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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33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21 点击数:242次 字数:

33

 

1960113,毛泽东主席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广州会议结束后,刘少奇同志于41515 日到湖南的宁乡、长沙两县农村进行了44天蹲点调查。

刘少奇先在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塘生产队呆了五天,9日到湘潭市郊荷塘公社许家垄生产队,三天后,即 412,来到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在这里刘少奇蹲点18天,是他整个湖南之行蹲点时间最长的地方,也是他在后来的多次讲话中反复提到的地方。

之后,刘少奇回到故乡宁乡县花明楼炭子冲,作了七天调查,又继续看了一些地方后,回到长沙,结束了调查。

这次调查,成为刘少奇“模范执行中央决定、带头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重要经历或资历,成为他后来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的题材,也成为他指定政策、签发批示的参照。

1962年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中,刘少奇深入提到:

“我到湖南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凭的就是这次调查。

在这里加以特别说明的,是刘少奇在天华大队长达18天之久的蹲点调查。

天华大队原来是湖南省农业合作化运动以来树立起的一面“红旗”。

 

食堂问题在广州会议上存在不同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公共食堂是社会主义的阵地,主张积极办好;

另一种意见认为:公共食堂是平均主义的基地,不利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应当解散。

公共食堂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庐山会议后有些人就因公共食堂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人们记忆犹新;况且中共中央刚发出的《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通知》(简称“十二条”)仍然明文规定必须“坚持食堂”这块阵地。

这年26 日毛泽东听取田家英的汇报时,对公共食堂的提法,虽有所松动,但主要思想倾向,依然是积极办好。

他说:

“食堂问题,按群众要求办事,可以多种多样。单身汉、劳力强没有做饭的,要求办常年食堂,多数人要求办农忙食堂,少数人要求自己做饭。这个问题要调查研究一下,使食堂符合群众的需要,30户中有5户要求办常年食堂的,那就要办。”

在这种“积极办好”的指导思想下,广州会议要作出解散公共食堂的决定是很困难的。

刘少奇抱着这个问题回到湖南进行调查研究。

41,刘少奇谐王光美、秘书吴振英、刘振德等从广州到达长沙。

2日上午听取中共湖南省委的汇报,下午就到了宁乡县东湖塘公社王家湾生产队。

来长沙前夕,刘少奇在广州向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交待:

这次是来蹲点调查,不要影响省委的正常工作;调查先秘密后公开,先个别找人谈话,后开各种小型座谈会,深人民间,深入实际,既是私访,又是公访。

他还叮嘱:

“这次去湖南乡下,采取过去老苏区办法,直接到老乡家,睡门板,铺禾草,既不扰民,又可以深入群众。人要少,一切轻装简从,想住就住,想走就走,一定要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出现。”

到达长沙后,省委已安排省委书记李瑞山陪同,在他的故乡——宁乡花明楼还准备了房子、床铺、桌椅。

这一切刘少奇都断然谢绝了。

江南的春天,应是绿水青山,桃红柳绿,在少奇同志儿时记忆中的花明楼,是大树耸天、荤歌燕舞,想不到今天的宁乡却是荒山秃岭、庄稼稀疏。

两辆草绿色的帆布篷吉普车在沙石公路颠簸西行。

刘紧锁着两眉,观察车外的田野。

行至“宁乡县东湖塘人民公社万头猪场”处,他令车子停下来,并说:

我们的调查就从这里开始吧!

“万头猪场”所在地名为王家湾。

刘少奇同随行人员一道打开行装,安排住宿。

他住饲料房,其他人员住空着的猪舍。

随行人员用雨布挡住窗户的风雨,找来一块门板,为少奇同志架铺,可是在“鱼米之乡”找不到铺床稻草。

少奇同志亲自在“万头猪场”绕了一个圈圈,也没看到一根稻草,只见几条骨瘦毛衰的母猪颤扫,立在潮湿的猪圈里。

他信步走到屋后山坡,放眼远望,宽广的田园杂草丛生,几个衣衫褴褛的妇女小孩在挖野菜。

近处细看,发现一堆开始风化的人粪,没有臭味。

他随后拾起一根柴棍,拨开那堆粪,仔细观察,不禁摇头叹息。

他对秘书说:

你们看,这里多是不能消化的粗纤维,说明农民吃的是野菜、草根。

农民吃饭已成大问题。

他目睹这些凄凉苦况,心情非常沉痛。

那简陋的饲料房,既是刘少奇的卧室,也是他的临时办公室。

他在这里听取了先期到达这里的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组和中共湖南省委工作组的汇报,也在这里同一些农民,县、区、社、队干部交谈,还亲自到王家湾附近的麻豆山、潭湖塘等屋场了解食堂和社员生活情况。

他所见所闻,觉得与省委的汇报有些差距。他向张平化说:

“宁乡县问题那样严重,如果说天灾是主要的,恐怕说服不了人。”

他在这里住了六天六晚。

基层干部和社员都没有发现他就是刘少奇。

48下午,他告别王家湾,驱车到潮山,会见了胡乔木调查组的同志,交流了情况。

次日参观韶山毛泽东旧居。

当时旧居题挂一块木园“毛泽东同志故居”。

他说“故居”与“旧居”是两个有别的概念。

主席还健在,应称“旧居”。

韶山纪念馆的同志遵照他的意见,立即作了修改。

49刘少奇离开韶山,路经湘潭市郊许家城,下车视察,与住在临时医院的农民进行交谈。

当晚回到长沙随即与中共湖南省委研究农村形势,听取省委汇报。

少奇同志说,我在宁乡王家湾、湘潭许家垅看到的情况,说明粮食缺少,农民饿饭了。

下一步拟选择一个好的队蹲下去。当即,省委推荐了长沙县广福公社天华大队。

这是全省的一个红旗队,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是省劳模。

正在这时,毛泽东从广州来到长沙,住蓉园一号楼。

11日晚,刘少奇前往毛泽东住处,就湖南农村情况作了汇报,交换了意见。

当年中共中央在湖南的工作组分为好几个小组,胡乔木、胡绩伟、于光远等分别在韶山、宁乡、长沙、安化从事调查研究。

毛、刘在这里交流情况,富有意义。

毛泽东、刘少奇都认为湖南农村问题比较严重,对中共中央在1960113(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没有认真坚决执行,有些县群众没有真正发动,无蓬勃之气,有不敢讲话之风;去冬10月至今,整整半年,“五风”没有普整,相当多的地区,政权还没有从敌人手上夺过来。

见事迟,抓得慢,以致春耕大忙临近,在许多地区,党还没有取得主动权。’

总之,主要是在走群众路线,及时看出问题,先下手争取主动权,这样两个问题上,有一些同志似乎还不懂得。

当日,毛泽东写信给汪东兴:

“请打电话给王任重、王延春二同志,请他们二人于十四日下午二时到长沙,在这里住三五天,带全部湖北三级会议简报及重要文件来。帮助湖南同志解决一些问题”。

后来,王延春留在湖南任省委书记处书记,主管农业.12日下午,刘少奇前往天华,住大队部王家塘一问不足19平方米的土砖房内。

房子阴暗潮湿,墙上的泥巴一块块剥落了。

面对这样的住处,一些地方干部心里不安。

刘少奇说:

“这比延安时期好多了”。

两条长凳和两块门板,架成一张床,加上大队部那张古老墨黑的长条桌和几条板凳,成了临时办公室和卧室。

刘少奇满意地笑了:

“比在王家湾进了一步。”

入队第二天就开始调查。

他叮嘱调查组成员,我们是为解决问题作调查,要照毛主席讲的办,甘当小学生、不带框框。

让群众把心里话讲出来;好话坏话都要听,哪怕是骂我们的话,包括骂我这个国家主席的话,都要听,听了不要贪污,要原原本本地反映出来.当天下午,召集天华大队干部座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着重讨论公共食堂、粮食、分配、位房等问题。

少奇同志说:

(六十条)是个草案,是否正确,是否需要补充,哪些不正确,不合实际,要去掉,需要纠正,请大家发表意见。要解放思想,一点顾虑都不要,一点束缚都不要,愿意讲的话都讲,讲错了不要紧,不戴帽子,不批评,不辩论。

不要怕,不要怕不办食堂就不是不要社会主义,不要人民公社了。

只看怎么有利于发展生产,有利于群众的方便,有利于社会主义,有利于集体,有利于国家。在这五个有利于下,可以不办,也可以办,可以大办,可以小办,可以临时办,也可以常年办。

然而,国家主席恳切的言辞,并没有启动天华大队干部的金口,会场静若无人,只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集中在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的脸上。

一阵令人难忍的沉默后,“直筒子”彭梅秀开口了。

我同意办食堂。办食堂的好处很多。以前妇女50%的时间搞家务,出工很少,办食堂后,都出工……我主张有条件的地方还是坚决办,积极办,但应自愿。

刘少奇问:

“是把自愿办摆在前面,还是把积极办摆在前面?

彭梅秀不假思索地回答:

“还是把积极办摆在前面”。

会场僵局虽然打破,但相继发言的大队干部,没有一个的发言跳出彭梅秀发言的框框。

14日,刘少奇又召集生产队长座谈。

议论到食堂问题时,大家都很谨慎,或者言不由衷,或者欲说又止,没有一个敢说真心话。

仲夏深夜,寒气依然从四面八方裹着那简陋的小屋。

刘少奇无法入眠。

他在沉思,一位国家主席想要听到人民的真实心声,怎么这样难啊!

15日,刘少奇不要社队干部陪同,让自己的秘书径直往王家塘对面的施家冲生产队,请来了8位社员,其中有老年、中年、青年,还有两名妇女。

刘少奇向大家谈了请教的内容后,恳请大家讲真话。

说完,取下蓝布帽,满头银发熔馏,恭恭敬敬地向大家鞠了一个躬。

然后又说:

我怕耽误你们的工作,让随我来的同志去帮助你们劳动。我们的同志不会做事,帮半天不够,明天再帮半天。

共和国主席向普通老百姓一鞠躬,一帮工,使得大家不知所措,面面相舰。

此时,国家主席与人民的心紧紧地贴在一起。

在这位近人情、知痛痒的国家领导人面前,与会者的内心话像倒田螺壳一样滚滚而出。

彭五大汉直话直说:

“农村办公共食堂不好”,

他橡放连珠炮一样数落农村公共食堂的短处。

第一,不利生产,大家集中一起住,生产不便,许多副业丢掉了,猪、鸡、鸭不能喂,蛋没有吃,红薯、芋头、豆子没人种;

第二,不能调动社员积极性;办食堂,搞供给制,摘平均主义,有力不愿出;肚子不饱,无法积极;大个子小个子都是三两米,不想积极;技术高低不分,懒得积极。

第三,不能方便群众,大锅饭、大锅菜,不适应各人的胃口;过去忙时多吃闲时少吃,粮食蔬菜搭配吃,“蔬菜半年粮”,节约了粮食;办食堂不分农闲和农忙,都是半斤八两。

五大汉语音未落,彭玉鸿等抢着发言。

有的说,办食堂破坏了山林,过去—家—户烧树杈、柴叶,现在一刀砍,把大树砍光了。

有的说,为了柴米油盐分配,扯皮打架闹得不团结;有的说,办食堂要用主劳力煮饭、种菜、砍柴,浪费主劳力,闲了副劳力。

从前早晚种菜,月光底下种菜,现在吃了夜饭地里就不见人了。

有的说,公社化后,人人坐大船,田士无人种,种了无人管……接着,刘少奇以食堂问题为中心进行多天的个别访问、交谈,掌握了公共食堂、供给制、按劳分配、粮食供应、住房、山林等方面的矛盾问题,还有民主与法制的问题,随着调查的深入,也触及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讲大话、搞浮夸、欺上瞒下、压制民主的情况。

彭梅秀非常恼火。

刘少奇派省委一位处长找她来商量工作,她避而不见,躲在家里向大队于部说:

“刘胡子不是来抓生产的,是来找岔子的。”

刘少奇得到这一情况后,谈淡地说:

“她不愿意合作,我们耐心等待她。”

平谈的语言,展现了伟人的胸怀。

事后,刘少奇派了省妇联主任易湘苏去做彭梅秀的思想工作。

427,彭梅秀的母亲病故,刘少奇嘱咐省委领导同志去她家看望,代他向彭母表示悼唁。

30日,是少奇同志在天华调查工作的第18日。

开了两个座谈会,已是晚上7时了,按计划,他在这天结束这里的工作,司机已将汽车发动,等待刘少奇上车。

刘少奇忽又想到彭梅秀,返回他住的临时办公室,把彭侮秀找来,语重心长地谈了一个小时。

“彭梅秀同志,我作为国家主席,是你的领导;作为共产党员,我们都是同志。大队工作有成绩,有一些好的经验,但问题也不少,要总结。你们要作真正的红旗,向前发展。”

一席话,像和熙的春风,吹拂这位年青的共产党员的心扉。

彭含着热泪激动地说:

“我们天华大队的问题很严重。……是刘主席帮助我们发现了问题,感谢刘主席的教育,我诚恳接受刘主席的批评。”

少奇同志高兴地说:

“彭梅秀同志这个态度很好。老百姓说我今年来没有吃上红薯、芋头和鸡蛋,明年我再来,一定有红薯、芋头和鸡蛋吃。我明年一定再来。”

天华大队是湖南省的一面红旗,问题还这样多,这样严重,这样具有普遍性,究竟原因何在?

刘少奇决定回宁乡花明楼炭子冲,找少年的朋友、邻居、亲友和他的农民通讯员寻根究底。

53,刘少奇回到了阔别近40年的旧居炭子冲。

当晚,他在母亲住过的房子里搭上临时铺,在此住了七天七夜。

在炭子冲的日子里,他先后找了交往甚密的农民朋友成敬常和黄端生,他们直言不讳地向他反映了某些干部不讲民主、目无法纪的情况和非法扣压他们给少奇反映农村情况的信件。

少时看牛的朋友李佳生,坦率地告诉刘少奇,去年粮食减产“主要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是‘五风’刮得咯。”

农民通讯员王升平向他大胆进言:

农村公共食堂再办下去会“人死路绝”。如实地告诉他:农民没有饭吃,就吃树皮、草根、稻草的淀粉。

朽木充饥.食堂开办时120人,现在不到80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丁十几个,还有几个患水肿病位进了大队临时医院,只怕也是有命插田,没命过年。

花明楼乡近三个月内死了800余人。

民以食为天。

饥肠辘的农民,再也不能作“张公百忍”了。

经过调查,刘少奇发现,90%以上的农民要求解散公共食堂,(六十条)草案关于食堂“积极办好”的要求与农民的愿望昔道而驰,空想与现实相距太远!刘少奇在湘调查期间,一方面教育省、地、市、县、公社、大队、生产队各级干部要发扬民主,要走群众路线,要正确认识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生产与生活不能混同,不办公共食堂也是社会主义;90%的人要求退出食堂,如果不同意,就会脱离90%的群众;不顾群众利益,一切从上级意图出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们革命的目的,是要解决广人民群众的吃饭、穿衣、住房等问题,人民受了这么多苦,要为他们分忧呵!

不然,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他这次调查经验,郑重地对各级干部说:

我们如果长期满足于听汇报、看材料,以别人估计的来干事情,下决心,作指示,“这就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我们就要灭亡!

另方面他帮助湖南省委研究制定解散食堂的步骤、方法,帮助宁乡县委县政府制定解决农民住房方案。

这些步骤、方案都在湖南得到推广。

刘少奇同志来之前,中央曾派出胡乔木和人民日报的调查组在这里调查了一两个月,调查组认为这里是生产生活搞得比较好的典型,并向中央写了报告。

然而,刘少奇同志通过18天的蹲点调查,却得出了和中央调查组不同的结论,认为这个队有问题,生产和其他工作并不是最好的,而是中等,并且和大队总支书记彭梅秀发生了严重的面对面的冲突。

同时敢于动用 “大兵团作战”来对付反对他的人。

以至于彭梅秀在一年以后死亡。

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刘少奇同志的另一面,那就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老运动员,善于搞斗 争、善于整人的一面。

在政治运动的残酷打击迫害下不幸死亡的刘少奇同志,本人也是在政治运动中打击人、迫害人的内行里手。

如果说,刘少奇同志死亡的原因,是文革运动对他的打击迫害,那么,根据同样的逻辑,刘少奇同志亦应该为彭梅秀等同志的死负一定的责任。

也正是这次的调查,为刘少奇同志的“四清”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60 年起,毛泽东主席退居中央领导层的二线,由刘少奇主席领导日常工作。

19632月,刘少奇同志主持了讨论四清运动的中央工作会议,为运动定调。

在那段时间,他不但强调中国会“变修”的危险,并说这是“生死存亡的问题,亡党亡国的问题”,是“人民当权还是少数剥削者当权的问题”,而且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的问题”,刘少奇作出了“可以造反”的回答。

在运动展开后,当刘少奇同志听到毛主席估价说有20%的生产队的领导权掌握在腐化变质的干部手里,周恩来和彭真等人说有三分之一的国家权力被坏人掌握时,他进一步夸大说不止三分之一,尤其是在城市、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所以,革命非搞不可”。

在那几年里,毛泽东同志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尖锐看法,刘少奇就接过来把它解释成、操作化成为一个“打击一大片”的具体政策,这个互动形式在文革前几年一直持续着。

这无疑是紧跟毛泽东的阶级斗争理论,论证文化大革命的必要性。

难怪国内学者肖冬连在论述四清运动中刘少奇和毛泽东的一致时指出:

“毛主席出题目,刘少奇做文章”。

因此,四清运动主要是由刘少奇直接并具体推动的,特别是196456月中央工作会议后,中央决定由刘少奇同志挂帅,亲自坐镇指挥四清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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