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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34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1 点击数:200次 字数:

34

 

19635212日,由毛泽东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四清运动的第一个正式文件(简称四清前十条),这个文件,除了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中出现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之外,在操作层次上,并没有强调刘少奇主张的“大张旗鼓地处理”,而是提出比较温和的“说服教育、洗手洗澡、轻装上阵、团结对敌”,“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

可是,我们的刘少奇同志根据他在天华大队的“经验”以及他一贯紧跟毛主席的作风。

发展出了一整套的“工作方法”。

1964年春节期间,刘少奇同志同到河北抚宁县蹲点的王光美的谈话中说:

“犯有严重四不清错误的干部,在上面都有根子,要切实查一下上面的根子。”

由此,打开了层层追查干部、人人过关的大门。

816,刘少奇在给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一封信中,强调了刘少奇所特别偏好的另一个工作方法,即“大兵团作战”:“一个县可以集中工作队员数千人上万人,声势浩大”,“力量集中,领导加强,便于打歼灭战,便于掌握运动的火候”。

9月,由刘少奇负责修改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简称后十条)。

刘少奇修改后的这份文件的主要特点是:

对农村干部中的问题估计得严重多了,并明确改变了原来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作法,规定在每个开展运动的点上都必须有上面派去的工作队,“整个运动都由工作队领导”,对基层组织和干部要在扎根串连、调查研究之后,分别情况区别对待,可以依靠的就依靠,不可以依靠的的就不能依靠。

所谓 “扎根串连”,是指象土改时那样,由共产党的工作队进村访贫问苦,找到村里最贫穷、最受压迫的人,从而“扎正根子”,作为建立基层组织和基层政权的基础。

当时领导江苏省四清工作的江渭清后来检讨说:“

这种秘密扎根串连的作法是土改时提出来的,那时候在贫雇农中扎根串连,是为着反对地主。今天如果只将在贫下中农中扎根串连,那就只能是反对我们的干部了。”

薄一波同志认为,刘少奇的作法“是导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迅速向‘左’转,严重扩大打击面的一个重要措施和步骤。”

这里薄一波所说的“左”,就是指粗暴打击迫害一大片干部和群众。

在《后十条》和刘少奇同志的多次有关四清的讲话中,也强调把放手发动群众放在第一位,但在刘少奇的前后文中,发动群众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对付那些不听话的基层干部,一种“上层联合下层对付中层”的权术。

和一切精英的看法所略同,刘少奇把动员起来的群众,看作是一种“双刃剑”:

“放手发动群众,要了解和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注意不要烧过头。烧到多少度了,就要劝群众、积极分子,不要继续搞了,要实事求是了,是多少就是多少。群众运动过火时,是有些征象的。群众运动过了头,群众中有些就不赞成,但不敢讲话,因为空气是那样,怕说了右倾,是庇护地主、富农,庇护四不清干部。讲的话都是一样的。”

这里描述群众的主要参数指标,是其“热度”、“火候”、“空气”等等——典型的塔尔德或勒、朋式的语言,在这里群众更近似爱起哄、随大溜的“乌合之众”,而不是具有独立思考能力和集体智慧的、作为历史创造者的群众。

刘少奇同志还在文艺战线上紧跟毛主席,开展大批判。

1964年一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中宣部和文艺界座谈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他认为京剧有反党动机,提出这是影射党,把两位作者孟超和田汉打成反党分子。

不久他又在和外国代表团的谈话中说中国文学艺术有”根本方向性“问题。这都为文革首先在文艺领域展开制造了声势。

当文革进入紧锣密鼓的发动起后,刘少奇也没有做过任何抵制的活动,相反,他基本上是企图紧跟毛主席的。

例如,当毛主席决定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时,以刘少奇同志对这些人的了解,他不会不知道他们是被冤枉的,但他不但在党内会议上落井下石,推波助澜,而且在很多对外场合喜形于色地告诉外宾说,中国挖出了赫鲁晓夫式的人物。

当文革正式开始后,毛泽东离开北京一段时间,让刘少奇同志主持工作。

刘少奇利用他掌握的权力派出工作队,到很多单位挖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尤其在学校中,声称要定几十万右派。

19666月,刘少奇在和派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第一中学的工作组谈话时说那个学校的党支部书记兼校长刘超 “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这是可以肯定的了”。

他还对如何揪斗这位老革命和中学校长作出了这样的部署:

“要斗刘超,现在不斗。不是不斗,积极准备斗,不是停下来,是积极准备”。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刘少奇在被打倒前的这些言行“澄清了一些流行的历史错觉”,“发掘出刘少奇悲剧的实质”:

“这是一个不遗余力的造神者最终被他所造的神无情抛弃和残杀的悲剧;这是一个加害他人的掘墓者到头来自掘坟墓的悲剧;这还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背叛者最后众叛亲离的悲剧”。

 

1959427,刘少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在仕途上又上一层楼,成为继毛泽东之后中国的第二个“主席”,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刘少奇1959101主持庆祝中国国庆10周年大会时的讲话录音:

“十年前,我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就开辟了中国历史的社会主义新的时代。”

19619月,毛泽东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表示,刘少奇是他的接班人。

他说:

“我死后,就是他。”

然而,仅仅过了三个月,毛泽东就对自己的选择提出了质疑。

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嫌隙。

那是19621月中共召开的七千人大会。

当时,毛泽东的一场大跃进造成了持续了三年的饥荒。

曾经热衷于大跃进的刘少奇在会上对大跃进提出了一点批评。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刘少奇在大跃进的时候也比毛泽东左。他搞大跃进食堂也是很左的。但刘少奇这个人有个特点,他比较务实。他和邓小平也好,陈云也好,周恩来也好,都是一线搞经济工作的人。虽然刘少奇经济工作不拿手,但是邓小平、周恩来这些人都是比较实在的。所以刘少奇到湖南去看到食堂不行,他就解散这个食堂。以后他们中央搞了一个‘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是有功劳的。尽管这个祸也是他们和毛泽东一起闯的,但是他们在收拾这个祸,把这个民族从大饥荒中间迅速调整出来,这些人是有功劳的。”

对于刘少奇的批评,毛泽东尽管心存不满,但还是被迫在会上做了自我批评。

不过,大饥荒过后,由于中共官方从来没有公开承认大跃进的失败,而是说“三年自然灾害”,同时中共还继续神化毛泽东,说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

因此中国人并没有把这笔帐算在共产党、毛泽东头上,而是跟着官方宣传把帐算在“自然灾害”头上和省级以下的干部头上。

他们认为,“自然灾害”和这些干部欺上瞒下、贪污腐败导致了这场大饥荒。

而毛泽东则仍然是他们的“贴心人”和伟大的领路人。

这似乎正中毛泽东的下怀。

他对当年被迫自我批评耿耿于怀,正希望有机会把这场大灾难的过失推卸到那些他认为执行他的政策不力的官员身上。

于是,在1962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十中全会上发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并且说:“我们的干部......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此时,刘少奇已经受到毛泽东的指责,说他顶不住右倾压力。

听到毛泽东发出搞阶级斗争的号召,刘少奇迫不及待地积极响应,坚决贯彻。

19632月,中共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部署这场后来被称为“四清”的社教运动。刘少奇在会上说,要“搞一个阶级斗争”,“总是口里讲阶级斗争,不办事情,不好”。

毛泽东估计,“我们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权力不掌握在我们手里”。

刘少奇则更激进地说,“三分之一打不住。”

196485号,中共成立“四清”指挥部,刘少奇亲自挂帅,成为四清运动的第一线指挥。

《观察》杂志主编陈奎德说:

“刘少奇搞‘四清’,实际上比毛还要左一些。刘少奇和王光美那个所谓的‘桃园经验’,他们把基层干部分类呀,实际上是人人自危,人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

澳门大学的副教授程惕洁博士在谈到当年的亲身经历时说:

“在文革之前就开始要建立自己话语权的人,都被作为反革命分子,都一个一个清除,一个一个开除。这是指的高校社教,‘四清’,就是63年,64年。我自己就是受害者之一。只是,(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没有贴大字报,我们早就被开除了。这个运动是刘少奇和邓小平搞的。”

刘少奇主导的四清运动主要覆盖了中国三分之一的县的农村地区。

在这场运动中,一共有大约500多万人被整,其中7万多人被整死。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案子的绝大多数,包括刘少奇倡导的四清典型经验中的全部案子,都作为冤、假、错案平反。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唯一和文革交叉的大的政治运动是什么?那是‘四清’。这个四清是谁组织的?是刘少奇组织的。现在国内不少的学者,包括党的系统的学者研究四清的结论是,四清是文化大革命的一次预演。那么你就可以想到,有的时候受害者他也是害人者。而受害者他恰恰是为害人者提供了害他的依据,害他的手段,害他的方法。这个就是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搞得比老毛还要左。”

刘少奇倡导的“桃园经验”就是抛开现存体制,发动群众把领导权从“阶级敌人”手中夺回来。

运动的方法还包括贴大字报,以及逼、供、信和体罚。

刘少奇还是第一个提出通过“造反”对付“修正主义”的人。

19646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发问道:

“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刘回答说:

“如果出了这种情况,一个省可以造反,也可以独立。”

刘少奇的这些经验都成为后来文革中普遍使用的手段。

然而,刘少奇极左的表现并没有讨得毛泽东的欢心。

毛泽东想把四清的矛头对准新的敌人——“走资派”,要把这股祸水引向上层,强调“根子在上面”;

而刘少奇却把矛头对准传统的敌人——“地富反坏右”和党内的“小虾米”,最多只是调整了几个省级官员的工作。

实际上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上的分歧十分有限,只是程度的差别。

文革研究专家宋永毅认为,毛泽东为了整倒刘,故意制造和夸大他们之间的所谓“重大分歧”。

196412月到19651月期间,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毛刘冲突公开化、白热化。

先是毛泽东在会议期间身体不适,邓小平劝毛可以不必参加会议。

后是毛泽东在会议中声称四清中主要矛盾是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而刘少奇坚持说是“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在会议上,刘少奇打断毛泽东的插话,同毛发生争执。

结果,毛泽东在后来的一次会议上掏出一本《中国共产党党章》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

“有两本书,一本是宪法,我有公民权;一本是党章,我有党员的权利。我有参加会议和发言的权利。可是一个人不让我开会。一个人不让我讲话。为什么剥夺党章、宪法给我的权利?”

毛泽东甚至对刘少奇说: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毛泽东19701218号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说过,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就是在19651月那次会议期间下定的。

看到四清并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毛泽东决定甩开刘少奇的四清,竟自发动起文化大革命了。

不过,即使在这个时候,刘少奇对毛的政治路线仍然是紧跟。

文革专家宋永毅说:

“尽管说刘少奇他被迫害致死,不等于说他对文革没有责任。恰恰相反,刘少奇对文革的发动,对文革的开展做出了他独特的贡献。也就是说整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集体决定开展文革的。而这个集体决定是谁主持的呢?是刘少奇主持的。《5.16通知》刘少奇是举双手赞成的。在《5.16通知》以后那段时间,毛泽东因为要引导刘少奇犯错误,他就在678三个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去。这段时间之内主要是刘少奇领导文革。”

1966年,中共的《5.16通知》发出以后,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刘少奇派出了大批的工作组,轰轰烈烈开始了这场文化大革命。

宋永毅说:

“工作组做了两件事。在学校来说,第一个,整校领导。整那些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那个红卫兵的暴力是怎么回事?就是因为工作组整了那些校领导。有了工作组给他们定性,那这些红卫兵,这些学生才打那些人嘛。为什么红卫兵就没有打那些没有被定成什么有问题的人的那些教师呢?就是因为工作组引导了暴力。

“再回过头来讲,刘少奇在这三个月中间,6月到8月,他主持的中央批转、批发了大概156个文件,这156个文件大概点了近两百个党内的重要干部。比较大的,比如说,像彭、罗、陆、杨,彭真第一个也是刘少奇点的。而且彭真还是他的战友,刘少奇把他背叛了。那么,另外点的像内蒙第一书记乌兰夫,是给他搞出来的。大学校长差不多有50个,比较有名的像武汉大学校长李达,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上海音乐学院的院长贺绿汀。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也是被刘少奇的工作组王光美亲自去把他揪出来的。”

当时“揪出”的彭、罗、陆、杨指的是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副总理兼军队总参谋长罗瑞卿、中共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文化部部长陆定一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

刘少奇在1966627号说,彭真“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这次彭、罗、陆、杨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宋永毅说:

“他不是不搞走资派,他也搞走资派。他和老毛的最大区别是,老毛的意图就是,最大的走资派是你刘少奇;老刘的意思是说,我不是走资派,下面的人是走资派。如果刘少奇不被毛泽东打倒的话,迫害的人绝对不会少。我给你举个例子。因为刘少奇他延续的经验是‘反右’的经验和‘四清’的经验。当时他批转的这15个文件中间,刘少奇批过两次,一次是中南局的一个报告。这个报告就说,在中学生中间和在大学生中间要抓百分之一的右派。

“当时的中学生,中国是好几千万,高中生大概就有两千万,大学生150万。你算算百分之一是多少?210万。这个数字不得了。你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右派,超过‘反右’的规模。‘反右’是55万,当然最后是搞了300万。你现在在中学生和大学生中间搞210万,还不包括工厂,还不包括其它地方,那可能就搞出个1000万右派。所以刘少奇当时的这个文革路线是很成问题的。”

1966年的6月和7月刘少奇领导中共的文革期间,全中国学校的老师和校长都受到冲击。

有人统计,仅在首都24所高等学校里就有1万多个学生被打成右派,两千多名教师被打成反革命。文革的参与者刘国凯说:

1966年的67月间,刘少奇、邓小平主导了第二次反右,整了很多很多的人。那次反右比第一次反右还要恶劣。第一次反右是要人家说话,说完了再说你这个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话。就这样来批斗。第二次反右根本没叫人说话呀。而是翻档案。谁的档案黑一些,谁就是。然后组织一些积极份子进行官方大字报的围攻,把他揪出来了。其实没说话就揪出来了。学校里面凡是给工作组提了意见的都打成反动学生。”

宋永毅说:

“实际上工作组在北京也好,在全国也好,这个工作组是毛泽东批准派的……对毛泽东来说,他是有意让刘少奇上钩。如果说刘少奇不派工作组,他可以说‘你放弃党的领导’。他8月份回来就整你放弃党的领导。那么刘少奇派工作组,去搞反右派,控制局面呢,他就说你是镇压群众运动。不管怎么样,刘少奇一定要被打倒的。这个是不可避免的。除了刘少奇自己,他以为可以避免,他抱幻想。我们今天回过头去看,刘少奇实在是不了解他的老板,就是这个毛泽东。”

刘少奇在文革初期的“极左”表现并没有使自己免遭厄运。

19667月,毛泽东从南方回到北京,立即对刘少奇派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指责。

84号,毛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责刘“镇压群众运动”。

第二天,毛抛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并且重新排列了政治局常委的排名,刘少奇从第二位降到第八位,几个月以后便被彻底打倒了。

 

毛泽东的这张大字报,正式拉开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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