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首页 名家名作
基础奠定 27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8 点击数:1029次 字数:

27

 

815,他们仍在杭州。

期间,毛泽东曾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一书写过这样的批语:

“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

在中国的古籍和词书中没有“经验主义”之说。

西方所说的“经验”是哲学范畴,经验主义是一种系统的政治哲学,中国没有这种哲学。

中国人所说的“经验”主要是指个人、集团、政党的“经历”,非哲学范畴。

毛泽东同时还建议所有的领导人都要多读一些哲学和政治经济学方面的书籍。

 

杭州依旧是一座美丽的城市。

只是夏末的空气有些潮湿和闷热。温度上升到了106度(华氏),即便开着空调也很难降到86度。

江青受不了这里的气候,所以她离别主席,独自去了上海。

在上海,江青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照料他们的小花园。她每天都亲自给花草浇水,然后她可以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地观察叶子是怎样慢慢地舒展开来的。

江青患有低血糖,常常晕倒。

可她却偏偏特别喜爱吃糖,吃起糖果来有时简直就是到了不要命的地步。

为了转移她对身体上的疾病的注意力,医生建议她多去看看电影或戏剧。

她照着医生的话做了。

1959年夏天之后,当她重新将目光投向文化世界的时候却惊奇地发现,自己就像一个考古工作者在进行考古挖掘时突然碰到了一大堆古董。

在进行了一系列的针炙治疗之后,医生让她听毛主席的话:

“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

江青不仅照做了,而且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15分钟的太极拳,20分钟乒乓球,一个小时的台球或游泳。是她每天必须完成的任务。

“我能游150,一个来回中间不用休息。不信?你问她。”

江青的警卫员小赵向我点头,表示她说的是真话。

坚持了三年的康复运动,到了1962年底江青认为自己的身体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又可以投身到自己喜爱的文化工作去了。

在江青治病的这段日子里,毛主席花了数年时间整理自己过去写过的文章。

江青说是她第一个建议主席不是通过小册子,而是发布他的选集。

1960年,斯大林死后的第七年,赫鲁晓夫不仅搞臭了他的声誉,而且将中苏关系也恶化到了极点。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1960322 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鞍钢宪法》的批示发表。

这个批示是毛泽东在中共鞍山市委《关于工业战线上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开展情况的报告》上所作的批示中提出的管理社会主义企业的原则。

其内容是:坚持政治挂帅,加强党的领导,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

批语中宣告:

“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毛泽东在批语里说,鞍山市委这个报告很好,使人越看越高兴。

不觉得文字长,再长一点也愿意看,因为这个报告所提出来的问题有事实,有道理,很吸引人。

毛泽尔指出,鞍钢过去也迷信苏联的权威,但是现在他们创造了一个“鞍钢宪法”。

用“宪法”这样一个词来形容鞍山钢铁公司创造的这套企业管理办法,表现了毛泽东对它的高度欣赏和充分肯定,也表达了毛泽东对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工业管理方式的迫切心情。

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四十岁以上的人还能记得,鞍钢宪法的内容是两参一改三结合: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
  三十六年过去了。

与这期间的许多事物一样,鞍钢宪法也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

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认识到,鞍钢宪法的精神实质是后福特主义,即对福特式的僵化的、以垂直命令为核心的企业内分工理论的挑战。

两参一改三结合,用今日流行的术语来说,就是团队合作

日本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就是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者的团队合作,每人不固守僵化的技术分工,随时随地解决无库存生产方式中出现的问题。

瑞典的volvo汽车公司,为了发挥团队合作的效率优势,于1988年开始,将装配线改造为装配岛,使工人不再象从前那样在装配线上重复单一的任务,而是810人一组,灵活协作,组装整车。

美国也不甘落后,199521国会开始辩论团队合作法案

因根据1935年通过的劳工法,团队合作是非法的,故美国现在必须对劳工法提出修正,才能充分利用团队合作的效率潜力。
  在这股后福特主义的世界潮流中,毛泽东所推崇的鞍钢宪法,以其最早并鲜明地向僵化的福特式分工体制挑战,而格外受人瞩目。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管理学教授罗伯特·托马斯明确指出,毛主义全面质量团队合作理论的精髓,即充分发扬经济民主”——两参一改三结合——恰是增进企业效率的关键之一。
  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

这其中的原因是复杂的,但一条明显的原因是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混乱使鞍钢宪法在执行中与原意出入极大。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是否应该把婴儿与洗澡水一起倒掉

改革、开放的今日,在世界性的后福特主义潮流中,鞍钢宪法能否成为我们民族工业振兴的精神与组织资源之一?
  当然,不少人对这个问题持否定答案。

汪丁丁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在批评我和甘阳的文章中(载《读书》1995年第4期),汪丁丁明确指出,必须先搞福特主义生产,才能谈得上搞后福特主义

他的论证之逻辑很简单。

用他原话来说:

我这个判断的根据很简单:你要过上富裕的日子吗?那就必须组织社会分工;依他看来,社会分工带来工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也就是福特主义;而只有到电讯技术发达之时,今日中国工人的第五代子孙可以在高尔夫球场里通过手提电脑指挥无人工厂的生产,这也就是他所理解的后福特主义

令人一目了然的是,汪丁丁的论证完全系于分工理论。

而他所依据的分工理论,则是亚当·斯密首先在其《国富论》第一篇第一章中提出的。

因此,如果人们能够论证出斯密的分工理论的致命缺陷,汪丁丁的论点也就不攻自破了。
  福特主义人们认为,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有两大弊病:
  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斯密将社会分工化简到技术分工

换言之,他没有将社会分工技术分工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区分开来,《国富论》开篇头一句话便是:

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

这自然是极富洞见的观察。

但是,他没有说明这里的分工指的是技术分工还是社会分工

所谓技术分工,指的是将一项生产任务分解为不同的步骤去完成;

所谓社会分工,指的则是工人被安排到不同的步骤上去的方式,例如,可以安排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不同的生产步骤,也可以安排同一个工人去完成不同的步骤。

无疑,技术分工通过对生产过程的分解,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但是,技术分工社会分工之间并无一一对应的关系;也就是说,生产过程的不同步骤不一定要求不同的工人去完成。

例如,人们前面提到的装配汽车,既可以有装配线,也可以有装配岛,而这两种形式下的社会分工是不同的。

又如,即便是在同一条生产线上,同一个工人可以永远干同一件事,也可以经常调换工种。

简言之,对生产过程的步骤分解,与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不是逻辑上同一的概念。
  斯密的错误即在于不区分技术分工社会分工

实际上,他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

在他著名的扣针工厂的例子中,斯密谈到十八种操作,分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一个人抽铁线,一个人拉直,一人切截,一个人削尖线的一端,一个磨另一端,以便装上圆头。

显然,他将对生产过程的技术分解直接化约为对工人工作安排的分解。

这样一来,产量固然可以增加,但由于工人对生产全过程的了解下降,他们只能被动地接受管理者的命令,而不可能积极地参加全面质量管理

发人深省的是,据斯密本人记载,当时就有人提出他的分工理论只是关于生产数量(而非质量)的理论,但斯密对此未加重视,仅以质量难以定义为由而一笔带过:

质量的好坏,人言言殊。因此,一切关于质量的说法,我认为均不可靠。
  出乎斯密预料的是,现代市场经济中质量远比数量重要。

发源于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质量型竞争,打破了斯密式的技术分工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关系。

丰田生产方式的重大创新在于即时或无库存生产

无库存的妙处,不仅在于节约库存成本;更在于及时暴露生产中的质量问题。

在有库存的情况下,工人可以被动地遵照管理者的命令埋头生产,不问上、下道工序的半成品的质量;

但是,一旦库存没有或很少,工人们就不得不关心上、下道工序的质量,积极互相团队协作,从而及时发现和解决质量问题。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上海宝山钢铁公司已经成功地实行了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斯密的分工理论——“技术分工社会分工的一一对应性——已被中国实践所突破。

据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周小庄的实地调查,宝山钢铁公司各二级厂不允许设置仓库,物资部门在接到紧急用料电话30分钟内,生产物资必须送到现场。

宝钢还建立了大工种区域工

所谓大工种,就是除掌握本工种外,还要了解和相当程度上掌握相关工种,如电工要会做钳工的活,钳工要会做简单的电工活,同时电工、钳工都要会做指挥吊车和一般的焊接活。

所谓区域工,指的是在一定的生产作业区域内,打破岗位界限,进行团队合作

更有意思的是,宝钢的基层作业班组长有一项任务--培养自己的潜在竞争对手,即作业长的职责之一是培养本班组成员获得作业长资格,任何工人均可通过考试而成为潜在作业长

宝钢的这些社会分工实践,与斯密的工人终生局限于一种单纯操作,必然能大大增进自己的熟练程度的理想,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高举《鞍钢宪法》从宝钢的实践来看,可以说,中国已经出现了以无库存生产全面质量管理工人自主参与团队合作为特征的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

这里的福特主义,指的就是斯密的分工理论的系统运用。

虽然斯密在18世纪末就写了《国富论》(1776年),但他的分工理论直到19世纪后期(1870年左右)才真正在实践中取得支配地位。

之所以如此,恰恰是因为熟练工匠力图保证自主性不被管理者的命令所取代,而对斯密式的僵化分工进行了顽强抵制。

英国史学家汤普森曾记述轮胎制造商的儿子,不得不向他父亲工厂的工人学习技术的故事,可见熟练工匠对工艺全过程的了解是他们与雇主谈判时的力量所在。

但是,1870年以后,大批非熟练移民工人来到美国,给斯密式分工的系统实现提供了两大条件:、非熟练工人缺乏与雇主的谈判力量,无力拒绝雇主将社会分工化约为技术分工的努力;、移民生活的艰辛,使社会平均消费偏好较少注重产品质量,而倾向于接受标准化的大众产品。

这两个条件,与源于美国军事工业的可互换零件系统相结合,终于使美国成为率先实现斯密式分工体制和大批量生产的国家,其最具象征性的体现即是亨利福特1913年建立的T模型”——“福特生产方式

据统计,在福特的汽车制造厂内,移民工人们来自世界各地,共有30多种语言,根本谈不上沟通与协作,每人只能默默地在装配线上当一颗螺丝钉,一切听从管理者和工程师的安排,正象卓别林的电影《摩登时代》所描绘的那样。
  大批量生产本身并无不好,在人们需求稳定且单一的情况下,它的确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单位成本。但问题在于,福特主义的大批量生产是一种僵化的大批量生产,一旦需求出现多样化、特殊化和不稳定,福特生产方式便陷入尾大不掉的危机。

有趣的是,后起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GM),就是通过生产四种型号的车而战胜只产一种型号(T模型)的福特公司的。

更耐人寻味的,福特1931年接受为美国政府制造潜水艇的项目,但由于产品的要求很特殊,福特工厂的不熟练工人只适合生产大批量的大路货。

 

日本人离开鞍钢时留下一句著名的预言:

“三十年后,你们要在这里种高粱!”  

解放初期的中国冶金工业,是一个日本人留下的烂摊子。

日伪时期鞍钢的技术工作几乎全都由日本人把持,以至于很多日本人直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才陆续遣返回国。

而中国在冶金工业方面的工程技术人才几乎为零。

可以参考的只能是老工人的经验和少量残缺不全的日伪时期的资料。

150万吨的生产能力,几乎就是中国的全部钢产量。

我们国家很多技术规程、规范、标准,一些钢种(AP1即鞍钢1号平炉钢的意思)都是他们那时搞出来的。

1956年,随着“156项”的引进,中国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

这时候,很多苏联专家来到了中国,随同专家回来的是一批到过苏联学习的干部。

同时也带回了苏联“三大件”——皮夹克,波罗的海收音机和俄国老婆。

不知不觉中,当初那些穿着破棉袄,腰系麻绳的“进城干部”也渐渐地洋气起来,随着“一长制”的推行,领导干部的脾气也越来越大,变得难以沟通了。

应当客观公正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苏联对中国的帮助是很大的,奠定了新中国的工业化基础。

尤其是在重工业方面。

但同时,由于当时实行的“一边倒”政策,苏联的集权化管理方式也被同时引进到了中国。

现在回过头来看,苏联模式对中国的影响是很坏的,而在当时,苏联的经验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圣经,是没有人敢于提出半点怀疑的。

上世纪50年代后期,广大基层的干部、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已经开始对社会上盛行的长官意志,一言堂,不尊重科学,浮夸蛮干等官僚主义行为产生反感,尤其对苏联式“一长制”极为不满,迫切需要一种人性化、科学化、民主化的管理方式取而代之。

《鞍钢宪法》的尝试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50年代的钢铁生产工艺是高炉——平炉——初轧——精轧的流程,鞍钢生产是由十座高炉炼出铁水,运到三个炼钢厂的几十座平炉中炼成钢,经过铸锭后运到两个初轧厂的两台初轧机中开坯,然后送到几十个精轧厂制成丝、板、管、带和各种型材发往全国各地。

也就是说,鞍钢除生铁,焦炭外的全部产品,都必须经过初轧。

前面已经说过,一初轧厂是日本留下的德国克鲁伯轧机,年产150万吨,二初轧厂是苏联乌拉尔重型厂1150轧机,年产180万吨。

解决初轧机产能不足的问题,成为提高鞍钢产量的瓶颈。

解决这个瓶颈的就是初轧机超压下实验。

1959年,计划中的“大酒钢”下马,二初轧厂搞起了“技术表演赛”和“联合表演赛”,率先提出以“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形式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工人联合攻关,开展技术革新活动。

把“人”的因素与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结合起来,立足技术革新为突破口,通盘考虑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当时的条件下,没有领导干部的参与支持,是什么事情也做不了的。

这是大工业生产对各部门协调的要求。

也是中国特色管理体制的必然。

同时,离开工人的参与和积极性的发挥,任何好的想法都只能停留在纸面上。

“工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一旦得到发挥,会做出你意想不到的事情来。”

有人这么说。

而工程技术人员的工作在技术进步中则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当今时代的任何社会进步都是由技术进步为手段所发起和推动的。

前苏联马格尼沃托尔斯克(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企业是俄国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对工厂的管理有一套完整的规程、规范,甚至上升到法律的高度,这就是著名的《马钢宪法》。

鞍钢当时实行的就是这套苏联标准。

苏联的管理规程是很严格的,对轧机的压下量有着十分严格的规定,对压下规程的修改要冒很大的风险,作出了成绩却鲜为人知,可是如果出了事故,将意味着必须负法律和政治责任。

应当指出的是,苏联的《马钢宪法》是建立在“专家治厂”的基础上的,这就意味着是对专家权威的肯定,而当时我们国家的现状是奉行“政治挂帅”,这就注定了“瞎指挥”现象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说《马钢宪法》还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使用空间的话,那么把苏联的僵化管理同官僚主义结合后的所谓苏联模式,则完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非常难得的是,当时二初轧厂的孟厂长对初轧机超压下实验非常支持,这是一位解放前经常领着工友到鞍钢大白楼闹罢工的老工人,虽说没有什么文化,却对工厂十分了解,是一个十分正直的老人,对这个年轻人十分重用和信任。

“你们放心大胆地干吧,出了事我来担着。”

正是有了这样的干部参与,才使得初轧机超压下实验有了前提和成功的可能。

二初轧的实验受到了上级领导的高度关注,甚至接到过周恩来总理亲自打来的询问电话。

初轧机超压下实验终于结出了果实,这便是双锭轧制和七双经验。

初轧机的产量几近翻番地增长,达到年产320万吨。

鞍钢钢产量逼近700万吨,此后将近30年再没有重大突破。

经验推广到鞍钢全公司,各厂纷纷响应,一场群众性的技术革新活动开展起来。

这就是鞍钢“双革”(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的由来。

1960322,毛泽东在鞍山钢铁公司《关于工业战线上大搞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的报告》上批示,宣称“《鞍钢宪法》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

现在看来,毛泽东对《鞍钢宪法》的批示是有其当时的历史背景的。

1960年,中苏两党的分歧已经接近公开化,《鞍钢宪法》是对苏联的《马钢宪法》的否定,也就是对苏联权威的否定。

用意当然不言而喻。

四十多年过去了,《鞍钢宪法》经历了“墙里开花墙外香”的过程,先是日本,随后是欧洲和美国,许多工业管理学家渐渐认识到了它的价值。

而遗憾的是,在“鞍钢宪法”的发源地,人们今天却很少再提起它了。

按一些学者的看法,《鞍钢宪法》具有经济民主的倾向,而我认为这仅仅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时政治民主的诉求在特定的经济空间里的释放。

《鞍钢宪法》的实质是知识分子和工人对企业管理权的要求。

也是对人(主要是工人的创造力和科学技术对社会生产的推动力)的价值的肯定。

然而当时这种倾向只能置于某些框架之内,经过包装的“《鞍钢宪法》”,终于以“在某路线指导下的革命运动”的面目推向了全国,离开了“管理权” 和“人的价值”这个核心,《鞍钢宪法》也就注定了它只开花不结果的命运。

以毛泽东批示为分界,《鞍钢宪法》可以分为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期由工人自发形成的《鞍钢宪法》实践和后期由领袖发动的《鞍钢宪法》运动。

前者是用技术手段谋求技术进步和群众自发性的,对民主化管理的探索,后者则是以群众运动为形式的,旨在贯彻某种政治理念和为政治服务的一场运动。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学者中会有一部分人认为《鞍钢宪法》具有“积极价值”,而另一部分人认为《鞍钢宪法》是又一场劳民伤财的政治运动的原因。

 

  
我要: 投月票 打赏 送鲜花 砸鸡蛋
作者文集|联系作者|责任编辑:Kyle
对《基础奠定 27》一文发表给力评论!(250字内)
登录后才能发表评论
 

豫公网安备 4103250200013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