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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22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5 点击数:246次 字数:

22

 

3月和4月,毛主席在四川呆了二个多月。

在成都召开了一个重要会议,将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首次引入到政治局,并被正式采用。

19586月,《介绍一个合作社》的文章出现在了党刊《红旗》杂志上。

195861,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的理论刊物《红旗》杂志创刊。

1988616《红旗》杂志停刊。

创办《红旗》杂志,是毛泽东首先倡议的。

早在19583月召开的成都会议上,他就提出了“出版理论刊物”的问题,而此次会议也是毛泽东为发动“大跃进”运动而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

195838,成都会议召开的第一天,毛泽东提出25个问题供与会者讨论。

其中第24个问题就是关于“出版理论刊物问题”。

22日的讲话中,他又着重讲了办刊物的问题,说:

“陈伯达写给我一封信,他原来死也不想办刊物,现在转了一百八十度,同意今年就办,这很好。我们党从前有《向导》、《斗争》、《实话》等杂志,现在有《人民日报》,但没有理论性杂志。原来打算中央、上海各办一个,设立对立面有竞争。现在提倡各省都办,这很好。可以提高理论,活泼思想。各省办的要各有特点。可以大部根据本省说话,但也可以说全国的话,全世界的话,宇宙的话,也可以说太阳、银河的话。”

接着,毛泽东讲了“怕教授”的问题,为此还特意表扬了陈伯达一番,认为陈在这方面有了很大的进步。

他说:

“怕教授,进城以来相当怕,不是藐视他们,而是有无穷的恐惧。看人家一大堆学问,自己好像什么都不行。马克思主义者恐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怕帝国主义,而怕教授,这也是怪事。我看这种精神状态也是奴隶制度、‘谢主隆恩’的残余。我看再不能忍受了。当然不是明天就去打他们一顿,而是要接近他们,教育他们,交朋友。”

现在情况已有转变,标志是陈伯达同志的一篇演说、一封信,一个通知,有破竹之势。他的思想曾萎靡不振,勤奋工作好,但统治宇宙胆子小了。”

其中谈到的陈伯达的“一篇演说”,是指陈伯达于1958310应郭沫若邀请在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的讲话,题目为《厚今薄古,边干边学》。

陈在讲话中说:

哲学社会科学应该跃进,也可以跃进。跃进的方法,就是厚今薄古,边干边学。陈伯达晚年回忆说,此次讲话“是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向社会科学界传达毛主席的观点”,并不是“自己擅自决定的”。

而“一个通知”,是指准备下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必须加强理论队伍和准备创办理论刊物的通知》。

毛泽东对《红旗》杂志非常重视。

早在成都会议上,他就指定由陈伯达担任《红旗》总编辑,后经八届五中全会同意通过。

1958524,也就是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公布出版《红旗》杂志的前一天,毛泽东高度评价了《红旗》发刊词,并批示:

“此件写得很好,可用。”

当天,他在给陈伯达的信中,谈到了为《红旗》题刊头的问题。

他说:

“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检;如不能用,再试写。”

毛泽东一共为《红旗》题写了20多幅刊头,后来从中选出两字作为《红旗》杂志的正式刊头。

红旗》杂志上正式标明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办”,也是毛泽东决定的。

《红旗》编委会的阵荣颇为强大。

第一任编委有邓小平、彭真、王稼祥、张闻天、陆定一、康生、陈伯达、胡乔木、柯庆施、李井泉、舒同、陶铸、王任重、李达、周扬、许立群、胡绳、邓力群、王力、范若愚。

这个编委名单是毛泽东一个一个拟定的。

除了积极参与筹备《红旗》出版的相关事宜外,毛泽东对创刊后的《红旗》杂志也是多加支持的。

他不仅在其创刊号上发表了重要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而且对《红旗》重要的文章或社论文章严格把关,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文章也首先考虑在《红旗》上发表。

198871,《求是》杂志创刊。

同时,《红旗》杂志停刊。

 

全文刊载如下:

介绍一个合作社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

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蓬勃发展。

广大群众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奋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

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

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

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

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

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

除了别的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

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

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

已经普遍使用起来了,应当永远使用下去。

清人龚自珍诗云: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

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

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

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

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于广州

 

                            根据《红旗》杂志一九五八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1〕指中共河南省封丘县委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报告。报告介绍了河南省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2〕这段话原手稿为:“由此看来,我国赶上英美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也就够了。”胡乔木在综合各同志意见时,写了一个建议:“原说十五年赶上英国,现说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二十五年就可以赶上英美,似觉复杂;可否改为:我国赶上英国固然不需要很长时间,就是赶上美国,也不需要从前所想的……。”毛泽东针对这段后的修改写了一段批语,批语全文为:“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的。‘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红旗》杂志发表时,改为现在这个表述。

 

新乡历史:《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前后的应举

19586月,毛泽东在《红旗》杂志创刊号上发表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向全国70多万个合作社推荐封丘县应举社发扬“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的精神。

应举社经过19561957年两年的大干苦干,终于战胜了灾荒,发展了生产力,在一穷二白的大地上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字,画出了最新最美的画图。

应举成为了全国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位于封丘县城西部,1957年全社有204户,1074人,耕地4150亩,牲口140头,常年遭受自然灾害,多户逃荒要饭,卖儿卖女。

 19561957年,应举农业合作社在社长崔希彦,党支部书记崔若谷的带领下,齐心协力,生产自救,战胜灾荒,社员生活水平逐年提高。

中共封丘县委把应举作为先进典型,多次召开现场会,推广应举农业社的工作经验。

1958124《河南日报》刊登通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了严重灾荒》,并配发《一个生产自救的典范》的评论,33,中共新乡地委将中共封丘县委《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的报告,转呈给党中央、毛主席和河南省委。

当时,毛泽东正在南方视察,在由长沙飞往广州的专机上,看到了中共新乡地委呈送的报告,415,毛泽东于广州挥笔写下了著名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在61 出版的《红旗》杂志创刊号上以首篇位置发表,立即在全国引起了巨大震动,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纷纷进驻应举学习取经,应举社成为当时中国农村的一颗新星。

 此后的日子里,应举社的社长崔希彦到京做了多次报告,并多次受奖。

 1993年,封丘县委、县政府在应举隆重举行纪念毛泽东《介绍一个合作社》发表35周年庆祝活动,邀请省市领导、新闻工作者、外地先进村代表等各界人士80多人参加,追怀难忘的历史,共谋发展大计。

毛泽东的名句“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激励应举人民用勤劳的双手描绘更加光辉灿烂的明天。

 韩鸿绪,山西武乡县新寨人,1925年生。

193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建国后,曾任武陟县委书记、封丘县委书记、新乡市委书记等。

1958320,时任封丘县委书记的韩鸿绪写报告介绍了封丘县应举农业社依靠合作社集体的力量,战胜自然灾害改变落后面貌的事迹。

1958415,毛主席著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对苦战两年改变了面貌的河南封丘县应举合作社予以肯定。

1958111毛主席去郑州参加会议,路过新乡车站,约见了包括韩鸿绪在内的原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及十位县委书记。

 19454月至6月,党的七大召开。

毛主席号召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

韩鸿绪等同志离开老根据地,到武陟县开辟新的根据地,韩鸿绪任第八区党委书记,与敌人展开拉锯战。

建国后,韩鸿绪1952年调武陟县任县委副书记,1953年任武陟县委书记,1955年调封丘任县委书记。

后来任内黄县委书记、濮阳县委书记。

1968年,任安阳地区革命委员会副主任,1970年调新乡市任第二书记,197712月到793月任新乡市委书记、革委会主任,主持全面工作。

19793月调任安阳市委书记。

后来接省委组织部通知到中央党校学习,学习后调到周口地区任副书记。

封丘县是一个十年九灾的农业县。

韩鸿绪生活简朴,平易近人,没有架子。

他带县委办公室的同志到应举社蹲点,与社员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共同研究问题解决问题。通过深入试点,取得经验,指导全县工作。

 位处封丘县西部的应举农业生产合作社,环境恶劣,1957年全社有204户,耕地4150亩,牲口140头。

这里地势低凹,土质盐碱,土地贫瘠,历史上十年九灾,是一个吃粮靠供给,花钱靠贷款的穷社。

该社成立于1956年,这第一年老天就来了个下马威,连降滂沱大雨,发生罕见的涝灾,90%的大秋庄稼被淹。

社员们个个垂头丧气,有些社员打算去逃荒要饭。

党支部书记崔若谷和社长崔希彦召开支部会,研究决定发挥集体化的优越性,带领社员们开展生产自救。

他们耐心说服社员,稳定社员情绪。干部和社员同心协力,披星戴月地干,挖沟排水,尽力抢救早秋,该补种的补种,抓紧施加追肥。

通过精心管理,受淹后的秋作物每亩收获了232斤,比合作化前亩产173增收59斤,人均收入比合作化前增加55.1%,公共积累也有所增加。

要是没有合作,土地还是各家各户的,仅要挖沟排水抗涝这一条就办不到,集体经济的抗灾能力远远大于个体经济。

社员们看到了走社会主义合作化道路的优越性,坚定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

 1957年秋,应举农业社又一次受到严峻考验。

特大水灾降临到应举社,秋庄稼被淹3850亩,占总耕地的92.8%

他们并不悲观,因为相信有社会主义农业集体化大道和党的领导,有以往抗灾救灾的经验。

他们在党支部和管委会的领导下,群策群力,决心通过自力更生战胜自然灾害。

他们从实际出发,制订了生产自救措施:养猪集肥、兴修水利,发展副业和根治涝灾。

 先是挖沟、修渠、排涝,抓紧时机尽力抢救早秋作物。

排涝后,抓紧组织劳力多补种红薯、萝卜、蔬菜。

这年秋季收1.7万公斤粮食,3.4万公斤油料等,除去种子、饲料、社员的部分口粮外,经社员同意,将其他粮食、棉花、油料、萝卜、红薯留社统一掌握,留作搞副业的资金和原料。

12万多公斤红薯加工成1.5万公斤粉芡,全部卖给国家,增收8100元,仅这一项收入就全部解决吃返销粮钱,另外又将5000多公斤牲口饲料加工成油550公斤,价值500元,然后把饼加工成豆腐,用豆腐渣和豆浆喂牲口。

对豆饼的精加工增收2500元,动员社员将夏季卖余粮款7500元投资到社里,按信用社利率付息,发展养猪业,增收6000多元。

干部转变工作作风,积极参加生产劳动,带领社员利用冬闲时间积极兴修水利。

寒冬腊月,大雪纷飞,干群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水利工地上,3个多月开挖修建引黄灌渠110条,修建桥梁、闸门90座,为引黄灌溉排涝抗旱,灌溉农田、灌淤压碱创造了有利条件。

应举社干部社员经过艰苦不懈的奋斗,在抗灾自救中做出了显著成绩,农业收入1.23万元,副业收入1.95万元。

这一年不仅没向国家要贷款,反而归还了国家3500元贷款,顺利地渡过了灾荒,家家户户吃上了白馍、饺子和肉。

 应举社在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走社会主义道路,艰苦奋斗两年,充分发挥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苦干、实干、巧干,战胜了自然灾害,人民生活逐步得到了改善。

县委及时总结经验,多次召开现场会,在封丘县推广应举社的先进经验,《河南日报》连篇从不同角度进行报道。

 1958年春天,中南局来了一个通知,要求各县县委书记写一篇调查报告,韩鸿绪根据他在应举合作社蹲点的情况,就让包宗灿执笔写了一篇稿子,经常委会讨论,韩鸿绪最后定稿,定名为《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报到中南局。

中南局又上报中央。

毛主席在由长沙飞往广州的飞机上看到了这份报告,倍加赞赏。

应举社走社会主义道路,发展集体经济,艰苦奋斗、抗灾渡荒的经验和措施,完全符合毛主席“独立自主,勤俭建国”,早日改变一穷二白的面貌的方针,因此毛主席415在广州挥笔写下了雄文《介绍一个合作社》,并以首篇位置刊登于195861《红旗》杂志创刊号上,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

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干部、群众纷纷来应举取经。

19581031,毛主席乘专列经保定、石家庄、邯郸听取了当地领导的汇报。

111下午,新乡地委接到省委通知:

“毛主席赴郑州参加会议,路过新乡将作短暂停留,接见新乡地委主要领导人,并要通知在新乡地区搞调研的田家英同他一齐去郑州开会。”

晚上7点钟,主席专列停在新乡车站。

当时新乡地区正召开新乡地区县委书记会。

过了一会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新乡地委书记耿起昌、专员李炳源、新乡市委书记张苏斌登上列车。

930分,耿起昌带领延津县的苗润生、温县的李树林、原阳县的王九书、封丘县的韩鸿绪、内黄县的杨树勋、济源县的侯书堂、林县的杨贵、濮阳县的王惠民、安阳县的陈春雨、修武县的张洋芹十名县委书记登上列车。

在列车的会议室里,毛主席同大家一一握手。

韩鸿绪为了能够更清楚地看到主席的容貌,聆听主席的教诲,专门坐在主席对面。

主席向大家说明了他想了解哪方面的情况,大家有什么说什么不要拘束,不要光报喜、不报忧,希望大家讲真话。

座谈会在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主席洞察一切,及时发现问题,又不失时机地纠正群众运动中出现的偏差,既不伤害群众的积极性,又委婉地对“左”的倾向进行批评,并指明方向,要求干部们关心群众的生活、劳动和休息,注意工作方法。

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是全国人民的骄傲,中华民族的骄傲,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

对待新生事物要站在积极的方面去支持它,爱护它,不应该站在对立面去反对它、破坏它。

建国后我们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领导下建立起完整的工业体系,尤其是中国的钢铁工业体系,没有这个钢铁工业体系,就不可能拉动电力、探矿、采矿、煤炭业、炼焦工业、铁路交通事业的发展。

在短短的时间内有了两弹一星,我国在19711025联大第26届会议第2758号决议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席位,留下这个和平建设的时间和空间。

希望青年人不要盲从,应多读些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真实历史,努力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全面理解毛主席,为中国的美好未来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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