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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25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7 点击数:261次 字数:

25

 

为了纠正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出现的“左”问题,毛泽东从一九五八年十月份起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之前,九个月内接连不断地召开了五次会议。

第一次会议是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二日至十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即第一次郑州会议;

第二次会议是当月的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举行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第三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也就是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四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第五次会议是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的会议。

这五次会议,两次是在一九五八年召开的,三次是在一九五九年召开的。

一次是工作会议〔十八天〕,两次是全会〔八届六次和七次〕,两次是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间隔时间最长的是三个月〔因为武昌会议和第二次郑州会议跨年度〕,最短的只有三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初,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

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毛泽东提醒人民日报说:

“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十二月一日,在武昌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在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亲自加上了一段话:

“必须指出,集体所有制对于今天的农村人民公社的生产发展,仍然有它积极的作用。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的迟早,取决于生产发展的水平和人民的觉悟水平,这是客观存在的形势,而不能听凭人们的主观愿望,想迟就迟,想早就早。因此这个过渡只有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地实现。如果看不到这些,把成立公社和实现全民所有制混为一谈,过于性急,企图在农村中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急忙地改变为全民所有制,那也是不适当的,因而是不可能成功的……”。

全会期间,毛泽东于十二月一日,还撰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一文。

在写到事物的两种可能性时指出:

虚假的可能性同现实的可能性又是两件东西,又是统一性的两个对立面。

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冷。在我国,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做分析,只要热,是不利于做领导工作的……。

这些会议都是集中地纠正“大跃进”中出现的“左”的错误的会议。

正如库屠左夫说的:

“在上庐山之前,从中央到地方的主要领导干部,都为了“大跃进”的工作而折腾,精神高度紧张,需要松弛一下。而庐山风景秀丽,环境清幽,传说殷周时,有匡姓两兄弟就隐居于庐山北面的一个洞里,后来成了仙,庐山仙人洞由此而得名。让大家来这里,远离尘嚣,‘过几天神仙般的日子’。”

毛泽东提出召开的“庐山会议”,原来安排是围绕定下的十三(后又增加到十八个)问题议论一下,好统一全党思想,最后搞一个《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

74,刘少奇参加了中南组的讨论,有不少插话,最后还讲了这样一大段话:

1958年跃进,吃了1957年的库存,预支了1959年的。因此19591960年都要补课。1958年最大成绩是得到教训,比跃进的经济意义大。全党全民都得到了深刻教训,也证明了可以大跃进。”

七月十日晚,毛泽东召集各小组组长开了一次会,讲了一番话。

意思是:

这次会议初步安排开到十五日,延长不延长到时再定。强调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是不会错的,并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缺点错误是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问题。

毛泽东讲话以后,会议继续分组讨论《庐山会议议定记录》,并准备在七月十五日结束。

七月十一日夜晚,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谈话,后来李锐也参加了。

三个人都对毛泽东说,许多问题应当摊开来谈,互相交锋,才有好处。

谈到这个问题,他们三个人就建议,最好将大区组打乱,各组人员互相穿插,这样更便于交流情况、交换意见,免得一个地区总是唱一个调子。

七月十四日,彭德怀针对一九五八年存在的问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不便在小组会上谈的想法,陈述了他对一九五八年以来的“左”倾错误及其经验教训的意见,在谈到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时写了四个字“有失有得”,把习惯说的“有得有失”中的“失”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看着彭德怀的信,心里也有点不是滋味:

“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资产阶级的动摇性”。

毛泽东说这话时的表情,毛泽东当时的卫士长李银桥用了四个字:

“带着苦笑”。

这种“苦笑”是什么意思呢?

这种苦笑的意思可能有这样三个:

第一个意思是怨彭德怀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能理解他的用意、不会观察形势?

问题的症结我毛泽东就不知道吗?

可我要的是大局,是团结;

第二个是彭德怀这么个脾气,真是拿他没办法,感到无可奈何;

第三个是既然这样了,那就随他去吧!

七月十六日,彭德怀的信发了下去,并且加上“彭德怀同志意见书”。

七月十六日,李锐在写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几天来参加起草会议纪要文件,特疲劳。主席约谈了一次,小舟、周惠同在(开同乡会也),心情甚舒畅,相机进言,颇为融洽。会议已近尾声,但具体的日子还不清楚。原来说是开到1617号的,今天已经16了,还没有开过大会。”

就在七月十六日上午,毛泽东采纳了“二周一李”〔即周小舟、周惠、李锐〕要“交锋”的建议,给刘少奇、周恩来、杨尚昆写了两封信。

第一封是要求当天立即排出一个新表,从第二天起照新表办事。

所谓“新表”就是李锐他们的建议,开会讨论的六个组不按地区分,将人员打乱重新组合,只是组长依旧。

信中说:

“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第二封信是要求通知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及若干位部长和三委(计委、经委、建委)副主任上山,参加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

信中还问陈云病情如何,是否有可能请他来此参加七天会。

请征询陈云意见,能来则来,不能来则不要来。

就这样“神仙会”又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

据李锐在他的《庐山会议实录》中说:

“神仙会阶段时,我们的心情是比较愉快的,以为这次可以真正认真、彻底纠正一下‘左’的东西了。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当时,关于1958年的种种问题,我同田家英谈得最多。他还讲过这样一副有针对性的对联:隐身免留千载笑,成书还待十年闲。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神仙会”延长了“最后一个星期”。

这是围绕着彭德怀的信“交锋”的“一个星期”。

“交锋”情况《庐山会议实录》是这样记的:

一是“左派”挂帅的人攻击《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击周惠。

二是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彭德怀的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

像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搞经济不是打仗,就“不那么得心应手”了,以及彭德怀在西北小组说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娘”、反对唱《东方红》、反对喊“万岁”的话,都是指着毛泽东说的。

三是把彭德怀的信提到了路线错误的高度,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就得来一场斗争了。

更有传言说:

彭德怀在拉队伍,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有一半拉过去了)等等。

四是在小组会上对彭德怀的信有看法而不表态的人,有的到毛泽东那里谈了自己的意见,说是现在会议上一个劲儿在泄气,指标是越低越好,大跃进再也搞不起来了。

还把李锐、田家英等人到彭德怀和黄克诚那里去的情况也汇报到毛泽东那里。

在与会“神仙”们的相互“交锋”中,“最后一个星期的会议”很快就到了。

会议原定的目的还是没有达到,而且两方面的意见仍没有统一起来,毛泽东无法宣布就这样散会,就在延长七天会议的最后一天,也就是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大会,在这个会上,他发表了一篇重要讲话。

毛泽东说:

如果讲到责任,责任在李富春、责任在王鹤寿,其他部长多多少少有点责任;农业部有责任,谭老板有责任。

主要责任应当说在我身上。

过去说别人,现在别人说我,应该说我。

过去说周恩来、陈云同志,现在说我,实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没有办。

你们看,“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我无后乎?

中国的习惯,男孩叫有后,女孩不算。

我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

一个大炼钢铁,一个人民公社。

大跃进的发明权是我,还是柯老?

我同柯庆施谈过一次话,我说还是我。

你那个属于意识形态,你有没有责任?

(按:柯曾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上海党代会作过一个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内容重提多快好省,要十五年赶超英国,具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大跃进”精神,极为毛赞赏,成为南宁会议的先声。)

钢铁你要搞六百万吨,(按:一九五八年六月华东计划会议,确定华东一九五九年钢铁指标为六百万吨,引起一九五九年指标全面高涨,也影响到五八年钢铁指标的变化),我要搞一千零七十万吨。

北戴河会议公报,薄一波建议,也觉得可行。

从此闯下大祸,九千万人上阵。始作俑者是我,应该绝子绝孙。

补贴四十亿,搞小土群、小洋群,“得不偿失”,“得失相当”等等说法,即由此而来。

我劝同志们,自己有责任的,统统分析一下,不要往多讲,也不要往少讲,都吐出来。

无非拉屎嘛,有屎拉出来,有屁放出来,肚子就舒服了。

今天不再讲别的,因为还要睡觉。你们要继续开会就开,我就不开了。

讲了好久?

不到两个钟头嘛。

散会!

就在这天的讲话中,毛泽东说:

“顶了十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月底。”

七月二十七日又开了一次大会,毛泽东在会上说:

“……我晓得你彭德怀从延安整风以来就不服气,憋了那么久,这次就发到庐山上来了。好家伙,简直要把汉阳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见为什么不在郑州会议上提出来?不在成都会议上提出来?庐山会议快结束了,怕是没有了机会,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战书。你骂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还要怎么样了?”

毛泽东的话音刚落,彭德怀就“嚯”地站起来,说:

“在延安,你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的娘还不行?”

七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委托聂荣臻、叶剑英两位元帅去做彭德怀的工作。

就在这天一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对这次谈话,李锐后来说:

“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

并没有怪罪他们的意思。

七月三十一日是“索性开到月底”的最后一天。

但在这最后一天却出现了更大的突变——会议又一次延长并升级为: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法是依据毛泽东和彭德怀的矛盾,认为是毛泽东安排的;

一种说法是因为偶然事件引发、由各位领袖执意,毛泽东才同意召开的。

这点,从七月三十一日是不是开了大会要散会这件事上就可以看出来。

前一种说法是似乎是没有三十一日的总结大会。

《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中是这样写的:

729开了大区负责人会,研究会议形势。毛泽东大概讲了不要压来压去,要允许相互交锋的话。决定立即宣布召开八中全会。大区区长会开完后,开了大会。毛泽东讲了下面这篇短话:考虑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

《庐山会议实录》一书作者李锐作者李锐是这样介绍他自己以及这本书资料来源的:

庐山会议后,在水电部受批斗时,我曾经将自己多年来的全部日记本、工作笔记本、来往信件(主要是家信)等,凡属可以反映思想动态的一切资料,统统上交了,以便组织上彻底“清算”我这个人。

(在延安“抢救运动”时就有过这种经验)可是,我惟独保留了这个记录本以及在庐山时的有关资料。

我觉得这是山上这场大风波的真实记录,为历史也为我自己,我应当将它们留在身边。

196312月下旬,从北大荒回京闲住二年后,我再次被下放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当文化教员。

19671110,当时安徽省军管系统来人,以负责人要找我谈话为由,连夜将我送到合肥。

我当即明白是被捕了。(果然第二天用专机将我送到北京入秦城监狱)在清理我的书物时,我告诉那几位穿军服的同志,这个本子是重要之物,我特在封里写上“李锐庐山会议的记录本”几个字,以防将来找不到。

19791月,我回到北京重新工作后,中组部的同志来退还“专案一办”为审查我而收存的全部有关资料时,却不见这个记录本。

这使我想起19678月间的事情。北京专案组的几个人,持中央办公厅和公安部的介绍信来,要我交代同胡乔木、吴冷西和田家英的关系,特别是在庐山时的情况,并说专案组长是周总理。

当时我虽已50岁,且是8年戴罪之身,却依然少年气盛。

我说,毛主席周围的人,最危险的不是他们三个人,而是陈伯达,“我最不放心的是陈伯达”。

于是我举出事例,以为证明。

但是专案办的人不让我写材料,只答应口头转告周总理。

于是我向总理写了封信。

10月间,专案组的人又来过磨子潭一次,向我查问有关事情,并退还我给总理的信,说此信他们不能转交。

因此,1110遭逮捕时,我心中明白,定是同触犯了陈伯达有关。

那时此人正红得发紫。

我将这个情节告诉中组部的同志,请他们设法找到这个记录本。

果然,不久他们从陈伯达的档案中找到了。(这个记录本上没有像其他退回的资料一样,盖印有“专办”的编号,可见一开始就被陈伯达取走了。)

198010月到11月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稿时,我根据这个记录本,得以将庐山会议的情况作了扼要的介绍。

李锐庐山会议记录本一定是记录有庐山会议的各种具体时间的,在“729”这天,用“大概”二字,一方面说毛泽东“决定立即宣布召开八中全会”,一方面说“考虑召集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问题”。

既然是“考虑召集”,就不会是“决定立即召开”。

因为既然是“考虑召集一次”,那就要先召开一次中常会来决定是否召开八届八中全会;在中常会没有召开之前,毛泽东就“决定立即宣布”,这不仅说不通,也不符合惯例——就是毛泽东坚持要开全会,也要走这个形式的。

七月三十日一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和李锐去谈话,谈了一个上午。

对这次谈话,李锐后来说:

“应当说,气氛还是比较缓和的。”

也没有表示出要召开八中全会的意味。

其实,毛泽东的时间观念还是有的。

前半个月会议十六日要结束时,毛泽东宣布会议延长“最后一个星期”,开到七月二十三日;到了二十三日,毛泽东又说“索性开到月底”,月底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三十一日。

三十一日还有两天的二十九日,毛泽东就“反常”了,三十日还心平气和地和李锐等人谈?

七月三十日,毛泽东让聂荣臻、叶剑英去做彭德怀的工作,很可能是让他端正态度,准备第二天散会。

从毛泽东这种安排上,可以说明:

庐山会议已经延长两次了,下面还有很多工作等着做呢,毛泽东也就不准备再开下去了。

彭德怀既然已经认识错了,尽管他心里还有些不痛快,三十一日也要散会。

散会就要开大会,庐山会议记录里,李锐好像说没有记。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说是开了。

他在回忆中说:

“七月底,座谈会结束。”

七月底是哪一天?

聂荣臻、叶剑英两个老帅劝说彭德怀作检讨是三十日,那么,李银桥说的“七月底”就只能是三十一日了。

这和毛泽东二十三日说的“索性开到月底”的日子一致。

何况,权延赤在他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也写道:

731,毛泽东宣布会议结束。”

有关一九五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庐山会议结束的总结会上的情形,李银桥写道:

在座谈会结束的大会上,毛泽东作总结发言时,归纳两种意见,结论还是开头说的那三句话: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既然七月三十一日开总结会了,那么,又是怎样召开的八届八中全会呢?

庐山会议散会时,因为彭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最先离开会场。毛泽东和一些中共最高层领导走出门口时,彭德怀就已经走远了。

开会的礼堂是在山坡上。

毛泽东下坡时,他在前面走,后面跟了一些中共高层人物。

李银桥在这里写了毛泽东等人出了礼堂后的一个细节是:

“其中一位首长正侧过身去朝路边小便。”

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山坡上走来,一定是拉下什么了,回来取,和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下来,挺和气地和彭德怀打招呼:

“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的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把手一甩,说:

“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走去的彭德怀,态度仍然很客气:

“没关系嘛,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嘛!”

彭德怀还是那句话:

“没什么好谈的!”

甩手而去。

毛泽东身边围着的是一些中共的高层人物。

毛泽东两次向彭德怀提出要和他谈谈都被彭德怀拒绝的过程,这些高层人物都看在眼里。

毛泽东虽然没说什么,中共的高层人物不干了。

为什么?

一是主席都这样给你说了,你还是这个态度,就连同情彭德怀的人也感到他“太不像话了”;

二是桀骜不驯的彭大将军当着主席面就敢这个样子,主席要是不在了,谁还能管得了他?

据毛泽东贴身侍卫李银桥回忆:

七月三十一日会议结束后:

“……回到住处,毛泽东本是吩咐我们收拾东西,准备散会走人。可是有些领导同志不干了,提议解决彭德怀的问题。当天晚上,我便正式得知不下山了召开中央全会……”

据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回忆庐山会议时说:

“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少奇是把党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的。”

王光美还说:

“庐山上批彭总的会,毛主席一般不参加。但少奇、周总理他们是在第一线工作的,不能不参加,还要主持。有时会场乱得都开不下去了,有人甚至要打彭总,被少奇同志喝住。”

庐山会议上,国家主席已经是刘少奇。

庐山会议前的四月十八日至二十八日,中共在北京召开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刘少奇被选举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有一篇叫《庐山会议·彭德怀逼宫》〔语迟〕的文章中说:

彭德怀等人的目的是“要中央检讨”“有人要下台”。

谁下台?

“当时不会有人打毛的主意,想都不可能去想”;因为“毛这时已经退居二线,彭的矛头对的是刘……”

另据权延赤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一书中说:

“毛泽东没有参加中央全会。会议吵得很厉害,吵得声音很大。吵声传来,毛泽东睡不着觉,他睡不着觉是要发脾气的,叫我去看看。我跑步去了,见许多人同彭德怀吵。回来学一遍舌。毛泽东发火了,写了批示。中央全会期间,在毛泽东住的房子里,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

庐山会议,毛泽东是想开成一次“神仙会”的,而“神仙会”要结束时,却又宣布会议再延长“最后一个星期”。

“最后”就不再开下去了,可是开到“最后一个星期”的最后一天的七月二十三日时,毛泽东却又说“索性开到月底”。

月底的最后一天正好是三十一日,到了这一天的晚上,毛泽东却又同意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这种流向好像说明,当时的毛泽东只能顺势而行,似乎左右不了大局,却还得由他来把纠正“左”的错误的会推进到反右的会。

庐山会议日程的变化,起因是彭德怀的一封信。

彭德怀的信中有四个字是“有失有得”。

把“失”放到了前面,而把“得”放到了后面,就成了一九五八年的工作总体上是“失”大于“得”。

彭德怀作为中国的一位军事领导人,具有几十年的斗争生涯,不会不知道这四个字原来的说法是“有得有失”;但他却把它的结构秩序给改变了。

其中原因,黄克诚七月十九日在第五组的发言中说的那句话似乎是个注脚:

“北戴河决议的领导作用,赶不上七里营、徐水那一套。”

北戴河决议是一九五八年八月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七里营、徐水那一套”是一线领导刘少奇等领导抓的典型。

黄克诚的认识在参加会议的人中也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中旬,在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又专门找吴冷西(当时的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就《人民日报》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等问题做了五点指示,主要是强调“要压缩空气。鼓干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

这一点,毛泽东在十一的武昌会议上反复地说:

现在有一种空气,只许讲成绩多,脸上有光,得到奖励。

要讲实话,比如讲牛的尾巴生在屁股后面,这是老实话,动物的尾巴总是要生在后面的。

现在有些人破除迷信把科学也破除了。

比如,第一条科学人是要吃饭的。

这不但是科学,这是自然规律,客观法则,存在于人的思想意识之外的,没有一处地方证明人可以不吃饭。

资产阶级法权,目前只能破除一部分。

三风五气、老爷架子、工资过高过大的悬殊、猫鼠关系,这些东西要破除,彻底破除,反得越干净越有利,另一部分,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还带有一点强制性,则不能马上破除。

社会主义时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法权,现在有用,因为它有用我们要保护它,使它为社会主义服务。(毛泽东195811月: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

在四月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告诉吴冷西:

“今年夏天要召开全国报纸的总编辑会议,讨论新闻宣传如何改进。此事要告诉陆定一同志,并报中央书记处。”

陆定一当时是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听了后说,夏天太忙秋后再说,就不了了之。

回忆起一九五八年的情况,吴冷西说:

“在大跃进运动中,开始自己因毛主席的再三叮嘱,还是比较慎重,但到了6月份就‘随大流’了。”

“因为当时的形式是:把宣传口的这批中央领导思想解放,敢想敢做的呼声压倒一切。而毛泽东的‘留有余地或压缩空气’的声音微弱。在当时中央领导层中,他(毛泽东——引者)是少数者,所以我只好‘随大流’跟多数中央领导走,特别是跟把宣传口的主要领导人刘少奇、邓小平走。”

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发现问题后就纠正,他的纠正方法就是开会批评。

“典型”全国有名,毛泽东的批评却有局限性。

正因为如此,到了后来,毛泽东只好“一竿子插到底”,就在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八日刘少奇被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的次日〔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就直接给省、地、县、社、队五级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党内通讯六条〕。

这些情况参加庐山会议的人应该说是知道的。

彭德怀也知道。

就连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都说:

“彭总的做法使人感觉要追究个人责任,这不是要导致党的分裂吗?”

要是追究责任的话,就要追到刘少奇。

毛泽东似乎不想在那时候“追究个人责任”,可能也是怕分裂。

聂荣臻在八月三日的小组会上,介绍了劝说彭德怀时的情况说:

“我们都提到他的桀骜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剑英同志说时,都激动得掉泪了。”

毛泽东不追究个人责任的原因大致有:

一、刘少奇是刚当上的国家主席,再说人都会犯错误,错了改了就行;

二、正如毛泽东自己说的:“19581959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薄一波,19971060

三、难为其事,随机而变。这可以下面的事例上看出来:

一、一九五六年六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会议。

当时,毛泽东不在北京,会议是由刘少奇主持的。

就是在这次会议结束时,刘少奇要《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社论写好后送宣传部,宣传部长陆定一没通过,他又请示刘少奇,刘少奇也就让宣传部根据会议精神代《人民日报》写一篇社论。

题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写好之后,送给刘少奇、周恩来审阅。

也就在这时,毛泽东回到了北京。

宣传部就把社论又送给毛泽东审阅。

毛泽东一看社论标题,当下就拿起笔来,在社论的清样上写了三个字:

“不看了。”

他后来解释说“骂我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看!”

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是邓拓,社论还是发了。

记实作家叶永烈在《陈云之路》这本书中写道:

“其实,政治局不得不提‘反保守’,是因为不能不照顾毛泽东的意见;至于‘反冒进’,这才是他们的本意。”

二、一九五八年十一下旬的武昌会议期间,毛泽东说:

我们再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变成低调空气。

先搞少一点,如果行,有余力,情况顺利,再加一点。

这有点泼冷水的味道,右倾机会主义了。

现在要减轻点任务,水利建设,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

还有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多少人力财力,这样一来,我看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

死五千万人,你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

要不要搞那么多,你多了也可以,以不死人为原则。

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有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三、纠正一九五八年“五风”工作并不顺利。

毛泽东曾说到这种不顺:

“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想快反而慢。武昌会议时,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已弄清,但根本不执行,等于放屁。”

四、一九五九年的二月下旬,毛泽东赴河北、山东、河南三省调查研究,发现八届六中全会《决议》做出的关于纠正“共产风”的决定精神并未贯彻,“一平、二调、三收款”的现象仍然相当严重。

为此,毛泽东又于二月二十七日三月五日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第二次郑州会议,专门研究纠正“共产风”的问题。

在会议中,毛泽东说:

“从去年9月人民公社成立后,刮起了一股共产风,主要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公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社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都还采用赎买政策,怎么可以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这样做,实际是抢产,没给钱,不是抢是什么?这样下去,一定垮台!”还说:“我代表一千万队长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贯彻,我一个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五、一九五八年的十一月份,毛泽东对搞得吓人的水利建设指标,十分不满,并警告说:那样一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5000万人”,只好说:“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

庐山会议就这样由毛泽东难为其事随机而变,从开始的反“左”变成了反右,保护了说“胡话”的人,从而影响了全国对“左”的错误的纠正。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河南信阳就发生了饿死三十万人事件,这一事件直到一九六零年二月才彻底败露。

19597月庐山会议,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折。

庐山会议前期,纠“左”。

彭德怀意见书印发以后,纠“左”中断了,来了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

本来的困难没有克服,经过这么一搞,更加困难了。

从我看到和听到的情况和材料来看,有多种因素。

一种因素,邓小平对此也讲,彭老总写信、说话,特别是说话,确有不妥当的地方。

当时有人揭发,说他在从北京出发到庐山的火车上讲了这样的话,说:中国问题的严重,困难继续下去,也许只有靠苏联红军帮助我们才能解决了。这种讲法,虽然是气话,但是让毛主席听了这个话不能不反感。

恰在这个时候,驻苏使馆发来一个情报,说苏联的报刊、领导人讲话,指责我们的错误,这些说法同彭德怀的说法又大同小异。

因此引起一种怀疑:

里外互相呼应。

在庐山会议期间,北京留守的只剩下陈毅。

一次,他见到苏联大使尤金。

陈老总说:

“他们都开会去了,就剩下我一个人。”

也不知道尤金是出于什么意思,是否开玩笑,竟说:

“这样你就可以搞政变了。”

陈毅同志很警惕,马上报告毛主席。

社会主义国家的大使,对我们的国家领导人说这样的话,问题尖锐了。

加上会议之前,苏联政府正式通知我们,停止提供原子弹制造的设备。

联系起来看,可是不一般呀。

这些因素不合时宜地加在了一起,促成了毛泽东不得不紧急刹车将庐山的“神仙会”改成了“批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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