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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奠定 21
本章来自《红都女皇》 作者:Kyle
发表时间:2016-02-15 点击数:241次 字数:

21

 

江青说:

“我不是特别聪明,但我经历了实际斗争。”

接着,她补充说:

“革命者的革命的两手,每每不敌反革命分子的反革命的两手。”

江青说她通常在这方面总是“笨手笨脚”的。

中共历史上所发生的十次路线斗争,尽管斗争的对象不同,但斗争始终不是目的。

斗争的目的是团结。

毛泽东始终想团结这些跟他有过“路线”争斗的人,可结果依旧是“事与愿违”。

毛泽东曾留下一句话:

两条路线的斗争今后仍旧会继续下去,而且是每五到十年就会发生一次。

毛泽东的担心不是不无道理的。

果真后来就有中共领导人想将“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资本主义金科玉律写进中国共产党的党章里。

但却遭到了绝大多数中共党员的反对。

这才不得不换了一件“中国特色”的外衣,将资本主义继续发扬光大下去。

文化大革命的快速发展,使江青也很快地进入了全国的聚光灯下。

在叙述国内政治事件时,她将重点放在了1958年。

1958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党的十点工作方法》的讲话,接下开始视察农村。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右派对毛主席攻击、诋毁的主要问题。

他们对毛主席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多次谈话根本不顾,而是捕风捉影、胡编乱造地进行污蔑和攻击。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传》,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的,薄一波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张宏志教授著《还清白于毛泽东》等著述提供的大量事实,有利于我们了解真相。

 

关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时期(195810月至19596月),毛主席召开的会议和谈话的重点摘记中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一、   人民公社化和大跃进动起来以后,毛主席头脑是清醒的,冷静的。

他最早发现了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最早开始调查研究纠正“左”的错误;而且对纠正错误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措施。

如薄一波所说:

“如果不是毛泽东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

二、   在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分析问题的性质,不仅提出具体政策,而且从理论上加以概括、说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关于人民公社问题的理论、政策都是那时确定的,以后人民公社的发展完全是按照当时定的理论、政策发展的。

大跃进时期纠正错误中提出的一些指导思想对以后的经济建设也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三、   毛主席在指导运动中的实事求是态度和群众路线作风很值得我们学习。

当时提出的纠正错误的办法、措施都是经过多次和省、市、区党委书记交换意见,并深入地委、县委、公社党委以至生产队长听取意见,反复商议,再通过中央会议形成决议。

而且强调政策要直接和基层干部见面,贯彻会议要召开省、地、县、区、公社、大队六级干部会。

毛主席写信也是直接写给六级干部。

这对于正确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是有重大意义的。

关于人民公社和大跃进运动中毛主席谈话摘记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中,毛主席是清醒的,冷静的。

薄一波说:

“在一片‘胜利冲昏头脑’的气氛下,毛主席虽然赞赏‘六亿神州尽舜尧’那热气腾腾的局面,却最先冷静了下来。从10月份开始到各地调查研究”。(薄一波:回顾807页)

据《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回忆,大跃进时期毛主席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人民日报》和新华社敢于抵制“五风”(官僚主义、强迫命令、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不登“五风”文章,不发“五风”消息,“一定要卡死”。

“对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粮、菜、肉三自给,不要登报,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

“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

还指示:

“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有余地。”

19588月下旬,在北戴河会议期间毛主席找吴冷西、胡乔木谈话,指出“《人民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是舆论机关,不要讲过头的话,对外宣传如此,对内宣传也如此。” 

(吴冷西  《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  63-64页)

1958112-10 第一次郑州会议

195810月开始,毛主席到天津、河北、山东等地调查研究,和当地负责人谈话。

曾和天津、保定地委、唐县、安国、正定县委负责人谈话,了解情况。

同时,派吴冷西、田家英、陈伯达、张春桥到河南调查。

调查后到郑州,参加郑州会议。

毛主席在郑州会议上讲话说:

“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要取消商业。每个人民公社除生产粮食外,必须大量生产经济作物,能够赚钱的,能够交换的,有农业品、有工业品,总之是生产商品。”

关于家庭问题,吴之圃反映:

“有的干部提出,在共产主义实现以前就消灭家庭。”

毛主席说:

“现在不是消灭家庭,是消灭家长制。”“废除家长制,肯定不是废除家庭制度”。

关于十年规划纲要,吴之圃说:

第二个题目是“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

毛主席说:

“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们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传889-890页)

毛主席提出三个问题要大家研究。

第一个问题,什么叫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

什么叫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

实现这些过渡需要什么条件,需要多长时间?

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问题,他提醒大家“我们一定不要冒险。”(毛传892页),

围绕纠正左倾错误,他就家庭问题、商品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高指标问题、工作方法问题讲了话。

还给中央、省、地县各级党委写了《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

十一月七日,做出《郑州会议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

十一月十日,毛主席两次讲话,讲到商品生产时,他说:

“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现在是国家同人民公社做生意,早已排除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家发展商品生产。”(毛传 898页)

19581121-27日在武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武昌会议围绕人民公社问题和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问题,着重讨论了浮夸风和高指标问题。

会议开始毛主席讲了八个问题。

他担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干部中存在一种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趋势。

他说:

“我们现在是一穷二白,五亿多农民,人均年收入不到八十元,是不是穷得要命?我们现在吹得太大了,我看是不合事实,没有反映客观实际。”“我们要谨慎。”(毛传 901页)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纲要,他说:

“那些数字根据不足,放两年再说,勿务虚名而得实祸,虚名也得不了,说你中国人吹牛。”

关于1959年的任务,他说:

“工业任务、水利任务、粮食任务都要适当压缩,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压得太重。我们这一次唱个低调,把脑筋压缩一下,把空气压成固体空气。胡琴不能拉得太紧,拉得太紧就有断弦的危险。”(毛传 901页)

对钢的指标,他说:

“北戴河会议定2700-3000万吨,……3000万吨,要不要那么多?

能不能搞那么多?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有没有危险?”

对此,薄一波说:

“翻一番没有问题,比较稳妥。”

薄一波在《回顾》一书中说:

“毛主席非常关心这件事情,夜不能寐。他提出,不是30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经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召集七个协作区组长开会,问他们,翻一番是否可靠?反复问他们1800万吨靠不靠得住?”

毛主席还说:

“前天晚上,富春、一波、王鹤寿、赵尔陆他们已睡着了,我从被窝把他们几个同志拖起来,就是讲不是什么3000万吨有无把握问题,而是1800万吨有无把握的问题。……究竟1800万吨有无把握,我们所得的根据不足。从前别人反我的冒进,现在我反人家的冒进。”(毛传902-903页)

毛主席还专门讲了“作假问题”,他建议在人民公社决议里把反对“作假问题”专门写一条。……现在的严重问题是,不仅下面作假,而且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毛传 904页)

11281210,在武昌举行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草案)》(毛传 908页)

以上是大跃进刚发动起来,195810月至12月的讲话。

195912622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

这次会议各项指标仍然居高不下,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

对定的指标,毛主席说:

“武昌会议定的指标难以完成。我当时说完不成拉倒。我从来就说,我们的的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要观察,有待证明。”

据薄一波回忆:

“那时,一些同志对降低指标有抵触情绪,认为陈云同志‘右倾’。而毛主席是有心改变高指标的,他赏识陈云的见解,要陈云同志讲话。陈云同志那时候还不摸底,以为毛主席要他作检讨,陈云在会上就压低指标问题作自我批评。”

薄一波还回忆说:

“因而,北京会议上基本上维持了武昌会议的指标,未能作出进一步的调整。”(毛传 910页)

22735,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二次郑州会议)

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了,毛主席的心情一点也没有轻松,他感到很烦恼,睡不着觉。

有一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1958年农业大丰收,为什么从1月开始,特别2月,全国发生了缺粮、缺油风潮。

大中城市蔬菜供应很少,肉也很少,他百思不得其解。

正在这时,一个材料送到他手里,是广东省转发的省委书记处书记赵紫阳关于雷南县干部大会解决粮食问题的报告。

报告说,雷南县去年晚造生产有很大跃进,年底却出现粮食紧张的不正常现象,结果查出瞒产私分的粮食七千万斤。

雷南县的经验证明,目前农村有大量粮食,粮食紧张完全是假象,是生产队瞒产私分造成的。

毛主席看了这个报告,认为找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中央批转了广东的报告,毛主席写了按语,并分析了生产队瞒产私分的原因。 (毛传910-911

223,毛主席带着这个问题南下,沿路同河北、天津负责人刘子厚、解学泰、张明河、万晓塘、李耕涛、山东负责人舒同、秘书长吴建谈话。

还和山东历城县委第一书记、一个公社党委书记、一个管理处总支书记、一个生产队长和几个基层干部谈话。

226,到郑州和省委第一书记吴之圃谈话。

又同河南省四位地委负责人一起谈话。

毛主席说:

“公社有穷队,中等队、富队三种,现在公社所有制,基本上是队的所有制,即原来老社的所有制,现在的公社,实际上是‘联邦政府’。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要逐步形成的。调多了产品,瞒产私分,又对又不对,本位主义基本合法。穷队挖富队不好,他们都是劳动者。人为地抽肥补瘦,就是无偿地剥夺一部分劳动者的劳动产品给穷队。多劳动多得,少劳动少得就积极起来了。瞒产是有原因的,怕‘共产’,怕外调。农民拼命瞒产是个所有制问题。本位主义是怕调,这种本位主义是对的”。

至此,毛主席点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点出了农民瞒产私分的本质。

毛主席说:

“公社办工业不要太多。批评了银行将贷款统统收回是错误的。”毛主席的讲话得到了河南省委负责人和地委书记的赞同。(毛传 921-923页)

227在郑州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即第二次郑州会议

毛主席关于召集这次会议说:

“‘右倾’不是我一个人,山西同志也相当‘右倾’,山西我没有去。我一到天津,天津同志也‘右倾’,刘子厚跟我差不多。我到了山东,就听说吕鸿宾先‘左倾’,后来‘右倾’了。还有李先念他也觉得过去‘右倾’不够。我一到河南,河南赞成我这个‘右倾’。我26号晚上就见了他们,跟他们一吹,我就有劲了,我才敢于下决心召集这次会议。”

会议第一天,毛主席发表了长篇讲话。

他说:

“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还没有解决。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农产品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请你们想一想,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应当透过现象看到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但是,我认为主要应从我们对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面去寻找答案。”

他批评一些领导干部说:

“他们误认为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为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为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为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平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和广大农民关系中一个最基本的问题。”

他说: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以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三是共各种产。”还讲了公社三级所有问题。(毛传;915-917页)

会议的第二天(28日)他说:

“去年九月起,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我们的手伸得太长了,我们有个很大的‘冒进主义’。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的,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

关于反对本位主义的问题,他说:

“没有出北京之前,我也赞成反对本位主义,但我走了三个省就基本上不赞成反本位主义了。不是本位主义,而是他维护正当权利。产品是他生产的,是他所有,他是以瞒产私分抵抗你。幸得有此一举,如果不瞒产私分,那多危险,那不都拿走了。”因为对上述意见有些人思想不通,毛主席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建议会议延长两天,再商量,再交换意见。(毛传:917-918页)

31毛主席讲话强调了所有制问题,等价交换、按劳分配问题。肯定瞒产私分合理性,并作自我批评。

毛主席说:

“要从所有制方面解决问题。现在是一平二调三收款,这样一来,统统违反按劳分配原则,否定价值法则,否定等价交换。”还指出:“基础是生产队,你不从这一点说,什么拉平,什么过分集中,就没有理论基础了。”

他说:

“六中全会到现在,两个半月,基本没有实行。人民公社决议,没有阻止一平二调三收款这股风。开头我放炮,一定要那样,要紧张一天半,不然板不过来。原先心里想共产多了,想个人少了,就是这个弯子。现在我们取消本位主义的帽子,反对平均主义思想,过分集中思想。这两个东西是冒险的,它的性质是冒险主义。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他幸得瞒产。”

王任重说:

“省委的责任就是政策不明确。”

毛主席说:

“我的思想就不明确。主要责任中央担,没有说清楚这个事,以为一篇决议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34凌晨4时半,毛主席再次给刘少奇、邓小平写信:

“鉴于河南六级干部会议开法有极大利益,不集中开一次,领导不很强,全省区不能迅速做出一个统一的决定,而这种统一决定是十分必要的。已是三月了,春耕在即,这个问题不在三月上半月解决,将遇到大损失,我担心苏联合作化时期大破坏现象可能在我国到来。我国过去几年合作化讲步骤,无破坏。这次公社化,仍然必须讲步骤,避免破坏”。(毛传:917-919页)

毛主席讲话,概括十四句话:

“统一领导,队为基础;分级管理,权力下放;三级核算,各计盈亏;分配计划,由社决定;适当积累,合理调剂;物资劳动,等价交换;按劳分配,承认差别;”

这十四句话成为制止“共产风”,整顿和建设人民公社的基本政策。

此后,人民公社一直是按照这一政策成长的。

应该说,现在看来这些政策也是正确的。

32晚,毛主席说:

“头一天我把炮一放,他们一晚不睡觉,心里硬是转不过,第二天就开始转过来了。河南这些干部也是这样,头一天放炮,大吃一惊,弯子转得太陡了。‘倒退’‘右倾’‘不要共产主义’‘富农路线’这些帽子都给我安上了。”

刘少奇说:

“他们今天的心情转变过来了,昨天还有抵触情绪。”(毛传:920页)

王任重日记对这一段有记载,可反映与会者的思想变化,摘记如下:

28日下午到郑州,晚上主席找我们七个人谈话,柯庆施、陶铸、曾希圣、江渭清、周小舟和我,还有李井泉。

主席谈话象丢了一个炸弹,使人一惊,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

1日上午继续开会,由小平同志主持讨论,看来大家还有相当大的抵触情绪,怕变来变去影响生产。

当天下午主席又找大家一起谈,从下午一点谈到晚上九点多钟,就在这一天午饭后,我睡了一觉起来,思想开朗了,觉悟到主席抓住了根本问题,关键问题,而我们是直线,抓的是枝节问题,是改良主义的修修补补的办法,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这次主席谈话,我们几个人跟他唱反调,再一次证明我们的思想水平低,相差太远。”

2日晚上,主席又找大家去,当面宣布几项结论,征求大家意见。

大家都同意了,是真同意了。

他为了察言观色,让我们坐在他对面。

在这两天主席写了三封信,申述了他的主张,要各省开六级干部大会。

看来主席抓得很紧。”(毛传:921)

35,毛主席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又增加了一些省市领导人。

毛主席在讲话中又说了一些分量很重的话,简直不留余地的话,强烈地表达了他纠正“共产风”的决心。

毛主席说:

“我现在代表五亿农民和一千多万基层干部说话,搞‘右倾机会主义’,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非贯彻不可。你们如果不一起同我‘右倾’,那么我一个人‘右倾’到底,一直到开除党籍。”

又说:“因为我要把问题讲彻底,所以一些不好听的话都讲了出来,比如什么抢产之类。整社五个月,时间过去了三个月,做了一些改良的工作,没有搞出根本彻底的办法。

谢谢五亿农民瞒产私分,坚决抵抗,就是这些事情推动了我,我就想一想。

现在的问题是跟公社特别是公社这一级,要使他们懂得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这是个客观规律,违犯它,要碰得头破血流。

我们对农民唯一的办法是等价交换,买卖关系。

公社内部买卖关系,三级之间买卖关系,社与社、队与队之间买卖关系,做生意,等价交换。”

毛主席在二月二十七讲话中,做了自我批评,对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承担了责任。

后来在大家的要求下删除了这些话。

在郑州的那些日日夜夜里,他的全部心思都倾注到纠正错误扭转局势之中。

他虽然还没有能够找到丰年闹春荒的真正原因所在,他却通过有些地方瞒产私分这个现象,发现了一个最根本性质的问题,即公社所有制问题,并且很快提出一套解决问题的方针、办法和理论。

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头脑仍然发热的情况下,毛主席能比较冷静,走在纠“左”的前列。

他克服重重阻力,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坚决贯彻自己的主张,包括纠正他自己曾经认可的看法。

会议关于建设和整顿人民公社的十四句话,就是根据这些思想提出来的,这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集中成果。

纠正“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确定以生产队即原来的高级社为基础,在公社内部实行等价交换原则,取消一县一社的体制等,这一系列决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是对原先设想的那个“一大二公”的大公社在一定程度上的否定。

在纠正 “左”的问题上,第二次郑州会议比前两次会议迈出更大的步伐。

如薄一波回忆所说:

“如果不是毛主席从纷繁的事物中找出人民公社的症结所在,我们的事业可能被“共产风”所葬送”。(毛传:921-923页)

第二次郑州会议后,按照统一部署,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召开了六级干部会,贯彻大会精神。

毛主席继续深入各地调查研究。看了一些地方的报告,又给各省市区党委写信,强调六级干部会议宜早不宜迟。指出:

“把方针一放,几天功夫,情况就会明白了,思想就会弄通了。会议早开早结束,于农时也有利。”(毛传:932-933页)

195932541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议题有工业问题、人民公社问题、国家机构组成问题。

会议开始,毛主席就人民公社问题讲话,提出了十二个问题要大家讨论。

其中讲到小队部分所有制问题,他说:

“小队的部分所有制,有几个省充分注意了,有些省还没有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小队搞不好,公社也不行,因为事情都要通过小队去办。”

关于算账问题,他说:

“我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讲一般不算账,实际上是某一些不算,另有许多非算不可。主张不算账的是什么人呢?第一是公社党委,第二是穷队,第三是县委。这些是得便宜的,可下面就要算。我是站在算账派这一面的。算账有个好处,可以训炼我们的干部。”

330,他进一步指出:

“旧账一般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里面去了的,不对,应改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使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毛传:935-936页)

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三个问题(修正稿)》。这个文件在八届七中全会通过。

对工业问题,毛主席说:

“搞了十年工业,积累了十年经验,还不晓得一套一套要抓。安排了九十八套(指大中型轧钢机),二月底还报可完成三十一套,结果只搞了十六套,还有一部分配不齐全,这是什么人办工业,是大少爷。现在工业要出“秦始皇”,我看你们搞工业的人不狠,老是讲仁义道德,搞那么多仁义道德,结果一事无成。” 

又说:

“何必那么忙,急得要死,一定要搞一千多项,又搞不成。搞成我赞成,问题是你搞不成。从前讲轻重缓急,现在讲重重急急,要排队,算得一点经验了,重中有重,急中有急。”(毛传:937-938页)

会议最后一天,毛主席以“工作方法问题”为题讲话,他说:

“现在有些同志不多谋,也不善断,是少谋武断。”

一月上旬我召集的那个会,陈云讲了,他估计完不成(指1959年钢产量1800万吨)。

这种话应该听。

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

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

还有,前天同胡乔木谈话,他冒出这么一个消息来:去年12月武昌会议公报不是乔木搞吗?

陈云向乔木建议是不是粮、棉、钢、煤的大指标暂且不说,看一看。

而乔木也不反映,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全会都通过了,还要变更,恐怕不是真理吧。

这种话武昌那个时候我就不知道。

去年十二月份,今年一月、二月、三月,过了几个月,四月二日乔木才告诉我。

乔木这个人在这方面是个诚实人,他想起来陈云提过,他挡回去了。

大会都通过了,你来变更?

这里有个观点不正确,有时大会也可以搞错误,而大会中间的一个人或两个人是正确的。往往是那样。”(毛传:939-940页)

他说:

“武昌会议发表一九五九年粮、棉、钢、煤四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陈云一个人。一月上旬也是他正确,不是别个同志正确,别个同志不善谋。所谓善谋,就是跟我们这些人谈一谈,交换交换意见。多谋,各方面的意见集中,各方面的分析明确了、恰当了,然后才能得到善断。”

讲到观察形势问题时,他说:

“善于观察形势,脑筋不要硬化,形势不对了,就要有点嗅觉,嗅政治形势,嗅经济形势、嗅思想动态。北戴河会议以后,我们的计划工作一直被动,自己毫无主动。武昌会议被迫由三千万吨搞成二千万吨。北戴河会议决议是大会通过的,通过之后我看了一下,我也有责任,我没有提意见。但到武汉我就改了,我说不行了。我经过河北,经过河南,特别是经过河南郑州会议,形势不对了,我就提出降低一千万吨只搞二千万吨或者‘还少一点’。”

毛主席还讲了“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的问题。(毛传:940-941页)

1959418-28日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卸去了国家主席职务。

八届七中全会刚刚开过,就收到了国务院秘书厅整理的,反映山东、江苏、河南、河北、安徽五省缺粮情况的报告。

还有中央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十五省春荒缺粮情况统计表。

四月十七日,毛主席看了这两个材料即批示给周总理,请他将这两个材料“在三日内,用飞机送到十五省委第一书记手中,请他们迅即处理,以救2517万人的暂时(两个月)紧急危机。”

同时要总理“找人大代表中十五省在京开会代表谈一次(着重五省),每人发一份文件。”(毛传:942-943页)

四月二十六日接内务部报告,称:

“河南、河北春荒已经停止发展,山东的农民外流现象大部分已经停止,浮肿病现象开始下降,但少数地区春荒仍在发展。”毛主席批示,要求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务必采取措施,妥善安排,渡过春荒,安全的接上麦收和早稻,多种瓜菜,注意有吃而又省吃,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千万不可大意。”(毛传 943页)

四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写了一封《党内通信》,发给省、地、县、社、队、小队六级干部,直接捅到最基层。

信征求了其他中央领导人和一些省市领导人的意见。

信中针对农村工作中的问题,谈了六大问题;包产问题、密植问题、节约粮食问题、播种面积要多的问题、机械化问题、讲真话问题。指出了影响农业生产的几个要害问题。

中心思想就是一定要实事求是。

在讲真话问题中指出:

“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对各项增产措施,对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以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也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讲话一定不可讲。”

毛主席最后写道: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意在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毛传:944-955页)

《党内通信》之后,五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业的五条紧急指示》和《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这样人民公社的各项政策都已明确,这对帮助农民渡过粮荒,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对工业方面问题,毛主席委托陈云进一步研究钢产指标问题。总的精神是:

“稳定阵地再前进,免得继续被动。”

五月十五日,陈云给毛主席写信,汇报了钢铁生产指标的调查情况。

六月三十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工农业生产和市场问题。

会议正式决定,将一九五九年的钢产指标降到一千三百万吨,基本建设指标也大大压缩。

毛主席讲话说:

“本来是一些好事,因为指标那么一高,每天处于被动。工业指标、农业指标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认识不足。”“工业也好,农业也好,指标我们都是同意了的。比如去年武昌会议的两千万吨钢。到今年一月,有些同志以陈云为代表,提出两千万吨难以完成。可是那个时候还难以改变。因为还是一月,人们还想大干一番。那个时候可以转一下,比较主动些。但是要完成上海会议的一千六百五十万吨的指标不可能,完成现在的一千三百万吨也不可能。世界上的人,自己不碰钉子,没有经验,总是不转弯。”

他说:

“今年根本不要理那个一万零五百亿斤(指粮食计划产量)。就是按照去年的实际产量只增加一成,二成、三成。听说包产的结果是六千亿斤,但是我看,我们的日子还是放在四千八百亿斤。”“那么高的指标,吹了,不要了。我们自己立一个菩萨,就在那里迷信这个菩萨。要破除迷信。什么两千万吨钢,多少万担棉花,根本不理。一个时候,我们自己头脑发昏。”明年的工业指标切记不可高,我看大体就是今年的指标,低一点也可以。”(毛传:948-949)

他说:

“许多问题是料不到的。谁知道吹共产风,根本不管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一办公社,‘共产风’就吹起来了,没有料到。现在落实到一千三百万吨钢,我也没有料到。许多事情是料不到的,去年大丰收,今年大紧张,也没有料到。要随时注意新问题,发现新问题。虽然出了这么多乱子,但最大的成绩是自去年北戴河会议以来,各级党委注意搞经济了。”

毛主席最后说:

“我到井冈山,头一仗就是打败仗。这是一个好经验,吃了亏了嘛。”

据吴冷西回忆说:

“我特别注意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

从去年十一月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主席多次作自我批评但像这次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

这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也得承担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周总理和富春同志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毛传:949-950页)

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报刊宣传对浮夸风和“共产风”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提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等一些错误口号,毛主席在六月十三日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

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进行了讨论。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后指出:

“我们不能务虚名而得到实祸,现在宣传上要转,非转不可。”

(毛传950页)

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召开前,在半年多时间,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时刻关注着形势的发展,要尽力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沿着健康的轨道发展。

毛主席克服重重阻力,果断地、大刀阔斧地调整政策和生产指标,使它们尽量符合实际,符合群众的利益。

通过半年多的纠“左”,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在一些重要方面,刹住了“左”的思潮泛滥,使经济混乱的情况有了改变,使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问题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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