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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瑶环》,历史剧。
是1961年田汉根据碗碗腔《女巡按》改写的,中国京剧院杜近芳首演。
此剧为杜近芳代表作,表演清新明快,柔美大方,融青衣、小生与一体,赏心悦目,光彩照人。
此剧亦是中国京剧院(即中国国家剧院)的看家戏,该院著名旦角演员李维康、陈淑芳、李胜素等先后将其搬上舞台。
京剧名家关肃霜、云燕铭等也排演过此剧。
谢瑶环是唐江南人士,女,十四五岁被选入宫,武则天称金轮圣神皇帝时任尚仪院司籍女官。
梁王武三思得报:苏州农民逃往太湖谋乱,武三思与来俊臣极力主剿,谢瑶环以此系豪强兼并土地所致,力主安抚,徐有功深然其说,旋又争辩于武则天驾前,武则天虽未置可否,确认为谢瑶环见识胜于男子,传旨谢瑶环,改名谢仲举,赐尚方剑巡按江南,并命“凡侵夺民田鱼肉百姓者,勋戚贵胄一不宽贷。”
谢瑶环到苏州,与苏鸾仙便服私访,隐察民间疾苦,适有袁行健,因其父被酷吏周兴陷害,斩首洛阳,改名阮华,逃亡在外,曾追至岭南道上杀了周兴,访友不遇,困居苏州。一日游伍员庙,适逢武宏蔡少炳强抢民女肖慧娘,行健不平,击散豪奴,与武宏等诉诸公堂。
行健并举发武宏强占农民永业田,征收铜铁各款。
瑶环劝武宏和解,武宏侍父势咆哮公堂,瑶环怒,斩来俊臣异父兄弟蔡少炳,杖责武宏。
一时人心称快,但以此结怨。
武三思、俊臣合词诬瑶环通敌谋反。
俊臣并怂恿武三思曲解武则天口谕,联翩南下,将加害于谢瑶环。
谢瑶环见袁行健英挺慷慨,抱负不凡,初则八拜订交,后因月夜花园与鸾仙吐透南来斗志和爱慕行健之意,被行健所闻,两人遂成永好。
当行健与武存厚同往太湖劝慰农民回乡时,瑶环被武三思、来俊臣拘审。
武则天因瑶环密奏,对三思等诬控,疑信参半,后因龙象乾千里告密,又发现三思、俊臣矫制南下,因即与徐有功等密幸江南,则天到达时,瑶环已被严刑致死。
则天因生平与豪门贵族为敌,而自己的子侄与近臣却走上豪门贵族的道路,极为痛心。
命徐有功严查此案,诛来俊臣贬武三思、追赠瑶环定国侯,礼葬吴江东岸。
由于中国人有一种传统思想——大团圆,因此通常的演出时不会演谢瑶环被害,而是该剧会被演成谢瑶环被武则天从牢中救出,来俊臣被斩,以一个大团圆的形式收场。
田汉是我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曲改革的先行者,被人们称为现代关汉卿。
他不但写话剧、写戏曲,还写电影剧本、诗歌和电影插曲。
在人们的心目中,田汉是著名戏剧家,也是著名诗人。
田汉是湖南长沙人,
从“五·四”运动起,他就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
二十年代他组织的“南国社”在我国现代文艺史上起过重要作用。
那时田汉创作的《咖啡店之一夜》、《获虎之夜》、《名优之死》等十几个话剧,就像是盛开在当时中国话剧荒地上的一朵朵奇葩。
1932年,田汉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又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创作高潮,他成为左翼戏剧、电影的主力之一,不但创作了一大批话剧,还创作了《三个摩登女性》、《母性之光》、《风云儿女》等电影剧本。
他创作的反映上海码头工人斗争生活的歌剧《扬子江的暴风雨》,是我国最早的革命歌剧之一。
田汉还为很多话剧、电影的插曲写了大量振奋人心、社会影响广泛的歌词,如《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等。
其中由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打动了千百万群众。
“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
这歌声唱遍了祖国大江南北,从抗日战争唱到解放战争,鼓舞着中华儿女为祖国奋斗不息。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这首歌被定为国歌。
全国解放后,田汉在繁忙的领导岗位上还是不停的写作。
他创作的《关汉卿》表达了他对这位古人敢为窦娥鸣不平的赞扬。
1968年,他被无休止的批斗折磨得病倒以后就失踪了。
他不曾向亲人诀别,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连骨灰也不知去向。
在
田汉一生创作了大量各种品类的作品,据有关方面统计,他创作了话剧剧本60多个,戏曲剧本20多个,电影剧本10多个,新旧诗词现存900多首,还有很多出色的歌词、散文、小说和文艺作品、翻译作品等。后来出版的《田汉文集》就有16卷之多。
田汉在我国戏剧诗歌上的功绩昭著,他的名字将永远铭刻在中国近代戏剧诗歌史册上。
由著名京剧演员张慧芳、张克、石晓亮、宋小川等担任主演,《谢瑶环》是本届京剧节亮点之一。
当天,担任《谢瑶环》艺术指导兼复排导演的京剧名家李维康早早地出现在剧场,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李维康介绍,《谢瑶环》是上世纪 60 年代著名剧作家田汉的京剧名剧,最初根据陕西碗碗腔《女巡按》改写,由京剧表演艺术家杜近芳主演,首演即大获成功。
此剧表演清新明快,主演跨青衣、小生两个行当表演,光彩照人,已成为京剧优秀保留剧目。
《谢瑶环》在京剧舞台上常演不衰,杜近芳、李维康等人曾多次把《谢瑶环》搬上舞台,并尝试进行改编演出。
“我演的时候,《谢瑶环》不断地有些删减,对一些冗长繁琐的唱词进行理顺。”
李维康说,《谢瑶环》经过了反复打磨,这也是它能常演不衰的重要原因。
李维康介绍,当天呈现在泉城戏迷面前的《谢瑶环》,是近期经过系统改编的最新成果,在剧情、表演、音乐、舞美上都有创新,这也是对《谢瑶环》最重要的一次改编。
“《谢瑶环》原是一部悲剧,女主人公秉公执法,却被酷刑折磨致死,这是老百姓不希望看到的。在此前一次改编中,就对这一结局作了修改,改为谢瑶环和袁行健二人归隐民间了。”
李维康说,“这次戏迷看到的结局改得更为积极了。
结局一场,谢瑶环和袁行健得到武则天赐婚,继续前往民间体察民情。”
除此之外,在唱腔设计上,由于《谢瑶环》多青衣、小生角色,原剧中多为小嗓唱腔。
此次修改,增加了剧中老臣徐有功的戏份儿,老生声腔分量的加重,令观众在听觉上有了更丰富的体验,剧情也更为合理。
谈到整理改编传统戏的创作经历,李维康感慨:
“改老戏比写新戏还要难!”
她打了个比方,改老戏就好像老房子翻新,要保留原貌,不能伤筋动骨,还要让人看着舒服,里外进行“精装修”。
李维康说,此次整理改编《谢瑶环》经历了两年的时间。
“比如‘花园’那一场戏吧,原版中二人在花园相逢后就私定终身了,感觉有点突兀。后来在改编过程中,改成了先平太湖之事,再由武则天赐婚。但是‘花园’那场戏很精彩,唱腔也特别好,我们只能在保留原有唱腔的基础上,重新换词,各处衔接还要不动声色,操作起来很不容易。”
如何把握京剧艺术传承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李维康认为,凡是精华的一定要保留,在这个基础上再谈创新,否则变味的京剧新老观众都不会喜欢。
在当天《谢瑶环》的舞台上,多位著名京剧演员汇聚一堂。
张慧芳、张克、石晓亮、张艳玲四朵梅花(戏曲梅花奖)同台演出,青衣、老生、小生、花脸众多行当层次分明。
改编后的《谢瑶环》剧情十分紧凑,情节层层激进,颇吃功夫的念白和数个大段唱腔,令台下戏迷叫好连连,大呼过瘾。
大唐的清官女御使——谢瑶环, 她是江南人士,武则天时任尚仪院司籍女官。
她的奏折深得武后之心,赐上方剑,提拔谢瑶环为右台御史,巡查全国各地。
她暗察民情、秉公执法,为民伸冤,怒斩贪官蔡少炳、杖责恶少武公子,百姓无不称快。
由于谢瑶环的秉公办事,惩治腐败,得罪了一批以武三思为首的当朝权贵,武三思诬谢谋反,并矫命审谢,酷刑致死。
武则天盛怒,诛杀奸臣,追封谢瑶环为定国侯。
真搞不懂,中国人为什么几千年以来总喜欢这样先将好人打死,然后再来为他平反。
小说封面

作者:Kyle红都女皇
文化大革命四十周年之际,香港星克尔出版社推出美国女学者维特克的《江青同志》中译本,封面上印著比书名更突出的四个大字「红都女皇」,以吸引读者眼球?又或是别有用心?
文革中「红都女皇」事件的缘起是,毛泽东夫人江青邀请维特克访华听取口述自传,引爆政治地震。政敌指江青与「有美国中央情报局特务之嫌」的维特克合作《红都女皇》,该书在西方出版,「洩露了党和国家大量机密」。
毛泽东得到举报,怒批江青「孤陋寡闻、愚昧无知、立即撵出政治局」。消息传出,圈内圈外极为震动。不料毛泽东的震怒只是出于无奈,高高举起却轻轻放下。
对史学者而言,《江青同志》一书中一些独家披露极为重要,书中许多历史内幕为境内外四十年浩如烟海的文革专著所未见。譬如,维特克一九七二年由北京前往广州乘坐的专机,设施美轮美奂,服务周到细腻。也被人为地放大了。以今天的标准看,怎么看怎么也比不上某些地方官员待客之标准。所谓令人瞠目结舌的超级豪华生活,其实远赶不上今日某些村官的奢华。
再譬如,江青设宴招待维特克,作陪的姚文元曾亲自用筷子夹著鸭舌,强迫式送到美貌女客的口中。无论西方人或中国人都难以接受这种肉麻,因为情侣私底下才会有如此亲暱。书中多处负面描述宽肩如牛的理论家姚文元的粗俗,显示作者内心的郁抑不快。同时也从历史的角度真实地揭露了江青对姚文元其实并无好感。所谓的《四人帮》原本就是莫须有的罪名,成了文革政治运动的牺牲品。
书中对文革的错误描绘也不少,有些尽管冠以「据江青介绍」,但真实性十分牵强。譬如,文革中曾有十个甘肃人强行闯入毛泽东办公的怀仁堂……一个中央委员无礼地给主席拍电报,为转移领袖对北京危机的注意力。这一闻所未闻的秘辛,即便真有其事,作者也该讲明时间、地点及主使者,而含混表述只能证明作者对文革无法作出起码的判断。维特克的学术功力可见一斑,显然在史景迁、麦克法夸尔、索尔兹伯里和黎安友等中国问题专家之下。
江青在「红都女皇」事件中看似毛发无损,但这一事件却为中共中央一九七六年逮捕四人帮奠定坚实的「合法性」。当局藉此给江青等人定罪: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又是不折不扣的卖国贼,「红都女皇」事件就是证据。
其实,江青与维特克的对谈始终都有工作人员在场,整理录音文字稿也由中方承担。就算江青自吹自擂时说了不该说的内容,也早已经过严格的、多层级的过滤,根本不存在「洩密」。尤其重要的是,维特克把书写成并出版,已是江青入狱後的一九七七年。江青由身败名裂到身陷囹圄,一份未出笼的访谈录竟成她垮台多米诺骨牌中最关键的一环。
维特克在书中还写到,在访谈过程中,江青一再阻止她作笔记,但她担心录音文字稿被做手脚,事实证明她的直觉不是多馀,所以在离开中国时,她又为海关可能扣留笔记而忧心如焚。中方猜出维特克的心思,於是大方地派专人护送她出境,她则发现前往香港的车厢内,不多的「同行旅客」全都似曾相识地眼熟。就是在作者下榻的香港酒店,也有人在监视作者,只是从不交集目光。但无可理喻的是,维特克其後受到集体性的熟视无睹:近四十年来,无论中国大陆还是台湾香港,都无《江青同志》的中译本,学界也浑然遗忘。倒是“红都女皇”四个字被抄得沸沸扬扬,面目全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