨难,百折不回。

在大革命失败时,他坚信革命必将胜利,毅然投入到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在身陷囹圄时,他大义凛然,坚持自己的信仰。

他在所著的散文名篇《松树的风格》中写道:

每一个具有共产主义风格的人,都应该像松树一样,不管在怎样恶劣的环境下,都能茁壮地生长,顽强地工作,永不被困难吓倒,永不屈服于恶劣环境。陶铸同志的人生正是松树风格的最好写照。

对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对革命理想的忠贞不渝,使陶铸同志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献给了人民。

陶铸同志具有坦荡、宽阔的胸怀。他勇于探索,善于创新,注意研究革命和建设的规律,在不少问题上提出了具有一定前瞻性的意见和建议。

在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他善于深刻反思,敢于修正错误,追求真理,并对在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主动作自我批评。他曾痛切地指出,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造成国民经济三年严重困难的根本原因,要严肃认真地从领导工作的缺点中去查找。

他在广东的群众大会上公开指出:搞“反瞒产”,使群众饿了肚子,干部受了委屈,今后再也不能搞浮夸了,要靠实事求是过日子。

陶铸同志说过:

要培养高尚的情操,就要丢掉一切私有观念,与自己的个人主义思想彻底决裂;要有坚强的革命毅力和“韧性”;要有丰厚的劳动人民的感情。

这样的历练和修养,成就了陶铸同志旷达的人生,也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陶铸同志作风优良,密切联系群众、勤于调查研究、勇于独立思考。

陶铸同志一贯注重实际,不尚空谈。对于工作中的问题,他总是注意进行实地考察,集中群众智慧,提出解决办法。

他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学校,深入山区、海岛和生产第一线,解决问题,总结经验,指导工作。

1959年,广东各地刮起“一平二调”风,搞“穷过渡”,在群众中引起很大的思想混乱,陶铸同志先后到东莞、曲江等地实地考察,运用调查报告等形式,向干部群众反复说明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不能空谈“过渡”,要扎扎实实地发展生产。

《农村人民公社条例(草案)》颁布后,陶铸同志又按照条例精神,对农村分配制度、经营管理制度等一系列问题展开深入调查研究,认真总结试点经验,加以推广。

特别是,在调查研究和独立思考基础上,陶铸同志有关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和指导制订的有关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为团结广大知识分子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

陶铸同志曾经说:

“调查研究与一切经过试验是我们工作方法中的重要方法,对于唯物论者来说,这是工作中带根本性的方法。”

这是他多年革命工作经验的总结,也是他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

陶铸同志精神崇高,艰苦朴素、严于律己。

陶铸同志每次到基层工作,总是事先“约法三章”:

不准迎送;

不准请客;

不准送礼。

并让随行人员监督检查,具体落实。

他下乡蹲点,从来都是轻车简从,坚持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

他特别反对摆阔气、讲排场,坚决反对假公济私。

他在广州工作和生活多年,居住的房子从来没有更换过。

住房维修时,因维修费超过了预算,他还将自己多年的积蓄上交机关,以补维修款之缺。

陶铸同志主持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时期,有同志建议在广州从化温泉建楼办公,他坚决反对。

在他以身作则的榜样影响下,广东省委和中南局机关一直保持了勤俭办公的好作风。

陶铸同志说:

“要时时刻刻地想着:我能够为群众做些什么?我为群众做了些什么?”

正是基于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极端深厚的感情,陶铸同志几十年如一日,克勤克俭,清正廉洁,始终保持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

他政治坚定,憎爱分明,坚持实事求是,走群众路线,注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主政广西期间,正值国民党残匪活动猖獗之时。

他抓住主要矛盾,一方面集中兵力围剿大股土匪,另一方面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打击首恶,分化一般分子,亲自到剿匪前线找群众谈心,终于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胜利完成剿匪任务。

在广东省和中南局工作期间,他每年都要抽出三、四个月以至更多的时间,深入工厂、农村,根据实际情况贯彻党中央的指示,解决实际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1961年,他发现广东省清远县出现了一种定产到田、超产归己的经营管理形式,便立即加以总结,认定这是既有利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有利于集体经济发展的好形式,于是在广东省花县、新会等地试行,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摸索出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的经验。

调中央工作后,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政策,限制“文革”的开展范围,以“确保生产建设的正常进行”和名义,一直悄然地与中央唱着“对台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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